人物|好人蔡元培
蔡元培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北京大学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联系在一起，诚然，这是蔡元培的卓著功勋，但以此标签化蔡元培，却也太过简单了。
蔡元培首先是一个好人，在亲朋好友的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发过火，总是一副谦虚和善的面容，连说话的声音都很低沉，按他夫人的话说就是：“蔡先生这人真是好伺候，饭烧好了也吃，饭烧煳了也吃。”
不过，历史记住的却不是蔡元培的“好”，而是他的革命家身份。但他的“好”却让自诩为最激烈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也对他礼让有加，可见其“好”之程度。
蔡元培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实打实的兵戎相见。在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林语堂还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他有一次到北大请蔡元培为自己的一部书写序——对这种请求，蔡元培是从不拒绝的——当林语堂来到蔡元培办公室的时候，他惊呆了，只见校长候客室的正中有一个玻璃架，架子里放的都是炸弹和手榴弹。原来，蔡元培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为革命党人采购这些武器。
蔡元培的“好”遮盖不住他身上的锋芒，这种锋芒在很多时候虽然是无形的，但足够让一切自大的人赧颜。林语堂曾亲眼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是怎样被蔡元培的锋芒震慑住的：
伦敦举行伯灵顿中国名画展览，派两三位代表来南京和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蔡先生当然参与其事。外国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你说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地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是口口客气地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不说了，他若有所觉，有点怕了，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没有。这是中国人的涵养反映别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伯希和当然怕得有理。蔡元培曾为清朝进士，官居翰林院编修，对于旧学新学，皆有很深造诣，他能慧眼识出各派人物身上的才学和本事。自身没有对学问的极高眼光，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探查蔡元培的学问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他虽然没有留下太多学术著作，但单看一鳞半爪，已经让人叹服不已。
蔡元培学问精深，但他更为人称道的是对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尊重。
蔡元培和他聘请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间关系相当友好，但是两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却大相径庭。蔡元培代表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派”，力图把小说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考证“本事”；胡适代表红学研究中的“考据派”，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蔡元培的“索隐派”在学术上遭到了胡适的痛击，胡适甚至讽刺蔡元培的研究方法为“大笨伯猜笨谜”，这对向来温文尔雅的胡适来说，用词可谓相当尖刻了，尤其是针对十分欣赏自己的校长蔡元培。但是，蔡元培并没有因此而和胡适交恶，相反，他还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对手找材料。胡适为了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身世，急需找一本清朝人写的《四松堂集》，但是各处寻觅均难以得到，最后竟然是蔡元培帮他找到了。在论辩中苦心为自己的对手寻找利于对手的资料，蔡元培的风格已经不是简单的“好”了，而是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尚。
△北大红楼
蔡元培不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也不是在北大当校长时间最长的，但世人知道的北大校长，往往只有蔡元培一人，仿佛北大只有这一位真正的校长似的。
蔡元培和教育的缘分不是从北大开始的，当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任命的各部部长都是当时国内各行业的顶尖人物，虽然如此，各界对具体人选仍有微词，不过，没有人对这个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有任何意见。论资历，没人比这位前清翰林更老更高，论学问，没人比蔡元培更广博，论革命历史，没人比蔡元培更坚决更光荣。所以，即使在袁世凯窃国之后，仍然保留了蔡元培的教育部长职位，但蔡元培早就看透了袁世凯的野心，很快辞职远走，一头扎到欧洲留学去了。他可能是史上最有趣的留学生，以前教育部长的身份到了欧洲，而四十多岁的他因为怕校方拒收大龄学生，竟瞒报了年岁，他瞒报得还不少，年龄一栏他填的是三十五岁。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宣布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政治地位也恢复了，而黎元洪真正向革命党人妥协的事情是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安排，但对于蔡元培的救国理想来说，已经是相当好的机会。他答应了。
蔡元培的委任状下达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到北大去上任，而是三顾茅庐，请上海的陈独秀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学生们还没等到蔡元培，却先等到了蔡元培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命令。明眼人一看此举就明白了蔡元培的立场。
因为有了蔡元培，北大恢复了教育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功能，从此以后，无论政府的兴亡与否，中国的精神命脉再也不会断了。
蔡元培不是唯一一个终老于香港的民国名人，却是香港土地收容的第一个伟大的灵魂。
1929年，对六十一岁的蔡元培来说，这一年不是寻常的一年，他的第三个儿子蔡怀新在5月1日出生了，而他本人在8月获准辞去监察院长的职务。这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前者象征着他个人生活的幸福，后者则最后一次表明他一贯以来的政治态度，那就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只要和自己的人格理想不符的职务，哪怕再高也要拒绝。这个监察院长的职位是已经当权的蒋介石强加给他的，而他在看清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后，毅然辞去了这个他实际上从未到任的大官位。
蔡元培虽然辞去了粉饰太平的监察院长的职务，但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这一方面是众望所归，另一方面和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初衷是一样的，即为培育中国的学术命脉而献身——这个职位如果落入当时的党人之手，学术局面恐怕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1937年12月，日军已相继攻陷南京、杭州等各大城市，国民政府西迁。六十九岁的蔡元培当然不会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作，但也不愿和蒋介石的国民党纠缠在一起，所以他携全家迁往香港。这时候，所有熟悉蔡元培的人都认为他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因为他生性谦和仁厚，人人都愿意他长寿，和国家一起渡过这场劫难。但是，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比列宁还大两岁的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蔡元培留在香港的晚年看起来不是寂寞的，因为虽然远离内地，但亲友下属仍然常来探望谈心，他仍像以前一样微笑地接待，并时时出席演讲会，为国家民族疾呼。但是，这段晚年的时光实际上并不比他人生的任何时候更幸福，接连的病痛和感情的刺激让这个老好人经常陷入难以自拔的苦痛中。
△鲁迅、萧伯纳与蔡元培
在到达香港的前一年，蔡元培的知交好友鲁迅因病去世，这对蔡元培的内心是很大的打击，因为和蔡元培抱持相同理想的人本已不多。鲁迅是他一直帮助提携起来的同乡，并在他的注目中走到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作为鲁迅的长辈，蔡元培看到了鲁迅的死和事业的未竟，内心是沉痛的，这可以从他写给鲁迅的著名挽联中看出来：
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鲁迅的死给蔡元培的打击是理想上的，而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的死给他的打击是全身心的，也是致命的。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不慎摔倒，紧急住院后，虽经香港各家名医诊治，终因年迈体衰而于3月5日病逝。
蔡元培就这样长眠于香港的土地上。对于一个对中国有极大贡献的人，这样远离故土的安葬似乎有些遗憾，但对于一个思想上永远的自由主义者，远离各派政治的纷扰，安眠于香港，似乎又是最好的归宿。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6月上）
稿件来源：《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