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一个告密者的下场
告密者当然可鄙，其下场也往往不堪。不过我们要明白，告密者并不比鼓励其告密的人更可鄙。
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五月初一，下令禁止天下宰杀牲畜及捕捉鱼虾。时江淮大旱，粮食歉收，百姓却不得捕鱼捉虾，饿死的人很多。右拾遗张德生儿子办喜事，偷偷宰了只羊请同事会餐。补阙杜肃也被宴请，悄悄藏起一个羊肉饼，归后上书告发。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了个男孩儿，挺为你高兴。”张德拜谢。武则天忽问：“可你请客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呢？”张德大惊，叩头服罪。武则天说：“我下令禁止天下屠宰，但红白喜事不在其列。不过，以后你请什么人来吃饭，也该有所选择。”跟着就拿出杜肃告密的奏表让大家看。杜肃无地自容，满朝官员都鄙视杜肃，想要吐这个告密者一脸口水。
由这个故事可以窥见，唐代官场已有告密习气，但告密被视为很不体面的事，即使是统治者本人，也对告密者甚为不齿。
君主鼓励臣下告密，甚至正式建立告密制度，大约要到清代。这一制度学界通常唤作“密折奏事”，创自康熙，由雍正发扬光大。学者杨启樵认为，密折奏事是皇朝统治者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其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力；其二，皇帝可以借此有效控制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只管效忠。
笔者近日读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李煦奏摺》，略窥个中情节，检点二三有滋味之事件，表而出之。
李煦，康熙朝官员，1693年出任苏州织造，《奏摺》选录即为该任期内之密奏，其个人专折数目居当朝之首。清代沿袭明制，于江宁（南京）、杭州、苏州三地各设织造官一名，通称江南三织造。其人选均由内务府中点派，虽然品级不高，一般是正五品或从五品，但系钦差大臣，且可专折奏事，故具特殊地位。康熙一朝的江南三织造，均为玄烨心腹担任，充当金牌耳目，专打小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李煦担任苏州织造时，江宁织造为其妹夫曹寅（曹雪芹祖父），杭州织造为孙文成（曹寅母系亲戚）。
考李煦之奏折，多为报告雨水、米价、田禾收成等农业经济的要素状况，占了总数的八成以上。对这些奏折，康熙多以“知道了”一类平淡语言答复，或者干脆没有朱批。剩下两成，则主要是对当地官员、百姓舆论、民间暴动乃至军中哗变的小报告，这部分数量虽不多，但康熙相当重视，一般均有朱批，并要求后续报告。
比如康熙五十年（1712年）之苏州科场案，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喧哗不服，四处遍贴诗词以张舆论。李煦第一时间汇报此事，并将坊间张贴之诗词对联、黄莺儿（小曲）等尽数抄呈。随后，又多次汇报现审、会审状况及民间议论，前后共近十折。李煦本人既非督抚，亦非礼部官员，科举案本非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康熙似乎更乐意从他的诸多小报告中知悉案情。
李煦不经意的小报告有时还能起到奇妙作用，满足康熙的特殊需求。比如他常常汇报苏州某日下雪，积几尺，不过是日常报告，但康熙却利用这些信息来吓唬臣下。有一次接见从苏州来的大臣，康熙貌似随意地说一句，你走之前那天下雪，积了一尺半。大臣于是以为皇帝真乃神人也，洞悉一切，吓唬得不行。其实康熙就是利用李煦的专折上呈与大臣进京面奏的时间差。前者的传递是驿站健马飞驰，行速远快于大臣进京所用之普通车马。雍正日后将这种办法发扬光大，更胜其老子。
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李煦专折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于其打小报告之汗马功劳，故玄烨特别赐恩。
打小报告者是帝王心腹，难免恃宠放纵，干点坏事，比如闹出经济问题。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李煦偷偷摸摸收取宫中太监的银两，没有上奏，被逮个正着。还好，康熙比较宽容，只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他又上专折谢恩，退还受贿银两。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站错队可相当恼火。李煦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强买苏州民女，送给八皇子允禩拍马屁。当时允禩风头正劲，继任呼声颇高。不料四皇子胤禛却最终胜出，是为雍正帝。雍正元年（1723年），帝即找个借口办了李煦，将其抄家，房屋也发给年羹尧。雍正五年，帝再次清算李煦阿附八皇子的罪状，逮系下狱，定为“奸党”，发往打牲乌拉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充军，不久李煦就死在斯地。
告密者当然可鄙，其下场也往往不堪。不过我们要明白，告密者并不比鼓励其告密的人更可鄙。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的那样：“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相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而政治告密，映出了告密者的猥琐，也映出了其寄生其间的政治的荒谬、专横与肮脏。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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