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康熙的读书之道
康熙8岁登基，16岁亲政，在位61年间，稳定内政，繁荣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开创“康乾盛世”，人称“千古一帝”。成就他辉煌帝业的因素很多，其中，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良好的读书方法对他治国理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他晚年总结执政经验时所说：“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领导者读书是为了治国，治国必须读书。领导者必须克服将工作与读书对立起来的事务主义倾向，工作繁忙不是不读书的借口。越是政务繁忙，越要高度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在处理繁杂政务的同时，坚持“学贵有恒”“万机之暇犹手不释卷”。在他看来，“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以岂能尽乎！”因为领导的位置越高，面对突发事件和应急决策的几率越大，就越需要宽广的思想视野、丰富的实践阅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旦领导者忙于事务而疏于知识的获取，就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视野狭隘，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康熙认为，读书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闻见之不广”。特别是当领导没有时间亲自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时，必须通过博览群书以开拓视野和解放思想。所谓工作太忙而无暇读书的借口，不仅在思想态度上没有正确认识读书的重要性，而且在工作方法上往往沉浸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而不能自拔。
读书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康熙认为，“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时常看书，知古人事，靡可寡过”。历史经验往往能够帮助领导者未雨绸缪，增强对突发事件的预见性，提前做好相关准备以防不测。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五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月己丑日，康熙谕大学士等：“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去岁（壬辰年）幸而未涝。观近日雨势连绵，山水骤发亦未可定。”事隔一天，康熙再次提起此事：“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世祖皇帝癸巳年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时，癸巳年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细读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康熙连续两天提醒臣僚要防范北京内涝的可能性，绝非心血来潮。从1473年（明成化九年）到1713年，京城数次内涝灾害的历史教训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之说是以比较丰富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根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先生的考证，整个清代历史中，壬辰年和癸巳年北京大涝的几率“八九不离十”。清代之后，1952年（壬辰年）北京先旱后涝，数十万亩农田因涝受灾。1953年（癸巳年）北京地区因涝受灾面积达上百万亩。倘若再反思2012年（壬辰年）北京“7·21”大雨的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壬辰、癸巳年重视北京的水患防范工作是有道理的。这个例子启示我们，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只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才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造福一方。
读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将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康熙意识到：“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而欲知百世之前；处乎一室之间，而欲悉乎天下之理，非书曷以致之？”但是，“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这就是说，领导者读书必须有一种批判意识，因为治国理政是从当前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是新的，在典籍中没有现成答案。书中的道理都有一定的前提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前提和界限，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因此，领导者读书既要随时体察书中的道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又要在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注意总结归纳经验，丰富自身的理论储备。以“知”来指导“行”，用“行”来检验“知”，知行并重，才能学以致用，运用自如，有所增益。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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