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褚民谊：成也精卫 ，败也精卫
刚刚加入汪伪集团，穿着“海军部长”制服顾镜自喜的褚民谊，很快就将中枪倒地，为自己的政治行为付出代价。7年间，他一直活跃在所谓“和平运动”的前沿，先后出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成为被日本侵略者利用的一枚棋子。
对褚民谊的审判，是战后整个汉奸大审中的一出重头戏。
一
在投身汪伪集团之前，褚民谊是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院医学研究部主任，他是一位教育家。
褚民谊1884年生于浙江吴兴，父亲为当地名医。他曾先后赴日、法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褚民谊字重行，取义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堪称辛亥元老，最春风得意时做过中华民国行政院秘书长。
“褚民谊脚踏实地，而又富有创造精神，身居高位，却能鄙弃官场陋习。”在褚民谊之子褚幼义看来，褚民谊身上有这样一股精神。譬如他以行政院秘书长之身份，兼任“运动会筹备委员长”，在中华民国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两度亲自登台示范、呼号指挥数千小学生，表演他所创编的太极操；另外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是，他在汽油紧张之际，带头在行政官吏中推广以马车代替汽车的举动。
在出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之前，褚民谊曾受命担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校长，也是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一段时期以来，他在国民党中央主要参与负责文教口的工作，曾在1930年三届三中全会上，与朱家骅联名提出“厉行本党教育政策案”，全面阐述“训政”时期发展教育的方针和办法，并公诸于报端（见《申报》1930.3.8）。
二
褚民谊参与政治之始，在其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途中。受张静江的影响，他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所宣誓入盟。
在自由之邦的法国巴黎，褚民谊与同盟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张静江的资助下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与日本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汪精卫是主编之一）遥相呼应，互成犄角，大力宣传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褚民谊在“欧游追忆录”中曾有回忆，此时他与汪精卫并未谋面，但汪刺杀清摄政王未遂被捕入狱的消息传至法国，引起他们极大震动，原以为汪必死无疑，在“新世纪”周刊最后一期上还为此隆重发表悼文。通过刺杀事件，褚民谊对汪精卫的人品印象深刻。辛亥革命前夕，他回国后，经过黄兴的介绍与刚出狱的汪精卫相识。民国成立后，汪精卫与新婚后的陈璧君等人赴法留学，与褚民谊成为同学，并共同从事旅欧教育运动。那时提倡居家俭学，陈璧君的家人——其母卫月朗和弟弟妹妹等人曾相继来法旅居和留学，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也在其中，此时她还是一个年幼的小姑娘。
1916年底，汪精卫应孙中山之召回国，结束了留学生涯。褚民谊则在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于1924年底回国。该年12月31日，他在广州与陈舜贞结婚，从而与汪精卫结为连襟。
这为后来褚民谊参与汪伪组织埋下了伏笔。
三
1939年夏，褚民谊加入汪伪集团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凌厉攻势下，退守到重庆陪都。华东与华中大部分领地，都相继处于日方控制之下。
在战后汉奸大审时，褚民谊声称，他加入汪伪集团开始所谓“和平运动”的动机之一，是为了“保民”。
“‘保民’这一点不容易为一般人士所理解，而误认为是事后辩解之词”。褚民谊说。
关于“保民”，褚民谊1945年11月11日在狱中写就的《参加和运自述》中，曾这样表述：“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痛愤，亦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作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因此种工作在沦陷区中实极需要，并自信此种意念必能深获同情于国人，故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理念参加此种工作。”
褚民谊在汪伪任内，到底做了哪些保民工作？在1946年4月16日接受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时，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每每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检察官说无利于人民，就未可一概地说。南京比满洲的人民要好得多，做满洲的人民受日本人的压迫还要利（厉）害得多了。满洲无事没得顾问的，而南京除经济、军事顾问之外，别的都没有顾问。当时我国武力不及，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要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这样的辩解，并不为法庭所采纳。在6天之后的判决书内，合议庭称：当战事初期，敌势凶猛，我军为战略关系，转移阵地，并采取消耗战术，借以抵制日寇速战速决之企图。故在沦陷区则分布队伍，待机反攻；各级地方政府亦皆留驻边境，执行政令，原期收复失地，抚慰人民，绝无委弃不顾之意。乃日寇以陷区过广，力难控制，遂利用被告与汪逆等组织伪府，供其驱策，致使国军不易活动，中央政令不易推行，而日寇势力得以日臻稳固，肆行搜刮宰割，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推原祸始，伪政府实难辞其咎。所谓抢救人民，保存元气，自属欺人之谈。
原《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晚年在回忆录中称，“褚民谊被捕受审，先判极刑，褚某不甘就死，乃以携回国父（孙中山）致癌肝脏及遗著原稿为由（褚民谊认为自己1942年将孙文腑脏从日军控制的协和医院救出，于国有功），声请复审，且得当道暗中声援，但法官坚持立场，在法言法，仍判以死罪，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执行。倒是与他一同中计被逮的陈璧君，大概被人视为女流之故，仅判了无期徒刑。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1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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