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宽恕还是不宽恕
《宽恕》讲述的是一个纳粹集中营囚犯的亲身经历：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某一天在集中营附近劳动时，被护士叫到临时医院的病房，在那里他见到的是一个头上裹满绷带，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的人，这是重伤后即将死亡的德国士兵卡尔。卡尔是想找一名犹太人，请他宽恕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我就要死了，”他哽咽着说，“没有一个人会为我的死感到悲哀，我今年21岁，我死得太早了，我还没怎么生活。”接着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和罪行。他曾是个没有牵挂的快乐男孩儿，后来自愿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自愿加入了党卫军，他和他的同伙一起，把约200名犹太人往一栋房屋里赶，谁走得慢就给谁一鞭子，房子里面放进一卡车油桶，锁上门，“我们打开手榴弹的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逃出来的人。”他的子弹射向了从二楼窗户跳出来的孩子和母亲。
卡尔对西蒙说：“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犹太人幸存着……”“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西蒙的亲人、邻居一个接一个进了集中营，进了毒气室，进了同样的火海，包括6岁的大眼睛的埃里，想到这些，西蒙保持了沉默。“他不可能安宁地死去，因为他犯下的恐怖罪行让他永远也不得安宁。”
西蒙对自己的沉默也有些困惑，他一回到囚室就问难友他做得对吗。有人说：“谁给了你宽恕凶手的权利？”有人说西蒙没权利代表死在火海中的人们：“我一开始很担心你已经宽恕了他。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些人没有授予你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这么做。”
有一本书的英文原名为The Sunflower（向阳花），这是西蒙看到的德军墓地的景象。德国人在每个死亡的士兵墓上栽一株向阳花，让死者的灵魂和世界联系着。而死去的犹太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着尸体，“没有向阳花把阳光带进我的黑暗世界”。威森塔尔也想借用向阳花的寓意，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向往着太阳，向往着光明，但红尘流转，一颗颗向阳的心难免会在有意无意中飘散坠落，以至于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日失去了奔向光明的资格。
纳粹罪恶滔天，上千万人死于纳粹政权的暴行。仅仅奥斯威辛就有440万男女老少被送进来，最后只有6万人活下来，“这意味着被送进去的人中有98.5%的人都被德国人以各种方式消灭掉了”。在集中营里，每天都有人无辜地死去，西蒙自己也每时每刻濒临着死亡的威胁。他看到的是纳粹士兵“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在这些暴行面前，人们无能为力，上帝同样无能为力，集中营里许多忠诚的教徒也认为：“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留下代理。”他们因此不再相信世界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努力保持着力量，“因为只有有了力量，才有希望在这个恐怖的时代里生存下去”，等到绞索套到纳粹脖子上的那一天。从布痕瓦尔德到茅特豪森，经过无数次辗转，经过无数个集中营，西蒙熬到纳粹覆灭的那一天。
战后，他几经周折，在卡尔家乡废墟中残存的小房子里见到卡尔的母亲。母亲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爱的好孩子。”“我确实能相信人们讲到的事——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卡尔永远也不会去做坏事。”面对这样的母亲，西蒙又一次选择了沉默，他没有说出卡尔的罪行，让这位母亲对儿子的好印象继续留着。
西蒙·威森塔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这本自传体作品。
怎样回答卡尔，怎样面对卡尔的母亲，我做对了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西蒙心头，他问了很多人：如果你处在当时的位置，你会怎么做？于是引出了这本书的后半部——50余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中有主教、拉比、僧侣、政治家、学者、作家、记者、军人，其中有的人同西蒙一样是集中营的幸存者，还有前纳粹军官，也不乏赫伯特·马尔库塞、图图大主教这样的世界名人，这些人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他们都真诚地回答了同一个问题，说了自己的思考。
无名小卒在他们的上级的命令下对别人犯下了罪行，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看？当屠杀停止后，一个人怎么能和不久前生命的敌人和平共处？宽恕的限度是什么？
威森塔尔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宗教、政治、道德、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时间之流冲淡了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愈合了伤口，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看待问题。
宽恕还是不宽恕，是讨论的不同结果。
犹太人、幸存者都不主张宽恕，他们赞成西蒙同伴所说：西蒙没有权利代表受害者去宽恕罪过。
——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是这么的野蛮与残暴，那些没法活下来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忘掉他们所忍受的恐惧。生还者注定到死也忘不掉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没有遗忘，就不可能有宽恕。
——对西蒙来说，如果再宽恕他，那无疑是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难，背叛了他周围的各种苦难。
——我或许可以宽恕针对我而犯下的罪。我却不能宽恕因夺走别人的生命而犯下的罪过。
——我恐怕我不能去宽恕，因为我担心我会不被人宽恕。
——卡尔不能为他的罪恶赎罪，因为受害者已死。西蒙也不能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
——只是在死亡骤然降临时，卡尔才意识到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假如他没有受伤，他肯定还会和他的同事一起从事犯罪的行为”。
——假定卡尔没有死掉，战后他会忏悔吗？他会不会重新开始生活，结婚，养家，发财，摇着头感叹犹太人在大屠杀问题上小题大做？
同意宽恕的人是少数，他们这样说：
——如果我曾受过这么多苦难，宽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但是我希望我还会宽恕。不是从我个人的狭小立场出发，而是从全能的、无所不宽恕的上帝的代理人的角度来讲。
——考虑到他是真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不管多么困难，作者都应该说出表示同情的话来。
——我的回答恐怕是，不管在我能想象到的哪一种环境下，宽恕都比拒绝宽恕更有价值。
——如果我宽恕一个真心悔改并痛下决心的人，我就获得了自由。
——我记得汉娜·阿伦特有一句话：“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恕的能力。”
——让我们谁也不要拒绝宽恕那些因其罪过而无法克制地受到良心折磨的人。
图图主教以纳尔逊·曼德拉为例：“他本该被苦难吞噬并渴望复仇。而整个世界敬畏地看到，在南非首任民选总统就职典礼上，他宽宏大度地邀请当年看守他的白人狱警参加典礼。”因此图图主教说：“宽恕不是某个（遥远的）星河里的事情。宽恕是实践的政治。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由此还引申出另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回答。
卡尔可以选择吗？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加入党卫军？是不是可以避免亲手犯下恐怖的罪行？很多人知道东德士兵枪击穿越柏林墙的人时可否抬高枪口案例，而卡尔没有抬高枪口。
卡尔只是名士兵，他并非天生是个凶手，他也不想成为凶手。在卡尔年轻时，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时代已经让他变成了一名凶手。“腐败的独裁君主迫使其臣民成为其共犯；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逃脱一任独裁者支配的命运。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变成了有罪之人。”“我们有必要学会把真正的罪犯与人质区别开，把罪魁祸首与被洗脑的人区别开。”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著名概念，阿伦特强调要区分法律上犯罪和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卡尔和艾希曼是被洗了脑的执行者，比起首恶他们更要负的是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
有人责备西蒙：“你没告诉这位母亲她儿子是凶手，这证明了你是同情她的。”是卡尔让这位母亲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永远不会做坏事。“然而正是卡尔母亲对儿子所犯下的罪恶的否认构成了纳粹恐怖行为的罪后之罪。”
《宽恕》的讨论还涉及了这些问题：参与犯罪的人都悔过了吗？“太多的凶手钻了法律的空子，太多的凶犯重又穿上了制服，太多的法官双手沾满了鲜血，却又在安度着晚年。”怎样看待目睹罪恶的旁观者？“那些表面看并没有真正犯罪，但却容忍拷打、羞辱和杀戮等行为的人，实际上也犯了罪。”
时间渐渐远去，记忆也在忘却，所以许多参与讨论者都强调：“忘记罪行比宽恕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犯要更糟糕。因为忘记罪行就贬损了死（下转至102页）（上接第99页）于这场暴行的人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它用什么手段在普通人中间人为地挑起了种族仇恨，为种族屠杀创造了条件，那它就应该为种族屠杀，为大批的屠杀，为这种宣传鼓动负责。即使只考虑到宽恕与和解，惩治犯罪和实现正义也是绝对必要的。”
“要对公共权力实行可靠的管理，保证法律得以实施”；“要强化个人和团体的意识，使他们真正懂得区分善与恶、无辜与罪过”。
战后70年全世界又经历了那么多罪行，波尔布特的暴政、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不同程度参与罪恶的普通人悔过还是没悔过？受害者对参与罪行的人宽恕还是不宽恕？许许多多人都需要回答威森塔尔的问题。
“在针砭人类的失败与苦难方面，威森塔尔的《宽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只有在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讲清楚这些罪恶过去何以存在，才能使之不再存在。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5年第十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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