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六章 走向混沌

《中国知青梦》
第六章：走向混沌

作者：邓贤

知识分子的概念一般可表述为：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一般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

——《百科知识辞典》

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千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历时十年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序幕。

同优越的“北京五十五”不同，被上山下乡大潮裏挟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不是主动而是被迫离开城市和学校，去到遥远的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他们或许都有过灿烂的理想，崇高的志向：当科学家、作家、工程师、医生、教师、海员，或者当士兵，当工人，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把雄心壮志的标尺定在农村。这并非城市青年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制度直接造就了中国农村的荒芜和贫困，谁甘愿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白白献与这种制度陪葬呢?

然而一九六八年岁末那场运动的悲剧意义在于：不论你主观上如何抗拒和抵触，但是你必须服从，必须上山下乡。不是去农村传播文化，传播科学，改造贫困和发展生产力，而是去进行被动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个千百年来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从而达到把自己变成最普通意义上的农民的崇高目的。

历史在这里开动倒车。

2

并不是人人都对历史有过清醒判断。

北京二龙路中学初六八级女生铁卫红说：

′指示发表当晚，学校工宣队就连夜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工宣队长宣布：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年，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过元旦。

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对执行最高指示可不含糊。学校一来人，父亲就当场表态：统统下乡，一个不留！这样，大姐去北大荒，二姐去内蒙古，我去云南。没想到后来大姐在北大荒受伤成了残废，二姐嫁了当地贫下中牧，只有我回了北京……十年，好长好长呵！”

参加橄榄坝农场抬尸游行的北京河北中学瞿燕清说：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达，父亲根本不用学校来动员，主动替子女报名下乡。还打听哪里艰苦就报名去哪里，比工农家庭还积极。

回到家里，父亲一下子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老泪纵横。父亲说：不是我不想留住你们，是不敢哇！爹对不住你们……

“那一晚，一家人哭成一团，父亲一夜间白了许多头发。黑五类家庭本无出头之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咬咬牙，去了最偏远的云南边疆，姐姐去了山西，小弟去陕北插队。后来小弟永远没能回来，他死于一次意外车祸…….“我始终忘不了父亲那双被痛苦折磨的眼睛：惊惧，内疚，悔恨，悲哀….子女下乡不仅不能使他灵魂获得赎罪，反而増添沉重负担。他于一九七一年冬天死于肺病。

徐玲先事件”目击者之一，上海知青陈饶萍：

“阿拉(我)莫啥好讲，下乡那年才十五岁，一点点大。谁愿意下乡?莫办法哇。侬要不去，居委会婶婶大娘就天天来做动员，学毛主席语录，工宣队师傅把被盖搬到侬家里办学习班。阿拉父亲是千部科长，单位就把他关起来住学习班，啥时辰子女下乡啥时辰放回家。

侬想想，鸡犬不宁，一家人过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过去，姆妈哭着恳求阿拉：囡囡就去锻炼两年吧，侬爹爹心脏有病，再办学习班就回不来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云南。

那些工宣队光骗人，说锻炼两年，阿拉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十年哪，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上海崇明农场中学丛正平：

“阿拉这块是郊区，本身就是农场。一九六七年上山下乡，统统要去外地插队，阿拉有个姐姐，比阿拉大两岁，爹妈不放心，就跟学校工宣队商量，让阿拉顶替姐姐到边疆。男孩子，终归好办些。这样，姐姐照顾到本地农村插队，阿拉到云南支边。

侬问阿拉有多大?告诉侬，那年阿拉小学才毕业，整整十五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童工保护条例》……

昆明五华中学陈明忠：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开火车，牵引一列长龙般的车厢，在铁路上风驰电掣。想想看，那该多神气！文化大革命时正好赶上初中毕业，砸碎旧的教育制度，大造反，大串联，炮轰火烧，想干什么干什么，别提有多痛快。可是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全傻了眼，原来造反造来造去，反而连农民都不如。没办法，铁路中专是考不成了，只好乖乖打被盖去边疆。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临下乡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外号叫耳朵。耳朵小时候跟人打架，把耳朵拉掉一只，所以总爱戴顶护耳帽遮丑。耳朵没考上初中，在街道办事处当了几年社会青年，就分配到铁路上跑车。虽然不是开火车，可是穿上那身铁路制服，居然也神气十足。耳朵老远跟我打招呼：咱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往后蹭火车不用打票，包在哥们身上！把我给气得扭头就走。那小子还追着嚷嚷：别走啊哥们，啥时空了来铁路上聊聊…….“咱们有什么过错?不就白念了三年初中么?不读书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读书的反而要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这是哪门子王法?×他妈，真叫人想不通！

”想不通也得下乡，只好怨自己生不逢时，怨知识分子晦气。没想到去就是十年！x他妈，青春也就耽误了，腰也坏了。回到城里，人家却拿咱们当废物，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你问我现在干什么?奶管站刷牛奶瓶。工作不累，一月工资带奖金能拿一百五。“

3

一九七一年初春，料峭的寒意尚未退去，天府之国的四川又拉开一年一度大下乡的序幕。

这次动员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培养的首批初中生。这些学生大多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然后就完成了从一张白纸到知识分子的转变，符合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条件。这些被时代造就的“知识青年”，他们没有学过划分句子成分，不懂一元二次方程，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牛顿定律为何物，他们最拿手的节目是唱语录歌和一遍又一遍背诵《老三篇》。

我不愿意重复那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因为共和国的苦难不仅仅造就了一代“文盲”与“科盲”。作为一个有幸经历了那个荒唐时代的六九届初中生，我将以我扭曲的灵魂发誓：我们的后代将不再重复曾经在他们父母身上发生的那种历史悲剧。

——愚昧与无知到此为止。

成都市西城区中学特级教师林文章：

当时教师都说不起话，学校有工宣队、军宣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宣布：每个老师必须做三十个学生的思想工作，哪个学生不到边疆就要由老师负责任。换言之，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思想有问题，就是对上山下乡不满。你想想，那是什么年代，说错一句话可以判十年刑，对最高指示不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所以每个老师人人自危如履薄冰，想方设法劝说学生去支边，甚至不惜以谎言相欺骗……后来我参加护送团护送学生到云南，路上整整走了十天，才来到个与缅甸交界的坝子，叫勐川。那地方几乎没有人烟，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看着那些十六七岁的学生就要留在这里生活，心里像刀割样，比自己流放还要难受.….”

林老师今年六十一岁，已经退休，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他为自己终于不用再对学生撒谎而欣慰。

贵州某县人事局干部郑连富：

“七一年那阵我刚刚提千，部队在成都支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接人，我们接到命令去配合工作。上级说了，要宣传大好形势，不许暴露阴暗面。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不知为什么，云南来的现役军人很少，我们的任务主要以兵团干部的身份到处给学生作动员报告。我根本没有去过云南，更没有到过边疆，上级把宣传材料印发下来，我们就照那些材料去讲。至今我还记得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跤跌在花生里之类的话，连我们私下都在议论，果真有这么好的地方，还用煞费苦心动员人家去吗?

问题怪就怪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怀疑。我们身穿绿军装，领章帽徽格外鲜艳夺目，我们往台上一坐，台下就激动，就眼睛发亮。我们大讲‘参军′光荣，手持钢枪，保卫祖国，讲发军装，享受军队待遇，讲边疆的战斗故事，等等。台下就热血沸腾，呼口号，仿佛他们真要去参军打仗一样。我们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进行欺骗，因为我们是动员上山下乡，动员当知青。

如果你过多宣传阴暗面，那么就不会有人报名去支边……对不对?认识生活嘛，总要有个过程……”

郑连富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至今未能当上县团级。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搞张文凭。

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谭向前：

“我是高六六级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当农工，后来调到水稻连当排长。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大扩充，需要几名老知青用现身说法动员内地学生支边。我们团选中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用领导的话说，是一次考验，考验我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就是是否让领导绝对放心。我是工人子弟，家里没有背景，我当然明白这次重任对我个人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我甚至已经意识到这个转折将对我一生的命运起作用.….在四川我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轮流到每一所中学给毕业生作报告，随心所欲地讲用，发挥想象力，用现身说法打消同学顾虑，激发他们对边疆的好奇心和向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是知青，并且来自伟大首都北京，所以那些成都学生对我的话几乎深信不疑。我不敢说我的话每一句都是实话，但是我百分之百贯彻了领导意图，我相信这样做是革命需要，是上山下乡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当然，我更清楚这是我改变自己命运前途的需要…….“我在成都、重庆先后讲用约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我承认自己的确隐瞒了一些阴暗面，一些不利于大好形势和上山下乡的东西，我的讲用报告客观上对同学起到蒙蔽作用，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错。因为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另外一个李向前或者王向前来讲用，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

谭向前因此荣立三等功一次，很快入了党，并提拔做了副连长。一九七三年推荐上大学，占领上层建筑。毕业后衣锦还乡，在首钢工作至今。

他认为自己一生过得还凑合。

4

美丽的谎言点燃了整整一代人的热情。

由于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有前车之鉴，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已经和正在经历理想破灭和被原始农村劳动改造的巨大痛苦，农村的现实又使他们面临生存和就业的严峻考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贫困。人们不再把上山下乡当做理想而是视为畏途。这时姗姗来迟的建设兵团的神话给即将毕业的成都中学生带来一线希望。

‘有些家长很不像话，给娃儿带这带那，”成都教育局革委会主任、老资格军代表在大会上狠刹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这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到边疆去干革命，又不是去享福！有的女娃儿，连草纸都要带，带那玩意儿干啥?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什么?要摆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俺们过去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揩屁股俺北方老乡捞块土疙瘩就解决了嘛！……”

这位军代表当然不会给子女带草纸，因为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当知青。

成都南开中学七0届初中生胡玲说

我本来可以留城，也可以进工厂。我有两个哥哥在农村，按政策应该‘三留—(即三个子女选留一人不下乡)，但是听说建设兵团来招兵，我立刻动心了，决心去报名。

我家里是工人，虽然是红五类出身，但是没有后门当兵。那年头谁不想当兵啊！尤其女生，红领章，红帽徽，国防绿，大街上一走，别提有多神气。我这个人平庸，不会跳舞唱歌，又没有专长，眼睛还近视，就是全校都招兵恐怕也轮不上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不想当兵。不管怎么说建设兵团也是解放军，听说还发军装，发枪，吃伙食团，月月发工资，比当工人也不差。我大哥在凉山插队，干一天活值八分钱，谁的青春这么不值钱?

我父母没文化，感情特朴实。听说建设兵团来招兵，我又决心要去，二话不说，坚决支持。学校工宣队立刻把我树为典型，开动员大会时还把我父母请来坐在主席台上，介绍送女支边的先进经验。两位老人从来没有在人前出过众，所以他们特别为自己的女儿自豪。临行，父亲把一本《毛选》揣进我的书包，郑重其事说：玲儿，我们把你交给党，你可不许给爹妈丢脸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我们那时的信念绝对是真诚的。后来过了许久我才明白过来，真诚往往最容易上当……“

胡玲在边疆第七年时摔坏了腰，病退回城，在残疾人福利工厂做会计。至今独身。

重庆北碚中学郎晓菲：

我有一个很光荣的家庭，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父亲参加八路军只有十六岁，就扛枪打日本，还负过三次伤，所以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效仿的榜样。我从小的志向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一个董存瑞黄继光或者刘胡兰那样的英雄。初中毕业，建设兵团来招兵，那年我正好十六岁，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参军无望，就决定到边疆去干一番事业。不料母亲赶来阻拦，父亲也不同意我离开重庆，理由是我是大姐，下面两个弟妹年龄尚小，需要我负起责任。当时我情绪很对立，认为父母自私，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我想你们当年不是背叛家庭出来千革命吗?为什么轮到你们自己做父母就那么保守，把女儿看做你们的私有财产?冲动之下，我毅然决然向校工宣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决心与家庭决裂，同父母的错误立场划清界限，到边疆去千一辈子革命。没想到这封公开信竟然被市革委当做典型材料印成铅字，后来又刊登在省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一夜间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中学生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反潮流的英雄。我由此很快入了团，到兵团又入了党，提了干…….“直到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父母因此受到批判，两个弟妹无人照料，只好由母亲带到千校生活。艰苦的生活损坏了小妺的健康，简陋的卫生条件又未能及时挽救她幼小的生命，她于次年春天患肺炎死在干校的土坯房里。两年后父亲也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病逝。临终前他一个劲儿念叨我的名字淌眼泪…….“我的家庭为我的冲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将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郎晓菲现在是重庆某机关科室干部。她直接参与一九七八年底橄榄坝农场那场有名的游行风波，并因“煽动闹事”受到追究。

重庆十八中潘军：

我当知青很偶然。本来我想去当兵，但是父亲说，你先下乡吧，等我情况好一点就把你弄出来。这样我就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这个人很实际，不像有些人，满脑子幻想，又爱冲动。你想想，当知青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当时学校工宣队把西双版纳说得天花乱坠，我就不相信，要是边疆比城市还好，干吗要动员那么多人支边，留在城里不就得了?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希望大失望就大。我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反正去混一阵，等老爹的消息。

出发前，母亲为我准备两只大箱子，一只装衣物用具，另一只都是猪肉罐头……”

潘军只当了两年知青。他终于没有当成后门兵，而是被保送进大学当了一名工农兵学员。他是省委某机关处长，说话做事都很稳重。他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和一套装饰一新的三居室住房。

成都盐市口中学管志东：

“我这人很特别，一脸苦命相，连瞎子都不肯给我算命。中学毕业，全班同学都激动万分，什么青春啦，热血啦，仿佛不是当知青而是去登月球。我怎么也激动不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我家里太穷的缘故。

“我家十口，七兄妹，一个老奶奶，全靠父母工资生活。父母工资有多少呢?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相信：一共五十多元，人均五元三角三分。

我从小没有穿过鞋，哥三个合盖一床棉被。大哥下乡把被子带走，就只好裹着棉袄睡觉。我头次穿鞋是一双木拖鞋，浴室外面拾的，鞋带用铁丝绑一绑穿在脚上。

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来招兵，按说我家里哥姐已经下乡两个，我是老三，该照顾留城。但是我还是亳不犹豫报了名。不是觉悟高，而是因为能挣工资。

每月二十六元，你想想，这对于我们十口之家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收入?

支边申请被批准那天，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种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小弟小妹拖着鼻涕欢呼：噢，三哥要去云南吃包子喽！父亲吧嗒吧嗒抽着叶子烟说：老三，挣钱挣多了要节约，莫抽烟，你哥姐在乡下还要用钱。母亲一语不发，凑着昏黄的灯光为我缝一床旧被子。我清楚地看见她老人家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光。

“那一晚，全家人都为我感到自豪，都为我能很快挣回一笔丰厚的收入而激动。于是我有生以来头次失了眠。我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对父母讲，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因为这些话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谁都明白，那就是：

“儿子要出远门了，家里很快就要有好日子过了……“

管志东在边疆待够了八年零五个月才重返城市。现为成都某单位大集体合同工，月收入百余元。晚上伏案勤奋写作，也发表过几篇很生动的作品。

成都文化官中学曾宪：

我至今珍藏一张支边青年乘车证，那是二十年前我们这批人到云南去的历史见证。

我从小很自卑。我家里是黑五类，父母都是管制分子，我们子女就是小管制分子。我从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奢望老师表扬，不敢奢望加入红卫兵和入团入党。如果说父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渣滓，那么我们子女就是学校里的渣滓。

毕业那年，建设兵团来成都招兵，看见同学们个个兴高采烈，我像条小狗似的躲得远远的，只有羨慕的份。当时工宣队宣布：到边疆要政审，要挑选根正苗红的人支边。我不在乎艰苦不艰苦，下乡不是同样艰苦么?关键问题是支边表示组织信任你，表明你不再受歧视，咱这样的狗崽子，谁不在乎这个呢?

于是我为了取得与同学们一道支边的资格，更准确说为了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我咬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宣布从今后彻底背叛反动家庭，与父母一刀两断，到边疆去脱胎换骨，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还将自己名字改为‘曾向东′，表明死心塌地干革命的决心。

我的血书轰动学校，很快又有许多人效仿，到后来成都各中学都出现写血书热。写血书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只有借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向组织表明自己无法言喻的决心和愿望。后来工宣队和云南来的解放军同志被我们的行为感动了，终于批准我们的要求。

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父亲抚摸着我的乘车证′，百感交集地对母亲说：好，好，宪儿是兵团战士了，我们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父母的感情，我一心想快快脱离这个罪孽深重的家庭，到边疆去穿军装，从此我将挺直胸膛重新做人。因为我将是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而不是那个任人侮辱的黑五类狗崽子.…这个天真的梦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出身就是出身，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无法改变。无论你怎样努力，但是刺在你脸上的耻辱烙印却永远没法抹去…….“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每当—想起他们那种百感交集的模样和欲哭无泪的话语，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曾经背叛并伤害过他们的感情，我将对此内疚一辈子….”

曾宪在边疆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团小组长。一九七四年因工作过失，“老账新账一起算”，判一年监外执行。现在成都某仓库做工人。

5

一九七一年春，仅四川成都、重庆两市先后动员初中毕业生四万二千人到云南支边，另有十三万五千人下乡插队。

这批初中生实际学历为小学五至六年级，许多人甚至不会正确书写一张请假条或者一封家信。他们中间，年龄最大为十八岁，最小只有十四岁。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喜马拉雅FM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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