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清白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兵团战友 Author 张怡静
一
社会变迁，家人稀落，我只晓得祖居上海。曾祖父叫张登贤，是清末举人，他的座右铭是“练文习武，忠君报国'
祖父叫张仲甫，追随三民主义，曾在“三民新闻社”任职。父亲三岁时祖父被人枪杀在家门口。
我听祖母的妹妹，我叫姨婆，姨婆说：张家的男人都不务家业，热心救国在外忙碌不归家。你祖母要操持家业，又担忧家人的安危，积忧成疾而亡，时年39岁。她特喜欢孩子，家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她，叫她好好姆妈。
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叫张立平。
父亲只留给我一个名字: 张怡静。这是他给我全部的爱，希望我一生怡乐安静。
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上街看到受冻的老人，他会脱下身上的大衣穿到老人身上。看到小乞丐，他会掏尽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们。每天晚上他会把小小的我洗干净，坐在床头哄我入睡，然后再去伏案工作。对家里的佣人也从不呵斥。还办免费夜校为穷人扫盲。
母亲还说，本来家具都搬上了去台湾的轮船，因为外婆不肯离开上海，母亲不忍丢下寡居的外婆，也要留下。结果父亲舍不下我们，决定不走，因此丧命。时年父亲才二十九岁！
我三岁失怙。自我懂事以后就把父亲的照片藏在身边，可文革那年母亲害怕惹事把照片全都烧掉。如今我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但他照片上戴着金丝眼镜，和善的面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是52年7月去上海自首的 ，他说政治历史问题交代清楚就行，没有死罪。谁知这就是诀别。从此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此失踪。上海的姨婆曾让家人在七个公审大会上四处寻找，均不见父亲身影。此间上海的房产、厂房、学校均被没收。母亲才二十四岁，在政治的高压下，她一个孤儿寡母唯有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外婆曾拎着父亲的几件换洗衣服去提篮桥监狱探监，结果衣服被丢 出来，回答是:此人已死。
父亲的死，没有一纸通知。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单位，也说死了。从此母亲再不敢提起此事。母亲是反革命家属，遇到的都是愤怒的眼光。
是小人借着乱时打着革命旗号公报私仇？还是当时太乱，不明真相的群众打死人是不用偿命的，不得而知。父亲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是我一生的思念!
我爱父亲，我相信父亲是个好人，我为父亲喊冤 。
二
父亲走后，家就靠母亲来支撑。
当时父母在北方工作，一家五口加上保姆，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刹那间天崩地裂。父亲走了，保姆辞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又要上班，弟弟才八个月大。在舟山的外婆赶来北方 ，把我和弟弟带去舟山抚养。在火车站送走我们的那天，母亲抱着电线杆哭得直撞头，一家人只剩下她和五岁的女儿，她恐慌又揪心，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凄惨的哭声引得周围一群旅客关心询问，可是母亲睁着泪汪汪的眼睛说不出一句话。
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嗓音很好爱唱歌，被单位宣传队看上，叫她参加宣传队排练节目。因为经常演出，母亲拍了不少剧照，可是在文革那年都被她烧掉，一张没留下。
虽然在政治的高压下，母亲是个被排挤的小角色，但男人们的眼睛却围着她转。解放初期的妇女大都没有文化，也就是说许多长官的老婆都是包办婚姻许配的小脚女人。在这些女人的眼里，母亲是祸水。
有个科长和母亲同在一间办公室，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老远就看见科长老婆手握菜刀站在我家门口，吓得母亲不敢回家。
当时母亲并不想改嫁，她一心想回到生她养她的上海，她知道再也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疼爱她的男人。
在北方，孤儿寡母的日子使她终日提心吊胆，终于她辞退工作回到上海，谁知在上海等待她的又是一场噩梦。
那时上海还有私立技校，母亲为在上海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去上学，遇到一个还在开办私立工厂又当教师的男人，姓郁。
母亲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人，很单纯，没有政治头脑。外婆只有她一个女儿，家境不错，从小宠爱她。（当初外婆外公也在上海，后来日本飞机炸毁了家居的楼房，外公身亡，外婆一个人打拼，为逃避战乱才回到定海娘家。）母亲就是在扫盲夜校认识父亲的。
嫁给父亲后，父亲对母亲百般呵护。父亲走后母亲天塌一般，她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她不知此时再嫁人要有政治的庇护，她对越来越惨烈的政治空气一点不敏感。当时正在取缔私营公司和地下工厂，母亲却认为有技术就可以养活她的孩子，与郁结了婚。谁知早有人盯着他们，婚后没几天，母亲与郁一同被捕，塞进闷罐车，押往大西北劳动教养。
《那年是一九五八年》她认为是郁害了她，在教养所和郁解除了婚姻。
我想母亲在教养所一定受尽了非人的凌辱，回家后她缄默闭口，一字不提在西北教养所的事。
几年教养出来，母亲一蹶不振，来到舟山外婆家，从此一切听从外婆安排。
那时的舟山没有电灯和自来水，闭塞落后。
外婆买了一架缝纫机叫母亲坐在街头缝补为生。母亲漂亮文雅，在街头一坐，引来不少闲散男人。母亲不会缝纫，为了生活只好硬着头皮操作，又要应付那些男人的干扰，回家就和外婆哭泣，不愿干那街头行当。
外婆无奈，又托人找要保姆的人家。母亲去了，男人是镇干部。母亲有文化讲卫生，还能辅导小孩学习，男主人很喜欢，可是女主人吃醋，母亲只好回家。
后来母亲去教养所的事瞒不住，更招来非议，有的亲戚怕受连累不敢和我们再联系。母亲只好出去打工、晒鱼鲞、给人洗衣服……终究不是长计。外婆一年年老下去，担心自己死后我母亲连个家也没有，就逼她改嫁。
可是一个被教养过的女人背着两大政治包袱，又带着三个孩子，谁敢娶她？
那时我刚上中学，听得母亲常和外婆哭闹，而且常常一个人跑去海边呆呆地坐着……一天，我看到母亲的日记上写着想跳海自杀。我好害怕失去母亲，哭跪在母亲面前乞求她别抛下我们。那天，外婆、母亲和我抱作一团，哭得天昏地暗。
外婆开始托人做媒，条件是：出身好，人老实，有单位就行。什么文化，长相一概不挑剔。
寄给远在北方的母亲、我和弟弟寄养在外婆家的照片
那年的夏天，我在乡下的中学，母亲来信说 放假来妈这里吧。当我走进一间租来的民房时，看到一个黑丑驼背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眯着小眼睛望着我笑，母亲不好意思地叫我喊他阿爸。我尴尬地站着，终究没有喊出口。
我跑出门外，躲在一角，为母亲嫁给这样一个黑丑的男人，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继父痛哭一场。从此母亲给我改姓继父的姓。因为继父是贫农出身，母亲想让我今后有出路。可是血统论使我一生脱离不掉这个狗崽子的烙印。
继父憨厚老实，从不欺负人，母亲和继父又生下一女。继父在公司门岗工作，工资很低，为生计母亲去做家属工，站在高高的船架上敲铁锈。那时我已经从内蒙兵团调到汉沽农场，探亲回来看到母亲破衣烂衫，满身铁屑，晒得像个黑人，咧着一口白牙冲我笑，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令我更痛苦的是母亲的精神被彻底摧残。
文革开始，母亲就成了靶子，每天被批斗，并责她一遍遍写交代。人说时间是治疗伤口的良药，可造反派却逼迫她，写清楚那些说不清又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无疑是往母亲的伤口撒盐。写完以后不过关，再写，不知写了多少遍。每次写着写着母亲就痛哭流涕，抓着自己的头发几近疯狂，不能自持。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多年，母亲给我写信仍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开头。每次拆开这样的信，我的心就痛得发抖。我回信说文革已经结束，母亲可以不用再写万万岁。可母亲还是要写上伟大万岁，母亲的灵魂已经匍匐在地 再也站不起来。
晚年她开始信奉那些造反派家属，家属们大都来自渔农村，没有文化。她们说母亲罪孽深重要赎罪，母亲就和她们一起穿上黑袍，去烧香拜佛、走十桥，不顾身体虚弱吃素打坐，渐行渐远，任我说破嘴皮也拉不回她的痴迷。
家属们开始接纳母亲，不再歧视她。母亲每天阅读经书，家中经书成堆。家属们念经不识字就上门来请教，谁家有丧事母亲就去送丧，念经，送礼。家属们开始对母亲有了几分敬意，母亲似乎得到安慰，与她们彻底同化。
后来在我下岗去外地打工时，母亲绝食身亡。
当我得知噩耗，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家属们为她念经三天三夜，她们说如果母亲在阴间得道升天就会庇护她们。还解释说母亲在阴间做了官就象公司的领导，可以保佑她们家人升官发财。
我哀从心来，愚昧杀人！
那天正好是九月重阳的傍晚，我一个人走在宁波的公园里，自责没有呵护好母亲。想到双亲临终时都没能见上一面，心痛如绞、涕泪交加，竟忘了迈台阶，一下摔倒在地，我干脆坐在地上痛哭失声。
路人围过来看我脚腕扭伤，肿的像馒头，帮我叫来三轮车，其实我痛在心里！
1985年上海公安局寄给母亲的“平反书”
母亲的教养问题终在近三十年后的八五年，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寄来一份薄薄的纸函说；母亲的劳教经复查是不妥，现撤销对母亲的劳教处分。
可是母亲的一生已经毁了，何以纠正？何以还她一生的清白？
作者简历：原名张怡静，曾用名翁怡静、鲍怡静，浙江省舟山知青。1966年初中毕业，曾在当地一职工医院打零工。1970年后被停工，1971年九月被动员到内蒙兵团二师十七团 ，分在八连 ，又调六连、云母矿。1978年调河北汉沽农场。1985年调回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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