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压迫性制度下的政治笑话
压迫性制度下，尤其是极权制度下的政治笑话与民主国家里的笑话具有不同的实质意义，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说笑话有没有危险更是完全不同。民主国家里的人们往往只能凭想象来体会极权国家里人们说笑话的心情和心理需要。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是一位匈牙利裔作家和幽默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流亡英国，他对两种不同制度中的笑话都有切身体会，他写道： “在极权专制国家说笑话是一种抵抗行为，政治警察们就是这么看的。许多人因为说笑话，甚至因为听笑话而被监禁多年。还有一些是因此送命的。”他指出：“在自由社会里，笑话就像是一种令人开心的调料——饭后的笑话，就如同咖啡和白兰地一样悦人。在西方，这样的笑话是奢侈品，并不是非有不可的。笑话只是许多可能的批评方式中的一种。在极权国家，笑话是唯一的批评方式，笑话的下一步就是暗杀，在这二者之间，再没有别的了。”他还指出：“在人们饱受压迫的国家里，笑对于维护自尊(self - esteem)必不可少。笑是被压迫者可以用来对付压迫者的唯一武器，同时也是一个释放情绪的安全阀。笑话是反叛艺术中最佳的艺术。”
对麦克斯来说，政治笑话就像人们用死亡来说笑一样，是懦夫披着犬儒的外套向世人表明，“他承受得起……他不害怕那些让别人害怕的事情。犬儒想跟死神、上帝或癌症套近乎，想与死亡交朋友，就像是酒吧里一起坐着喝酒的酒友……是哥们好友。用这个法子来驯化死亡，让死亡显得不那么吓人”。但是，这也可能让人反而觉得更加害怕，“因为总是越害怕死亡，越念念不忘死亡的人，才越是拿死亡开玩笑”。麦克斯认为，犬儒的笑话其实伤害不了专制政府，专制政府自有排除这些笑话威胁的手段和方法，“暴君太了解笑话的价值和力量了。……聪明的暴君知道笑话是安全阀。他的国家里有人拿他说笑话，显得他的国家是自由的。在有的东欧国家里，秘密警察甚至试图控制人们所说的笑话。他们编出一些经过审查而无害的玩笑让老百姓去说，去传播”。
大多数政治笑话都可以看作是以幽默的方式非议和攻击现有制度中那些掌权的和代表这个制度的人物。笑话以夸张的手法使他们和他们的制度显得滑稽可笑。有的笑话是为了逗乐开心，有的则是为了发泄愤恨。政治笑话是民间的笑话，是产生于民众并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一旦停止传播，笑话便不复存在。
政治笑话是一种现代事物，专制国家的政治笑话与民主国家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具有不同的“现代政治”意义。不同的政治意义是由“民意”在不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决定的：民意越被压制，普通民众的政治笑话对统治制度的威胁就越大，统治权力对政治笑话也就越害怕。民意自由则可以自由地说笑话，反之则不可以。在古代，国家权力（体现为王权或皇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神”或“天”，是“真命天子”的权力。所以，批评或攻击这样的权力便是亵渎、逆天、大逆不道，理应受到天谴和惩罚。古代有大逆不道的笑话，但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政治笑话。
没有现代观念的“政治”，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的、世俗的、人 民用以说话的“政治笑话”。政治笑话是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形 式，在压迫性制度下尤其如此。笑话中透露出压迫性制度铁幕后人们知道了什么，由于不敢直说，或没有公开的言论空间让他们直说，政治笑话变成为一种扭曲而隐蔽的言论渠道。这样的政治笑话是在历史进程中专制国家权力世俗化的结果，这种权力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笑话也因为现代国家制度中的复杂权力关系而变得更复杂多样。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与其代表的互动关系比以前更多样更多元，公民们批评的对象多了，玩笑的靶子也就多了。在专制国家里，政府权力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人民感受到来自政府权力的压迫比以前更多种多样，无处不在，因此玩笑的靶子也就更多。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笑话，它的发生机制在自称完美的神权制度（如伊朗的僧侣统治）或世俗制度（纳粹和苏联的一党统治）中是一样的：任何权力自称是完美的，是唯一的绝对真理，一旦被人们的日常经验发现原来并非如此，而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会呈现出种种“乖讹”(incongruity)。这样的乖讹不可避免会让众多国民产生滑稽、荒谬、可笑的感觉。这样的权力越是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或被吹鼓手捧得无比崇高，也就越会成为民众笑话的靶子。还不止于此，如果这个权力在破相已露的情况下，还继续假正经地一口咬定自己绝对正确，人们就会觉得这个政权很伪善，很愚蠢，而且觉得他们自己比这个自欺欺人的愚蠢权力聪明得多。政治笑话在认知上的“优越感”也是其他幽默的一个特征。所不同的是，政治笑话同时具备其他幽默经常只是分别呈现的两个特征：乖讹（不协调）和优越感。
成为现代政治笑话靶子的政治权力一定是一方面显现出重大缺陷（与它标榜的“理想”“主义”严重乖讹和不协调），而另一方面则又在千方百计遮掩和粉饰这些缺陷（全然不管别人信不信的欺骗、假话、谎言、禁止批评、控制言论）。可以说，政治笑话的靶子是政治权力自己制造的。赫尔佐格指出：“统治者们自诩代表理想，当然会被人们以其鼓吹的理想和原则去衡量（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如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太大，又被人们看了出来，如果统治者显然大话说过了头，就免不了会遭到幽默的攻击。”
赫尔佐格还指出，在纳粹德国，代表美好理想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而希特勒又是这个党的化身。至今还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对德国人有巨大的感召力，是因为他的人格和理想富有魅力。赫尔佐格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察觉到了希特勒和纳粹可笑的一面，只是装作看不见而已，而“今天，当德国人回头来看第三帝国的新闻宣传片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纳粹的邪恶和狰狞，而且还有它的荒唐可笑……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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