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论坛主题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的深圳”，各位大咖济济一堂，为深圳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献策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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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杨伟民表示，现在国家开始在研究“十四五”规划，最近很多省在开会。深圳要做好党中央赋予深圳的新定位、新使命，谋划好下一步。他提出两点。第一，回头看，看看过去40年或者过去1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关键要找到问题，深圳过去发展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找到问题。第二，往前看，看看未来深圳是什么样的。他具体分析称，第一，要面向现代化规划深圳的发展。“十四五”规划和过去的规划不一样，前20年的规划都是围绕着小康生活，后面20年的规划都是围绕着小康社会。杨伟民认为，深圳作为示范区，应该分成两步，规划未来2035年、2050年的深圳是什么样。“要把这个想清楚，要大胆设想，那个时候的经济规模、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未来肯定要有指标，但是光靠指标是不行，你要体现三个要素，一是数，GDP要达到多少，二是图，三是事，我要干成哪些事”。杨伟民强调，从空间发展的角度来看，规划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但未来的规划要从现代化出发，光有产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有空间现代化，要有经济发展、人力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深圳要减少工业用地，增加居住用地。“因为实现人的发展，未来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必须实现人民的住有所居”，他指出，“现在全国来讲，高房价已经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影响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发展”。第二，从中心城市来讲，一个城市的住宅用地与非住宅用地应该是1：4，“北京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核心区东城西城是12.5平方公里，居住用地都是平房，就业用地都是高层建筑，这样带来北京日间人口和晚间人口的严重差异，导致白天进城上班上学，晚上出城回家。北京核心区以外的地区，包括河北燕郊，他们都到主城区就业，导致主城区和其他区之间大规模、长距离出行，消耗了时间，浪费了生命。这既是城市病的一种表现，也是使人民更加幸福所要面临的问题”。在杨伟民看来，深圳要解决的是城中村问题。“深圳有1000万套房，看起来是够了，但是深圳住房结构，单位和个人自建房55万套，工业区宿舍183万套，村民建房（城中村）503万套，占47.3%，单身公寓、商务公寓、养老院等等，一共是1065.5万套。商品房只有180万套，深圳的房价必然高”。杨伟民称，深圳的城中村虽然名义是国有的，但情况比较复杂，要通过产业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
他透露，曾给市委书记建议，城中村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但使用权可以国家和集体共享，以解决居民不愿意拆迁的问题。“或者土地国有，上面的建筑是集体的，把产权明确，明确完以后，要求那些实际控制建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城市规划标准规范进行改造，他说我没钱改不了，怎么办呢？把郁亮请过来建设，共享那一块上面的建筑产权，让出一部分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杨伟民提出。杨伟民直言，当下通过拆迁解决城中村的办法，成本太高。“北京现在也拆不起，如果这么拆下去，深圳的房价越来越高，我觉得高房价是未来深圳发展的大敌，所以一定不能给全国做高房价的示范”。“北京现在开始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房，一下解决了高房价的问题”，他举例称。“我建议深圳还是要想办法向中央申请调整行政区划，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很难做强做大，1997平方公里，百分之几是水面，剩下的建筑面积基本上全部开发完毕，剩下都是山区，要不然就挖山，要不然就填海，现在填海国家严格控制，所以还是要调整行政区划”，他建议说。
蔡昉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服务业，如此，经济成果的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会，深圳应该重新打造高端的制造业，利用更高的规模经济”。蔡昉在分析制造业发展时，提到了“雁阵模型”，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他分析称，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可以依次转换。“过去，日本曾经是东亚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中心逐渐转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进一步转到了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而深圳在这个雁阵模型中完整的演绎了这个模型的变化”。但他也提到，深圳在2004年出现人工荒，随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此外，蔡昉还提到了规模经济效应，即制造业在选择布局时，会考虑地理位置、交通设施条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最早并没有布局在劳动力最丰富的中部地区，反而是沿海地区的原因。但蔡昉指出，根据测算，在1998年-2008年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布局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里面提高了80%。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决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蔡昉提出，虽然比较优势的效应越来越强，但不只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留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蔡昉强调。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通常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很高的时候，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顶点再下降。而像拉美等地区，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的时候，农业比重还比较高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比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拉美国家还早，我们在大概3000美元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到现在仍然在下降之中，而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个过程应该治理”，蔡昉提出。蔡昉还提出了经济的“飞龙模型”。“飞龙模型”的两翼，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他认为，深圳在这两翼上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法比的，“深圳有特殊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了一个最好的、最高端的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同时深圳又依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中国在长期内还有丰富的劳动资源，这是一个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禀赋就是经济规律，而不利用资源禀赋就意味着对规律的违背，也就会遭到惩罚，形成了前面所讲的高收入陷阱的现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深圳确实面临着土地问题，能不能扩区，这是国家以后要思考的问题。“在没有扩区的情况下，深圳区划内有几块土地可以思考，怎么让集体土地更好地供给，像城中村那些土地怎么成为城市供给，这也是很大的一块供给，能不能调动出来。”他还提到土地结构问题，提出城市在转型，“恐怕过去工业区的土地要转移到生活或者商业用地。”樊纲表示，最重要的是怎么真正让大湾区的土地供给、住房供给成为香港的住房供给。“城市群发展概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小城市甚至农村的土地和住房和大城市打掉边界，用快捷的交通连接起来，使供给范围扩大。”他说：“十年前我们讲深圳3000万人口的时候，当时讲的已经是经济人口，不是住宅上，经济人口就是白天工作，晚上来吃饭、看戏，经济人口多，但是不一定都住在这个区域，通过交通，可以走到更大的范围，这就是通过大城市群的发展来稳定房价，提高住房供给的问题”。他还提出，调控一定要有供给需求的概念，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的结果。“控制需求我可以理解，你把住房供给方的资金断掉，这不是让他少盖房子吗？”樊纲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租房等措施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解决一些年轻人、刚刚开始创业的人才的住房供给，这个供给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建议，要慢拆城中村。“怎么解决城中村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集思广益，包括怎么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包括怎么规范租赁、改造等等这些措施，但是我说你要慢拆，不要驱赶低收入人群”。
黄益平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的基因和潜力，因为此区域内，有国际水平的金融市场创新能力和制造业的产业基础。“纽约大湾区主要是金融，旧金山主要是科技，而东京主要是产业，粤港澳大湾区做好了，在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有大的作为”。但黄益平强调，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创新成为了关键，但金融对于支持创新，则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金融，创新很难真正支持经济增长”，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必须打造一个有效、高效、能够适应支持创新活动的金融体系。他认为，目前大湾区存在两个方面的金融短板。一方面是大湾区内金融资源丰富但割裂，香港的市场不能自由的服务珠三角企业，珠三角的很多投资者也不能自由的到境外和香港市场做投资，所以区域之间的分割会影响金融体系有效支持大湾区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的金融资源擅长于支持传统的经济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是指制造业的粗放式扩张，而深圳在珠三角有很多好的创新，但总体来说金融业务模式还不是特别擅长支持创新活动。因此，黄益平认为，创新和金融服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而且失败率比较高，这和金融过去支持制造业产业扩张是不太一样的，制造业产业过去的扩张，产品是确定的，风险比较低，风险主要是你怎么组织、怎么生产、怎么营销，所以这两个风险是不太一样的，而一般传统的金融行业，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商业银行，追求的是短周期、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两个之间很明显有不匹配的地方”。他提出，当下的金融体系有一系列需要改变的地方：一是如何对创新型企业做风控。二是如何增加资本的耐心。三是过去对失败不能容忍，但实际上创新就是有很高的失败率，问题是能否做出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有失败没关系，但是你了解风险，做有效的决策，最后只要是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你的回报是能得到保证的”。在黄益平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体系应有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未来在支持金融创新活动中会发挥很大作用，因此需要改革，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安排去适应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第二，建立一个稳健的传统金融部门，尤其是商业银行。 第三，数字金融。
黄益平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协调委员会，“由本地各个阶层人士参加，也需要涉及到由中央部门尤其是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来负责，因为最后协调的很多政策都是中央政府的权限”。该委员会具体要做的工作是：第一，规则要趋同，三个区域不能规则、制度、章程全部不一样，否则难以实现投资便利化和融资便利化。 第二是业务联通，相互之间的通道要打通。“三个地方的丰富金融资源不能融合起来，也就不能有统一的金融体系，也就不能很好的相互之间协作和分工，我觉得大湾区的创新驱动恐怕也是很难有大的作为”，他说。 第三积极推动港深资本市场的改革。“很多创新企业本身就和过去的传统制造业不一样，没有财务数据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也没有抵押资产，这样一些企业我们怎么样保证在控制风险、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让他们在市场上获得资金融资，我觉得有很多规则可以做”。
隆国强：深圳不仅是出几个华为，
要谋划科技创新新体系
今天深圳新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定位是对深圳的重大提升。他表示，深圳以前的定位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作为试验区，可以先行先试，试错了可以改，作为先行示范区，就不仅要自己跑的快，而且还要带着其他城市、其他地区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错，如果你把人家带岔路了，这是影响全局的，所以说这个定位的重大提升，深圳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它叫先行示范，很多问题就必须带有前瞻性。”前瞻性全面谋划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城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体，今天绝大部分是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我们讲叫千城一面，长的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大高楼。”他表示，现在我们面临进入信息化时代，深圳要面向信息化时代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不是复制一个纽约一个伦敦。“我们的城市不应该再复制工业化时代，必须面向未来，所以说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城市是一个技术进步的综合体，作为一个先行示范区，怎么能够前瞻性的看到这种变化，是否前瞻性进行谋划。”要前瞻性谋划科学技术创新的新型体系。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方面在传统领域赶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那些关键技术领域和新兴经济体的差距还很明显。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有很多是前沿的，不可能说还停留在追赶，要把握新技术革命。“不仅仅是出几个华为，出几个创新，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格局下，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正在改变，好好的做一些探索。”探索信息化时代对数字经济的规制和规范。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双刃剑，信息技术也是双刃剑，大大提高运行效率，但带来了很多挑战。比如，个人隐私的安全问题，很多伦理问题。“当前我们看到数字经济，你说不让它发生流动，肯定会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怎么让它既流动，又保证安全，这就需要创新的监管，在管得住、管得好的前提下让它尽可能的流动起来，所以它既是一个规制的创新，又是一个国际规则的博弈。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景，我觉得深圳，特别前海还是试验区，要在数字经济的规制、规则方面做一些探讨”，他说。
王一鸣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因素集聚度很高，特别是拥有强大的科技转化能力，特别是深圳的技术产业化领先全球的。他认为，当前需要构建大湾区特有的生态体系，即以科技为中心，同时产业、金融、人力资本相互协调、相互对应的体系。“它们中间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科技创新为产业提供支撑，传统产业金融业务，科技金融就可以发展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人力资本为科技提供金融人才和科技人才，大湾区只有构建这么一个生态体系，才会更有竞争力”，王一鸣表示。他也指出，目前大湾区发展的最大屏障是“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它是挑战，也是优势，怎么能把这个屏障变为要素相互流通的特有优势，这需要制度创新”。在谈到深圳在大湾区的定位和功能时，王一鸣认为，深圳的独特优势在于，一是毗邻香港，这是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二是强大的科技创新优势，深圳的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在大湾区内独树一帜，在全国也已经成为创新型城市的标杆。三是市场化、国际化领先优势。四是吸引高端要素集聚优势，特别是对金融要素、对优秀人才的集聚，也是其他城市很难比的。一是大湾区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创新中心核心区应该是深圳。深圳下一步要打造创新中心核心区，就要建设一批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机构、制造业创新中心，特别是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政策体系。二是金融开放创新先行试验区。深圳应利用本轮开放机会，加快与香港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发展跨境金融业务，推动资金流动的便利化，依托深圳的金融和科技资源，开展数字金融的产品创新。三是全面深化与香港合作的示范区。深圳特有的优势是毗邻香港，大湾区跟香港深化合作，当然深圳要做示范，所以基础设施进一步互联互通，打造双核的枢纽区，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创造条件。四是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标杆。珠三角、粤港澳过去的发展模式还是传统的模式，现在怎么样推动绿色转型，创造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深圳应做出示范。
一是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功能。深圳技术的产业化领先，但是应进一步强化基础应用和基础研究，在国家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布局一批大科学工程和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工业互联网的平衡。建立连接全球的跨国研发和创新机构。
重点举措：以深圳为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二是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利用深圳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增强深圳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资源上的配置功能，更加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重点举措：鼓励深圳的部分机构、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华为做了标杆，怎么样融入到全球创新过程中，在全球布点，利用全球的资源。进来方面，怎么样便利化的人才进出，给他们更大的在深圳发展的空间。
三是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这是深圳已经具有的优势，怎么样利用深圳产业链已经形成的优势，占据高端的位置，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拓展深圳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的发展空间。
重点举措：在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创建创新中心。审慎包容监管。
四是强化金融开放创新功能。主要是跨境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科技的创新，数字金融方面的创新，利用深圳的既有优势。包括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改革、数字货币的研发、移动支付的创新，现在推数字货币，跨境业务、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跨境双向本外币资金池、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不良资产转让。
五是强化与香港的合作功能。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做出示范。
重点举措：包括落马洲、河套建设。利用香港的科技资源、高等教育资源推动。在河套设立一些双方合作的研发中心和分校。
六是强化绿色发展功能。
重点举措：在考核体系上要做出示范，绿色发展的考核体系。价值核算制度、环境信用制度、污染物总量排放困难制度等等。
第一，先行示范区试点与国家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五个率先”往往会涉及到政策制度改革，而政策制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先行示范区需要明确基本不能动的制度，是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度。“比如，土地红线原则，比如全国工业技术的标准，比如人民币的汇率，不是深圳想先行就先行的，不是深圳能动的，深圳现在无法先行试验。”第二类是深圳独有的，“比如说深圳证券交易所，除了上海，全国各地都没有，这是你自己的”，“交易所的上市标准、交易范围、标准品种，你可以修改，你都可以干”。第三类是全国都在探讨，都在探索，都不成熟、不明确的，“这是体现中国改革的，你可以有突破”。夏斌表示，深圳做先行试点，要明确哪些可以先行，哪些不能先行，做政策落实、措施研究的时候要有具体判断。第二，协调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大湾区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表示，深圳先行示范区“9+2”，跟另外一些城市的关系，这也存在一个路径。比如，深圳的GDP大于广州，财政收入是广州的一倍，进出口总额已连续多年全国第一，但社会零售总额，2018年广州要比深圳多出50%。从就业角度看，深圳是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稳定房价的压力仍然很大。深圳与广州比，消费起不来，房价偏高。夏斌认为，这些问题靠深圳一个城市恐怕很难独立解决，所以怎样尽快打通大湾区中间深圳周边的交通，让更多人到深圳来消费，怎么样实现深圳与周边城市土地供应的政策调剂。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顾问、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
许善达提出，我国税收制度对于集团公司的纳税有缺陷，与西方国家相比，加重了集团公司的税收负担，降低其财务效率。
许善达分析称，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分税制，企业只有在当地交税，才能算做给当地政府做贡献，要是集中交税，当地政府就拿不到税款，当地政府部门也不会同意此种做法。“各地政府都让这个分支机构变成一个法人，在我这儿交税，在我这儿核算，至于你总体上效率高低跟我这个地方政府没关系，你爱高爱低，只要保证我的利益”。
但如果制造业集团不能集中纳税，而是各个子公司的法人，各自核算的话，财务效率就会很低，“这个企业盈利，那个企业亏损，要是分别缴税，是不能对冲的”。
因此就造成一种局面，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财务效率很低。“在同样的税制、同样的金融制度情况下，税收负担和财务成本都会高出发达国家很高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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