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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情_ 从北京女生到陕北婆姨

《苍凉青春》
苦情

作者:白描

为了亲人,为了家;为了情,为了爱,她肩头和心灵上压着超常的负荷,在人生苦旅上艰难地挣扎、跋涉。

我先后两次采访过她。在《苍凉青春》里,我简单介绍过她的经历。她叫林平。

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按他们的说法,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马列派,来陕北是为了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立志改天换地闹革命的;第二类是雷锋派,他们不尚空谈,决心为贫下中农多做好人好事;第三类是消极派,不愿插队,是不得已才拎起行李卷来到陕北。林平是自觉自愿来插队的,当然不属于第三类人;但是,她也难以跻身于前两类人的行列。


她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社教”时,父亲的工厂里发生过一起盗窃案,有人怀疑到父亲,反映到工作组那里,工作组没经任何查证落实,便先在车间里开了场批斗会。性情刚烈的父亲忍不下这份冤枉,盛怒中操起榔头往自己头上敲了两下……盗案不了了之,父亲从此却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

林平姐妹兄弟六人。父亲在家吃劳保,每月只有四十八元工资。医院抢救父亲的医疗费是工厂垫付的,当然要逐月扣除,每月十五元,这样一个月父亲拿到手只有三十八元。母亲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元,总共七十五元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八口人,可谓异常艰难了。


姐妹兄弟中林平行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家里的父亲和年龄尚小的弟妹都需要人照顾,她负担起了全部家务。不只在家里干,她还出去挣钱——一到夏天,她便带上年仅十二岁的大弟去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打草,然后再拿到海淀去卖给那些养鸭子的人,一天可以赚到一块多钱,为家里补贴点费用。这种光景一直捱到插队的时候。


1968年底,学校把学生集中起来动员上山下乡,林平被叫到学校,听一位陕北来的干部作报告。那位干部介绍说,陕北牛羊满山,瓜果遍地,打下的粮食吃不完,鸡蛋一块钱一篮子,煤是露天矿,拿镢头刨几下,能烧半年……许多同学被这番介绍鼓动得心驰神往,当下向学校报名要去陕北。林平也动心了:如果去了那么一个好地方,她不就可以拉她那个困难的家庭一把么?


她高高兴兴地报了名。转户口时,她甚至执意要把五岁小妹的户口一块转到陕北去。小妹从小由她一手带大,跟她感情很深。父母不答应,学校也不同意,她方才作罢。临离开北京前,同学们给她凑钱凑粮票,母亲要拿同学们凑的钱为她做床新被窝,她拒绝了,把钱和粮票全留给家里。在北京站,母亲和弟妹送她,车一开动,站台上哭声一片。母亲抱着小妹,泪流满面,僵僵地向她挥手。她鼻根发酸,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也不停地挥手,并对小妹喊:“小妹,在家听话,姐在陕北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火车开到铜川,知青们又换乘蒙了帆布篷子的大卡车,卡车一直往北,向黄土高原的腹地行驶。隆冬腊月,车厢外没有一星星绿颜色,起伏不定的高原好像被扒去一层皮,一切都没遮没掩光秃秃地裸露着。纵横交织的巨大沟壑,像是大地皲裂的伤口,给人以凄惨又可怕的印象。开始,沿途沟道里、山坡上,还能看到一片片被寒风剥光了树叶的乔木林子,愈往前走,树木愈稀少,林子再也看不到,只有稀稀落落灌木丛装点着四野的荒凉。待到汽车在一个被三面荒山秃岭紧紧挤压的小县城停下来,有人宣布他们要去的地方到了时,知青们一个个傻眼了——这哪是那个牛羊满山、瓜果遍地的美妙去处?怎么搞的,难道我们上当受骗了不成?


有人吵吵嚷嚷,有人骂骂咧咧。林平一声不吭,她还怀着一丝希望。她知道她要去的那个村子离黄河不远。黄河岸边肯定和黄土高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儿有水,说不定还是个鱼米之乡。


然而,当她来到村子里,看到这儿景象比县城周围还荒凉时,绝望的情绪顷刻击懵了她。衣着肮脏破烂、脸色和土地一样灰黄的老乡热情地迎接着从北京城来的学生们,她任凭他们接过行李,任凭他们上下左右打量她,脑子里木木的,只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默念着:多亏没带小妹来!多亏没带小妹来!

她插队的村子叫里庄,不大,四十多户人家。黄河在村子以东十多里处流过。虽离黄河不远,但这儿仍地处旱塬,水奇缺,庄稼根本浇不上,生活用水必须赶着毛驴沿一条曲里拐弯的井坡到井沟里去驮,来回五里地。五男五女十个知青,被安排在两孔窑洞里。第二天,生产队给每人发了本劳动手册,但知青们都没出工,直挺挺躺在窑洞里。女生们哭,男生们咬牙切齿地咒骂那位骗了他们的陕北干部。


在炕上躺了整整一天,林平第一个爬起来,去问村干部发劳动手册是什么意思。村干部说是为了计工分,年底要按工分分钱分粮。她又问劳动一天能挣多少工分,能分多少钱。队干部嘿嘿一笑,说:“这就难说了,这要看你干得咋样,还要看生产队收成咋样。”她没再说什么。生产队的出工铃再次敲响的时候,她和老乡们一块上山了。


走到哪里说哪里话。既然命运把她抛到这块贫苦的土地上,惟一的办法就是咬着牙撑下去。痛苦、懊悔、发牢骚、咒骂什么用也不顶。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她要多干活,多挣工分,多分钱。她清楚地知道,尽管她远离北京远离家,自身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但对苦难的家庭和亲人,她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一份责任。

她拼命干活。搞农田基建,男劳力挑土,女劳力装筐,她选择了挑土的活儿。掏地时,她比老乡多掏一䜌头宽。往山上背粪,百十斤的羊毛口袋压在背上,一些男知青要歇几气,她一气不歇背到山上。日子不久她就变得又黑又瘦。村里的老乡见她干活如此蛮气,有人赞叹:“嘿,这娃娃,苦好嘿!”有人则摇头:“哎,女娃娃家,身子骨当紧呀!”


一年下来,她挣的工分比不少男劳力还多。


到年底决算的时候了。村里一些知道底细的人摇头叹息,说生产队又烂包了,分不了多少钱。果真,决算方案一公布,一个劳动日只值两角一分钱。扣除生产队的粮钱、油钱、柴禾钱,再扣掉公积金、公益金,她的名下只分得四十多块钱,而这四十多块钱还是账面上的,实际上给她兑现的只有二十块。这二十块钱能干什么?连回一趟北京的单程路费都不够!


她懊丧极了。


这年过年,其他九个男女生都请假回了北京。村里只剩她一个知青。她到十里路外的邮电所,给家中寄去十五块钱。给自己留下五块。买了一袋洗衣粉。再买了三尺花洋布,打算做个小背心。那些过年必须准备的肉呀、菜呀,她一样也没买。在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里,在孤苦伶仃之中,她度过了一个黯淡的春节。


高强度体力劳动带给肉体上的折磨是痛苦的,而孤独寂寞带给精神的折磨更不轻松。在北京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虽说贫困,但一家人团聚一处,说说笑笑,彼此体贴,也没有孤单的感觉。现在却处处感到自己是个单个人,一个流落异乡的漂泊者,一株无根的浮萍,一种可怕的空落落的感觉时时在袭击她。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在插队第二年知青分灶以后来得更强烈——唇齿相依的知青集体,因为内部矛盾而分化,人人都盘起自个儿的灶台,像当地人那样各过各的日子了。往后的一切,真的只能靠自个儿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男人悄悄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叫张改换。林平第一次见他,是在来村里后不几天。知青们跟着老乡去出工,路过村东头一户人家门前,见柴禾堆里躺卧着一个捂着破棉袄的人,正半醒半睡在那儿晒太阳。队长问:“改换,今个咋样咧?”那人蔫塌塌睁开眼,身子懒懒在柴堆里动了动,回答说:“强多了。”队长给知青介绍说:他叫张改换,是队里的会计,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得了伤寒病,正在调养。当时林平对这人印象很深,心中诧异:得了病怎能在柴堆里调养哩?


往后,知青们和这个叫张改换的青年农民接触逐渐多了。村里人都叫他“秀才”,他是位返乡青年,念过两年高中,能写会算,在陕北农村算得上一个“文化人”。在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里,他分管知青们的政治学习。因为他的见识明显比当地人高出一截,知青们和他挺谈得来。


就在林平内心极度孤苦的时候,他向她走来了。


先是在劳动中,他常常帮助她。背高粱秆,她不会捆,他默默来到她的身边,捆好,帮她弄到背上。从山上往下挑麦子,她只会用一只肩头挑担子,肩头压肿又磨烂,他给她示范,教她怎样换肩。有时干包工活儿,她包下男劳力的任务,别人都回家吃饭了,她仍干不完,这时候他总是过来帮她……他给她讲如何在农村干活过日子,讲陕北的风俗礼仪,讲许多她不知道但又必须了解掌握的知识。在一个从经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时候,这种无私的帮助显得特别珍贵。她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渐渐,除了请教劳动和生活上的问题外,她开始愿意对他讲一些心里话了。她讲家庭的遭遇,讲她的痛苦,讲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他认真地听她讲述,真诚地与她一同哀伤叹息。


这个时候,她和他之间只是一种诚挚的友谊,她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别的。尽管有时能从张改换的言语间、目光里,或是无言的静默中,感觉到某种异样的、热辣辣的东西,但这种感觉只是像蜻蜓点水一般,划出浅浅的波纹便即刻消逝了。她和他之间决不可能产生更深一层关系。她是初中六八级学生,年龄还小,加之眼前漂泊异乡的处境,那种男女间的事情,她想都没有想过。


插队第二年冬天,一次劳动中,张改换说他见到大队支书有一本《毛选》小四卷,很好看。说者无意,林平听后心思却动了。她一位表姐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她给这位表姐写了封信。不久,表姐寄来一册精装袖珍本《毛选》四卷。她把小四卷送给了张改换。

张改换接过小四卷很高兴。第二天晚上,他把林平叫到村头小路上,从口袋掏出一条围巾塞给她。她很慌,硬是不收,他说:“兴你给我送礼物,就不兴我给你送吗?”


林平不得已,勉强收下。张改换开始向林平倾诉他的烦恼。说他在婚姻上和家里人想法不一样,家里人见他年龄不小了,天天催他赶紧找个姑娘成家了事,他却不想草率,想找一个有点文化、彼此能谈得来的。他缓缓地说,林平静静地听。说到后来,他变得支支吾吾,绕来绕去,终于说清了一个意思:他喜欢她,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


林平又惊又慌,半天不知说什么好。张改换的胆量上来了,黑暗中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冲动地伸出胳膊来抓她的手。“不!不!”她猛地甩脱开来,扭身朝村里跑去。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都不可能与这个叫做张改换的陕北农民建立“恋爱关系”,尽管她孤独的心极渴望得到一个温暖的依托……但事情过后她又后悔:为什么不能用更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呢?那样生硬地拒绝他,他肯定会伤心的。


与她的猜想相反,张改换表现得相当平静,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她。想叫一个北京女知青给他当婆姨,这个期望或许过高了,看得出他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绝不想让林平为难。这使林平既感动,又加深了内心的歉疚。


1970年底,队上分配仍然很差劲,林平原没有打算回京,但腊月里,家里来了封信,说父亲所在的工厂迁到河南漯河,工厂一迁走,再没有给父亲发过工资,大弟找到工厂的上级工业局,和人家吵起来,一气之下动了手,被派出所关起来了。接到这封信,她再也呆不住,向别的知青借了点儿钱,匆匆赶回北京。


当她从北京返回陕北的时候,村里人惊讶地看见她把她的小妹带来了。


北京家里的困难景况几乎难以维持。父亲心情不好,身体和脾气都愈来愈糟。母亲为一点可怜的工资仍旧在街道工厂忙活,为了省几分钱的车票,上班宁可步行个把小时而不坐车。大弟虽说被派出所放出来了,但脾性火爆得怕人,全家人都担心他再闯什么祸。为了吃饱肚子,家里的白面都换成了棒子面。林平回北京后,天天往一机部信访局跑,父亲的工资最终总算解决了。临回陕北前,已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缠磨着要跟她一块走,小妹一走家里也许会轻松些,她一咬牙,硬是说服了父母带上小妹来到陕北。


在这个边远穷苦的村子里,一个人落脚原本就够难的,现在又多了个小妹妹……她送小妹到村子里的学校上了学,自个儿便像村里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一样,开始了算计、筹划,养起了家畜,过起了既是知青,又是主妇,既是姐姐,又是母亲的日子来了。

对于她的境况,村里人既惊讶又感叹。好心的老乡们都尽力帮助她,这个帮她打来柴,那个帮她驮来水。张改换对她的帮助自然更多,她把小妹一带来,他就提议让小妹去他家过活;她拒绝后,他每天都来她的窑里,看看需要她干什么。小妹一见他就高兴,老远就叫大哥。


日子缓缓地熬着。有一阵子风传要在知青中招工,可是传了一阵再没动静了。前途黯淡,渺无出路,何处是彼岸?林平不敢想。好在她能吃苦,好在她又生出了一份自信:她不光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小妹,对家庭,对社会,都可以说她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然而两次意外事件,使她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头一次是队上修梯田加夜班,黑天小妹一个人不敢呆在窑里,便跑出来找她,出门不远就从一人家的窑背上跌下去,幸好跌在柴堆上,没伤骨头;第二次还是她把小妹一个人放在窑里,小妹爬在炕边做作业,不料用石片从炕角垒起来直通窑背的烟囱突然坍塌,只差一两尺就砸了小妹,吓得小妹此后多日一到炕边就发抖。这两件事情把林平击懵了。当张改换再次提出把小妹领到他家去时,她答应了。


小妹在张改换家生活,她和张改换的接触自然就更多。张改换一家人对小妹、对她相当不错,一股暖流充盈在她的心中。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想法在改变。她原来极力抗拒的事情,其实未必那么可怕、那么不好。张改换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接受他的爱,走进这个温暖的家,她那颗孤独寂寞被风雨摇撼的心不就有了一个静静的港湾么?爱的抚慰原来正是她所需要和渴望的呀!


这一次,是她约了张改换来到村头小路上。对于她的表白,张改换慌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很快就结婚。原先她想先给家里通通气,转念觉得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于是直到事情办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没敢说结婚,只说打算结婚。她怕父母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果然,父亲立即回信,让她把粮食卖了也要回北京去,说她年龄小,不要上了别人的当。然而,父母无论何种态度,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采访林平,她讲起婚后的生活,说:“结婚后,尽管家里反对,但我心里很平静。什么前途呀、出路呀,我都不去想,我的情况和别的知青不一样,家里太困难,自己必须先牢牢立住脚。张改换很疼我,他年龄比我大五岁,知道体贴人,我也就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婆姨。开始一切还都顺心,可是慢慢地他……怎么说呢?……他有点变了。也许不是变,而是他就属于那种人,那种当地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男人……”


张改换是队干部,自然忙一些。到了饭时,他一进家门就要吃饭,吃完饭,便又匆匆忙忙出去了。林平过门后,自然把做饭的事情从婆婆手里接过来。她还要出工劳动,有时饭难免晚一些。张改换回家见饭没好,起先不吱声,有时还会帮林平烧烧火;可是慢慢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到后来只要进门见饭不现成,便训斥林平。林平忍受不了,跟他辩驳几句,他的脸色就更难看,训斥的口气就更重更严厉。他属于当地那种大男子主义很重的男人。


此类冲突时有发生。过后张改换向林平解释,这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而是当地男人女人之间的一个规程。林平说她忍受不了这个规程,张改换嘿嘿一笑,说:“慢慢你就适应了。”


一次,张改换陪公社书记来家吃饭,张改换叫林平做面,林平却端上了小米饭。张改换劈头盖脑就训斥林平。为了在公社书记面前给男人撑面子,林平没有顶碰,只是解释说家里没有白面了。可是,张改换仍不罢休,斥责她为啥不去邻家借。林平委屈得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公社书记看不过眼,当下教训张改换:“人家北京知青给你当了婆姨,你不知道体贴人家,还摆大男人做派!亏你还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秀才’!”经公社书记这番收拾,张改换才一下子蔫下来。


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这时北京知青已纷纷被招工招干离开村子。每走一个知青,张改换便特别害怕引起林平的思想波动,他不愿意她去向他们告别,总是异常主动地说他代表她去就行了。每逢这时,她便笑笑,说:“你怕什么?怕我也飞了?甭担心,瓜蔓上都结出了瓜蛋蛋,我的根儿已经扎到这里了。”


话是这么说,可她心里不能不翻腾。看来命运之神赐于知青们的恩泽,是降临不到她头上了。她已不是知青,早已从那个队伍里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普通的当地人的婆姨。想到这里,她心里不由暗暗生出一丝凄凉和悲哀。但是,她虽羡慕她的伙伴们,却并不懊丧,并不后悔。心里翻腾一阵之后,她又平静地回到现实中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之轨,和别人不可能重复,不可能混淆。与张改换的结合是她自己的选择,而且他曾在她极度孤苦凄凉的时候给了她极大温暖,既然命运把她送上了这条人生轨道,那就坦然地走下去吧。


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张改换不愿再让她上山劳动;或许是因为她不能被招出去,张改换为了安抚她,他花了很大气力走大队领导的门子,替她争得了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的资格。教了一年书,第二年,生产队改选,张改换和新队长合不来,扔了会计工作不干了。这一年婆婆也常闹病,小儿子在家没有人照看,林平便提出让张改换替她去教书,她回家照料老少一摊子。起先张改换犹犹豫豫,后来见林平说通了大队领导,也就不再推辞,替她出任民办教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家小院的生活像磨盘一样缓缓向前转动。这磨盘磨去了她的青春,磨去了她的幻想,磨去了她的敏锐,磨去了她性格的楞角。这磨盘磨得她更加内向,更加强韧。在村里她已不讲普通话,而讲一口地道的当地话。她的发式、衣着已丝毫不留知青痕迹,村里的女人怎么妆扮,她便怎么妆扮。高原上的太阳把她的脸晒得黑黑的,皮肤被风吹得相当粗糙。她全然不介意这些变化,心思只扑在家务和劳动中。197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回北京探了一次家。几个弟妹都长大顶用了,家里情况好了许多。这一次她把小妹留在家里。小妹在她身边长了几年,已经出脱得亭亭玉立。一家人待她很体贴,她本想呆上俩月仨月的,可是一个月不到,她便匆匆赶回陕北。她放心不下家里一摊子。北京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她已经属于陕北,属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农家婆姨了。


高考制度恢复后,丈夫突然生出想上大学的念头。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家里父母年事已迈,下边有两个孩子,他是民办教师,上学又没工资,日子本来就不宽裕,他这一走家里不就烂了摊子吗?可是,上大学的诱惑又是那样强烈,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中。


男人的心思被林平看出来了。一天夜里,她静静注视了一会儿张改换,说:“别熬愁了,想考大学,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别落个考不上丢人现眼。你真能考上,家里再难,我也能撑住。”张改换愣愣地看着她,之后又摇摇头。她提高声音:“我给你说真的哩,家里这一摊子,由我来支撑!”张改换突然大受感动,紧紧搂住她。在他怀里,她抬起眼,轻声问:“上了大学,你会不会当陈世美?”不等他回答,她自个先淡淡笑了,说:“你就是真当了陈世美,谁也没办法,我尽到我的心就是了。”


张改换真去参加了高考,真的考上了。

把上教育学院的丈夫送走以后,林平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在生产队,她像当初决心接济北京家里那样拼命地挣工分,在家里,她服侍老人,照料孩子,忙里忙外操劳不息。村里人惊异于她那瘦瘦的身板何以有那么多的劲头和精力。她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队里的活干完,家务弄清爽,她又一头扑进自留地,春种秋收全是她一人务弄。家里养着猪和羊。猪大了,羊下了羔子,她拉到集上去卖,讨价还价时竟能学着行家们的样儿在袖筒里跟对方捏价码。张改换寒暑假回家只能呆上两个月,帮不了她多大忙,她好像压根儿也不再指靠他。在对日常生活的筹划里,她倒还要为他摊一份心思,他抽烟,在村子里用报纸卷烟棒儿抽,进了大学再抽烟棒儿就不像话了。鸡下了蛋,她舍不得吃,卖掉为丈夫积攒点纸烟钱。而对公婆的孝敬,使她在村里广泛赢得口碑。有一阵子公公喊腿疼,下不了炕,她天天把公公背到门口晒太阳……


三年后,丈夫从教育学院毕业,回到县上当了一名国家正式教师。又过了一年,县上为跟当地结婚成家的北京知青安排工作,她才从农村走出,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合同制售货员。


我第一次采访林平的时候,她已经在百货公司工作将近两年。然而,我看到的却像是一个刚刚从山沟里出来的女人,皮肤粗糙,黑黑瘦瘦,黄土地留在她身上的气息,山野的风霜刻画在身上的痕迹并未消失褪尽。她才三十多岁,但看去起码四十开外。她性情含蓄,不愿多讲话。当她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时,她似乎极力在挑选一种平静的语调。然而,从她那偶尔闪露的眼神里,从那不经意发出的轻微叹息声中,我体察出了一种深度的疲累,一种在人生苦旅上负重跋涉之后所产生的疲累。

她还要跋涉下去么?也许往后她心头和肩上不会再有那么沉重的负荷,也许她会轻松一点。但愿。

作者简介

白描:原名白志钢。陕西泾阳人。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曾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省作协书记处书记。1991年调北京,历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专家工作通讯》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国际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99年调中国作协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编审。曾任全国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委会副主任,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评委。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苍凉青春》、《人兽》,长篇纪实文学《荒原情链》、《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中短篇小说集《恩怨》以及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等约300万字,任《遭遇昨天》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编剧。报告文学《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1992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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