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40后”知青安哥的故事
安哥，原名彭振戈，1947年生于辽宁大连；1949年随家庭至北京生活；1968年从北京到云南西双版纳开始了七年的知青生活；1975年回城到广州做工人；1979年任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1988年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1994年调回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2001年起任Fotoe总编审。现工作生活于广州。
《从前有座山》安哥的故事作者：安哥安哥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黑六类”和 “红五类”、“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以及“失落的一代”，到后来，胡子拉茬的被叫作“大龄青年”，开国与文革时期的北京、知青时期的西双版纳、改革开放时期的广州，他在一直都在“现场”。
今天为大家分享刊载于1989年1月出版的《摄影》总第二辑内的《从前有座山》一文，给你讲述一个关于安哥的故事、一个“40后”的故事、一个中国的故事。
文革时，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时候，经常有农场的女同学来家里串门。我妈妈总爱给她们讲安哥和安弟小时候的故事。她说：“安哥总爱给安弟讲故事。讲完了以后，安弟总问：哥哥，你讲故事怎么那么多‘从前’，还有那么多‘后来’呀？”女同学哈哈笑起来，笑得我满脸通红，暗自责怪母亲多嘴多舌。
现在编书，我写的又是关于“从前”和“后来”，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拍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下的生活是我的工作，好的新闻或纪实照片必有时代的影子。这我不想多讲，也不会讲。照相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现在几乎人人都会 。只要有兴趣，基本功又过关就行了。相机背后的人，差别就太大了。您看过打架吗？看过自由搏击比赛吗？真打起来，可不像武打片里演得那样花哩胡哨的。花拳锈腿反而显得不真实我想讲讲故事谈谈我对生活对摄影的理解。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北京育才小学就读的安哥
我妈妈说：“安哥小时候可漂亮了。有一次我去托儿所接他回家。一个叫北北的小女孩跑过来，搂着安哥的脖子说：‘彭安哥你真美丽，我真喜欢你。’”
安哥与他的两个弟弟
安弟结婚以前，女朋友特别多，一个接一个。他经常把我的照片拿给他的女朋友看——“看，这是我哥哥的照片，我哥哥长得特漂亮。”不瞒您说，我小时候确实漂亮。
1957年 安哥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献花
大概是57年左右吧，首都各大干部子弟学校挑出一批健康、漂亮的男孩和女孩集中在北京市委大白楼里 。由那里的叔叔、阿姨挑选出十几个最漂亮的小孩，准备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在重大活动中给外国来宾和中央首长献花。我被选上了。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我们一人发一身漂亮衣服。带队的阿姨还交代：让我和另一个女生给胡主席献花。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胡主席从图-104飞机上走下来，我从宽大的机翼下跑过去，敬队礼，献花。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敬一个礼，他把我抱起 来，拿大胡子扎了我一下。我脚一沾地，就没头没脑地从领袖、首长、元帅、将军们的腿下钻出来……
安哥父母赴海南岛前的家庭合影
可是没过多久，我妈妈被打成右派、我爸爸戴上右倾的帽子，双双下放去海南岛华侨农场劳动。我也被转到北京东城根的一间平民小学读书。大概因为我漂亮吧，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总有十几个别的班的大学生（他们家境一般都很贫困，所以上学晚 。）跟在我后面唱：“阿哥，阿妹，情意长……”一个女生扭扭捏捏地在我前面不远处沿着墙根走，不时回头笑着看一眼。有一天中午放学，这些大学生们对我推推搡搡，我就还手了。他们立刻把我推上一个煤堆，然后把我扳倒。我被他们踢着滚下煤堆……那天刮着黄风沙。
从那以后，我曾很怕见女孩子。上中学，我考上了男校。
后来到边疆农场；在广州工作；虽然瘦了一些，但还够风流，用四川知青的话讲：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嘛。但我从无艳遇。回城以后，我妈为我到处托人找对象。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可是介绍了几十个也谈不成。后来，哥们儿都不耐烦了，他们教我：“你别太老实了，老是干坐着谈。女的喜欢你动手动脚……”，于是，我有了老婆。
搞摄影以后，摄影比赛我屡投屡投不中。人家说我的片子不漂亮。我后来才明白：评委和我自己都忘了，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漂亮的时候早过了。我还是自己玩我自己的吧。
我曾经是“祖国的花朵”、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黑六类”和 “红五类”、“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以及“失落的一代”。到后来，胡子拉茬的被叫作“大龄青年”。人们摸着我那漂亮的女儿的头说：“他们将是最幸福的一代！”我说：“ 未必！一代有一代的难处。”
安哥夫妻合影
漂不漂亮都罢，反正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大家给我们加油吧！搏文凭、带孩子、穷打扮、努力上进，还拍照片。玩不起彩色的，咱玩黑白。拍出我们与命运搏斗，抢回青春、抢回爱情、抢回生的权利、抢回知的权利的那种阳刚之气。别管人家说什么美啦、丑啦的。
我又提虚劲了。
我小时候很爱哭。想要玩具，妈妈不给买就哭，在托儿所想妈妈了也哭。我妈说：“人家的孩子摔倒了哭两声就完了，多皮实。我们家安哥，一哭就没完没了。没有一两个小时下不来。”后来，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还在哭。过了很久，其中一位阿姨突然说：“我发现你们家安哥哭声很动人啦。”大家都静下来听我哭，然后都说：“对、对、对”。于是他们研究起我的哭声如何动人来。我不想哭了。
安哥与母亲在哈尔滨
“反右”以后，我妈在海南岛劳动改造中得了一身病，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又是水肿病。她被调到北京郊区的农场养猪，有时可回来看病和看我们。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追打的事。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十二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上中学的时候，我想学打拳。我爸对我妈说：“安哥性格太弱，学学武术也好。”于是我带安弟一起去学了些拳脚。
大勐龙曼飞龙塔上，我们北京、上海、昆明知青砍开荒草合影留念
在西双版纳农场的时候，知青之间有了矛盾，不愿去告诉领导。那样显得象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过就回家去 “告妈”。而且领导来了拿人家上纲上线的一批判，怪对不住人家的。所以大家喜欢采取“私了”的方式。北京土话叫：出去溜溜。我几乎每年都有与人“私了”的事发生。我打架不使黑招，不欺负人。打完了照例在全连大会上作检讨。
1982年 在梅县采访时安哥的左眼被蚊虫叮肿了
记得83年为准备参加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统一考试，我白天晚上啃书本。十六门功课啃得差不多了，我的眼睛也肿起来了。我只好戴幅墨镜去眼科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我看那最难啃的《逻辑学》。到中午十二点才看完病。排队交钱拿药的时候，一个壮汉子横冲直撞地插在我前边。我拍他一下，让他排队。他却怒气冲冲当胸推我一把，把我推出队外。“你想干什么?!”、“你插队！”我话音未落，他就起脚兜我的裆，好在我的裆很大，他没踢着。我条件反射地还上一脚，接着迎面一拳，双双命中。为不使他有喘息的机会，我一步跟一步，十来个右直拳。嘴里“嗨、嗨、嗨”地吼着。排队拿药的二、三十人都退开了，在大厅里围成一圈。那壮汉被我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退。我为不伤及别人，放他一马。他到底比我壮，冲出人群一个饿虎扑食。我看准空裆，打一个迎击拳。可是我功夫不到家，反而被他打得人仰马翻。左手抓着的《逻辑学》、墨镜、钱和药单、兜里的记者证、圆珠笔撒了一地。我爬起来就捡东西。
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打了。站着看我拣东西。血流满了他左半个脸，他掏出卫生纸来擦。刚才排队的人们还呆呆地围成一个大圈。我挺一挺我的背，只觉得嘴一张就痛。我到空无一人的交款处交钱，又到空无一人的取药处拿药。人们呆呆地看着我走出大厅。在大厅门口，那壮汉向我要两块钱药费。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我给了他，走了。我讨厌逻辑学。
第二天，我的下巴肿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
我已经不会哭了，人们都说我脸上总爱带着笑。记得我最后一次哭，是在到云南以后。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地方。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老工人王广丰和李承安等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王开平（左）与安哥
我以后就只是爱笑，而且我的笑声越来越像王开平。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我离开西双版 纳一年以后，他猝然惨死于车祸。在我自己的摄影作品里，我经常能听到王开平“咯、咯、咯”的笑声。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取笑别人之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哭自己。我们中国人应该放下那自我感觉良好的臭架子，不自欺，才能前进。
我喜欢侯德健的歌：“我爱，这瘦弱的身体，他背负着，那背不动的伤心。我爱，那伤透的心灵。它经过那，过不来的日子……”
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我们家老大，当然要争取入团，为弟弟作榜样。上初二的时候，我递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找我谈话以后，说我还没有跟右派家庭划清界限。过了三年，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学雷锋。学校组织学生学习时传祥，参加掏粪劳动。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掏粪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工作，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一干就是八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一、二百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少年安哥在天安门前留影
背粪桶走路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八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一年以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我们学校的团支部写了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团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我入团。可是，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老实！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右派言行交代清楚。”
回家以后，我按团组织要求，追问我妈妈，让她坦白告诉我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和我妈都哭了。
后来，我父母的单位党委办公室给学校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一进校门，见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有我的名字。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远是最可怕的。
此后，我曾在文革的红色恐怖时期和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对骂“狗崽子”；我曾参加在边境搜剿金三角一带入境的残匪；我曾为同学和知青朋友的尸体守夜；我也曾因工伤被割断手筋、脚筋；在老山前线采访时，我曾在越军直瞄火器射程内，跳出战壕拍照……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怖感。
我妈半身瘫痪已卧床十年了。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她没能给我的爱人讲我小时候的故事。给她平***反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来看她的人说：“你妈的嗓子真好。”
我给父母的信，我爸爸总是详细地念给我妈听。我妈经常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向客人夸她的安哥。
我曾想搏个摄影大奖，献在我妈的床前，但是我屡投屡不中。后来我明白了：搏大奖并不是我的特长。我的使命不在那儿。历史给我们这一代摄影记者的使命是把世事告诉市井小民，不要再让不谙世事的人们受欺凌和愚弄。至于照片漂亮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灵关照世界。哪怕说我是苦中作乐，或是乱中作乐都行，这些都是普通人在普通的世界上过着的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我敢向天发誓：我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我没有向谁说过任何谎话。在西双版纳的七年里 ，有口皆碑，人人都说我老实。我妈曾对王开平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人家要是欺负他，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了，没人敢欺负他。谁要欺负安哥会引起公愤的。”
那时候，只有人说我实在太容易轻信，没有“阶级警惕性。”
安哥拍摄他的妻子和女儿
女儿大了，让我讲故事。我愣了半天讲不出。我不会撒谎。我只会讲：“从前有座山……”女儿跳出我的怀抱走了，她不要听。哎！我老实得有点蠢。
当摄影记者以后，几位领导多次说过：“你的文字水平不错，以后做个多面手。”但是我总觉得文字不太实在。只有摄影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的。
我家有很多相本，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家庭照不能登大雅之堂。76年，我崇拜薛子江和黄翔还有陈复礼的风光照片。崇拜蔡俊三的静物摄影。我还曾拜访过九十高龄的蔡老先生，看过他家藏的全部作品，以及香港的《摄影画报》。这些在当时都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风花雪月的东西”，但那时我打下了摄影的基本功。
79年，北京有了个民间的《四月影会》，我们在广州也成立了个《人人影会》。在越秀公园租场子搞展览，我展出的是“风花雪月”和我女儿的照片。
《人人影会》中展出的安哥女儿的照片
在全国摄影界掀起黄山热的时候，蒋齐生老先生来广东讲学。他对“黄山热”、“风光热”多有微词，我们一些影友集体罢听、退场。后来省影协领导来劝阻，我们才又回到课堂。可是听着听着，我听出味来了。沙飞和吴印咸在抗日战争中的作品，以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作品，我以前没见过，或印象不深。经蒋老一讲，我们品出点味来。
后来在王志平和王苗那里见到卡蒂尔·布列松、马克·吕布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的影集。又看了李晓斌的《shangfang者》等一系列作品，使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在工作中，我们拍大楼 、桥梁、工厂、学校。后来又拍握手、联欢、开会、剪彩。再后来还拍新人新事、案件现场等等。中国的新闻界一步步开放，我们也拍真的新闻了。
1985年 安哥和黑马（右）、李伟平（左）在卖幻灯放映会的门票
我在为工作拍照片时，总忘不了我当知青时的朋友。我把我的一些照片制成幻灯片给朋友们放。85年，我与三个影友一起在广东画院和广州图书馆租场子、卖票举办幻灯欣赏会。那时候娱乐场所还很少，人们花一块钱买票入场是找乐儿来的。在放我的片子时，我屏气凝神听反映。放我那些风光、民俗照片时，观众中虽有啧啧赞赏声，但也有些小痞蛋儿在低嗓音说：“过——过。”我就赶快过片。可是当我放到后半部作品时，全场响起了阵阵笑声、叫声、口哨声，还有热烈的掌声。我不用再讲解了，我也讲不出话来了，我的全身象打摆子一样抖了起来。
从此，我抓到了自己要表现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与我的同代人产生共鸣。侯德健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叫作：“看了以后想笑，笑了以后又想哭。”
1996年 安哥在主持“南会”
百年来，中国在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中苦挣苦熬，这是民族的苦难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命运使我们的思想长期在那好人坏人、姓社姓资、以及恩恩怨怨的怪圈纠缠，太辛苦了。就象是那古老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有了机会，可以跳出这怪圈来看世界。我现在再看我的家庭相簿，越看越有味。世事沧桑，人生冷暖它都有所表现。半个世纪的相片，上千张底片，有朝一日我会办一次家庭照影展。
2003年 安哥策划的“中国人本”展览中“与民工一起摄影”的活动
我再看人也不同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见到一位女同学，她曾是农场的革命造反派的标兵，领导的红人。很早就被保送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学都非常讨厌她。可是一见面，却挺亲切地谈起了很多往事。
以前，歌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背着个胖娃娃”的回娘家的小媳妇是富裕的象征。但我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刚平***反的费孝通先生在重去江村考察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时，既看到这是生活好起来的现象，又可看到当地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摄影记者大概需要点社会学的知识，才不至于拿小媳妇回娘家的狼狈相去歌德。
1970年 北京知青安哥饰演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不瞒您说：我在农场的最后两年当了业余宣传队的队长。哥哥不是吹牛皮，我当年曾经和现在中国最棒的舞蹈家——杨丽萍同台演出过。那时她还没像现在这样光彩照人，因为她那时只有十五、六岁，是州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也因为那时候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有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大家都是知青。（我知道小痞旦儿们笑什么，我们那儿漂亮才女有的是！）我向他们学了不少舞台上的东西。回城待业的时候，闲来无事，郭小明等朋友从中山大学图书馆悄悄借出了许多傅雷翻译的世界名著给我看。有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很过瘾。反观生活也常常觉得“有戏”。
我把摄影当作看的艺术。不断地训练着自己的眼睛。就像学拉弓射箭的人先要练看靶：把远而小的靶看得近而大。在冷暖人生，大千世界看戏、拍戏，更要有一双好眼睛。
在暗房里的安哥
我还有一个故事，当时讲起来怪不好意思，现在想起来，它意味深长。
去云南农场以后，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开始是发高烧四十一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都来看我。有给我拿手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都无济于事。我这样抖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理。（难怪邓小平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拍照也是我要的。
安哥：橡胶林地里的71座知青坟墓（点击阅读）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推荐阅读
精选知青文章（950篇）——推荐！|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