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北京知青王岐山和他的伙伴
1969年元月，康坪村的村民们都忙着做年茶饭准备过春节。有一天，生产队长韩志厚带着几个社员，吆着驴拉车去了公社。韩队长是个老八路，他听说公社要派知青来村里插队，心里有些不愿意。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来了人就要张口吃饭，生产队的口粮有限，现在又是冬天没活干，等于要白吃白喝好几个月哩！到了公社之后，韩队长发现自己来迟了，因为别的生产队已经将身体好的知青领走了，只剩下几个身体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知青，韩队长自然不高兴。但不管高兴不高兴，公社的干部给他发话了：“给康坪分来14个知青，你领回去。”韩队长看到这十几个娃娃站在公社院子里，个个冷得发抖，一下子心疼了。可当时他想：这些娃娃一个个穿得薄忽闪闪的，往后咋干活哩？韩队长让与他同来的几个人把大家的行李都装上驴车，这时候，一个瘦高个走过来说：“我叫王岐山，您是韩队长吧？”韩队长“嗯”了一声，就再没了言语。这时，王岐山从接知青的社员手里要过拉驴的缰绳说，我来拉吧。走了一段路，韩队长看到王岐山把驴车拉得有模有样，心里一下子就高兴了。
知青们问韩队长，咱康坪村都有啥？韩队长觉得不好回答这句话。说啥都没有，是个穷村子，这样说，怕把知青们吓走了，还要挨公社干部的批评；说啥都有，这不是欺骗这些年轻娃娃。最后，韩队长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到了村上你们就晓得了。一走进康坪村，知青们全傻了眼。眼前的康坪村，除了几根冒烟的烟囱和光秃秃的大山之外，什么都没有。知青们站在村边的大路上，面面相觑，感到有些失落。
刚进村，一些碎娃娃、后生和年轻女子们聚在硷畔上。一开始，村里的人都听不懂北京话，大家都来看热闹，有人还直白地说：“是来看这些北京娃娃哭鼻子的。”事实上，当知青们看到村子是这样一种景象，还真的想哭。当天晚上，几个女知青真的哭了。她们说，到老乡家去吃饭，窑洞里黑乎乎的。吃饭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儿做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怪味儿。面对这样的环境，王岐山把知青们叫到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没完没了。到最后，王岐山开讲了。他说：“既然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那就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样，是一个胜利。今后，谁当了逃兵，就是给咱知青丢脸！”王岐山的一席话说得所有知青都不做声。接着，他又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我去韩队长家吃派饭，全家人拣最好吃的给我吃。人家从心里把咱当尊贵客人看，我心里很愧疚。我们知青到了村里，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康坪村，要成为康坪村的一个社员。从明天起，我们吃了谁家的派饭，就要帮谁家干活。首先要学会和社员进行交流，主动跟社员们学说陕北话。”
知青们在王岐山的鼓励下，第二天便主动到各家各户去帮忙。没过三天，大家基本熟悉了康坪村的情况。
这个时候，生产队的主要劳动是给地里送粪。王岐山到韩队长家提出知青也要去送粪，韩队长开始有些犹豫，觉得这里的山太高，路又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要滑到沟底，万一出个事，他还要承担责任。王岐山看出韩队长的心思，便对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队长一听王岐山这样说，便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韩队长答应了王岐山的请求，还特意给他们派了两个帮手。于是，男知青们开始送粪，女知青跟着村里的妇女给生产队磨面。
送粪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活，需要几个人同时协作。捣粪、装粪、上驴、吆驴不仅要有体力，还要有技术。王岐山和其他知青都没干过这种活，尤其是上驴，一个人拉着驴，另外两个人要往驴脊背上抬粪。驴脊背光溜溜的，也没有鞍子，再说驴又不好好配合，将粪口袋抬上去，驴刚走两步，粪口袋就掉了下来，于是，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看着队里的社员腰一闪，一口袋粪就稳稳当当地搁在驴背上，驴走得再快也掉不下来。干了半天，知青们终于懂得，装粪、送粪，光用蛮力不行。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口袋不从驴背上掉下来，必须要将粪口袋装瓷实，给驴压力，尤其是要把粪口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这样就能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王岐山是知青组的组长。他能吃苦、肯钻研，善于团结群众，在康坪村很有威信。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康坪村自从来了知青之后，办养猪场、开采小煤窑。搞了这些副业之后，村上的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对村财务不公开、不透明有些意见，有人还跑到公社去反映此事。韩队长听到这些闲话很是生气，尤其是他老婆是个躁性子，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就开口骂人，也不知道在骂谁。社员们听了之后互相猜忌，知青们的心里也不舒服。
一天，韩队长找到王岐山说：“你是知青组组长，又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见多识广，村里人猜忌我，我老婆又是个躁性子，你看这事该咋办。”其实，王岐山也一直在琢磨村民的议论，他觉得这些议论主要是大家对村里的账务不清楚，所以才猜疑。于是，他就和韩队长把队干们叫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王岐山说：“既然大家对村财务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咱就给大家一个明白，白纸黑字写出来，放明朗！”但是，这个提议也遭到一些队干的反对，他们说，社员们对生产队的账务有怀疑，那就换人算了。可王岐山说：“换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把财务公开，让村里的每一个人对村财务要有知情权！”最后，通过举手表决，大家都觉得公开好。老支书尹治海还提议财务公开由王岐山做账务监督员，因为王岐山是知青，大家都信任他。王岐山觉得既然大家信任，那就试试。第二天，王岐山与当时来驻村的北京干部老肖、村支书尹治海、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康坪生产队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核查完毕后，立刻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将每项开支都进行了张榜公布，核查结果是：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些事情。在会上，王岐山对每一项开支都进行了解释，并当场进行核对，给了社员们一个明白交代，还了队干部一个清白。直到今日，这些开支项目的条据都有据可查。
每天天刚麻麻亮，他们就要上地，上午十点多，做饭的才把饭送到地里，这时，刚刚抓过粪的手，又没地方去洗，不得不在衣服上擦几下就开始吃饭。晚饭要等到天黑的时候才能回去吃，这让长期吃惯三顿饭的知青饿得有些撑不住。知青中有两个人是低血糖，有几次饿得差点昏倒。后来，大家就把从北京带来的糖果攒起来，让低血糖的知青在干活时，兜里揣上几个糖果，饿的时候，吃上一个，还能起些作用。
过了春节，知青们第一次去李渠集市赶集。有一次，知青冯如珍在集市上打听到猪娃比较便宜，就打定主意买头小猪回去。韩队长知道此事后，有些不高兴。他说：“现在人吃饭都困难，还要养猪？要知道，猪光吃草不行，必须要添料，添料就得浪费粮食。”更让韩队长不高兴的是，冯如珍买回来的是一只小母猪。要是劁过的猪还能养膘，到年底大伙儿还能分点肉吃，可母猪养大了，下了猪崽，还得要吃要喝。可冯如珍却不这么认为，她说：“生产队如果不养这头母猪，就由知青来养。等母猪下了猪崽后，就卖猪崽。”最后，韩队长算是同意他们养猪了，可他从来不过问养猪的事。
到了第二年，母猪产了一窝崽，知青把猪崽卖了，还收入了几十元钱，这在当时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后，康坪村的人都学会了养猪，养猪成了一项传统产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康坪村的村民仍然有很多人以养猪为副业。后来，韩队长每次说起这件事就夸赞知青：“这些娃娃可活泛哩，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准能过一把好光景！”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4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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