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拓荒记》建三江与王少伯
《将军拓荒记》中篇：
建三江与王少伯
新四军老战士、兵团六师师长：王少伯
“建三江”的含意是“建设三江平原”。短短三个字，有态度，有气势，又兼有字面和发音上的美感。
起这个地名的人，就是建三江的主要奠基人——黑龙江兵团六师师长王少伯。
王少伯，1926年9月18日生于苏北盐城地区。1941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到东北，改为抗日民主联军，后改编为39军。1968年10月，调黑龙江兵团一师，任负责战备工作的副师长。次年，调兵团新建六师，任师长。
按王少伯的话说，1969年初，他赴六师走马上任。临走的时候，兵团机关给他带了一口袋公章，什么六师司令部、六师政治部、六师后勤部等，各类公章都有。还让他去后自已宣布是干什么的。兵团为他配了一台北京212吉普车。他坐着这台车，颠簸了近一天时间，终于到了六师师部的最早落脚点——“火烧孟”。
火烧孟，一个原始部落般的小屯子，几天内来了30多名现役军人。除王师长和贾政委外，还有副师长、参谋长及机关工作人员。整个师部机关只有一栋砖房，大多数人住在帐篷内。师部开会，就在帐篷内的大通铺上。
师部刚立住脚，王少伯一面部署开荒种地，一面进行调查研究，思考六师的未来。
他认为，六师开荒，动手越早越好；种地，种得越多越好。因为一旦战争打起来，后勤运输线路断了，没有粮食无法打仗。
他觉得，师部位置应予调整。如建在火烧孟，一是太靠边防，一旦战争打起来，没有回旋余地；二是没有依托。一个师部，加上直属单位，几百号人，要白手起家建新房，不但时间太长，而且投入大，也无法集中精力抓战备、抓开荒。于是，他建议兵团，将师部从火烧孟迁到25团团部，借25团的面粉加工楼为师部临时办公场所。后经兵团请示沈阳军区，同意王少伯的意见。
师部未搬迁之前，王少伯主持召开了一次帐篷会议。帐篷里挂了一张六师地图，上面贴着很多小图片，画的是鸡、鸭、鱼、羊、房子、道路……
王少伯手持一个小树枝，在地图上指指点点，讲起他心中的六师远景：这里以后建发电厂，这里建医院，这里是鸡场、鱼池、酒厂，这里通公路，这里修铁路，这里建公园，这里盖学校……
师部从火烧孟迁到25团团部后，王少伯下令，在25团团部的佳抚路上做一个彩门。彩门上方用铁皮做三个大红字——“建三江”。彩门两侧用胶合板做了一副对联，王少伯亲自手书，正面是：“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背面是：“说了算定了干，誓叫三江面貌变”！
从帐篷会议绘制蓝图，到建三江彩门的修建，有人对王少伯的做法不太理解。认为他说大话，整景，吹牛。
王师长（中）与六师领导干部
他听到这些话以后，多次在师部会议上说，“有人说我吹牛，吹字怎么写？不是一个口加一个欠吗，我不是嘴上欠了你们吗？以后还上就是了。”
于是，王少伯向全师提出口号：“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迎着困难上，踏着苦字走，不向上级来伸手，苦干实干加巧干，誓叫六师面貌变！”
王少伯在彩门上书写的对联和对全师提出的奋斗口号，在那个习惯于以口号来表达思想、信仰的年代，并无新意，但王少伯口号不空，他怎么喊就怎么行动，件件兑现他对大家许下的承诺。
他首先是以临战姿态抓开荒，并提出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然而，六师在开荒中遇到的困难，不亚于当年铁道兵和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遇到的困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六师的组建，既是向荒原的又一次进军，也是一次北大荒精神的再现与弘扬。
抚远地区，地势低洼，遍地沼泽，深的没腰，浅的过膝。不要说开荒种地，就是走路都困难。有时，人走在漂筏上，四周的草都在动，你提心吊胆，生怕一脚把草皮踩漏掉下去。
特别是这个地方的蚊子、瞎蠓和小咬，堪称一绝。它们早、中、晚三班倒，与拓荒者同时上下班。如果不戴防蚊帽，一天下来，不仅是一身汗水一身泥，而且是一脸疙瘩一手包。
晚上住的，床铺底下是水和草，被褥两天不晒就长毛。
就是在这样条件下，4万多名知识青年，在兵团现役干部的指挥下，在老转业军人的带领下，以豪迈的革命精神，向抚远荒原进军，掀起了开发三江平原的热潮。他们如同当年的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一样，住工棚，吃野餐，夏练三伏，冬战严寒，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
在向荒原进军中，六师创造了“一年开荒107万亩，大豆亩产上纲要”的业绩。
王少伯为了鼓励全师官兵继续努力，特地召开一次庆功会。事先让每个连队派一名开荒积极分子，扛一面大旗，到师部报捷。开会当天，三发信号弹升天，会场一片红旗招展，特别鼓舞人心。
王少伯说，“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人人都知道，多开荒，多交粮，荣耀！”
到1975年，六师开荒已达230万亩。
王少伯，点子多，有个性。在“踏着苦字走”过程中，他总是寻找最佳起步条件和资源组合。
在开荒首战告捷后，他反复思考如何搞好六师的建设，他日思夜想的是，六师的父老乡亲跟他创业吃了不少苦，一定要把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搞得好一点。
他主张，不但要把住房建设好，而且要建一个既能改善全师的医疗条件，又与六师大好形势和名字相匹配的六层楼医院。对此，兵团领导和有关部门不批。并说，你们六师建六层，要是十师，难道就建十层？
王少伯反复向领导和上级机关解释，不是那个意思。六师是帐篷师，白手起家，比起其它师都苦。现在有了房子，建个好一点的医院，也是为人民造福。同时，也是兑现我当时的承诺。不然，我这顶“王大吹”的帽子，总也摘不掉。经他这么一说，兵团也就同意了。
为解决三江地区电力不足，王少伯又通过兵团和沈阳军区，打通各方关系，为六师弄来了两台发动机组，在六师建了发电厂，解决了一些连队生产、生活用电紧张的问题。
六师师部所在地25团，建场多年没有大型活动场所，师里和团里开个大会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当时，上级又严禁建楼堂馆所。毗邻的三师领导因建俱乐部，受到通报批评。
王少伯又动起了脑筋。
一次，兵团任茂如政委到六师检查工作，王少伯领任政委到25团最破的一个厂子看。任政委说，这么破的房子赶快推倒重建。王少伯接着说，我们盖个简易的会场吧，不然师里和团里开会都没个地方。任政委当时没表态。
王少伯认为，政委没有表态就是默认。
任政委前脚走，王少伯跟着就让上推土机开推，并很快在原地盖起“建三江会场”。事后，他又反复向兵团领导和兵团机关的同志解释，我这不是建楼堂馆所，我这是开会的会场。并请兵团首长和机关来的同志到会场坐着木头柈子上看节目。首长们说，王少伯你怎么不把椅子配上？其实王少伯等的就是这句话。首长一走，他立即安排给会场买折叠椅。
有的师领导逗他说，“少伯，你真行，人家盖俱乐部受批评，你不但没受批评，还弄了个艰苦奋斗的美名！”
王少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执行兵团部署，他总是在试图抓住一切机遇，主动为六师创造发展条件。他是个能最大化利用内外部资源的高手。
时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是六师请来的第一位部长兼中央委员。如何向钱部长汇报，引起钱部长对六师的重视，王少伯为此颇动一番脑子。
当时，钱部长到六师内外有传言，说王少伯不知这次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也有传他故意给部长断电，其实这些都是谣传。王少伯请钱部长来的目的主要是要水利投资。至于断电，那是六师早已不成文的规定，为节约生活用电，晚上九点拉闸。王少伯向钱部长汇报此事时，特意说清，决不是为部长来特意拉闸。钱部长笑了笑说，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我这个当部长的没做到，你当师长的比我做的好！
王少伯陪同钱部长一行查看开荒的情况，并反复向部长介绍六师如何在低洼地开荒。钱部长不时地问王少伯怎么对付沼泽地。王少伯紧接话茬便说，水排不走，荒就开不了，现在的难题是排水。我们这的别拉洪河，满语中就叫大水漫地。遇到大涝，它不但不能排水，还要向三江平原溢水。六师要发展，必须大力挖掘疏浚别拉洪河，但治理这一工程，光靠我们兵团的财力是非常困难的，就更不要说我们六师了。
钱部长听后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回部里想法解决治理别拉洪河的水利基建拨款。王少伯听后，连声称谢！真诚感谢钱部长对六师和他本人工作的支持。就这样，三江地区的水利工程投资有了资金保障。
王少伯说，干事业不能光喊口号，自已不动，特别是当领导的更应带头。在部队里，当官的不怕死，当兵的才敢拼命。
六师师部迁到25团之前，25团有一条贯通整个团部的中央大街。路面虽宽达60多米，却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到雨季就成了泥潭，无法行走。
要治理这条路，师里和团里均没有这笔基建费用。
王少伯决定，师部机关领导带头，发动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义务劳动修路。他把中央大街划分几个施工区段，由师部和各直属单位分段包干，每天下班后，义务劳动两小时。同时，集中师部和25团汽车队所有车辆，每台车下班后，义务拉两车石头，拉够为止。
那段时间，王少伯只要在师部，就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在工地上，他戴着安全帽，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上下同心，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经过一个多月的义务劳动，终于使土路变成沙石路。不久，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这条大道铺上了水泥。
王少伯以自已鲜明的个性和游刃有余的办事技巧，在踏着苦字中，带领全师上下，创出了建三江的一片新天地，在三江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正当王少伯师长踌躇满志，逐一实现他在帐篷中规划的蓝图时，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黑龙江兵团。1976年，王少伯调任沈阳军区守备五师师长，不久又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直至离休。
王少伯把满腔热血倾洒在三江大地，三江人民也没有忘记王少伯。当王少伯登上火车告别三江时，站台上自发集聚了上千群众为其送行。王少伯一直举手行军礼，向三江的父老乡亲致敬！此情此景，十分感人。当他放下右臂时，早已泪流满面。
1986年，当他阔别10年重返三江时，建三江万人空巷，鼓乐齐鸣，人们纷纷站在他当年组织义务劳动的中央大街，夹道欢迎这位创业者的归来！
今天的六师（建三江垦区），管辖着一千多万亩耕地，年产粮食一百多亿斤。曾经的六师师部、各团团部，都已建成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农垦小城镇，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三江大地上。六师的组建、开发与建设，不仅为后来建三江垦区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黑龙江兵团留给垦区的一份最大的有形资产。
建三江是兵团组建后开发出来的，是块宝地。
北大荒原始沼泽地多，被人称为“大酱缸”，人走进漂垡甸子，常有灭顶之灾。因而“大酱缸”的腹地没一家人，没一间房，没一条路。冬天雪茫茫，夏天水汪汪，军用地图上标记，只有在冰封的冬天，骡马炮兵才能通行。
中苏珍宝岛战斗之后．黑龙江边疆紧急备战。
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在珍宝岛、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方向，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防宇600部队。并命令沈阳军区从战斗部队和生产建设兵团抽选大批现役军人，组建六师师团机关。兵团还抽选一些有农业生产经验的老同志和知青当骨干，组建一支边生产边备战的准军事战斗部队。沈阳军区和兵团党委将我从兵团一师副师长任上调任六师师长，那时我43岁，是全兵团最年轻的师长。
从六师组建到兵团改制，农林部、黑龙江省委、兵团，都不主张积极开荒，理由是能开荒的地方，过去早开发了。我考虑打仗没有粮食不行，这样的宝地不开发也是浪费。在兵团党委全会上，我据理争辩，全师逢会就讲。
六师没有我没到过的地方，我提出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当年做贡献(过去农场惯例是一年开荒，二年养，三年才打粮)。并提出多建点，多开荒，多打粮，多做贡献。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往往一出去就是多少公里，常常吃不上饭，我们就打乌鸦烧着充饥。草皮挑开后．水分蒸发较快，说明能开荒。我们把师领导班子及机关干部拉到现场观看，打通他们的思想。
我强调用现有的机械种好现有的土地。早种，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提出边翻边耙，复式作业，争取时间，节省油料等措施。
为了多开荒，师里天天对各团进行评比，介绍好的经验，表扬好的单位、好的机组。1971年，六师一年开出102万亩土地，在农垦史上是空前的。
当时机械少，开出的地种不上，我让大家用小棍捅眼，种子背在挂包里，人工种大豆。1975年是个丰收年，全师大豆上纲要，得到省委书记杨易辰的表扬。开荒头三年年年盈利，在农垦史上，新建单位盈利也是没有的。
那时，六师从未贷款，从未发不出工资。
为解决水患，在修水利中，我们提出先小，先通，树成行，地成方，条条河道通三江。
为从根本上解决水患，我亲自请来水电部长钱正瑛，向她汇报，讲了六师的决心。她说，我在北京听说你挺能干。我向她要别拉洪河的水利基建拨款，她答应了。这是建三江地区来的第一位中央委员、国家部长。她接见了师部全体人员。
为了大发展，我又向中央申请修建全国第一条支农铁路——福前铁路，得到了批准。
在原始沼泽地带修铁路，中外没有经验．我亲自指挥参战。
三江没电．我又向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去借，要来三江最大发电机组。勤得利(27团)跑腿有功，我又给他们建个发电厂。
这些均未通过兵团。我们六师最小，我决心要建成全兵团最大的师。现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三江终于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现有耕地600多万亩，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
回想六师刚组建时，包括师部在内，都住帐篷和地窨子，面粉供不上吃，吃过蒸小麦粒，也缺过油盐。那时下地时，瞎蠓、蚊子、小咬三班倒，有的地方比抗美援朝还要艰苦。
当时规定不准盖楼、堂、馆、所。三师因盖俱乐部，师长、政委受了处分。为了群众福利，我盖了全兵团唯一的六层楼医院和能坐上千人的建三江会场。上边追查，因没有不准盖会场，我们没有挨批评。
省城来了新电影片子，我们经积极争取，使得电影发行站能保障各团不仅天天晚上有电影放映，而且还能保证与省城的新片同步放映。
师部、各团都有宣传队。省里汇演，兵团抽调六师代表兵团去演出。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演了16场，主办者还挽留他们再演。省里又安排六师宣传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在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时，我用个人的钱为宣传队买了钢琴，我离开建三江时，留给宣传队了。
为了纪念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农场老职工开发荒原业绩，我把荒原上地名进行了重新命名，有建三江、换新天、好山河、渔米乡、志四方、胸五洲等等。
我们成立了邮政局，得到邮电部的支持，把建三江等新地名通报世界各国，国内外发往建三江的信件我们都可收到。
我们经请示黑龙江省，成立了商业批发站。站里有各个城市的知青，所以我们的商品最全。我们还成立新华书店、银行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办起来的。
六师的干部战士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出了辉煌的业绩，永远值得骄散和自豪。组建一年，上级机关没来一人。一是怕没地方住，二是怕向他们要东西、要钱。
我向全师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迎着困难上，踏着苦字走，不向上级来伸手，苦干实干加巧干，誓叫六师面貌变。我提出的口号被同志们编成歌，在各个连队传唱。
全师各单位每个人，再苦再累都不向上级叫苦。59团我起名永四边，要热爱边疆，胜过家乡，扎根边疆志如钢，建设边疆，贡献力量，保卫边疆，紧握钢枪。
为了加强联系，我叫通信科杨军等从建三江架线到佳木斯。原始沼泽地无法通过，他们就利用冬天架通电话，使全师几百个连队都通了电话，使知青与家里也能通了电话。
我要求成对建设连队。沿公路十字路口一边一个连，4个连建在一起，小城镇式的，便于连接电灯、电话，便于看病、上学等。
1971年，冬天下了罕见大雪，春天雨不断，给春播带来极大困难。全师像打仗一样，上下一片忙碌，都积极想方设法，没有一个向上叫苦的。兵团农业处的农业专家王强见了十分感动，代表兵团亲自起草向中央发电报。全师最后到6月初才种完。大豆还好，小麦颗粒不饱满，影响收成，出粉率低，但作种子还行。
由于春天雪大、雨水多，播种期后延，麦收也就后延到8月下旬。正当雨季，洼地机械下不去，只好用人工，全师用小镰刀水中捞麦，掀起龙口夺粮的热潮。
我同兵团蒲更生副政委来到25团17连麦地。我们看到，处处红旗招展，遍地是人，场面十分感人。三江黑土层深，麦地里连水带泥没膝深，向前移动两腿非常吃力，个别女孩子跪在泥里往前割。瞎蠓咬、蚊子叮，又没有空去打。有的受伤了，包扎着仍不肯下火线。
蒲副政委说，你们太辛苦了!姑娘们回答：这正是锻炼的好机会。明明困难严重，却没有人提一个苦字。蒲副政委说，六师部队太好了，太感动人了。他回去向兵团常委及机关讲，要好好支持新建的六师，多拨些机械支持他们。
随后，中央电视台童国平、胡伟等记者来了，拍摄英雄儿女战荒原。写作解说词的，是现在上海市浦东政协副主席邵煜栋等人，文字内容十分感人。在中央台播出后，北京的老同志纷纷打来电话，说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登了多组照片。六师报道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唤醒沉睡的抚远荒原》，很有影响。还有一篇《多快好省开发荒原》。省报赵殿君、王亚光等记者写出《开发抚远荒原的英雄儿女》。还有黑龙江广播电台、《合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兵团战士报》都陆续报道了六师的成绩。
为了庆祝全师大豆上纲要，我亲自指挥建六师胜利大门。门上边是我书写的“建三江”三个大宇，每个字两米大。晚上，字内有灯，点亮后，红光闪闪。大门两边的对联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背面是：“说了算，定了干，誓叫六师面貌变”。钱正瑛来时，甚为赞扬。全师每连一台新大解放车，插上红旗，同时到师部报捷，佳木斯电台现场直播。建三江像过年一样热闹，激动的心情难于表达。
有一次坐火车，一位同志问我到哪？
我说“哈尔滨”。
从哪上的车？
我说“建三江”。
他说，你是六师师长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猜的。
他是建三江的，对我说，感谢你申请修建成这条铁路，同江、抚远、富锦、友谊的人民都感谢你。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制后，唯独把我一人调到沈阳军区守备五师作师长。其他现役军人有的留在农场，有的转业回家乡。肖全夫副司令找我谈话说，你在兵团虽说是带知青，这同带部队一样，六师最好，你带部队有方，现挑选你到满洲里重要战略要地去挑重担。
领导过奖了，其实有些地方我做得还很不够。
1969年，我们到六师后过第一个春节。我考虑一下来那么多知青，有可能粮油盐一时供应不上，便带领师里干部们都到连队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1970年，我号召连连养猪，见母必留。
我要求四季保证女同志有热水洗脚，凡大了结婚必保证有房子住。师部首先做表率，让各团参观。
团、师部都有大招待所，每周都开出几台大客车送知青探亲。冬天长途汽车冷，我让客车都改装暖气，尽量解决知青探家和群众的交通不便问题。上了六师的客车，一路歌声，一路笑语，外来人无不称赞。
我要求女知青尽量做适合她们做的炊事工作。那时蒸笼很大，女知青弄不动，我提议在房梁上安个挂钩，用绳一拉，蒸笼盖就打开了。我看女知青揉面太累，就建议用扛子压，这样就省力多了。
冬天，我怕冻着知青，要求每个屋有个尿桶。第二天早上，值班的负责倒掉。
我对连队讲话，问问有没有人欺负女知青，如有一定严厉处分。为了照护女同志，我向兵团提出，不能让女知青下冷水。不能有危险地方向知青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的师救火把知青的脸烧坏，还到处讲用，这样不妥。兵团采纳了，提倡安全生产。
六师的知青，可亲可爱。有突击精神，不给奖金，随叫随到，从不甘心落后。尤其是25团，对师部全力支持。团部师部像一家人一样。我在4营开荒选点，那时一片荒草，周围没有一个村庄，到处都是一人高的小叶章草，睡在板子上，喝草甸子里的水。25团领导和知青设法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关心我。
六师发展得快，是和25团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25团的知青最多，六师的工作搞得好，与广大知青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30年过去了，那些可爱的知青我一直铭记在心里。
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