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留美与留日：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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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是一位北大毕业生。他1922年在北大法科毕业后，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当时，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
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他这段回忆非常形象。留日与留美，虽然都是出国留学，却几乎是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
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大作家马克·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而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回国后，这批留美幼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但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廷在北京三次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次有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到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但在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的日本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以完败告终，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痛定思痛之后，清政府也意识到再闭关自守将亡国灭种，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势不可遏，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潮流，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此时的中日交往成为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
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一方面，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他们认为，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有利于将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
对中国人来说，大规模到日本留学，有两个现实的原因。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即使不懂日语，到日本也可以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但是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二是到日本留学，比到美国便宜很多，只需要从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
留日与留美，不仅是求学目的地的不同，更是人生道路的不同。留美的学生以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居多，而留日学生，则更喜欢从事政治。在政界、军界，留日出身的名人比例远高于留美生，而留美出身的大学教授、工程师又远多于留日学生。
中国留美生在科技学术界的影响十分突出。在二三十年代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有223名科学家曾有海外留学经历，占总数的88%。其中留学日本的只有17人，排在第五，占7.6%；留学美国的位居首位，共124人，占55.6%。
和留美学生多集中在文、理、医等基础学科不同，赴日留学的人，最喜欢的学科是法政，其次是师范。另外，军事也是受青睐的专业，如蒋介石读的就是军校。事实上，留日学生不但日后从政的更多，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大多也已经参与政治了。
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生更多是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更大。以赵元任为例，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成绩是第2名，同年8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除了主课，他还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他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士学位，但却没有回国，而是继续深造。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1917年归国，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没有来得及答辩。赵元任没有像胡适那样热切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他老老实实地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任教。在学术层面上，他可以做到和同时代美国教授一样出色。相比之下，赴日留学的学生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在学术上如此出众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作家非常出色，但依赖的其实是母语写作天赋。
留日的学生，受革命思想影响很大，大多愤世嫉俗，即使是搞文艺，也是“创造社”那种，需要浪漫与夸张。而留英美的学生，则受到自由主义影响，主张宽容与生活品味，即使是搞文艺，也是“新月派”那种，更尊重个人价值。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6月下）
稿件来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