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情_ 从北京女生到陕北婆姨
《苍凉青春》
苦情
为了亲人，为了家；为了情，为了爱，她肩头和心灵上压着超常的负荷，在人生苦旅上艰难地挣扎、跋涉。
我先后两次采访过她。在《苍凉青春》里，我简单介绍过她的经历。她叫林平。
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按他们的说法，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马列派，来陕北是为了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立志改天换地闹革命的；第二类是雷锋派，他们不尚空谈，决心为贫下中农多做好人好事；第三类是消极派，不愿插队，是不得已才拎起行李卷来到陕北。林平是自觉自愿来插队的，当然不属于第三类人；但是，她也难以跻身于前两类人的行列。
她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社教”时，父亲的工厂里发生过一起盗窃案，有人怀疑到父亲，反映到工作组那里，工作组没经任何查证落实，便先在车间里开了场批斗会。性情刚烈的父亲忍不下这份冤枉，盛怒中操起榔头往自己头上敲了两下……盗案不了了之，父亲从此却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
林平姐妹兄弟六人。父亲在家吃劳保，每月只有四十八元工资。医院抢救父亲的医疗费是工厂垫付的，当然要逐月扣除，每月十五元，这样一个月父亲拿到手只有三十八元。母亲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元，总共七十五元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八口人，可谓异常艰难了。
姐妹兄弟中林平行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家里的父亲和年龄尚小的弟妹都需要人照顾，她负担起了全部家务。不只在家里干，她还出去挣钱——一到夏天，她便带上年仅十二岁的大弟去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打草，然后再拿到海淀去卖给那些养鸭子的人，一天可以赚到一块多钱，为家里补贴点费用。这种光景一直捱到插队的时候。
1968年底，学校把学生集中起来动员上山下乡，林平被叫到学校，听一位陕北来的干部作报告。那位干部介绍说，陕北牛羊满山，瓜果遍地，打下的粮食吃不完，鸡蛋一块钱一篮子，煤是露天矿，拿镢头刨几下，能烧半年……许多同学被这番介绍鼓动得心驰神往，当下向学校报名要去陕北。林平也动心了：如果去了那么一个好地方，她不就可以拉她那个困难的家庭一把么？
她高高兴兴地报了名。转户口时，她甚至执意要把五岁小妹的户口一块转到陕北去。小妹从小由她一手带大，跟她感情很深。父母不答应，学校也不同意，她方才作罢。临离开北京前，同学们给她凑钱凑粮票，母亲要拿同学们凑的钱为她做床新被窝，她拒绝了，把钱和粮票全留给家里。在北京站，母亲和弟妹送她，车一开动，站台上哭声一片。母亲抱着小妹，泪流满面，僵僵地向她挥手。她鼻根发酸，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也不停地挥手，并对小妹喊：“小妹，在家听话，姐在陕北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火车开到铜川，知青们又换乘蒙了帆布篷子的大卡车，卡车一直往北，向黄土高原的腹地行驶。隆冬腊月，车厢外没有一星星绿颜色，起伏不定的高原好像被扒去一层皮，一切都没遮没掩光秃秃地裸露着。纵横交织的巨大沟壑，像是大地皲裂的伤口，给人以凄惨又可怕的印象。开始，沿途沟道里、山坡上，还能看到一片片被寒风剥光了树叶的乔木林子，愈往前走，树木愈稀少，林子再也看不到，只有稀稀落落灌木丛装点着四野的荒凉。待到汽车在一个被三面荒山秃岭紧紧挤压的小县城停下来，有人宣布他们要去的地方到了时，知青们一个个傻眼了——这哪是那个牛羊满山、瓜果遍地的美妙去处？怎么搞的，难道我们上当受骗了不成？
有人吵吵嚷嚷，有人骂骂咧咧。林平一声不吭，她还怀着一丝希望。她知道她要去的那个村子离黄河不远。黄河岸边肯定和黄土高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儿有水，说不定还是个鱼米之乡。
然而，当她来到村子里，看到这儿景象比县城周围还荒凉时，绝望的情绪顷刻击懵了她。衣着肮脏破烂、脸色和土地一样灰黄的老乡热情地迎接着从北京城来的学生们，她任凭他们接过行李，任凭他们上下左右打量她，脑子里木木的，只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默念着：多亏没带小妹来！多亏没带小妹来！
她插队的村子叫里庄，不大，四十多户人家。黄河在村子以东十多里处流过。虽离黄河不远，但这儿仍地处旱塬，水奇缺，庄稼根本浇不上，生活用水必须赶着毛驴沿一条曲里拐弯的井坡到井沟里去驮，来回五里地。五男五女十个知青，被安排在两孔窑洞里。第二天，生产队给每人发了本劳动手册，但知青们都没出工，直挺挺躺在窑洞里。女生们哭，男生们咬牙切齿地咒骂那位骗了他们的陕北干部。
在炕上躺了整整一天，林平第一个爬起来，去问村干部发劳动手册是什么意思。村干部说是为了计工分，年底要按工分分钱分粮。她又问劳动一天能挣多少工分，能分多少钱。队干部嘿嘿一笑，说：“这就难说了，这要看你干得咋样，还要看生产队收成咋样。”她没再说什么。生产队的出工铃再次敲响的时候，她和老乡们一块上山了。
走到哪里说哪里话。既然命运把她抛到这块贫苦的土地上，惟一的办法就是咬着牙撑下去。痛苦、懊悔、发牢骚、咒骂什么用也不顶。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她要多干活，多挣工分，多分钱。她清楚地知道，尽管她远离北京远离家，自身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但对苦难的家庭和亲人，她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一份责任。
她拼命干活。搞农田基建，男劳力挑土，女劳力装筐，她选择了挑土的活儿。掏地时，她比老乡多掏一䜌头宽。往山上背粪，百十斤的羊毛口袋压在背上，一些男知青要歇几气，她一气不歇背到山上。日子不久她就变得又黑又瘦。村里的老乡见她干活如此蛮气，有人赞叹：“嘿，这娃娃，苦好嘿！”有人则摇头：“哎，女娃娃家，身子骨当紧呀！”
一年下来，她挣的工分比不少男劳力还多。
到年底决算的时候了。村里一些知道底细的人摇头叹息，说生产队又烂包了，分不了多少钱。果真，决算方案一公布，一个劳动日只值两角一分钱。扣除生产队的粮钱、油钱、柴禾钱，再扣掉公积金、公益金，她的名下只分得四十多块钱，而这四十多块钱还是账面上的，实际上给她兑现的只有二十块。这二十块钱能干什么？连回一趟北京的单程路费都不够！
她懊丧极了。
这年过年，其他九个男女生都请假回了北京。村里只剩她一个知青。她到十里路外的邮电所，给家中寄去十五块钱。给自己留下五块。买了一袋洗衣粉。再买了三尺花洋布，打算做个小背心。那些过年必须准备的肉呀、菜呀，她一样也没买。在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里，在孤苦伶仃之中，她度过了一个黯淡的春节。
高强度体力劳动带给肉体上的折磨是痛苦的，而孤独寂寞带给精神的折磨更不轻松。在北京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虽说贫困，但一家人团聚一处，说说笑笑，彼此体贴，也没有孤单的感觉。现在却处处感到自己是个单个人，一个流落异乡的漂泊者，一株无根的浮萍，一种可怕的空落落的感觉时时在袭击她。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在插队第二年知青分灶以后来得更强烈——唇齿相依的知青集体，因为内部矛盾而分化，人人都盘起自个儿的灶台，像当地人那样各过各的日子了。往后的一切，真的只能靠自个儿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男人悄悄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叫张改换。林平第一次见他，是在来村里后不几天。知青们跟着老乡去出工，路过村东头一户人家门前，见柴禾堆里躺卧着一个捂着破棉袄的人，正半醒半睡在那儿晒太阳。队长问：“改换，今个咋样咧？”那人蔫塌塌睁开眼，身子懒懒在柴堆里动了动，回答说：“强多了。”队长给知青介绍说：他叫张改换，是队里的会计，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得了伤寒病，正在调养。当时林平对这人印象很深，心中诧异：得了病怎能在柴堆里调养哩？
往后，知青们和这个叫张改换的青年农民接触逐渐多了。村里人都叫他“秀才”，他是位返乡青年，念过两年高中，能写会算，在陕北农村算得上一个“文化人”。在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里，他分管知青们的政治学习。因为他的见识明显比当地人高出一截，知青们和他挺谈得来。
就在林平内心极度孤苦的时候，他向她走来了。
先是在劳动中，他常常帮助她。背高粱秆，她不会捆，他默默来到她的身边，捆好，帮她弄到背上。从山上往下挑麦子，她只会用一只肩头挑担子，肩头压肿又磨烂，他给她示范，教她怎样换肩。有时干包工活儿，她包下男劳力的任务，别人都回家吃饭了，她仍干不完，这时候他总是过来帮她……他给她讲如何在农村干活过日子，讲陕北的风俗礼仪，讲许多她不知道但又必须了解掌握的知识。在一个从经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时候，这种无私的帮助显得特别珍贵。她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渐渐，除了请教劳动和生活上的问题外，她开始愿意对他讲一些心里话了。她讲家庭的遭遇，讲她的痛苦，讲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他认真地听她讲述，真诚地与她一同哀伤叹息。
这个时候，她和他之间只是一种诚挚的友谊，她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别的。尽管有时能从张改换的言语间、目光里，或是无言的静默中，感觉到某种异样的、热辣辣的东西，但这种感觉只是像蜻蜓点水一般，划出浅浅的波纹便即刻消逝了。她和他之间决不可能产生更深一层关系。她是初中六八级学生，年龄还小，加之眼前漂泊异乡的处境，那种男女间的事情，她想都没有想过。
插队第二年冬天，一次劳动中，张改换说他见到大队支书有一本《毛选》小四卷，很好看。说者无意，林平听后心思却动了。她一位表姐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她给这位表姐写了封信。不久，表姐寄来一册精装袖珍本《毛选》四卷。她把小四卷送给了张改换。
张改换接过小四卷很高兴。第二天晚上，他把林平叫到村头小路上，从口袋掏出一条围巾塞给她。她很慌，硬是不收，他说：“兴你给我送礼物，就不兴我给你送吗？”
林平不得已，勉强收下。张改换开始向林平倾诉他的烦恼。说他在婚姻上和家里人想法不一样，家里人见他年龄不小了，天天催他赶紧找个姑娘成家了事，他却不想草率，想找一个有点文化、彼此能谈得来的。他缓缓地说，林平静静地听。说到后来，他变得支支吾吾，绕来绕去，终于说清了一个意思：他喜欢她，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
林平又惊又慌，半天不知说什么好。张改换的胆量上来了，黑暗中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冲动地伸出胳膊来抓她的手。“不！不！”她猛地甩脱开来，扭身朝村里跑去。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都不可能与这个叫做张改换的陕北农民建立“恋爱关系”，尽管她孤独的心极渴望得到一个温暖的依托……但事情过后她又后悔：为什么不能用更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呢？那样生硬地拒绝他，他肯定会伤心的。
与她的猜想相反，张改换表现得相当平静，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她。想叫一个北京女知青给他当婆姨，这个期望或许过高了，看得出他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绝不想让林平为难。这使林平既感动，又加深了内心的歉疚。
1970年底，队上分配仍然很差劲，林平原没有打算回京，但腊月里，家里来了封信，说父亲所在的工厂迁到河南漯河，工厂一迁走，再没有给父亲发过工资，大弟找到工厂的上级工业局，和人家吵起来，一气之下动了手，被派出所关起来了。接到这封信，她再也呆不住，向别的知青借了点儿钱，匆匆赶回北京。
当她从北京返回陕北的时候，村里人惊讶地看见她把她的小妹带来了。
北京家里的困难景况几乎难以维持。父亲心情不好，身体和脾气都愈来愈糟。母亲为一点可怜的工资仍旧在街道工厂忙活，为了省几分钱的车票，上班宁可步行个把小时而不坐车。大弟虽说被派出所放出来了，但脾性火爆得怕人，全家人都担心他再闯什么祸。为了吃饱肚子，家里的白面都换成了棒子面。林平回北京后，天天往一机部信访局跑，父亲的工资最终总算解决了。临回陕北前，已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缠磨着要跟她一块走，小妹一走家里也许会轻松些，她一咬牙，硬是说服了父母带上小妹来到陕北。
在这个边远穷苦的村子里，一个人落脚原本就够难的，现在又多了个小妹妹……她送小妹到村子里的学校上了学，自个儿便像村里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一样，开始了算计、筹划，养起了家畜，过起了既是知青，又是主妇，既是姐姐，又是母亲的日子来了。
对于她的境况，村里人既惊讶又感叹。好心的老乡们都尽力帮助她，这个帮她打来柴，那个帮她驮来水。张改换对她的帮助自然更多，她把小妹一带来，他就提议让小妹去他家过活；她拒绝后，他每天都来她的窑里，看看需要她干什么。小妹一见他就高兴，老远就叫大哥。
日子缓缓地熬着。有一阵子风传要在知青中招工，可是传了一阵再没动静了。前途黯淡，渺无出路，何处是彼岸？林平不敢想。好在她能吃苦，好在她又生出了一份自信：她不光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小妹，对家庭，对社会，都可以说她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然而两次意外事件，使她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头一次是队上修梯田加夜班，黑天小妹一个人不敢呆在窑里，便跑出来找她，出门不远就从一人家的窑背上跌下去，幸好跌在柴堆上，没伤骨头；第二次还是她把小妹一个人放在窑里，小妹爬在炕边做作业，不料用石片从炕角垒起来直通窑背的烟囱突然坍塌，只差一两尺就砸了小妹，吓得小妹此后多日一到炕边就发抖。这两件事情把林平击懵了。当张改换再次提出把小妹领到他家去时，她答应了。
小妹在张改换家生活，她和张改换的接触自然就更多。张改换一家人对小妹、对她相当不错，一股暖流充盈在她的心中。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想法在改变。她原来极力抗拒的事情，其实未必那么可怕、那么不好。张改换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接受他的爱，走进这个温暖的家，她那颗孤独寂寞被风雨摇撼的心不就有了一个静静的港湾么？爱的抚慰原来正是她所需要和渴望的呀！
这一次，是她约了张改换来到村头小路上。对于她的表白，张改换慌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很快就结婚。原先她想先给家里通通气，转念觉得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于是直到事情办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没敢说结婚，只说打算结婚。她怕父母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果然，父亲立即回信，让她把粮食卖了也要回北京去，说她年龄小，不要上了别人的当。然而，父母无论何种态度，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采访林平，她讲起婚后的生活，说：“结婚后，尽管家里反对，但我心里很平静。什么前途呀、出路呀，我都不去想，我的情况和别的知青不一样，家里太困难，自己必须先牢牢立住脚。张改换很疼我，他年龄比我大五岁，知道体贴人，我也就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婆姨。开始一切还都顺心，可是慢慢地他……怎么说呢？……他有点变了。也许不是变，而是他就属于那种人，那种当地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男人……”
张改换是队干部，自然忙一些。到了饭时，他一进家门就要吃饭，吃完饭，便又匆匆忙忙出去了。林平过门后，自然把做饭的事情从婆婆手里接过来。她还要出工劳动，有时饭难免晚一些。张改换回家见饭没好，起先不吱声，有时还会帮林平烧烧火；可是慢慢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到后来只要进门见饭不现成，便训斥林平。林平忍受不了，跟他辩驳几句，他的脸色就更难看，训斥的口气就更重更严厉。他属于当地那种大男子主义很重的男人。
此类冲突时有发生。过后张改换向林平解释，这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而是当地男人女人之间的一个规程。林平说她忍受不了这个规程，张改换嘿嘿一笑，说：“慢慢你就适应了。”
一次，张改换陪公社书记来家吃饭，张改换叫林平做面，林平却端上了小米饭。张改换劈头盖脑就训斥林平。为了在公社书记面前给男人撑面子，林平没有顶碰，只是解释说家里没有白面了。可是，张改换仍不罢休，斥责她为啥不去邻家借。林平委屈得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公社书记看不过眼，当下教训张改换：“人家北京知青给你当了婆姨，你不知道体贴人家，还摆大男人做派！亏你还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秀才’！”经公社书记这番收拾，张改换才一下子蔫下来。
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这时北京知青已纷纷被招工招干离开村子。每走一个知青，张改换便特别害怕引起林平的思想波动，他不愿意她去向他们告别，总是异常主动地说他代表她去就行了。每逢这时，她便笑笑，说：“你怕什么？怕我也飞了？甭担心，瓜蔓上都结出了瓜蛋蛋，我的根儿已经扎到这里了。”
话是这么说，可她心里不能不翻腾。看来命运之神赐于知青们的恩泽，是降临不到她头上了。她已不是知青，早已从那个队伍里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普通的当地人的婆姨。想到这里，她心里不由暗暗生出一丝凄凉和悲哀。但是，她虽羡慕她的伙伴们，却并不懊丧，并不后悔。心里翻腾一阵之后，她又平静地回到现实中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之轨，和别人不可能重复，不可能混淆。与张改换的结合是她自己的选择，而且他曾在她极度孤苦凄凉的时候给了她极大温暖，既然命运把她送上了这条人生轨道，那就坦然地走下去吧。
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张改换不愿再让她上山劳动；或许是因为她不能被招出去，张改换为了安抚她，他花了很大气力走大队领导的门子，替她争得了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的资格。教了一年书，第二年，生产队改选，张改换和新队长合不来，扔了会计工作不干了。这一年婆婆也常闹病，小儿子在家没有人照看，林平便提出让张改换替她去教书，她回家照料老少一摊子。起先张改换犹犹豫豫，后来见林平说通了大队领导，也就不再推辞，替她出任民办教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家小院的生活像磨盘一样缓缓向前转动。这磨盘磨去了她的青春，磨去了她的幻想，磨去了她的敏锐，磨去了她性格的楞角。这磨盘磨得她更加内向，更加强韧。在村里她已不讲普通话，而讲一口地道的当地话。她的发式、衣着已丝毫不留知青痕迹，村里的女人怎么妆扮，她便怎么妆扮。高原上的太阳把她的脸晒得黑黑的，皮肤被风吹得相当粗糙。她全然不介意这些变化，心思只扑在家务和劳动中。197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回北京探了一次家。几个弟妹都长大顶用了，家里情况好了许多。这一次她把小妹留在家里。小妹在她身边长了几年，已经出脱得亭亭玉立。一家人待她很体贴，她本想呆上俩月仨月的，可是一个月不到，她便匆匆赶回陕北。她放心不下家里一摊子。北京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她已经属于陕北，属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农家婆姨了。
高考制度恢复后，丈夫突然生出想上大学的念头。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家里父母年事已迈，下边有两个孩子，他是民办教师，上学又没工资，日子本来就不宽裕，他这一走家里不就烂了摊子吗？可是，上大学的诱惑又是那样强烈，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中。
男人的心思被林平看出来了。一天夜里，她静静注视了一会儿张改换，说：“别熬愁了，想考大学，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别落个考不上丢人现眼。你真能考上，家里再难，我也能撑住。”张改换愣愣地看着她，之后又摇摇头。她提高声音：“我给你说真的哩，家里这一摊子，由我来支撑！”张改换突然大受感动，紧紧搂住她。在他怀里，她抬起眼，轻声问：“上了大学，你会不会当陈世美？”不等他回答，她自个先淡淡笑了，说：“你就是真当了陈世美，谁也没办法，我尽到我的心就是了。”
张改换真去参加了高考，真的考上了。
把上教育学院的丈夫送走以后，林平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在生产队，她像当初决心接济北京家里那样拼命地挣工分，在家里，她服侍老人，照料孩子，忙里忙外操劳不息。村里人惊异于她那瘦瘦的身板何以有那么多的劲头和精力。她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队里的活干完，家务弄清爽，她又一头扑进自留地，春种秋收全是她一人务弄。家里养着猪和羊。猪大了，羊下了羔子，她拉到集上去卖，讨价还价时竟能学着行家们的样儿在袖筒里跟对方捏价码。张改换寒暑假回家只能呆上两个月，帮不了她多大忙，她好像压根儿也不再指靠他。在对日常生活的筹划里，她倒还要为他摊一份心思，他抽烟，在村子里用报纸卷烟棒儿抽，进了大学再抽烟棒儿就不像话了。鸡下了蛋，她舍不得吃，卖掉为丈夫积攒点纸烟钱。而对公婆的孝敬，使她在村里广泛赢得口碑。有一阵子公公喊腿疼，下不了炕，她天天把公公背到门口晒太阳……
三年后，丈夫从教育学院毕业，回到县上当了一名国家正式教师。又过了一年，县上为跟当地结婚成家的北京知青安排工作，她才从农村走出，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合同制售货员。
我第一次采访林平的时候，她已经在百货公司工作将近两年。然而，我看到的却像是一个刚刚从山沟里出来的女人，皮肤粗糙，黑黑瘦瘦，黄土地留在她身上的气息，山野的风霜刻画在身上的痕迹并未消失褪尽。她才三十多岁，但看去起码四十开外。她性情含蓄，不愿多讲话。当她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时，她似乎极力在挑选一种平静的语调。然而，从她那偶尔闪露的眼神里，从那不经意发出的轻微叹息声中，我体察出了一种深度的疲累，一种在人生苦旅上负重跋涉之后所产生的疲累。
她还要跋涉下去么？也许往后她心头和肩上不会再有那么沉重的负荷，也许她会轻松一点。但愿。
白描：原名白志钢。陕西泾阳人。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曾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省作协书记处书记。1991年调北京，历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专家工作通讯》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国际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99年调中国作协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编审。曾任全国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委会副主任，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评委。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苍凉青春》、《人兽》，长篇纪实文学《荒原情链》、《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中短篇小说集《恩怨》以及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等约300万字，任《遭遇昨天》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编剧。报告文学《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1992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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