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聚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三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十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名在人在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小荣就属于后者。
作者：贾宏图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从1964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里屯垦戍边，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两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呢。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疑，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年下乡的？”“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儿，小荣就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玉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桶，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工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没想到结婚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三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三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做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每月只有37元的工资，还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3个孩子，真是困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
“你现在还当教师吗？”我问小荣。她说：“早就不当了。生产队的学校都撤了，集中到分场去办了，有学历、有职称的老师都被调到分场。我啥也没有，只能留在队里。别人说，你应该到上面找一找，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变农工了！我说，算了，在哪都一样干活吃饭。再说，还有一个婆婆是精神病，还要我照顾，我哪也不想去了。我现在的活儿是看麦场，你没看我晒得这么黑吗！这都是老头干的活儿，队里也算照顾我了。场里有好几年没给我们开工资了，一共欠我们4万多元，补发后，我又从哈尔滨的家里借了一万多元，用这些钱我们从队里买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这台机器在麦收和秋收时给别人家干活。我们家的日子不比别人差。”
从她舒展眉心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几分满足。“难道你不后悔吗？下乡，还有婚姻？”她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下乡是我自愿的。别人返城时，是我不想走的。这些年也没白干。别的不说，就说我教的学生吧，有的考进了北京，还有的在农场都当了队长了。培养了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嫁过两个男人，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给了我爱。我为他们抚养了孩子，孩子们也爱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足了。”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好别写，写也别写我的名字。我怕城里的亲人看见了心里难受。
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眼看着我们一点点消逝在绿色海洋的深处。我回头看她，她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风雪呼啸的山林，回荡着青春的激越旋律。
“顺山倒喽！”随着一声呼喊，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松树地动山摇般地倾倒下来，卷起一阵雪的风暴。哈尔滨姑娘陈桂花举着手里的弯把子锯和同伴们一起欢呼跳跃。
当落日染红山林的时候，他们坐上返回连队的汽车。车在山林崎岖的路上摇晃，陈桂花昏昏欲睡，渐渐陷入梦乡。突然汽车向山沟里倾斜，陈桂花被扣在车下的一个雪坑里。车毁人亡的悲剧就要发生！感谢那一棵树桩支撑出一个空间，陈桂花身陷其间，虽然安然无羔，却从此改变了生活的道路。
陈桂花被吓病了，她住进了859农场医院。黄胆性肝炎、风湿性关节炎，一齐向她袭来。她身体浮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又从哈尔滨传来母亲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她以泪洗面，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经常到她床前探望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王福。他是从部队转业来农场的，在医院当烧水工人。他主动为病人送开水，对孤苦而重病的桂花格外的关照。桂花也知道，王福刚死了爱人，扔下4岁和35天的两个孩子。老王的命也真够苦的，她的日子也真难呀！桂花也常为他落泪，有时也涌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
在陈桂花出院的那一天，老王来送她，托她打听一下她们连队有没有奶粉，家里的孩子没奶吃总哭。几天后，陈桂花和一个女知青，带着奶粉和一些孩子吃的东西，来看王福。简陋的住房，寒苦杂乱的生活，嗷嗷待哺的孩子，又一次让陈桂花动了情。老王不知怎样感谢两位女知青，到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又到菜园子里割了一把韭菜，为她们炒了一大盘菜。天天在大食堂喝汤的陈桂花难得吃上一顿炒菜。但是她没有想到，为了这盘菜她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正好王福和陈桂花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老战友。几天以后，老王来连队了解陈桂花的情况。指导员说，小陈特别勤快，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身体好的时候，半天能给食堂挑15担水。老王又问，她有什么缺点？指导员说，她脾气暴。老王说，有点脾气好，不受人欺负。也许是指导员的摄合，也许陈桂花早就有意，就在王福的这次探访中，他们订了终身。当时的陈桂花很现实，对于她这样的病号，能走出大宿舍，有一个自己温暖的家，有一个知痛知热的男人，就足够了。再说，她真心实意地喜欢老王的两个女儿。
她给哈尔滨的家里发了电报。家里马上回了电报：你若和王福结婚，家里和你一刀两断！
谁也没能阻挡陈桂花走自己的路。她很快和王福结了婚。王福求领导把桂花也调到医院，结果，他们被调到更艰苦更偏远的连队。陈桂花靠病弱之躯支撑着破败的家。她一进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精心照料她们的吃穿，像亲生母亲一样培育她们成长。怕别人说闲话，她处处小心，宁肯自己多吃苦，也要让两个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更健康更快乐。听她们一声声“妈妈”的呼唤，她不知道是苦涩还是甜蜜。能干的陈桂花把王家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人们常常听到她开朗的笑声。大家都说王福真有福份。
三年后，陈桂花生下了一个儿子，分娩时大出血，死里逃生却落下了病根，节育措施失效，她又连生了两个男孩。作为一个知青，她也未能走出传统的羁绊。她和许多多子女的农民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在雪地里收割，陈桂花曾是他们中夫人一员
二十多年过去了，前房的两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陈桂花帮助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生的三个儿子也成了健壮英俊的小伙子。过去的日子曾一贫如洗，可是她还是走过来了。1979年父亲为她办好了返城手续，可为了这个她曾付出巨大代价的家，她没有走。
陈桂花毕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她不会永远和千百万农民过着一样的日子，她要走和他们不同的路。1985年，农场改革，兴办家庭农场。在队里她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土地，并张罗着要办家庭养牛场。她连借带贷准备了一万元，买回两头优质黑白花奶牛。可惜出师不利，3个月产下一头牛犊的大奶牛死了，刚生下的牛犊也死了。一万元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全家人都伤心落泪，王福蹲在门口叹气。陈桂花擦干眼泪说，我就不信能养活一大帮孩子，就养不活几条牛！她打点行装回哈尔滨，到郊区的养牛户求教，又向妹妹借钱买回两条奶牛。这回她真下了功夫，全家动手盖了两栋牛舍，每天严格按科学要求饲养。她又养了300只鸡和3头肥猪。这一年全家收入一万二千元，不仅还上了借款，还有了零花钱。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如今（1995）陈桂花有奶牛17头，每天收奶50多公斤，固定资产3万多元，成了队里的养牛大户，农场授予她 "养牛状元"称号。队里的职工特羡慕她，人们说：“陈桂花真行，生孩子净是男的，养牛下犊净是女的！”
陈桂花成了养牛大户，牛群就是她的希望
连着两天，我从场部坐车到陈桂花家里采访，都没有看见她。王福说，她到建三江的农垦中专看大儿子去了。陈桂花家最重要的财产是正在学农业经济的大儿子。她说，要办好家庭农场，没有技术不行，她希望大儿子早一点接她的班。老王招呼正午睡的两个儿子放牛，他们爬起身，赶着懒散的牛群向不远处的草滩走去。我看到他们全家挤在一栋土房里，一铺土炕占据主要面积。惟一值钱的是一台不大的彩电。院子里牛房猪栏鸡舍样样俱全，园子里果菜繁茂，一片葱绿。陈桂花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富，她们一家刚在富裕的路上起步，还要走艰辛的路。
我为没有面见陈桂花而遗憾。有人说，陈桂花还是那么年轻漂亮，40多岁了风韵犹存，两腮边的酒窝还是那么深那么圆。有人说，陈桂桦和劳苦的农村妇女没什么区别，没有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了。
也许不见面更好。我心中的陈桂花风采依然。
1979年，乍暖还寒的三月，双山火车站一片繁忙，也一片混乱。“胜利大逃亡”的知青们拥挤着从这里登上返城的火车，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艰难的里程。十多年前，他们是在这儿（兵团５师师部所在地）下车的，然后投进了北大荒苍凉但很温暖的怀抱，欢迎他们的是热烈的锣鼓和热情的笑脸。现在他们又在这儿走了，欢送他们的是站台上老乡和亲人们低声的哭泣。他们走了，扔下了大地里无人开动的拖拉机、学校里无人上课的孩子、医院里无人医治的病人……
她，天津知青矫淑梅，怀里抱着一岁的儿子，望着车窗外满脸忧伤的丈夫，望着远处那片她生活了十一年的土地，禁不住热泪长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用小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拿起那只小手向丈夫挥动，“快和爸爸再见！”这时火车呼啸着起动了，卷起了站台上和车厢里的一片哭声。
矫淑梅本来是不想走的，她的生命已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她是19689月17日随天津第一批98个知青来到5师52团的。当时她不在动员之列，最后她自己强烈要求，还写了血书：“坚决上山下乡！”革命的激情把她烧到了北大荒。当她第一次面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时，激情满怀。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刚到连队的那一天，宿舍还没建好，屋顶可以看到星星，火炕还冒着热气。她和同伴们在炕沿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就投入了“早晨二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秋收大战。北大荒的地太广阔了，一条垅长5、6里，好几天都干不到头。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谁也不愿意说话，又过了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然而北大荒是不相信眼泪的，活儿还是要自己干，别人帮了一时不能帮了永远。只能抹去眼泪，挺起腰杆接着干！最艰苦的是割豆子，手被豆荚扎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下雪了，那铺天盖地的大雪落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了，衣服都湿透了。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浑身冷得发抖。生性坚强的矫淑梅从没叫过苦、流过泪。她说我是写血书来的，是不会掉泪的。
经过５年农工排的艰苦磨炼，1973年9月，矫淑梅被调到一个新建的连队当教师。她深深地爱上了30多个渴望知识的山东移民和转业军人的孩子。她惊奇地发现，她的学生连“楼”这个字都不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让在天津也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给她寄来许多画册、图片、教材、教具。她担负了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语文、算术、政治、音乐、美术课，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开展各种开阔他们眼界的活动。她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楼”为何物，还让他们认识了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全团的统一考试中，她教的班级排前几名，她被转为正式教师。1978年她还入了党。这期间她失去三次上大学的机会，一次是因为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另一次可能被人顶替了，第三次她在全连推荐中得了全票，可是年纪过线了。她并不在意，她觉得这些孩子更需要她！
学校放假了，矫淑梅没有回天津探家，她除了备课、家访，就到连队的养鹿场参加劳动。这些顶着玲珑优美的鹿角、金黄色的身体上闪着银白色斑点的梅花鹿，让她怜爱有加。她给它们喂青草，为它们打扫圈舍。那些精灵们开始时躲着她，目光很警觉，后来目光变得温柔了，而且主动走近她，亲吻她的手和脸。目光变得更温柔的是鹿场的兽医刘宪成。这个勤奋的山东支边青年，从下放劳改的一个老兽医那里学会了一身手艺，还自己引进了这群梅花鹿，建立了全团第一个鹿场。他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戴着一付小眼镜的天津姑娘课教得好，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喜欢她。但是没想到她这么爱鹿，这么爱他的鹿场。那些日子，刘宪成真有些魂不守舍了，他天天盼着小矫到鹿场来，如果有一天不来，他就没着没落的。
也说不清这个天津姑娘是先爱上了鹿，还是先爱上了养鹿的英俊精干的小伙子。但是她的爱情受到了女同伴的反对。她们说：“那个小山东脾气不好！”小矫说：“他对鹿可温情了！”知青们的不赞成和家庭的不表态没能阻挡这神奇的鹿场姻缘。1976年9月9日，刘宪成和矫淑梅在连队的大食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广播里突然传来的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他们的婚宴不欢而散。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两个年轻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哀痛中开始了。洞房花烛夜，刘宪成对矫淑梅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和孩子回天津！”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刘本超降生了，他的手脚竟像小鹿一样灵动。全家人陶醉在幸福中。
没想到疾风暴雨突然袭来了。席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浪开始退潮，国家为历经苦难的二千万知青出台了返城政策。宽厚的北大荒人作出巨大的牺牲，为愿意返城的知青提供了所有的理由——尽管大量知青的突然离去使他们遭受了釜底抽薪般的灾难。百万知青开始了“困退”、“病退”的大返城。但已婚成了知青返城的一道坎，离婚是他们迈过这道坎的唯一办法，有的是假的，但许多弄假成真了。刘宪成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说：“为了你和孩子的前途，你必须回天津！”但是矫淑梅坚决不同意离婚。聪明的刘宪成终于想了个办法，他先把自己的户口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变成了城里人（这当然都是假的），再把矫淑梅的户口转回天津，他们就不用离婚了。尽管这样，在矫淑梅抱着孩子坐着蹦蹦车上双山火车站返城的那一天，刘宪成的父母大哭，悲痛得都下不了地为儿媳送行。火车开动的那一刻，老宪成感到自己的心被掏走了，他的家没了！鹿场的鹿看见他落泪，都难过得低下了头。
和所有返城知青一样，矫淑梅又经历了一番苦难，又开始了一次创业。她被安排到一个副食商店当营业员，30岁的她，每月有32元的收入。她先和全家人挤在一起，后来家里动迁了，她领着孩子搬进了仓库，住了两年。单位给她分了一间7.5平方米的房子，后来又分了一套14.8平方米的房子，她很满足了。可是北大荒的孩子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小本超总是有病，有一次住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单！没在北大荒流过泪的她，一次次泪洒天津。有时矫淑梅觉得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大都市里，她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刘宪成在每年秋收之后来天津和自己的亲人相聚，过了春节以后就急匆匆地回农场了，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也实在放心不下他的鹿场。
亲人们不忍心再看着这一家人长久分离的苦痛了。1990年，他们千方百计总算把快40岁的刘宪成调到了天津灯具厂，当了一名安装工人。如散养在山林里的野鹿不适应圈养的生活一样，在喧嚣的大都市里，刘宪成度日如年。在熬过半年的试用期后，他毅然停职回北大荒了！两年以后，矫淑梅也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北大荒，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已初中毕业的儿子刘本超。当她和儿子走下他们熟悉的双山火车站，看到站台上微笑着的丈夫和亲人们，她和儿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扑向自己的亲人，矫淑梅说：“我总算叶落归根了！”
矫淑梅祖孙俩
我是在九三农管局听说矫淑梅一家重回北大荒故事的。局宣传部的同志陪同我们到鹤山农场16队看望他们一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家庭鹿场。房舍如别墅，场院阔大，圈舍成排，一切都被绿树环抱着。老刘和老矫在像城里一样讲究的客厅里向我们讲述他们又一次创业的故事。这个已经创办十年的鹿场是全管局最大的，最多时养梅花鹿100多头，还养了30多头更有经济价值的马鹿。为了学习养鹿经验，老刘曾领着妻子和儿子到新疆考察，沿着天山脚下一直走到伊犁，每家鹿场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还从哈尔滨特产研究所引进天山马鹿的冷冻精液，对母鹿进行人工授精，培育新品种。他们用最新的工艺生产出口鹿茸和加工鹿产品，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老两口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是自费把儿子送到了农业院校，专门学习畜牧专业。现在他们一家已经成了当地的技术专业户和致富带头人。近几年他们先后无偿支持本队职工１０多万元发展养鹿，还把７只价值５万元的小鹿送给别的职工圈养。现在他们所在的第六管理区的养鹿户从一户发展到12户，存栏增加了200多只。
作者贾宏图（右）和矫淑梅以及她的丈夫刘宪成
我们在老刘一家的鹿场参观，不仅看到了一圈圈活蹦乱跳的马鹿和梅花鹿，还看到了场院里的大型农用机械。老刘说，儿子的理想是建设一座机械配套农牧结合的大型家庭农场，做一个有知识有财富的农场主。现在他们一家除了养鹿，还耕种120多垧土地。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在外深造的这位有抱负的新一代北大荒人。如果说，他的上一辈是被政治运动卷到北大荒的，那么他这一辈是自觉献身北大荒这豪迈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的。他们当然是大有作为的。
我看到了小小的北大荒人——抱在年轻的母亲怀中的刘本超的女儿。妻子是和刘本超在北大荒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女儿的目光和她一样的晶莹清澈。
2010年夏天，为了给《人民日报》写《仰视你，北大荒》那篇报告文学，我又一次来到了鹤山农场。和上次来采访只隔了三年，这里再也寻不到旧模样了。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这里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的一栋一栋的泥草房被一片片造型新颖的楼房代替了，过去分散的生产队被一个个的撤并，职工都搬到场部集中居住。“耕种在广袤的田野里，生活在现代化的城镇里”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在场部，我们参观一个叫“鹤园”的小区，真是太漂亮了。二层三层四层五层的楼群顺山坡向上排去，中心广场是座不锈钢的鹿形雕塑，四周被花园和喷泉环绕。小区左右为稻田，背后为青山。这种颇具田园风情的居住环境，在大城市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广场正有一群来参观的北京老知青在拍照留念。我问起他们的感受，他们笑答：“知道北大荒能建设成这个样子，我们当年就不返城了！”说着，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了。
这时场宣传部的同志指着一个正在卸车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他就是矫淑梅的儿子刘本超！”
三年前，我到他家采访时，他奉父母之命在外地学习畜牧专业，没有见到。没想到在鹤园小区见了。
“这是帮谁搬家呀？”
“是我们自己家！刚买的一套别墅，200多平方米！”
他用手指着那二层的小楼，满脸的喜悦。
宣传部同志说，这小伙子特别能干，他不仅成了当地有名的养鹿专家，还花200万买了一台进口的大型收割机，能收大麦、小麦和油菜，除了为本场的农户服务外，还远征到内蒙古的农场服务。现在他们家是养鹿场兼农机专业户了。
本超开着自己的轿车领着我们去见他的父母。还是当年那个养鹿场，场地上停放着那台像变型金刚式的大型收割机。矫淑梅和老刘热情相迎，他们一点也不见老，黑红的脸膛挂着微笑。
“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呀！”
“是呀！是呀！从来没想到这辈子能住上别墅！”老刘满脸幸福地说。
“我们要住的那个小区有762户，住进去就是当年不知楼为何物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后代！”矫淑梅又多了许多感慨。
看着他们正在收拾杂物，我问：“你们的鹿场也要搬走吗？”
老刘说：“鹿场还在这儿办，农技场也留在这儿。以后我们白天坐儿子的小车来上班，晚上再回场部。”
“这就是‘耕种在广袤的田野里，生活在现代化的城镇里’了！”我说，站在院子里的人都跟着笑起来。
我和老两口开玩笑：“怎么样？返城以后又重回北大荒对了吧？”
“那当然！那当然！”老刘和老矫一个劲地说。
儿子本超说：“本来就不应该回天津！”
知青矫淑梅、刘宪成夫妇和儿子一家三口
是呀。历史不能重演，但大势不可逆转。几经风雨，几度春秋。北大荒毕竟走进了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都有为自己的祖国尽力的机会。人人可以享受到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正是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在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上实现了。矫淑梅作为这伟大历史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和他们一家是幸福的。
贾宏图 1946年5月出生，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瑷珲哈青农场），1976年12月返城，曾在哈尔滨日报、哈尔滨市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省文化厅、黑龙江日报社、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人大任职。现为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七届常务理事。曾任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二、三、四届报告文学评委。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奖，曾获“当代文学奖”和“改革开放３０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曾多次获东北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文艺大奖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征文奖。出版文学著作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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