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从经典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厚滋养
没有文化和文明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无根”的崛起和发展，也不会长久。复兴，是传统的再发现，是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和融合。正是在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如何传承和弘扬呢？读经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些延续千年、经久不衰的经典，能够超越时空，反复体悟，用之于今，是最好的“正能量”。
有人可能这样想：一些经典都过去上千年了，今天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老古董”呢？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为什么他要求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要“经常读”呢？答案自在其中：“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
其实，不只是马列主义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是一样。习近平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014年9月24日，他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又加了一个“审美观”。多次强调学习重要性的同时，习近平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读好书，对一些历史、文学、哲学的经典要反复学习，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习近平讲的两个“四观”。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从如此之高度认识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
领导干部担负着治国理政的责任。治理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给你提出规划。“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些经验，以浓缩的形式集中体现在文学、历史、哲学等经典之中，值得我们将之放置于案头，深思咀嚼，时读时新，升华为今天的智慧。
正如书法史上有“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一样，中国历史文化的很多领域都有各自的“圣经宝典”。《汉书·艺文志》从学派主张的角度，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著录显然不同；把兵书著录又细分为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各类代表作亦不相同。而且，从普通一派学术思想到最后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认可的“经典”，往往要经过上千年的不断检验才逐渐确定下来。比如，我们一般将“四书五经”看作儒家经典著作，其实，“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而“四书”之名则始于宋朝，它们中间隔了上千年。
各个领域的经典真是太多了，如何选择呢？从主观上说，应该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从客观上讲，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工作需要、任务牵引等因素。当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需求也是外在的动力之。我的建议是，既然是阅读经典，那我们就沉下心来，最好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在长时熏习中去感悟经典的魅力，这样才能静中生定，开智达慧，虑而后得。
举例来说，《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部经久不衰的“超级畅销书”。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老子的《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俄国文豪托尔斯泰非常推崇“上善若水”的理念。原文只有五千多字的《道德经》，为什么却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大道相通，大理相融，治身治国相契。它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但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启发意义。其他很多经典都或多或少具备这样的启迪功能。
既然阅读经典，大部分人还是想弄懂其中的深奥含义。有句话说得好，“依文解义，三世佛冤”，古汉语文字与其意义的关系，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之说。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在某个时空背景下的所谓“理解”，对于文本原义来讲，或为“曲解”甚至“误解”——因此最多只能是我们这一层次和境界上的“解读”。泰戈尔在评论奥义书的诗篇和佛陀的教导时这样讲：“源于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能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各不相同。阅读经典也是一样，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社会地位如何，都能从经典中得到各不相同的、主要为“正向”的启发内涵。
把古今不同的注解结合起来。除了不断反复地去阅思原文，往往需要通过专家和后来者的疏证、集注，去深解经典义趣。每一时代的士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思想氛围、社会环境、治学偏好等因素，总能发掘出一定的新意，别开生面。当代学者又能站在几乎相同的境遇中，联系共同的社会事件，放大我们的深切体验。当然，我们要找一流的解释，比如，我自己读老庄，就主要选择中华书局出版、陈鼓应先生注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
把逻辑与体证结合起来。现在人的思维习惯，总想把“理”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得清清楚楚，这样我们自己认为是“弄懂”了。其实，行之为“道”，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真切地做到了，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理论仅仅在头脑中 “溜达”了一圈，或是将之作为“手电筒”，只是用来照出别人的失误，而没有“切己”应用到自己身上，那么，辩证的智慧是出不来的，学到的只是教条而已。如此再去埋怨经典没有作用，实在是污杀古人美意。要恢复古人“知行合一”的传统，理事相融，事理一体。
把内用与外用结合起来。如果从整体上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圣外王”。就是以内在的道德修养，去为大众社会做事业；最高应达到“圣人”修为的境界，去做治理国家、乃至为整个人类谋福的大事业。“王”字又通“旺”字，并不一定是去做最高领导人，而是去做社会事业也可以兴旺发达。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修身决定“用权”的方向和性质，动机决定创业的目标和效果。“三严三实”中的修身、律己、做人皆是指向自身的，和传统文化的理念是高度暗合的。现在有人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却转眼沦落为“阶下囚”，身败、家败、业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埋怨法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根本的还在于内在修为出了问题。所以，作为领导干部读经典，不能满足于从知识上去了解一些名言警句，或是学到一点中国式的管理智慧，或是能够应用一些智谋之学，更重要的是，拿它来对照我们自己，“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严责于己，才可以说真正把经典学到了手。这既是中国传统人道的方法论，也是我们阅读经典的方法论——对于矢志做好社会事业的领导者来说，尤为重要。
（摘自《组工文萃》2015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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