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李侍尧：贪官的另类结局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70岁的乾隆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他的第五次南巡，巡着巡着，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有人举报，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
李侍尧是乾隆最倚重的重臣之一，不但倚重，而且交情深厚。乾隆不想收拾他，可现在有人举报，而乾隆一向以铁腕反腐著称，在此之前，像李侍尧这样封疆大吏一级因贪污被杀的有云贵总督恒文、山东巡抚原任山西布政使蒋洲、山西布政使杨龙文、贵州巡抚良卿、湖南巡抚方世俊和广西巡抚原任云南布政使钱度，以及步军统领（即所谓九门提督）兼兵部尚书鄂善和驻南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多人。
但这一次，万一案情查实，对李侍尧，他是杀还是不杀，杀了舍不得，不杀置国法于何地？乾隆犹豫了，就问和珅，爱卿啊，这事怎么办才好？和珅说：李侍尧历任封疆，久居督抚之位二十多年，拥兵自重，在督抚当中影响很大。现在既然有人举报，不论是否属实，都应该派出钦差，对李侍尧详查一下，无罪呢还其清白，有罪呢皇上裁断，您看怎么样？
乾隆一听有道理，或者被“拥兵自重”这四个字刺了一下，下决心查。他任命30岁的和珅为钦差大臣，与刑部侍郎喀宁阿立即前往云南调查李侍尧。
和珅这么积极地想办一下李侍尧，也有他的小想法，李侍尧位高权重，扳倒了他，才显出自己这个政坛新贵是有实力的，不是光靠长得帅会几句诗才得到皇帝的宠信，简言之，他要证明自己是能臣而不是弄臣。
现在，和珅做了钦差，兴冲冲离开了南巡队伍，一路向贵州进发。
与此同时，乾隆下旨让户部尚书英廉抄了李侍尧在京城的家。
李侍尧在云南，和珅去贵州做什么？
他是去找贵州巡抚舒常做帮手。在清代，巡抚比总督要低一级。但是，总督和巡抚却可以互相监督，和珅就想从舒常那儿得到点料。
和珅一到贵州，就拿出圣旨，当众宣读。圣旨大意是让舒常协助和珅办案。
舒常也不傻，他不想趟这个浑水，就说自己上任才一年，对李侍尧不了解，帮不上忙。
和珅继续攻心，他说：“舒大人，您的难处我也知道，不过您要明白，皇上让您协同查案，这是对您的信任啊，我刚才已经当众宣读了圣旨，您和我共同查办李侍尧一事，贵州的官员们已是人所共知，李侍尧恐怕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将您视作敌人了，舒大人是为皇上办事，不要有太多顾虑，只要案件查实，必有您的一份功劳，孰轻孰重还请舒大人想清楚！”
这一来，舒常明白，自己这是被绑上和珅的船了，不管帮不帮和珅，都已经站在了李侍尧的对立面。
三天后，和珅和舒常一起奔赴昆明查案。
二月下旬，和珅等人抵达昆明。一到总督府，和珅首先向李侍尧宣读圣旨，宣布将李侍尧暂且革职，要他闭门思过，反省自己的贪渎行为。由舒常暂时署理云贵总督事务。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旬，和珅向乾隆奏称：经查询，李侍尧收受庄肇奎银二千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汪圻银五千两，德起银二千两，张珑银四千两，共银一万六千两。又以修理在京房屋收受素尔方阿银五千两，德起银五千两。又勒卖珠子两颗给同知方洛、昆明县知县杨奋共要银五千两。以上情节经审讯李侍尧家人张永受等与素尔方阿等各供相符，李侍尧亦不否认。总计李侍尧受贿索贿约计三万一千两。
案情清楚了，不过，李侍尧难道统共就收受了区区三万两贿赂吗？当然不是，因为出京时，皇帝就交待和珅，这事要“就案办案”，这是皇帝给自己和李侍尧留余地呢。
不过，这三万一千两已够让李侍尧死十几回了。贪污罪在《大清律例》中相当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犯这种罪，四十两银子就够杀头了，不过，实际上是千两以上才定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贿赂罪呢？《大清律例》分为“枉法赃”和“不枉法赃”两种。“枉法赃”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不枉法赃”就是拿了钱但没办事。原则上“枉法赃”八十两就是死罪，绞刑；“不枉法赃”二百四十两才处绞刑。如果依法治罪，十个李侍尧也完蛋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官员们贪贿成风，三万两银子对一个封疆大吏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乾隆接到和珅的奏章时，他正在苏北巡游。皇帝一看，这李侍尧果然有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这里提到的受贿和送贿都和“办贡”有关系。也就是说，李侍尧犯罪多半竟是为了自己。
此时，一份李侍尧的抄家报告也送到了御前。清单中，银子并不算多，但奇珍异宝却不少。比如有“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
乾隆清楚地记得，这都是李侍尧之前进献的贡品，按清朝皇室的规定，贡品一般按进三退一的比例收纳，皇上一般只留下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退还给进贡者，以示恩宠。
英廉又报告说：三月初二，有一个李侍尧的家人叫喜儿的，自行投到官府，供称刚开了年，和珅我家主人就差我从云南进京，交给我一张贡单，准备照此单备办万寿贡物，没想到到京之后，见李家已被封了门，知道李总督坏了事，所以特来投案。随着奏折送到的，是李侍尧准备采办的贡单，也就是说刚进入正月，李侍尧就开始为乾隆的七十大寿准备贡品了！乾隆七十大寿要八月份才到啊！再看清单，光是珍贵的玉器、瓷器、木器就有八十多件，怎么样收集、怎么样护送都有详细规划。
看来，一切真的是“办贡”惹的祸。
乾隆犹豫了，如果一切因为“办贡”而起，杀了他我于心何忍。而且李侍尧够爷们，他的供词里始终没有提到一句和“办贡”有关的话，“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杠”，这是给我留面子啊。
可是这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又是海宁举报，又是京城抄家，云南办案，到现在，不能办得连个影都没有，怎么向天下人交待。
于是皇帝先下谕旨，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珅等严审。
皇帝又让和珅先拿个方案。和珅仔细揣摩皇帝的心思后，初拟的方案是“斩监候”。本来，这事接下来应该交给刑部，然后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不过，乾隆知道，这样一来李侍尧就完了。三法司一定会依法判决，“斩监候”会变成“斩立决”。
乾隆另辟蹊径，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首长，当时叫“堂官”。由于各部院首长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满汉侍郎四人，即六位堂官，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四五十人上下。
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之前的九卿会议，大家请假的请假，闲聊的闲聊，还有人闭目养神，会往往一开就是几天，什么建设性意见都拿不出来。
可谁承想，这回九卿们积极参会，效率出奇的高，意见罕见的统一，一致认为和珅所办李侍尧一案，就其犯罪事实讲，结实可靠，无可动摇，惟拟罪过轻，应从重改为斩立决。
皇帝傻眼了。
他不死心。接下来又将和珅和大学士“九卿会审”的审判意见，传给各省的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对李侍尧一案，深入研讨、各抒己见，并对上述两种审判意见说出明确看法，不得模棱两可！
乾隆的这个灵感，是个忽然想起，之前湖广总督富勒浑前往江南行在接驾时，他问富勒浑对李侍尧案有何看法。富勒浑的意见是免李侍尧一死，说这次饶了李侍尧，将来他一定会更加死心塌地地报答皇上的恩情。当时乾隆没发话，现在想起来，这事若交各地督抚们讨论，估计会有人替李侍尧说情，至少富勒浑会，好歹得给我个饶了李侍尧的由头啊！
可是他再次大失所望，督抚们纷纷表示：对李侍尧这等贪官，杀无赦。连富勒浑也改了口，称李侍尧死罪难饶。
原来，上一次富勒浑替李侍尧说话时，皇帝没表态，富勒浑很害怕，担心自己说错话了，所以这次急忙抓住机会改正错误，想不到他这一变卦，又把乾隆给闪了。
最后，迟迟来到的安徽巡抚闵鹗元的奏章，让乾隆眼前一亮。闵鹗元接到上谕后，反复思量，结论是皇上并不想杀李侍尧，但又不想让人觉得他不依法办事，所以他想让大臣们把不杀李侍尧的理由说出来。
闵鹗元于是写奏章，说希望皇上能依据“八议”的规定，考虑李侍尧的功劳和能力，适当减刑。
什么是“八议”呢，这是古代由皇亲国戚、官僚贵族所享有的一种司法特权，也就是对法律规定的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者依法减轻处罚。
乾隆一想，对啦，不是有这个制度吗？我怎么忘了。这也难怪，清朝开国以来，偏重从严治官，很少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八议”制度。
皇帝有台阶下了，十月，乾隆颁布谕旨，说既然闵鹗元依据“议勤”、“议能”的规定为李侍尧求情，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就免他一死吧！
“善解人意”的闵鹗元受到皇帝的嘉奖，被调到富庶的江苏去当巡抚了，和珅更是飞黄腾达，被提拔为户部尚书，紧接着又得到了“在议政大臣上行走”的殊荣，不久又被实授为“御前大臣”。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就是李侍尧坐牢的第二年，甘肃爆发起义，皇上特旨将李侍尧放了出来，并且赏给他三品顶戴、孔雀翎，让他到甘肃镇压起义。李侍尧不仅干净利索地把起义平息下去，而且还和阿桂、和珅等人一起，在甘肃清查“甘肃冒赈案”。就这样，李侍尧平乱查案屡屡立功，没几年就又坐上了总督的宝座，而且还加封“太子太保”。最后，李侍尧还因为立功，被“图形紫光阁”，位列乾隆朝二十位功臣之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乾隆这次治贪的结果让官员们，特别是和珅学会了一个道理：“只有皇上才是最可靠的保护伞”，他牢记这句话，一步一步踏上了对皇帝逢迎，对官员搜刮的贪腐之路。和珅最终超越了他所查办过的所有贪官，成长为清朝第一巨贪！
（摘自《组工文萃》2015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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