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态|各国如何防止秘书成“隐形特权阶层”
在德国，秘书被看成是政府机构或企业的“看门人”。德国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秘书不只是倒咖啡、整理材料的人员，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管理政府和企业的日常业务中。德国的秘书尽管位高权重，却受到严格的公务员法约束。
德国各级政府部门中最重要的秘书职位相当于副级领导。在德国，许多政治人物具有秘书背景。比如德国一家专门研究能源转型的智库的总裁，为政治前途，去年初也欣然接受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一职，但这也意味着，他的收入将减少一大半。
拥有实权的德国国务秘书也有误入歧途的。2004年7月，德国内政部宣布，在被通缉5年之后，国防部前国务秘书普法尔斯在法国落网。为防止各级公务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德国有《联邦公务员法》《联邦惩戒法》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
地方政府也会出台严格的公务员准则。如柏林针对公务员收受酬劳和礼品的相关准则就规定，作为秘书，不能接受贿赂，价值超过10欧元的礼物就算违法。秘书要定期公布财产情况。同时，秘书被解聘后，一年内不能到企业担任高管，必须经过“等待期”。为防止秘书搞特权，德国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因此，德国极少有秘书一类公务员贪腐的报道。
在日本，秘书作为一种职业，既不神秘也不特殊。日本企业以及民间组织的秘书，往往一辈子从事秘书职业，基本不会出现转岗或者“空降”至其他部门担任领导的情况。
国会是日本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于国会议员的秘书，各项管理更是严上加严，最出名的就是“连坐制”。日本《公职选举法》第251条规定，国会议员秘书如果被发现在选举期间从事过违法活动，无论议员是否知晓，该议员都会被取消资格，而且此后5年内不得参选。自1996年以来，约20名国会议员因“连坐制”丢掉议员资格。除法律上的高压线，秘书一旦出事，大臣、议员还要承担各方面的连带责任。
2010年6月15日，因秘书涉嫌酒后触摸一名女子臀部，日本第一位华裔大臣莲舫在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这种事情绝不应该发生，我对此向公众道歉。”由此可见，日本社会已将管理、约束好秘书视为高官的义务，一旦秘书出问题，高官就要负起不可想象的连带责任。
职业化、法制化、透明化的管理，不仅没有让秘书成为日本的隐形特权阶层，反而让高官成天担心秘书在外面给自己惹事，最后阴沟里翻船，因此，他们会切实负起监督责任。
相对而言，很少有美国秘书专权或贪腐的丑闻，但带有裙带关系特色的美国“秘书帮”却屡被人诟病。从前总统卡特的团队来看，同州“老乡”占很大比例，如他本人及其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都出生于佐治亚州。美国公共广播协会网站曾把卡特的“秘书帮”戏称为“佐治亚州的黑手党”。
美国记者约翰·法雷尔说：“他们是私交甚笃的兄弟帮，个个都是自以为是的家伙。”《滚石》杂志曾刊文称，他们中有的是被卡特从佐治亚州偏僻小城“提拔”上来，完全忠诚于卡特，但缺少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美国媒体还不断爆出有关汉密尔顿·乔丹的各种丑闻，包括涉嫌吸毒、淫乱等恶行，但司法调查并未证实这些传言。当时屡见报端的一则来自“匿名消息源”的消息是，汉密尔顿·乔丹盯着埃及驻美大使夫人的胸部说：“我一直希望看看金字塔。”
历史学家罗杰·维金斯表示：“每个总统都会带自己的人，但大多数总统带来的是经验丰富并真正了解华盛顿的人。可惜的是，卡特并没有做到后一点。”当然，也有人为卡特与乔迪·鲍威尔、汉密尔顿·乔丹的亲密无间关系而津津乐道。卡特曾称鲍威尔是除他妻子外最懂他的人，由此可见秘书与上司的独特关系。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5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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