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毛泽东
今天（1944年6月12日）整个记者团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作了开场白，然后回答了问题。以下摘自我当时的笔记，但略有删节。
采访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大会议室里举行的。在会议室两头有斯大林和毛的画像，在中间的墙上挂了孙中山的画像。毛身材高大魁梧，长着一张读书人的面孔。他敏感，坚定有力，眼神很安详。他讲话慢条斯理，有湖南口音，因吸烟的关系，有时轻声咳嗽。
这是中国一个小小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个强大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该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者。
延安和边区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你们，我代表我们的正规军战士及在前线打击日本的所有人民欢迎你们。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你们就来了。对世界的这部分来讲，也是一件大事。在欧洲，它迎来了德国希特勒的灭亡；在太平洋地区，迎来了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在为此欢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欢呼。希特勒垮台之后，紧接着就是日本的垮台，全世界都为此高兴。
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现在到了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团结得更紧的时候了。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协调太平洋和欧洲的战事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所有这一切，我们应比以前做得更好。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当然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这种态度我们已经明确声明了许多次，你们到了延安，我要简单地再重复一次。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向，我们仍然坚持，因为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还有很大、很严重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需要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取得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继续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诸位先生深深了解，中国仍然缺乏民主，为了更好地团结，以更有效地打击日本，民主是至关重要的。
毛主席请大家提问，有4个问题提了出来。(1)为了国家团结，共产党希望其他政治团体做些什么？(2)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有何希望，共产党自身又将有何作为？(3)关于两党的重庆谈判如何进行？目前形势可否与迫切需要团结的1936年相比？(4)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在中国和世界开创了新局面？
毛主席回答记者提问：
一些具体的答复目前尚难于作出，因为谈判正在进行。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和外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可以讲一件目前还不可以公之于世的事。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情况并不如人意。
你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的《解放日报》已经声明，第二战场开辟以后，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确有一些新的特点。盟国间合作的发展才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成为可能。然而形势的总体特征，包括政治、军事诸方面，比之第二战场开辟前并没起变化。以这件大事和另一件大事——即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取胜后苏联红军转入反攻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反法西斯大国合作发展的两种形式。在红军发动反攻前，当反法西斯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时，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盟军在北非的反攻，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击以及苏联从斯大林格勒发起的反攻，都标志着世界局势的转折。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又一大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能摧毁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新的军事局面，即决定性大反攻。像我讲过的，那将朝有利方向影响太平洋、中国以及欧洲的形势。
第二战场的作用加速了在欧洲取得战争的胜利。然后盟军的火力和人力就可转向远东。这对中国尚未产生直接影响。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靠其他地方的有利形势得到解决。
然后回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
我已经讲过，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中国。在打败法西斯之后，中国应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并在国内建立起良好的和平的关系。为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在各方面都需要民主。反法西斯是世界性的，在欧洲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在远东，决定性战役马上就要到来。中国缺少什么？民主。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苏联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同样如此。我们对日七年抗战的形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在所有领域中的团结，但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结，这一基础就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选举自由。在这种牢固基础上建立的并依据政策办事的政府，它就是无比强大的。只有这种政治团结才是牢固的。
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我们对其他国家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国家间的新型关系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我们可以以这个观点回顾一下联合国的所有声明，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德黑兰、开罗及其他的宣言。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这一切而工作。
在和毛主席个别交谈时，没有人做记录，我也没做笔记。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我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向毛主席问候，并愿意就我们如何在医药及其他救济物资方面向边区提供更好帮助的问题，听取他的意见，而国民党在这方面则是极力阻挠的。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采访他不受时间限制，有时可持续几个小时。回答完问题以后，他喜欢调转头来，向他的采访者提问他们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以扩大和检验他的知识面。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敌后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从事于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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