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记忆》亡故北大荒知青史迹(续)
早春的北大荒，冰雪消融，林干草枯，一遇火星，瞬间便能燃起熊熊烈火。1970年4月1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8团4连驻地附近发生了一场山林火灾，一位花季少女在烈火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天早上9点多钟，连部发现山林突发大火，全连干部战士紧急赶往火场。此时，炊事班已开始准备全连的午饭了。但“火光就是命令”，他们自觉压缩人员支援一线扑火。高蔚斐毫不犹豫地向门外冲去。烧火的老王拦着她，叫她留下，由自己代表炊事班去扑火。但高蔚斐坚决不让：“你年纪大，腿脚不便，还是我去！”说完，拔腿就向火场跑去。
小高赶到燃烧着大火的山林，迅速投入扑火战斗。虽是女生，却不顾灼人的烈火和呛人的浓烟，她一直冲在最前面。开始，大家在连领导的指挥下顺风扑打，进展顺利。后来，风向突变，火势直奔人群而来，最前面的高蔚斐立刻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火头过后，战友们扑灭她身上的余火，无人能辨认出她是谁了，大伙问她是谁？她答：“我是高蔚斐，先不要管我，赶快去扑火！”在场的每个人望着面目全非的高蔚斐无不为之动容。
高蔚斐被紧急送进兵团5师医院。经诊断，烧伤面积高达82%！医院调动全院力量全力救治，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1970年4月22日这位年轻的战士停止了呼吸。
“还是我去！”高蔚斐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烙在了炊事班每个同志的心坎上，表现了她坚定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担当神。“谁曾料到她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呢”，事后炊事班老王万分悲痛地哽咽着说：“要是我坚持由我去，让她留下做午饭就没这事了！……”
高蔚斐到北大荒只有短短的11个月，但无时不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烈士的英勇行为，源于她点滴小事的积累。
高蔚斐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给了孩子们良好的教育。小高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妹。由于父母和姐姐都在工作，哥哥身患残疾，她从小就学会了做家务。“文革”停课期间，她每天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好饭菜，浆洗全家人的衣服。养成了文静、谦虚、务实和勇于担当的性格，小小年纪已然成了“当家人”。
毕业分配时，67届毕业生有“四个面向”的选择，而高蔚斐的妹妹是68届的，属于上山下乡“一片红”对象。小高考虑到妹妹年龄小，孤身一人到外地务农须有人照顾，同时考虑让弟弟能留在上海，她毅然选择了与妹妹同往边疆，担当起了一个做姐姐的责任。
高蔚斐与妹妹、同学在下乡的沿途中合影
在连队，高蔚斐除了照顾自己的妹妹外，还处处热心帮助其他战友。有的姐妹在家没做过家务，面对洗衣缝被就束手无策，小高就会伸出援手，不但帮着洗晒，还一针一线把被褥缝好，边做边教，像大姐姐那样，身边的战友深感温暖。
刚到连队时，小高分配在基建排。不管是脱坯、垒炕、盖房、修缮，还是铲地、除草、收麦、割豆，她都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畏苦累，任劳任怨。当炊事班需要补充人员时，她作为能吃苦耐劳，工作有责任心的人而被充实到炊事班工作。
在大火面前，高蔚斐用年轻的生命作了无畏的担当，书写了她人生最光辉的一页。
高蔚斐被烧伤的第4天，团组织根据她本人的志愿，经48团党委批准，接受她为共青团员。次日，高蔚斐就离开这个世界。高蔚斐牺牲后，团组织又追认她为优秀共青团员，并号召全团团员青年向高蔚斐同志学习。
1971年3月19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向高蔚斐亲属颁发了《革命战士牺牲证明书》。1973年5月9日，国家内务部批准高蔚斐同志为革命烈士。1973年5月19日，黑龙江省革委会也作出批准高蔚斐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2012年高蔚斐烈士骨灰安放仪式现场
四十多年过去了， 高蔚斐一直活在战友们的心中。每每有战友回访北大荒，都要前往尖山农场为英雄扫墓。去年，本与高蔚斐并不相识的齐齐哈尔知青林宪华罹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想的是如何再为英雄做点什么。于是，他向全团知青发出倡议，希望能通过捐款集资重修英雄墓。倡议得到老知青们的热烈响应，也感动了烈士母亲顾莲芳老妈妈。根据顾妈妈希望女儿能迁葬上海的心愿，许多热心战友开始在黑龙江和上海两地的民政部门间穿梭忙碌，经过努力获得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和黑龙江九三农场管理分局的大力支持。2012年7月，战友们在农场办完骨灰迁移手续的当天，林宪华安然离世。8月28日烈士骨灰成功迁葬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和追思活动。
（上海知青潘维新、张佐铭）
打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册，有一个名字可能不为大家熟悉，他就是计伟昌。
计伟昌，原名计玮昌。根据现有资料，他是那个年代唯一一位牺牲在珍宝岛前线的知青烈士。
1968年毕业分配时，计伟昌主动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列车上，带队的付德林（后来是33团16连第一任指导员）对知青们说，团部为了扩大生产，准备新建一个16连。当时车上共有普陀区的知青40多人，立即就有20多人表示愿意到这个新建连队去，其中就有计伟昌。
计伟昌与被批准的十几名知青，到33团后的第二天，就在连长刘明勤的带领下，开始了搬砖、拉石、装木材等劳动。半个月后，他们到达16连的驻地，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什么也没有。大家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光着脚，踩着有冰碴的烂泥脱坯，积极为建营房作准备。这些工作，对于刚刚离开城市，离开家的青年人，是非常辛苦的，但计伟昌与他的战友都很高兴，他们觉得自豪，觉得光荣，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新建16连的第一批建设者。
到连队才半年，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根据战备需要，33团以16连为班底组建了武装分队（值班1连的前身）。计伟昌高度近视，按说是不能在武装分队的，但因为是16连的“元老”，条件相对放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战士，担任了连队的通讯员。当时，战备形势很紧张，通讯员不分白天黑夜，经常要外出传达命令，有时一走就是几十里路。特别是没有月光的夜里，计伟昌常常看不清路，摔得鼻青眼肿是常事。为了加快传达命令的速度，连队让连部人员学骑马。那可不是战马，没有马鞍，只在马背上披一条麻袋。马的体温是41到42度。几个小时下来，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两腿打不了弯，但计伟昌没有叫苦，毫无怨言。那时，一到半夜与凌晨，信号弹特别多。一发现信号弹，就要全连出动抓特务。在茫茫的大草甸子里搜索，其艰苦可想而知，计伟昌坚持下来了。
1969年夏天，计伟昌因视力不好，已准备调到生产连队去了。此时，连队接到命令，开赴珍宝岛执行任务。计伟昌一听，要上前线，这可是大多数知青可望不可及的机遇啊！计伟昌立即改变了主意，写了好几份决心书交到连长手中，连长被感动了，终于批准计伟昌留下，并分配到炮班当炮手。
部队为了磨炼意志，提高战斗力，开始进行艰苦的野营拉练。每人的辎重，最轻的不少于40斤。计伟昌是炮手，负责60炮的底盘，约有30斤，加上装备，负重达50多斤。行军速度为每小时12里，强行军16里，最艰苦的一次，一天一夜跑了200里。为了不暴露目标，还不准生火做饭。计伟昌也坚持下来了。
在珍宝岛前线，部队的训练很严格。作为炮手，要用手、眼来测定炮位与射击目标的距离。为了练眼力，计伟昌做了一个弹弓，每天晚上点个小油灯，用弹弓打火苗。最后能在十步开外，打掉火苗。班长夸他是上海知青中最能吃苦，最会动脑筋的人。
经过刻苦训练，部队的战斗素养得到很大提高。一次他们值班1连与驻扎在五林洞的野战部队高炮连比拼剌刀，他们连一个女班长上场，拼得对方心服口服。连队的训练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1970年5月，珍宝岛地区的积雪还没化。9日那天，计伟昌在执行战备施工伐木的过程中，不幸被回头棒击中头部，身受重伤。连长直接打电话报告了前线指挥部，前指当即派出救护车，并派一架直升机在五林洞待命，下午三四点钟，直升机把计伟昌送到佳木斯，但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未满21周岁的计伟昌停止了呼吸。
计伟昌骨灰安放处
计伟昌牺牲后，沈阳军区批准他为革命烈士，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现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2012年清明节，33团值班1连和其他兵团战友一起，来到龙华烈士陵园为计伟昌烈士扫墓。计伟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陈志德、蔡荣华）
军马卫士来源：《生命记忆》母维平，男，哈尔滨知青，1950年3月15日出生在哈尔滨市平房区，l969年8月2日支边到黑龙江省逊克军马场3分场12连，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2月加入共青团。1970年6月9日，为救军马溺水辆牲，年仅20岁。逊克军马场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解放军总后勤部201部队为他追记二等功，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中俄界河黑龙江畔，小兴安岭北麓的逊克农场，前身是黑河垦区第一农场，一九六二年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逊克军马场，曾经为黑龙江的农垦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曾锤炼了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并涌现出母维平这样的杰出人物，如今已经迈入花甲之年的龙江知青每每提及仍然激动不已。
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期，先后有二千五百余名来自京、津、沪、哈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军马场，成为我军战马繁衍饲养战线上的生力军。
一九六九年三月．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准备打仗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有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到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十九岁的母维平在这种形势下告别省会城市哈尔滨，与同学们一起来到与前苏联一江相隔的军马场。
小维平和同学们从学生变身为普通的牧工。他们除了有部队的建制和管理之外，工作和生活方式与草原上的牧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之年轻人极强的适应能力，小维平和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一次，队里安排打井，他在潮湿的井下，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挖防空洞时，母维平不顾有塌方的危险，干在最里边；上山运木材，母维平总是抢着抬大头，他在日记中写道：“为革命我要永远抬大头。”
军马场的主业是饲养军马，在军马局的领导和老职工的带领下，知青们科学管理，精心饲养，“养马如养人，爱马如爱子”成为当时每个牧马人的行为准则。母维平所在班是河南放牧班（今红跃村），任务是饲养种马。优良的种马不仅高大威武，而且灵气十足，每一匹都价值不菲。母维平和战友们每天为它们喂食、洗刷、打扫厩舍，或牵出去遛弯，甚至任由它们奔驰嬉戏。母维平觉得有时候像是在伺候高傲的将军，有时候又像是在看护调皮的孩子，但更多的时候，他视军马为好伙伴、好兄弟，让它们长得壮壮的，精精的，将来定有用武之地。
一九七O年六月九日，母维平和战友王枫桐休班，为了使种马能吃上鲜嫩的好草，他俩放弃休息去为军马割草。上午10时许，两人赶着马车在连队南面草甸子找到了一片上好的草地。他们把马儿拴在一棵小树上，开始割草。
草甸子里多泡子。嫩绿嫩绿的原野，泛着波光的泡水，和煦的阳光和盛开的各色鲜花，把初夏的北大荒打扮得人见人爱，连马儿也抑制不住兴奋和冲动。母维平他们割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看见那马儿挣断了小树，朝着水泡子走去。泡子边是一溜的陡坡，那马儿带着大车顺着坡沿溜了下去。母维平见此情景，高喊一声：“快拦马！”就向马车跑去。马儿的前蹄已经踏入水中，他双手拉住缰绳，力图把军马拖回来。但是，坡岸太陡，自己也随坡下滑。王枫桐跑到泡子边，他边下水边喊着：“维平，快撒手！”母维平头也不回地喊：“别管我，快回去叫人，救军马要……”一个“紧”字还没出口，人、马和车就一起淹没在了水中。母维平最后伸出水面的手臂，还在奋力挥动着，示意战友快去叫人救马。
人们得知母维平为抢救军马落水的消息，一起来到泡子边，呼唤着英雄的名字。打捞的时候，人们发现母维平的手仍然紧紧拽着缰绳，不得不先卸掉马笼头，才把他的遗体打捞上岸。
母维平烈士之墓
在清理母维平的遗物时，战友们发现了一本没有写完的日记和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党和人民需要我献身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母维平践行了他的诺言。
逊克军马场党委，根据母维平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他烈士称号，国务院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属证书，白城军马局为他追记了二等功，同时号召全局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向母维平同志学习。
母维平牺牲后，他的父母又将爱女母维娜送到军马场，让她和哥哥一样成为人民军队的军马卫士。
逊克军马场在距十二队不远的东山上，为母维平修墓立碑。墓碑高2米，象征着母维平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墓穴呈马鞍形，象征着母维平热爱的军马事业；四周环绕的铁链，象征着知识青年和马场人永远心心相连；墓地前后共栽下了69棵松树，既代表了母维平下乡的一九六九年，又是六月九日他牺牲之日的纪念。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烈士的墓地青松参天。每逢清明，农场的孩子们会到墓地，感受军马卫士的壮烈。
(刘宏海根据当年报刊报道和母维平生前连队荒阳的资料整理）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大幕。陈立言已经高中毕业了，他是家中的幼子，已经有两个哥哥在外地工作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留在上海，留在父母身边。那年8月，上海市北虹中学公布了被批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名单，名单里没有陈立言的名字。可是陈立言立志到边疆去，他与班上的好友袁东，混进了北上的列车，跟随加入兵团的同学们一起到了黑龙江。在哈尔滨兵团司令部，接待人员被他们的执着而感动，同意了陈立言和袁东的要求，让他们回上海办理正式手续。这样，1968年9月17日，陈立言和袁东正式以兵团战士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来到位于哈尔滨郊区的王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1营3连务农。
到了兵团后，陈立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先被分在果园工作，他虚心向老职工学习果树栽培技术，还向农业技术员借来农业大学的教材自学起来。后来，他了解到一种叫做“920”的制剂对动植物的生长有催生作用，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力更生研制这种试剂，并在连队的农田里试验喷洒效果。连队领导被他的钻研精神感动，支持他试验，并让他从果园脱出来，专门从事“920”的生产和试验，还为他配了一名助手，落实了经费和场所。陈立言的积极性更高了，把行李搬到了工作场所，没白天没黑夜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
陈立言爱学习。他不但注重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也十分注重学习革命理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写下了26本日记，记载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考。
陈立言经常到老职工家里去走访，与他们交朋友。还抽出时间，教老同志识字。
1971秋，北大荒又到了最繁忙的收获季节。连里安排陈立言和几个上海战友秋收后探家，这是他们到边疆后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大家都很期待，很兴奋，干得也更欢了。
北大荒的农村，马车是十分重要的运输工具，尤其是秋收农忙时节，成百上千吨的粮食都要用它从地里拉回场院。可偏偏连里新上套的一头叫“小青花”的马驹，性格特别暴烈，把老车把式老柳的腰给挤伤了。这台马车不得不停下来，一挂就是二十多天。天气已经转凉，说不上哪天，地里的庄稼就会被大雪覆盖，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陈立言便主动找连领导，要求赶这挂马车，以加强大车班的运输力量。
11月1日下午，陈立言在大田里装了满满一车大豆运回场院。途中，那匹桀骜不驯的马驹又一次“毛”了。“咴，咴”地打着响鼻，撒开四蹄犹如野马般拽着大车向前狂奔。前面是为秋收而忙碌的人们。如果任由受惊的“小青花”发飙，冲入人群，后果不堪设想。陈立言一面死死拽着缰绳不松手，一面大声喝令惊马停下。他使出全身力气顶住车板，力图使狂奔的马车速度降下来。在与惊马搏斗了几十米后，陈立言终于精疲力竭倒了下去，承载着重达数吨大豆的车轮从他的胸部碾过。马车倾覆了，马儿也拽倒了，人们得救了，而23岁的陈立言壮烈牺牲了。
陈立言的父母赶到连队处理后事。他们没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是希望将爱子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土地，并将陈立言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买书，捐献给了连队的图书室。
陈立言牺牲后，中共独立1营党委作出了追认陈立言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中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作出了向陈立言同志学习的决定，并在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举办了陈立言同志事迹展览。陈立言的生前战友还应邀赴哈尔滨数十所中小学介绍陈立言的生平事迹。
（上海知青张毓诗）
在水利会战中来源：《生命记忆》朱绍德去北大荒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
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招兵工作全面启动，上海从8月起陆续有知识青年奔赴东北边陲。可朱绍德所在学校还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一心想投身边疆的朱绍德。他联络了同校的其他5位同学自行北上。他们生怕家里阻饶，向父母谎称学校组织去太仓学习顾阿桃，家人信了，有的给了5元，有的拿了10元，以及一些全国粮票，有的同学家里拿不出钱和粮票，班上其他同学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掏出自己仅有的零花钱，几角几分地为他们拼凑了路费。
8月26日，朱绍德他们乘船转道大连,再北上哈尔滨，径直找到兵团司令部。首长接待了他们，看到这些学生如此坚决，高兴地说：“这些娃娃我都要了!”首长的一句话，让他们乐得蹦了起来。司令部给他们批了条，要他们先回上海，通过正常途径加入兵团。
回上海后，朱绍德他们天天到市、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磨嘴皮子，说兵团司令部已经批准了，你们快些办手续吧。工作人员被这些热血青年所感动，为他们办理了录用手续。1968年9月17日，朱绍德正式以一个兵团战士的身份离开了养育他18年的上海，再次奔赴黑龙江。
朱绍德到兵团连队后，虽然身在农工排，但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初到连队，正是秋收大忙时节，他一面学着做农活，一面拼命地用汗水去洗刷身上的所谓小资气息，起早摸黑地跟着老职工把粮食收割入仓，又不分白天黑夜地扬场、上垛、装袋，一直忙到大雪封山。从未有过的高强度劳动，使朱绍德得到了锻炼，在一封家信中写到：“在麦场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恐怕是太吃力了，背像针刺一样痛，双手都不能动了，穿衣服要别的同志帮忙”。但他又写道：“我们在边疆做得很差，尤其是我，但我还是要努力使上海人民放心的。”父母看后既心疼儿子，又为儿子的懂事而欣慰。
朱绍德非常节俭，每月的工资，交了12元伙食费，余下的，寄给爷爷或爸妈贴补家用。最后一年，朱绍德把余钱全都捐助或借给生活困难的老职工。朱绍德牺牲后，这些老职工把朱绍德生前借给他们的钱，还给朱绍德的父亲，这时大家才知道朱绍德共接济了困难职工150多元。人们在清理朱绍德的遗物时，发现他的衣服都是一些破衣烂衫，只有兵团发的一套军装和一件军棉袄还是崭新的。他舍不得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接济困难老职工了。
朱绍德在下乡的29个月里，只让上海的家人为他邮寄过书籍，从不提过多的要求。父母知道儿子没命的干活，怕他累坏了身子，有战友回沪探亲，就托他们带点吃的。绍德回信总是叫家里不必这样，他在家信中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干革命就是应该吃得起苦，再说有贫下中农无微不至的关怀。
由于朱绍德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自己，多次受到连队的表扬，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战友李树山还写诗赞扬他，刊登在连队的战地通讯《水利战歌》上。朱绍德和战友们的影像还登上了当年的《解放日报》。
1969年中苏关系僵持，边境情势紧张。而家中父母又十分思念儿子，希望他能回家探亲。朱绍德在家信中耐心开导二老，他说：“关于回上海，我与战友们也是很想的，但形势不允许，苏修不允许，打完了（仗）回也来得及。即使我在战场上去见了马克思，不回上海，我也是很高兴的。” 父母见信，百感交集。
1971年2月10日，是中华大地家家户户闹元宵的日子，而兵团独立营的战士们正在冰天雪地里进行着一场水利大会战。
朱绍德忘情地投入到“与地奋斗”的激战中。他手舞铁镐，挥汗如雨，还不忘做宣传鼓动工作。劳动间隙，他写了报道稿，径直送到营部宣传股的战地帐篷里。宣传干事李福森看着浑身冒白气的朱绍德，听他有声有色地描绘激动人心的大会战，被深深地感动了，随他走出帐篷，来到现场。李福森回忆说：“白色的原野上，人头攒动，歌声、笑声、叫喊声与狂风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波澜壮阔的场面。”
正当两人在为这战天斗地的场景而兴奋时，工地上的爆破作业开始了。伴着一连串的震天巨响，气浪卷起土块和烟尘冲向高空，大大小小的冻土块天女散花般地飞向四方，甚至落入150米外安全地带休息的人群里。人们纷纷躲避，朱绍德躲避不及，不幸被砸中头部，无声无息地倒在李福森的身旁。
朱绍德被紧急送进医院，可是他头颅被击碎，脑血管破裂，医生抢救了18天，终因伤势过重，这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悲痛万分，老职工也哀伤不已。侯大爷听到朱绍德出事后就病倒了，他说宁可砸到我，也不要砸绍德呀！
朱绍德牺牲后，连队把他葬在西果园里，并立了墓碑。以后的近10年里，战友们每年都去祭扫，并拍照片带回上海告慰朱绍德的家人。后来，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和兵团的变迁，几年后墓碑没有了，墓地也找不到了。如今，战友们回访连队，只能对着荒野呼唤。上海家人只能无奈地对着绍德身前照片寄托哀思。为了让下一代记住家族中有这么一位为国捐躯的好男儿，朱家人在为孙辈取名时都要加入一个与朱绍德有关的字，以纪念这位献身北大荒的叔叔或舅舅。
讷谟尔河的悲歌来源：《生命记忆》傅国资，男，祖籍浙江上虞，上海知青。1952年11月7日出生，上海市黄浦区大兴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29日支边到黑龙江省德都县永丰农场1分场13连（东山连），任农工班班长。1971年4月19日在执行追捕敌特任务中溺水牺牲。年仅19岁。农场党委追认他为共青团员，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举行追悼会并立碑安葬。1971年9月11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83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永丰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原德都县）北部，源远流长的讷漠尔河滋润着这片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紧邻山秀、水幽、泉奇、石怪、洞异的旅游胜地五大连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地方，连队驻地的条件十分艰苦。
傅国资刚到连队不久，炊事班要增加人手，连长征求大家的意见：“谁愿意去？”许多人觉得这不是好干的活儿，都不表态，傅国资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
农场的房舍非常简陋，一间四面透风的马架，就是炊事班的伙房。水井在坡下，食堂一-天要用水十几担，特别是数九寒天，道路很滑，更是艰辛。一天晚风雨交加，值班的小伙伴没把水挑满，小傅得知后，一个人悄悄地冒雨去挑水，直到缸里水满。
傅国资当上了炊事班班长，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搞好大家的伙食，时常征求大家的意见。冬季，他顶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赶着牛车，到十几里外的县城采购，脸上多次冻伤，留下了褪不去的紫斑。农忙时，小傅总是亲自下地把热乎乎的饭莱送到第一线；秋收时，晒麦场的工作量最大，每天有很多同志打夜班，小傅天天换着花样给大家送夜宵；有谁病了，小傅会端去热气腾腾的病号饭；“学大寨”，小傅带领炊事班挤出时间，拉着爬犁去捡粪，一个冬季就积肥四十吨。炊事班被连队评为先进班。
一九七一年春天，小傅调到一排一班担任班长。从炊事班到农工班他毫无怨言，上任后，他处处以身作则，最靠门口的铺位是他的；最累的活儿他带头；多次资助有困难的同志。
傅国资从下乡到牺牲一直没请过探亲假。他总是把工作留给自己，安排其他知青回家探亲。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连队是一个大熔炉，连队需要我，工作着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县里发来命令：接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有一境外特务（中国人）潜入德都县境内，要求全县紧急动员起来，迅速行动，把守交通要道，逐一开展区域拉网式搜捕。永丰农场的全体知青和职工迅即投入大搜捕之中，傅国资所在连队负责把守讷漠尔河大堤与公路交汇口，并对大堤内外两侧河套的丛林进行搜索，夜间设伏，检查来往车辆行人。
第一天，没有任何异常。十九日傍晚，经过一天播种劳动，大家正在用晚餐。连长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声。说是有人发现了特务行踪，命令全连出动搜捕。傅国资奉命带领全班沿讷漠尔河防洪堤搜索。他们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草一木，陡坡石洞。突然，傅国资发现树丛下猫着个人，大声喝道：“干什么的？”那人看到一群青年人向他围拢，便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夺路而逃。知青们随即追了上去。哪想到此人越跑越快，更加深了知青们对他的怀疑。那人看看跑不脱了，便跳下河去。跑在前面的傅国资和另几名知青也纵身跃入河中。4月的北大荒，河水冰冷刺骨，游不多远，就有人抽筋挺不住转而上岸了，那逃跑者却过了江心岛，又跳进了另一侧河道，继续逃遁。傅国资咬紧牙关，坚持着紧盯着那人游去。不久，傅国资耗尽了体力，沉入激流，不幸牺牲。逃遁者也溺水身亡。
战友们为傅国资扫墓
傅国资墓
事后查明，逃遁者并非敌特分子，而是附近农村的农民，逃跑原因无从查清。傅国资是在执行搜索任务时牺牲的。永丰农场根据傅国资生前表现和申请，追认他为共青团员，并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黑龙江省革委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黑河地区和黑龙江农场管理局联合发出号召，要求全区人民和全局职工向傅国资同志学习。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傅国资为烈士。
（刘宏海根据永丰农场知青提供的资料及当年《黑河日报》通讯报道整理）
刘学文是连里的年轻木工。他体格极棒，话虽不多，脸上却总挂着笑容，人也厚道，朋友很多，人缘很好。在他的工棚里，只要是休息时间，总是高朋满座，笑声不断。他曾请北京知青，电工黄习阳帮他在木工房前安装了一台电锯，能剖原木。除团部木材加工连外，其他连队都没有。因此远近需要加工原木的人常常来此求助，刘学文也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木匠师傅。
他木工手艺好，工作也卖力。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也不管天冷，还是天热，他从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即使战友们去他那里唠嗑，他也不会停止手中的活儿。
他生活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回家时却用自己的钱买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带回连队，为集体服务，但从不炫耀。他总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求必应，经常帮战友们做一些小的生活用品如小凳子、小木箱等。曾强的弟弟利用业余时间学木工，想拥有一个刨子。刘学文知道后二话没说，把自己用的刨子全都拿出来，让曾强给弟弟挑了一个，还答应有空再帮他做一个新的。当看到老职工家有困难时，就把自己的钱，送到他们家里，并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像这样关心别人的事，他做过不止一次。
刘学文在家中是老大，带着比他小5岁的弟弟一起来到兵团（后来他妹妹也来到了连队）。为了让弟弟不想家，过得快乐，他想办法从朋友那儿淘换来2只鸽子让弟弟养着，弟弟爱不释手。弟弟受人欺负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战友曾强喜欢上了刘学文给弟弟的鸽子，一有空就往木工棚跑，去逗鸽子玩。时间一长，刘学文看出来了，就和弟弟商量，尽管弟弟有些不乐意，他还是说服了弟弟，把鸽子送给了曾强。
刘学文光明磊落、坚持正义。连里有个人人都怕的王姓青年，经常欺负小知青。一次，他又欺负了小战友，刘学文知道后，马上用拳头教训了他。他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更没有“趾高气扬”，而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讲：大家出门在外，又都年轻，免不了会磕磕碰碰，但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事干不得……既声张了正义，也教育了那个青年。
1975年6月8日早上，刘学文他正在安装电刨子，有人告诉他黄习阳为了抢修水泵，在井下缺氧窒息了，好长时间还没有救上来。他立刻向现场跑去。那天，他因脚气复发，穿着拖鞋，但救人心切，掉了一只也没顾得上，光着一只脚跑到井台上，毫不犹豫地喊了声：“我下去！”
因参加抢救黄习阳的时候，已经知道井下沼气浓重。连长一边喊着“不能下”，一边阻止他，可刘学文早已抓住拴黄习阳的绳子，迅速向井下滑去。到5米的地方他喊了两声“黄习阳”，又下了1米，到了黄习阳被卡处时，刘学文就休克了，抓绳子的手松开了，头冲下，直接坠落到近40米深的井水里。井台上的人，只听到溅起的水花声。
刘学文的弟弟刘学民是连队的卫生员，此时也在井台上，目睹了哥哥下井救人的壮举，心急如焚。刘学文坠落时的一冲，竟冲破了卡住黄习阳的冰块。井上摇辘轳的人，立刻感觉到黄习阳被卡住的身子松动了。迅速将黄习阳拉了上来。刘学民二话没说，马上为黄习阳做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接着迅速把黄习阳送进了团部医院。
刘学文仍在井下。又有人下去试探，还是有憋闷感，很快就被拉了上来。另有人搬来了鼓风机，立刻向井下吹风，下去的人还是喘不上气来；大家又拖来气泵，向井下打气。最后宗景权带着铁梯和铁钩子下到井底，用钩子勾住刘学文的衣服，再用绳子拴好，把他拖了上来。这时离刘学文掉下井的时间已经有2小时零25分钟了。早已赶来的团部医生马上进行人工呼吸，还打了强心针，抢救了30分钟仍无反应。刘学文为救战友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全连干部、知青、职工和家属都来到现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
刘学文追悼会现场
事后，2营党委召开了全营追悼大会，并号召全营指战员学习刘学文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后来，6团党委认定刘学文为“因公死亡”，没有追认为革命烈士。刘学文的家人和战友们始终认为刘学文是“救人牺牲”，应定为“烈士”，40年来一直在争取中。
（李庆梅根据刘学文父刘守勤妹刘学宝弟刘学民，战友楼宇昂、曾强、孙距江、宋长山等提供的资料整理）
好班长来源：《生命记忆》水利2连的任务是与兄弟连队一起修建水库。
王国通在连队当炊事班长。
作为班长，他带领两男四女做全连250多人的饭菜，工作担子很重。食堂最脏的地方是在灶坑烧炉火，一顿饭做完满头满脸全是煤灰，是大家最不愿意干的活儿。为此，他一个人几乎包下了食堂一半以上的烧火工作。
那时，食堂用水全部要从100米外山下的一口井里打上来，再挑到食堂，是一项重体力活儿，当然每次都拉不下他。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食堂就已经开始烧火蒸馒头了，当人们吃完晚饭休息时，食堂的活还没有忙完。食堂人手少，他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干14、5个小时，有时实在太疲倦了，竟在灶坑旁睡着了。
有一次，连里组织义务劳动，去采石场，装运水库大坝的护坡石块。炊事班也派人参加，当然不能少了他班长。搬运石块时，他不小心被砸掉了右手食指甲，鲜血直流。但他没有把这事告诉大家，照样正常工作。到水井打水时，右手一用力就钻心地疼痛，他就用单手摇辘轳；发面时老面渗到伤口上，像针扎一样痛，他就多包几层纱布。大家发现了，劝他休息，他只是说：“不要紧的”。后来，他让上海寄来了胶皮指套，干活时套上就好多了。
起先食堂的炉灶特别不好烧，炉温太低，炒菜烧汤要用很长时间，蒸出的馒头也常常夹生。王国通就领着大家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因为炉火距离锅底太远，有相当一部分热量随烟气跑掉了。他们对炉灶进行了5次改造。将炉箅子抬高，并且在炉底砌了回风烟道，使炉火发出的热量能有效地被锅底吸收。此后，做饭的速度加快了，饭菜的质量也提高了。
那时食堂的饭菜十分单调。每天的食谱离不开馒头、玉米碴子、白菜、土豆和西葫芦。有时，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粥，一次肉丝炒菜，一次炒鸡蛋就算改善伙食了，许多战士严重营养不良。但王国通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也不允许炊事员们为自己做小锅菜。
王国通最喜欢看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是他来黑龙江时从家带来的。战友们经常看到他在灶坑旁一边烧火一边看书。书皮已经发黄了，不知被他读过了多少遍。
王国通回上海探亲时，在火车上也总是做好事。他帮乘务员扫地、擦桌子，还给乘客倒开水，有人误以为他也是乘务员呢。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老太太，自己却坐在车厢地板上。他一路做好事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也让他获得了同车厢一位福州女知青的爱情，从此以后，他俩便鸿雁传书，一直保持到王国通遇难。
水库建成后，团里重新组建水利连，王国通留在新组建的连队，离开了食堂，到水利排工作。工作变了，他还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样样工作都冲在前面。
1974年4月9日早晨8时许，王国通和他的战友负责放炮。他们一早来到工地，乘大家还没出工，装好了炸药，点燃了导火线，炸药陆续被引爆。唯独有一枚“大炮”却迟迟不响，那炮装有二十支炸药呢。王国通和连长一起去排这枚哑炮，万没想到，当他们刚到那枚“大炮”前，炸药突然爆炸了。远处的人们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随着浓烟和泥土飞上了天，在天空中翻了几个跟斗，掉在30多米远的地方。此时，时钟正指在8:30。
王国通的头部、右胳膊和一条腿被炸没了，心脏裸露在身体外面……现场的景象，惨不忍睹。
22岁的好班长王国通就这样走了。
（上海知青孙钜江）
志坚的印迹来源：《生命记忆》美丽圣洁的逊别拉河宛若一条玉带,飘舞在逶迤的崇山峻岭间。河水滚滚东流,奔腾向前，传颂着上个世纪60年代末插队女知青李志坚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李志坚原名李海婴。1952年8月出生于上海市一个革命军人家庭。
初中毕业时，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受过军人家庭熏陶的她，毅然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在父母的惜别和祝福中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1969年4月，李海婴来到东北边陲孙吴县河南屯生产队插队落户。她立志把青春献给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她改名李志坚。从此，她忙碌的身影出现在河南屯的里里外外,出现在为乡亲们服务的每个角落。
志坚一向艰苦朴素。刚到孙吴时，她的全部行装是一床父亲在部队用过的军被。一个掉了把的军用搪瓷缸、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挎包。她穿的胶鞋补了又补，戴的手套缝了又缝。一件小棉袄补了十几块补丁。这哪像个花季少女的打扮﹖每次生产队派她外出开会。她都把会议期间发的补助费全交给队里，直到牺牲时，生产队还存着她上交的几十元钱。
志坚对战友如同姐妹。1969年7月，知青小蒲接到家信，得知母亲病重，家庭经济困难。李志坚知道后，就悄悄地用小蒲的名义寄去20元钱。小蒲的母亲病好后，经队干部了解，才知道是李志坚寄去的钱。小蒲含着泪花，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志坚无论走到哪里，都默默地做好事。她外出开会住在招待所，主动帮助服务员干这干那。坐火车，主动给老人让座，帮带孩子的妇女打水。有人问她姓名，她干脆地说：“我姓勤！”县招待所的同志都称赞她：“小李住在这里就像我们的服务员。”
志坚性格同名，志坚如钢。1970年，孙吴县新建奋斗公社，要在荒山野岭白手起家，真是“天大的房，地大的炕，冷馍冰雪来充饥……”，创业条件极为艰苦。李志坚积极响应，坚决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
3月5日，这是志坚离开河南屯去奋斗公社的前一天。那天她病了，但仍坚持劳动。大伙劝她休息，她哪里肯听。下午3点多钟，她看到食堂的水缸快见底了，就拿起扁担去挑水。挑了两担后，虚弱得直冒汗。水缸未满，她坚持继续挑。她来到井台上，双手紧握辘轳把，使劲地摇，可是虚弱的病体不听使唤了，辘轳越来越重，突然眼前一黑，她到了下去。井沿上无遮无拦，她直接落入了深井里！乡亲们闻讯赶来，把她从井里捞上来，因溺水时间过长,抢救无效而去世。
知青们、乡亲们, 眼含热泪，把志坚姑娘埋在苍翠的杨木山上。那白雪皑皑的山路上，送葬的队伍从村头一直排到墓地。
李志坚遇难的老井
中共孙吴县核心小组根据李志坚生前的申请和表现，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黑河地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向李志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1970年3月1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唁电，上海市长宁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学习李志坚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
李志坚墓地
在李志坚精神的鼓舞下，孙吴县知青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和空前团结的凝聚力。男女知青打破了互相不说话的坚冰，开始交流思想，相互帮助。遇上歉收，口粮有限，男青年不够吃，女青年就自发捐助，把省下来的饭票送到男青年的手中；男青年的棉衣破了，棉被薄了，女青年们就帮着翻新重絮；凡苦活、累活、重活男青年们也总是抢在前面，不让女同胞受累。
面对招工、升学,一些知青骨干一次次机会把推掉了。他们想的是：李志坚把生命都留在了这里，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以至后来，县里为了确保工农兵大学的选送质量，不得不找被选送人谈话，做思想工作。好长一段时间，河南屯的知青们，做到了“走的心地坦然，留的心平似镜”，并开始了恋爱和婚姻，准备扎根在这块沃土上。
终于一天，时代开启了新的征程，河南屯的知青，和千百万知青一起踏上了回城之路。大家并不为昨天的付出后悔，也不为曾经有过的誓言羞愧，因为他们没有虚度年华，大家仍在努力，直至今天。他们的言行中依然可以寻找到李志坚，极其那些献身北大荒的战友留下的印迹。
（杨洪邨根据张桂馥《追忆上海知青李志坚》和康士凯《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整理）
节能先驱来源：《生命记忆》
打开长长的亡故知青名录，在林林总总的死亡原因中，竟然有为厉行节约而殉职的。
当年物资匮乏，厉行节约是全方位的，自然也包括节约能源在内。黑龙江农垦系统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垦区，在风沙尘土中作业的农机具，润滑油的更换率极高。但是，据资料显示，实际真正的“废油”只占10%，90%都可以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有个专用名词叫“废油再生”，指的就是回收利用废油。在1981年4月商业部、国家能委等四部委发布关于润滑油再生利用的文件整整11年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就开始了“废油再生”的实践。33团12连的机务班长，上海女知青戚桂娣，为“废油再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虽与当下的节能减排目的意义不尽相同，但她和她的战友们却是勇于“吃螃蟹”的探索者，是节能之先驱。
戚桂娣的入团通知书
戚桂娣中等个儿，长得清秀漂亮，性格开朗活泼，从小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从小学起，她的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一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多次被评为学校和区里的优秀少先队干部，事迹还上过上海的《少先队报》。在中学里，她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 “复课闹革命”时，小戚已经初中毕业，她为了让学弟学妹早日重回课堂，主动帮助老师收拾被文革破坏的残局，打扫教室，整理教材，联络同学，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干脆吃住在学校。
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此时戚桂娣的二姐早已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按政策，她可以留在上海进工厂。可是她积极相应毛主席号召，写了《献忠书》（表决心），毅然报名去黑龙江“屯垦戍边”。
那时，兵团的条件非常艰苦。刚刚远离大都市和亲人的知青们，一踏上黑土地，迎接他们的是闻所未闻的繁重劳动，许多知青都躲在被子里掉过眼泪。戚桂娣凭着她的执着和勇敢，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她那股认真向老职工学习的劲儿，使人不敢相信她是个上海姑娘。头一年，她就评为“五好战士”，第二年，当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并被选拔上了机务排，当上了女拖拉机手。她凭着一股钻研劲儿，学会了驾驶和保养拖拉机，不久担任了机务班长。她带领全班一次次出色地完成春耕、秋收和突击任务。
戚桂娣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
1970年夏，兵团开展“节约闹革命”活动。连队将“废油再生”试验的任务交给了戚桂娣所在的机务班。
戚桂娣与好友刘殿荣
在我国，开展“废油再生”试验的，最早是铁路系统。工艺非常简单，每百公斤废油加上4公斤的稀释硅酸钠 (玻璃水)，用蒸汽管加热至80℃，而后沉淀24小时，最后油水分离便能获得再生合格油料了。这种原始工艺炼制周期长，质量差，效率低，耗能多，现在早已被新工艺所取代。但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北大荒，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只是为国分忧的责任感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戚桂娣和战友们土法上马，没有压力容器就用大油桶，没有蒸汽加热管，就用柴禾烧！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在那个年代， 提倡的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鼓励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知青们就是在不具备炼制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废油再生”试验的。
女拖拉机手（前左2是戚桂娣）
1970年10月17日下午，戚桂娣在试验场地值守时，柴禾烧烤下的油桶压力超限，发生爆炸。小戚浑身沾满柴油，顿时成了火人。战友们赶来将火扑灭，立即把她送往医院急救。戚桂娣全身严重烧伤，其中3度以上烧伤面积达75%，特别是头部和脸部，几乎没有了头皮和肉，其状惨不忍睹。团部当即决定转送兵团医院。几天后，小戚伤情稍事稳定，担架直接抬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列车长知晓伤员的情况后，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马上通过铁路电话与有关方面联系，火车到达虎林后，铁路方面决定让该次列车只拉小戚一行乘坐的那一节车厢直奔哈尔滨。车到牡丹江，铁路局为了减少伤员受感染的危险，又决定让小戚一行改乘中央首长专用的包厢列车，直驶目的地。一路上，沿线所有的列车全部停车让行。铁路方面还与哈尔滨兵团医院联系，告知列车行程。列车到达时，医院的救护车已提前等候在站台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写的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景，在小戚身上再现了。列车两次变换行进方式，无一旅客提出异议。
在兵团医院，戚桂娣是被作为英雄人物来宣传的，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各科室的决心书，纷纷表示全力抢救知青英雄，院方派出了最好的烧伤科专家。治疗期间，戚桂娣表现得非常坚强，克服巨大的痛苦积极配合治疗。她的食道严重烧伤，什么都不能吞咽了，整个头部缠满了绷带，谁见了都会禁不住伤心落泪，她却安慰战友，话语里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0年11月7日， 35团发生了重大荒火，14名知青葬身火海，数十人烧伤，惊动了国务院，兵团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被派往事发地，小戚的主治大夫熊医生也不得不暂时离去。等他返回哈尔滨时，小戚已发生绿脓细菌感染，高烧不下。11月26日19点17分，在与伤痛搏斗了41天后，终因伤势过重，戚桂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戚桂娣殉职后，团里根据她生前申请和一贯表现，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并把她的事迹编成学习材料，在全团开展学习活动。当年的《兵团战士报》和《解放日报》都报道了她的事迹。那年冬天，12连文艺小分队和33团文工团都排练了歌颂她事迹的节目，在全团演出，催落了多少知青、职工和家属的泪花。
（刘宏海根据戚桂娣弟戚耀舒，战友舒冲慧的回忆整理）
永和大桥来源：《生命记忆》
贝永和，男，上海知青，1953年7月26日出生，上海市汾阳中学1969届初中生。1970年4月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孙吴县平山林场，分配在伐木点小卖店当营业员。1970年12月26日在送饭归途中迷路。当人们找到他后送医院抢救，与死神搏斗了48个小时，于28日逝世，年仅17岁。身后，被追认为共青团员，当地群众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桥梁，以示纪念。
孙吴县境内的平山林场，地处小兴安岭北部。这里山高林密，万木峥嵘。1970年春风吹过北疆的时候，贝永和与同学们走进了大山，成为新一批伐木工人。
贝永和被分在一个叫熊棲沟的采伐作业区，不称心的是让他在小卖部当营业员。身高1米8的小贝，很想到第一线去参加伐木。虽然他知道那是个又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但那高亢的喊山声是多么的诱人呀。每天看到又粗又大的原木源源不断地从林中拉出，他为前方兄弟们的战绩感到骄傲，也深知大家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他太想帮大家分担一些了。正巧，作业区营地的炊事班缺少每天往山上送饭的人手。
冬季，兴安岭上滴水成冰，工人们从清晨进林到日落出林，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要工作8、9个小时，如果不能及时将午餐送上去，伐木工哪有力气拉动大锯，挥舞大斧呀？难不成还让他们自带干粮在山上啃冻馍吗？贝永和的工作主要是在晚上工人们收工后，白天比较空闲，他就常帮着炊事班和其他后勤部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知道缺人送饭，就自告奋勇承担了山上4、5个伐木点的送饭任务。
大山里的伐木点是根据伐木的进度在不断移动的，过几天就要变换位置。再说，茫茫林海中极难辨认方位，很容易迷路。1970年12月26日上午，贝永和和往日一样，背上干粮桶，装上刚出笼屉的热馒头，为伐木工们送饭去。正常情况下，小贝应该在午后2点钟前返回营地。可是，直到日头偏西，他还没有回来。营地领导有些着急了，见人就问见没见着贝永和。太阳沉下山了，伐木的工友也都回来了，还是不见小贝的身影，大家都觉得不对劲了，有的担心他遇到野兽，但想想此起彼伏的喊山声和大树倒地的轰鸣声，野兽哪敢靠近啊；有的说小贝会不会找同学去聊天而误了时辰？问来问去，哪个同学也没见过他；思来想去还是迷路的可能性最大。晚饭时，营地派出寻找的几个人陆续返回，都没有发现小贝的踪迹。营地领导当即决定，晚餐后，全体出动，对采伐区进行拉网式搜寻。
入夜，一支支按采伐班编组的队伍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向采伐区的不同方位出发。森林里到处是手电的光柱，“小贝，小贝”的呼唤声不断，有人还在高坡上点起了篝火；不时有“砰、砰” 的步枪声向空中鸣放。为了避免搜寻人员在黑夜里迷失方向，营地的大喇叭加大了音量，不断放着高分贝的音乐！数百号人在各山头一遍遍地寻找，整个采伐区被大家踏遍，希望能在雪地中发现新的脚印。寻找范围在不断扩大，直到指挥部的广播声都听不见了，再往前就将走出作业区了，也没有新的发现。无奈之下，营地派出联络员通知各路人员返回。
下半夜了，兴安岭又归于平静。营地的“木刻楞”（一种用原木搭起的简易窝棚）内，劳累了一天半宿的工友们谁也睡不着，昨天还在一个铺位上天南地北的唠磕的小伙子转眼间找不到了！室外，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候，小贝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哦！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小贝能平安熬过今夜。
天刚放亮，工友们都起来了，县领导和县医院的大夫不知啥时候也来了。领导们迅速制定了新的搜寻方案，先派出几路有经验的老职工队伍，全都骑马搜索，其他人员待命。大家计算着时间，过午就超过24小时了，这是人在严寒中的极限了，谁不焦虑万分！贝永和的好友，后来当上林场副连长的上海知青张龙龙假设着小贝将如何与严寒抗争，如果他能点把火或不停地运动，也许就能挺过来。可是，小贝不会吸烟，身上根本不带火柴，这种可能不存在。于是寄希望他能不停地走动，何况他还带有送饭时剩下的干粮。
过了晌午，突然传来消息，营地通讯员小万说，发现西面有单独的脚印往原始森林去了！真是个好消息，张龙龙毫不迟疑地紧追小万的马儿，朝西奔去，领导也派出精干人员紧随在后。他们穿过了采伐作业区，进入黑森森的原始林区，马儿放慢了速度，小万下马搜索前行。过了一面坡，又过了一道沟，一行人马已经聚拢，大家尽量沿着小万淌出的脚印排成一字前行。在小万的前方，一溜清晰的脚印歪歪斜斜地向西沿伸。终于，他们在一块大石块旁看到一处有人坐过的雪痕，痕迹上还能辨出休息的人背部有负重的东西！这分明是小贝，背着的是干粮桶！大家兴奋不已，有希望了！有人大声喊了起来：“小贝！小贝！” ，喊声飘荡过后，依然只有大家“沙沙”的脚步声，一点也没听到任何回应。大家急速往前赶，边走边议论道：“这小子干嘛还背着干粮桶啊？”“是啊！傻不傻呀，扔掉干粮桶，不就减轻负重了吗？”张龙龙想：“永和或许想扔掉干粮桶，但明天咋送饭？伐木的兄弟们不就要挨饿了吗？”人呀，有时候就这样单纯和执着！
天黑前，前面的小万发现了贝永和。大家在没膝深的雪中奔跑起来，跑到小贝跟前一拥而上，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搜寻了将近30个小时呀，这也意味着小贝在酷寒中拼搏了1800分钟！此时此地，贝永和逞“烤火状”坐在雪地上，干粮桶果真还在背上，他的呼吸还很清晰，但意识已经迷糊。一行人迅速解下绑腿，砍下两根细长的松木杆，绑扎成一副简易的担架，抬起小贝就往回赶。
夕阳逐渐西下，一会儿功夫，后面的山坡就没有了余辉。冬季的林区，黑夜来的真快，能见度迅速降低，只能靠雪地的白色反光来辨认来时的脚印。大家轮流抬着担架，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行进在雪道中。估摸着走出几里地了，有人提出，这样走法怕小贝的身子抵不住寒气。一个老职工提议，将小贝横卧在马背上，这样可以靠马身子给小贝取暖，身上再盖上工友的大衣，而且可以随着马的颠簸，使小贝的身子处于运动状态。改变了方式后，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几小时后，他们踉踉跄跄地进入了采伐区，能望见远处的篝火了，接着能听到指挥部的广播了，进而与营地派来的接应人员汇合了。大家长长地吁了口气。
县里来的大夫立即对小贝进行了抢救。指挥部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立即将小贝送县医院，张龙龙被指派随车照护。
在县医院，小贝重新插上了氧气管，搭上了心电图，挂上了输液瓶。在上海医疗队陆医生的指挥下，抢救有条不紊地进行。后来，陆医生让端来盛满水的水桶，将小贝的两条腿搭拉着浸在水里，吩咐张龙龙负责将两腿始终保持在水中。此时，贝永和还喘着粗气，两眼紧闭，没有知觉。心电图显示，心脏的跳动不大理想。张龙龙撩起水花轻轻揉搓着小贝膝盖以下已呈黑、白两色的小腿，盼望着好兄弟能尽早苏醒。
天放亮了，抢救还在继续。林场的父老乡亲都牵挂着抢救台上的上海知青，医院走廊上已站满了男女老少，不少人还在冰天雪地的窗外，踮着脚尖透过结满冰霜的玻璃向里张望。大家都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县领导一早来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贝永和！
然而，与死神的争斗是多么地艰难。上午，小贝停止过一次呼吸，心脏仪也缓缓地变成了一条横线。陆医生迅速用两只手掌在小贝的胸口使劲地按压，大家的心被吊了起来。几分钟后，心脏仪有了反映，恢复了喘息声，陆医生也舒了口气。张龙龙继续轻揉着小贝的双腿，他感觉小贝两腿动了一下，连忙惊喜地招呼陆医生。啊，有知觉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信息！医护人员都微微露出了笑容。张龙龙在心里给小贝打气：加油啊，小贝！
又过了晌午，林场里来了很多人。张龙龙坚持着不让替换，他多么希望小贝的腿再动一动！时间一点点过去。突然间，小贝的呼吸又停止了，心脏仪也没了指示。陆医生又紧张地进行了人工按压！接着换一个医生，再换一个医生，大家紧盯着心脏仪，想见到奇迹再次发生！十几分钟过去了，一切都回天乏术。陆医生不得不收了手，护士们拔掉了痒气管、撤掉了心脏仪……
贝永和追悼会
时针指在了1970 年12月28日14时，与死神搏斗了48个小时后，贝永和终因严重冻伤，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黙黙地流泪，这只是个17岁的青年啊！
当年平山人为贝永和送葬
贝永和身背干粮桶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平山人的心里。林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共青团组织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共青团员。
平山人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建的大桥：“永和大桥”。贝永和永远活在平山人的心中！
太能干了，本初！来源：《生命记忆》徐本初，男，上海知青，生于1949年8月7日，上海市北虹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5月21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2团（名山农场）9连，先后任连队统计员、农业技术员，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调任12连连长，1977年3月7日，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年仅28岁。
1977年3月17日，北大荒依旧寒冷异常。名山农场（原兵团12团）在12连为该连连长、上海知青徐本初举行了一场隆重而又俭朴的追悼大会。全连干部战士、职工家属肃立默哀，徐连长原先工作过的9连和其他连队的许多知青也赶来为他送行。
追悼会后，大家含泪将装着徐连长骨灰盒的灵柩安葬在名山的向阳坡上，面对公路，面向南方。开春后，战友们又在墓穴周围栽了一圈小松树。
徐本初匆匆地走了，人们无不为失去一位好同志好战友而惋惜悲痛。
徐本初自幼聪明过人，大概是得益于当会计师的父母亲的遗传因子吧。小本初平时学习成绩一般，关键时候却出手不凡。有一次，参加区里的数学竞赛，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获得第一名，为学校赢得了荣誉，老师们都很喜欢他。
徐本初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弟妹4人，虽然排行老二，却是父母最放心托付的孩子。60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外婆病危爸妈赶去乡下，才12岁的小本初就是家里的大男人，在有限的生活费用和票证的条件下，带着弟妹，把家中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父亲被派到郊区工作，无论家中的什么难事，他都能应对，从不用父母操心。
从小的锻炼，使徐本初在下乡之后，表现出了极强的动手能力和管理天赋。不到半年就担任了连队统计员， 1970年1月又被选拔为农业技术员，
为了干好这项工作，他让家里寄来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他自制大规尺，一步一步地丈量土地，认真验算下种量和施肥量。他每天下地头，查看墒情和农作物长势，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措施。他还领衔成立了农业科研小组，开辟了试验田，培育优良品种，摸索科学种田的技能。1971年，黑龙江全省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作物大面积减产。9连的庄稼却长势良好，获得了丰收。1972年，本初带领科研组在大田里试用化学除草，在夏锄中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年秋收，9连又获得了大丰收，小麦亩产猛增了40%，达240余斤，是建连以来最高的一年，在全团名列前茅。1975年初，连队贯彻精兵简政的精神，将统计员的工作归入技术员岗位，徐本初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但他毫不计较。他给家中写信时说：“肯定要比往年更忙一些，但只要我把时间安排好，工作可以搞好的。”他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1975年5月13日，徐本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调到12连担任连长。12连是团里的大连队，土地要比9连多出一半，却是团里的低产连队。徐本初是个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他深感责任重大，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那几年，每年都有大学招生和企业招工的指标，知青们人心思动，有的已经返城。作为下乡知青，没有不想家，不想回城的，但徐本初舍小家顾大家，无条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他在1975年10月的家信中说“当上干部，上学和招工的机会就没了，只好安心在这里工作了。”
徐本初是全团知青中担任连队主管的第一人。为了不辜负党委的重托，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他身先士卒，脏活累活带头干，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分配活儿公平，指挥生产内行，很快就受到全连干部战士的拥戴。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一年，连队的生产形势就迅速得到改变。1976年的麦收就比1975年多收了130多吨，单产提高了17%，完成了国家计划，连队也步入了盈利行列。
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国家百废待兴，徐本初也干劲倍增，做好了扎根边疆的准备。那年春节他携女友回沪探亲，拜见了双方父母。在这种情况下，他心中最惦记的还是连队的备耕工作，没有等到元宵节，就提前返疆了。回到连队的当晚，他就参加了支部大会。第二天，不顾旅途劳累，带着干部们跑地号，晚上就开会确定春播计划。
几天的紧张工作，徐连长感到头疼，并伴有恶心，其实这已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前兆，可徐连长以为是劳累所致，在连队卫生室要了点感冒药依然坚持工作。连部就是徐本初的宿舍，那铺小炕的烟道已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本来连里有专人负责清理烟道炉炕的，可徐连长太能干了，自打他上任起，这些事都是他自己动手解决的。一连几天的会议，浓烈的烟草味呛得人头晕，也有人觉得是烟道有点堵塞了，指导员让本初早点安排人清理一下。本初说：“我自己会整的，下周吧，我一定抽空搞。”
3月6日，他上午跑地号，下午赶到医院去看望一位住院治疗的职工，晚上开会到10点多。3月7日早上，徐连长没像往常一样早起，大家觉得他太累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吧。上午9点多钟，连部还是大门紧闭，没一点动静。这时，大伙觉着有点儿不对劲，便上前敲门，屋内没有反应，呼喊，也无应答声，于是众人破门而入，才发现徐连长已经不省人事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做了好长时间的人工呼吸，希望出现奇迹，最终无济于事，大夫作出了“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诊断。
战友泣别徐本初
徐本初的父亲和妹妹在上海市虹口区知青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来料理后事。父亲为爱子选择了一个有西湖图案的骨灰盒，寓意南方的故乡。老人强抑悲痛，决定将孩子的骨灰留在名山，留在他成长起来的地方，留在他为之奋斗的黑土地上。徐本初的女友，悲痛欲绝，对天哀叹：“本初，你太能干了，却惟独不会照顾自己！”
徐本初追悼会
3月15日，本初的遗体在萝北县火葬场火化。17日，农场党委在12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徐本初的一生只有短短的28年，但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不怕困难、勇挑重担，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为建设边疆贡献了他的全部。他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好知青。
（刘宏海根据徐本初妹徐静镠，战友陆玉洁提供资料整理）
云山农场“四 · 一八 ”火灾纪实来源：《生命记忆》
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九团（云山农场）发生了一场大火，共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其中严重烧伤四十九人，死亡二十六人，是北大荒史上最为惨烈的伤亡事件。
死亡者中有13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齐齐哈尔的知青，他们是：
张瑞华，女，北京知青，生于1952年6月，1968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1970年7月24日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李军，女，北京知青，生于1950年8月，1968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战士。牺牲时年仅20岁。1970年7月24日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吕欣和，女，北京知青，生于1950年9月，1969年北京西城区第六女子中学毕业（现北京156中学），同年8月到兵团39团，3连战士。牺牲时年仅20岁。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李冬生，女，上海知青，生于1949年1月，上海市甘泉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7月到兵团39团。牺牲时年仅21岁。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胡莉娟，女，上海知青，生于1950年12月，上海市甘泉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班长。牺牲时年仅20岁。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秦龙妹，女，上海知青，生于1951年11月，上海市甘泉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副班长。牺牲时年仅十九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陈根娣，女，上海知青，生于1952年9月．1969年初中毕业，同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张桂莲，女，上海知青，生于1952年10月，1969年初中毕业，同年5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赵学云，女，天津知青，生于1951年，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10月到兵团39团4连，3班战士。牺牲时年仅19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徐秀桂，女，天津知青，生于1950年，1968届初中毕业生，同年10月到兵团39团4连，战士。牺牲时年仅20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记三等功，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侯淑贤，女，齐齐哈尔知青，生于1952年，1969年初中毕业，同年8月到兵团39团4连，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记三等功，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郝玉范，女，齐齐哈尔知青，生于1952年2月，1969年初中毕业，同年8月到兵团39团4连，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张树军，男，齐齐哈尔知青，生于1952年3月，1969年初中毕业，同年8月到兵团39团4连，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共青团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记三等功，葬于云山农场“4·18”烈士陵园。
四月，正是北人荒春耕大忙季节，田野上，晒场上，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四月，也是北大荒乍暖还寒，风儿最大的季节。此时，荒原上雪化草枯，极易燃烧。而偏偏开荒时需要烧荒，略有不慎，便酿成灾难。
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临近中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9团4连的西南方向发生了荒火。为了不让荒火烧到连队，继而威胁完达山林区，4连的人们拿起扫帚、铁锹等工具向火场奔去。与此同时，团部也了解到了火情，立即通知各连迅速组织人力扑火。
各路扑火人员快速向火场集结。大家用树枝、铁锹、麻袋等工具奋力扑向大火。手中工具烧光了，他们就脱下衣服沾了泥水，继续打火；有的被草甸子的塔头墩子绊倒了，就跪着打火。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眼看火就要被扑灭了。突然，风向一转，左前方一股猛火向扑火的人群扫来，人们躲闪不及，许多人被卷入火海，窒息烧死，现场惨不忍睹。据统计，这场火灾致二十六人死亡，重伤四十九人，轻度烧伤的更多。罹难者中有十三名北京、上海、天津、齐齐哈尔等城市的知青，其中十二名女性，仅一名男性。他们都是十八到二十岁的青年。死伤者中也有当地的职工、家属以及在校的学生，还有因中苏关系紧张而从兴凯湖地区迁到此地的所谓刑满释放人员，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此次扑火，伤亡如此严重，震惊了整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沈阳军区，甚至惊动了国务院。军区和兵团的领导极度不安，和平年代一下牺牲了那么多人，特别是知青，如何向社会交代，如何向知青的家乡和亲属交代！各级领导指示：做好牺牲人员的善后工作，特别是牺牲知青的善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受伤人员。
兵团的领导立即率队赶到三十九团调查情况。牺牲知青的亲属也很快抵达团部。4师政委李义坦亲自坐镇主持善后工作，成立了善后工作组。在与牺牲知青家属的见面会上，李政委肯定了牺牲知青是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行为，宣布师党委决定授予他们烈士称号，按国家政策做好善后工作。并表示工作中存在错误，愿意接受上级的批评和处分。更希望大家节哀，化悲痛为力量，作好今后的工作。李政委的诚恳和负责态度，使牺牲知青的亲属理解接受。兵团的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后，进一步的善后事宜移交所在城市的民政部门处理，亲属按月领取抚恤金，享受烈士待遇。
三十九团的医疗条件有限。为使伤员得到更好、更及时的治疗，沈阳军区和兵团动用了部队和民航直升机，及时安全地把伤员运送到哈尔滨各大医院和佳木斯医院，为抢救伤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哈尔滨和佳木斯治疗的伤员，受到来自国务院、军区、兵团，以及哈尔滨、佳木斯各级革委会和广大市民，从精神到物质的关怀。北京积水潭医院、福州军区总医院派来了最好的烧伤专家，全国共有二十四个医疗单位的五十余名医生协助抢救。哈市五大医院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医院进行电话会诊，哈市电讯局打破常规接通线路，使电话会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哈尔滨和佳木斯驻地部队和普通市民都纷纷涌到各医院要求为伤员献血、献皮。只要对伤员伤情恢复有帮助的特效药和物品，全国很多地方的医药、邮政、运输等行业都会大开绿灯及时将药物送到伤员的病房。伤员们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为今后的整形治疗奠定了基础。后来，伤重者转到全国各地最好的整形医院进行了为期两至三年的整形治疗，容貌及肢体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据后来调查认定，那股突发的大火，是经当时三十九团一位副团长批准同意的另一开荒点违规烧荒造成的。对负主要领导责任，擅自批准烧荒，酿成大祸的副团长，因过失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火灾发生后，缺乏科学合理的救火指挥，也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团里从没有对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进行过荒原救火的基本教育，致使救火人员，特别是城市来的知青，缺乏预防事故的知识，仅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必然造成大量伤亡。这些都是这场火灾留给人们的惨痛教训。
后来，受伤的知青中有两名被推荐上了大学。大部分受伤知青在一九七六年按政策病退返城，安排了合适的工作。上海和天津两位重残知青，因无单位接收，只把户口迁回城，工资关系还在原单位（现在的云山农场），因此他们现在还是属于农场的退休职工。
所有受伤知青，同城后在精神和生活上都经历了比其他返城知青更多的曲折和磨难。现已退休的他们提起四十多年前影响自己一生的那场火，他们都很坦然，表示非常怀念一起救火牺牲的战友，当年作为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都是抱着抢救国家财产的心态去救火的，这和最终这件事如何定性没有关系。
（上海知青李玉香、北京知青南晓云）
讷漠尔河的哀恸来源：《生命记忆》蔡小莺，女，1950年出生在上海朱家角镇，朱家角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0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1团（北方农场）工业1连，1971年2月调6团（二龙山农场）3营20连。1974年5月26日，在渡河沉船事故中不幸遇难，年仅24岁。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和良好表现，组织上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赵耀琴，女，1953年6月13日出生，北京市海淀区八一中学1969届初中生，1969年9月16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3营20连（二龙山农场），1974年5月26日，遇难于讷漠尔河，年仅21岁。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和良好表现，组织上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发源于小兴安岭的讷漠尔河，是黑龙江省嫩江水系的一大支流，它自东向西弯弯曲曲注入嫩江，流经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湿地。水泡子星罗密布，讷漠尔河将其相互串联在一起，犹如一条珍珠项链镶嵌在松嫩平原的大地上。
讷漠尔河随季节喜怒无常，夏季常常泛滥，甚至把一些沿岸的村庄变成汪洋；冬日里，大河上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派北国风光；春天坚冰融化，满河的冰排飞流直下，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只有秋天它才显得肃静安祥，平和地陪伴人们收获庄稼。因此，鄂伦春人称它为讷漠尔河，是“秋河”的意思。
讷漠尔河在龙镇和二龙山两地交界处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一个不小的湖泊，由于水深颜色发黄，当地人称“黄水泡子”。泡子北岸是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1969年初，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决定唤醒这块荒原，并组建3营20连。从各连抽调来的人员趁河水封冻，顶风冒雪跨过讷漠尔河，在黄水泡畔支起帐篷，人拉肩扛运送物资，拖拉机翻起了黑油油的土壤。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打粮。
20连与团部、营部和其他连队隔河相望，是全团最偏远最艰苦的连队，过着吃河水、点油灯、住土屋的生活。开荒、种地、盖房，是知青们的三大任务。战士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用辛勤的汗水和顽强的意志与变幻莫测的讷漠尔河相伴和斗争。
来自各地的知青们，年复一年地开垦着这块荒原，虽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但讷漠尔河依然桀骜不驯，连队生产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百十余号人，生活和出行十分不便。连队多次架桥，但每次都被大水冲走。讷漠尔河见证了战士们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艰辛，也狂暴地给人们带来痛苦与灾难。
1974年，知青们在黄水泡北岸垦荒，已经整整4年了。
那年，春播工作完成后，营部决定举行全营运动会以示庆贺。在业余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这无疑是干部战士精神上的一针强心剂，上下都很重视。20连不仅选派运动员参与角逐，还决定放假一天，全连参加盛会，为自己的选手助威。
5月26日，是运动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像过节一样迎接那个晴朗的春日。
由于春汛来临，河面变得水大流急，但阻止不了大家的热情。早饭过后，20连的干部战士就开始陆续渡河前往营部。几条渡船来回摆渡，渡口、船上一时显得有些拥挤，划船的几位男知青有些忙不过来。
蔡小莺、赵耀琴和另二名战友乘上一条渡船，他们急于过河，就自己划船向对岸驶去。不料小船驶到江心时，恰遇激流，船儿在漩涡中打着转，不时有浪花涌进船舱。小船失去了控制，被激流裹挟着急速冲向下游，舱里的水越来越多，颠簸得越发厉害。船上的知青们惊慌失措，时站时坐，不知如何应对。突然，一个大浪扑来，小船倾覆了，4个知青全都落入激流，随波挣扎。
人们目睹了险情的发生，几艘渡船迅速向落水的人划去，岸上的人呼喊着追向下游。人们救起了二名战士，但蔡小莺和赵耀琴却不知被河水冲到了何处。连干部立即组织搜寻，当天找到了蔡小莺的尸体，而赵耀琴的尸体终未发现。团、营领导和战友们都焦急万分，第二天再次组织打捞，直到下午3时左右，才在下游的水湾处找到了她。
昔日活蹦乱跳的姐妹，瞬间便被激流吞没，两个年轻的生命终止于讷漠尔河之中。原本愉悦的一天竟成了20连最为悲痛的一天，成了3营上下，人们心中的一块伤疤。
又过了4年，兵团建制撤销，改为农场，考虑到讷谟尔河给生产和生活造成的不便，更因两个年轻女战士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级决定，将二龙山农场黄水泡北岸的田地交龙镇农场。20连奉命撤离讷漠尔河，迁往营部组建水利连。
20连消失了，但蔡小莺、赵耀琴永远活在6团战友和二龙山农场职工心中。
蔡小莺是1971年2月调到6团3营20连的。
小莺自幼失去母亲，家境十分清苦，在舅舅的帮助下才读完小学。1968年，小莺初中毕业，告别江南古镇，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祖国北疆，成为一名“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
小莺先在1团工业1连，干着砍柴、倒坯、烧砖出窑的活儿。后来调到6团这个新建连队，参加垦荒劳动。
那是一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也是崇尚英雄的年代，小莺身上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她总是扎着两条小辫儿，穿着朴素而整洁，时不时戴顶军便帽，显得英姿飒爽。她从不叫苦，从不懈怠。无论是在烈日炎炎下，还是在风雨严寒中，她的笑声总是爽朗甘甜的。
蔡小莺与战友在排练文艺节目（右1为蔡小莺）
她活泼开朗，喜好文艺，积极参与连队的业余文艺活动。她的歌声和舞姿给战友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赵耀琴是1969年秋季随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北大荒的。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下有三个弟妹，很小就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照顾弟妹。清贫的生活养成了她心地善良、勤恳正直的好品德。
赵耀琴性格内向，不善言表，无论是种地、种菜或养鸭，她都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她是个热心肠的人，谁有困难都会伸手相助，因此大家送她一个外号，叫“照耀”，战友们对她的褒奖尽在不言中。
2011年战友为蔡小莺扫墓
如今，北大荒早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天真烂漫的知青也已两鬓如霜。战友们每每聚会都会不由自主地提起蔡小莺和赵耀琴。回访第二故乡，都会去二人的墓地祭奠。她俩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是那样年轻美丽，唯有讷漠尔河水依然奔腾不息，哀恸不已。
（刘宏海根据王海龙等回忆整理）
来源：《生命的记忆》 转自：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网站
沉冤四十余年的知青英雄祁智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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