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青与“改革开放”、知青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起码，可以这样说他们中返城后获得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条件和机会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几乎无不主动地、积极地、热忱地、不顾个人得失地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大声疾呼过。
这乃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对中国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于自己们当年不幸成为后来备受谴责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国人痛切。也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真况极为了解。在从城市到他们落户的农村、边疆这一巨大半径上，他们曾多次往返。所见疾苦种种，所闻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国人能相比。何况，他们还曾亲身与当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贫穷落后中长期生存过。中国要变，中国不能不变这一强烈的思想，早就形成于他们头脑中了。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政治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倒溯起来，不少知青是“四人帮”政治专治时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后，对中国前途的大怀疑在知青中广为弥漫。我参加过的一次“兵团创作学习班”，当年便因传播“反动政治谣言”而遭遣散。我自己当年由团宣传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直接的内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为在一次学习会上，公然提出质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树他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么？”
后来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许多“反诗”，作者是知青。
值得一提地是，这些知青，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儿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参与，更不是因自己成了知青而泄私愤。恰恰相反，前两类知青当年几乎没胆量“乱说乱动”。比较敢于“舍得一身剐”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们当年如果投靠“四人帮”，卖身求荣改变命运绝非难事。“四人帮”当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样的青年。但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共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家庭诸利益完全无关的“政治道义冲动”。
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
也是为别人们的命运别人们父母的功过别人们家庭的不幸而参与政治的。
与那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
这些平民阶层的知青子弟们身上，当年相当突出地弘扬一种朴素的、平民的政治道义感。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革”、“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政治义土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在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的。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计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不容忽略的稳定作用。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没了工作。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骚乱。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
使人不禁地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地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每每说：“改革残酷，时代无情，牺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难免。优胜劣汰，置之死地，而后能生者则生，生不了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认命。”
这是某些最早“相忘于江湖”的知青。我曾听他们当我面那么说过。表情和口吻都极其冷漠。
他们绝不因自己同类命运的悲惨而稍变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
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但那样的实话我永远说不出口。
因我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同时毫无“相濡以沫”的能力。
故我公开承认，我已由当年一个激进的、热烈的、极其乐观的“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渐变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忧心忡忡的，有时甚至极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调拥护者了。
另一类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的思想“精英”，话题一接触到同类的命运，每每长叹连声道：“不改革不行啊，却没想到改革出这么个始料不及的局面……但那也得继续呀，苦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
似乎，“兄弟姐妹”们的命运，是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听来有几分内疚的意味儿。
他们可能依然是高调“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类人一样。只不过写文章发表时，笔下措词谨慎了，调子尽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面楚歌”的当年的知青同类们看了反感。其实呢，自从他们渐成“精英”，同类也就渐与他们疏远了。“相忘于江湖”，倒是先从同类们开始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同类们不会看到的报刊上。而且，除了与自己当年同连同村的知青，更广大的知青并不晓得他们是同类。所以，顾虑多余，倒也可爱。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多数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波地寻找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诸如《北大荒人名录》之类的书，对他们的再就业毫无用处。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发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解放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解放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就是走投无路像古代小说中写的那样领后插根草标自卖自身，也是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改革”的行为的。
这真是中国的福气。
也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气。
总体而言，知青一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是心怀崇敬的。将会心怀着这种不同程度的崇敬老去，死去。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地反复地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某一段或某几段史诗性的历史。世界也是这样。而这一点，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世界后来的历史似乎都显得平庸，使后来的领袖们注定了皆成缺乏史诗性的历史中的匆匆过客。无论他们自己多么想要伟大起来都不可能。他们的名字几乎只能在他们是领袖之时，而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楔进位置。一旦不是，不久便会被淡忘。他们的名字只能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楔人位置，不可能刻下深痕，更不可能被下几代人铭记。
但曾叱咤风云于史诗性的历史中的杰出人物不同。他们的名字本身太有分量。那不同寻常的分量使他们指点江山过的那一页历史沉甸甸的。即使翻过去了，后几页他们已不存在的空白史页上，仍深深地凹陷着他们的名字的压痕。写在后几页史上的文字，不管密度多么大，记载多么炫耀，都无法覆住掩住那深深的压痕。
全世界的情形都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指出“文革”中，除了毛泽东，红卫兵亦即后来的知青们，分明是参与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人，怎么今天反而大言不惭地标榜起崇敬来了呢？他们当年连周总理都一反再反，何谈崇敬？
不错，“文革”中北京街头出现过“百丑图”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数囊括，而且皆被肆意丑化。当然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民心同情的彭老总、深受爱戴的陈毅、贺龙等大元帅。
“百丑图”是北京红卫兵当年的“杰作”。
具体来说，是北京红卫兵中一小撮军队高干子女的“杰作”。
他们背后显然有人指使。
他们的恶意，也不能说便是全体北京红卫兵的态度。
当年，我随一批东北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在北京街头见过一张“百丑图”。回忆起来，似乎贴在西单十字路口的巨大广告招牌上。
那一批东北红卫兵大多数住在地质部礼堂。他们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便与负责接待的北京红卫兵展开激烈的辩论。他们白天到市里去皆看到了“百丑图”，于是“百丑图”成为辩论内容。东北红卫兵强烈谴责北京红卫兵打倒一大片，从而等于否定了中国革命史。北京红卫兵以“两个司令部”为据，嘲笑东北红卫兵对“中央路线斗争”一无所知，只配老老实实向北京红卫兵学习和取经。唇枪舌箭一番之后，北京红卫兵见镇压不住东北红卫兵，搬来了援兵，记得是什么附中的红卫兵，男男女女近百人，其中不少手握军皮带。东北红卫兵也在百人左右，感到受了威胁，于是皆怒。于是酿成一次武斗……
我离开北京到成都，在成都街头也见到过同样的“百丑图”。不过我见到的当天就被许多成都的百姓和红卫兵自发地撕掉了，还逮住几名张贴的北京红卫兵围斥了许久。第二天便发生了成都人民与到成都“扇风点火”的北京红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后来谓之曰“成都人民广场事件”。我是那事件从始至终的目击者。据我想来，“百丑图”也是那事件的起因之一种。
我从成都回到哈尔滨，家乡人说，北京红卫兵也在哈尔滨张贴过“百丑图”，但如在成都一样，不但被撕掉了，几名张贴者且被狠揍了一顿。
可以这样讲，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百丑图”，产生于北京，但实际上并没能如一小撮北京红卫兵所愿在全国张贴得到处都是。相反，在许多城市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抵制。
不但“百丑图”是一小撮北京红卫兵的“杰作”，挂牌子、戴高帽、剃鬼头、涂黑脸、游街、喷气式，也无不首先“发源”于北京，由北京红卫兵将此类“革命”方式传播于外省市。中国不是一夜之间同时乱起的，而是先由北京乱起的。当年，哪一省哪一市乱得晚了，乱得还不够，便有一批批北京红卫兵赶往“指导”，如同顾问或特派员。连我那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母校，当年也有两批北京红卫兵去颐指气使地进行过“紧急革命总动员”。当年的社论中，通栏大标题是“首都小将为革命扇风点火”。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我下乡后，连队里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北京青年，闲来无事，画漫画解闷儿，于是在小笔记本上先后画了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老帅的丑化头像，被哈尔滨知青发现，当即予以严厉喝斥。连许多上海知青天津知青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在某件事上统一过态度的时候。
再以后，知青中常流传一些政治“段子”。内容差不多总是“四人帮”如何向老一辈革命家发难，老一辈革命家如何使“四人帮”们陷入狼狈不堪无地自容之境地。
也流传着关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下落，以及关于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的身体健康情况。
而这些政治信息，又大抵是北京知青返京探家带回连队的。说明经过短短几年的反思，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又是那么自然地在大多数北京知青的心目中复归了。哪怕他们当年是亲笔临摹过亲手张贴过“百丑图”的红卫兵。
三十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知青，能以较历史的、较客观的、较“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普遍的知青，仍不否认毛泽东的伟人历史地位。仍对毛泽东某几方面的伟人魅力表示赏服。即使谈到毛的“过”，一般也都是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大损失方面议论，而并不多么耿耿于怀地抱怨给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的苦难。并且，一般不会以特别刻薄特别不敬的口吻妄贬之。
“毕竟做过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啊，即使不伟大了，也总不至于渺小吧？后人们怎么评价，咱们也决定不了。可咱们这一代，不应该由于领袖有了严重的缺点，就在他死后将他贬得一无是处啊！”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说过的这一番话，我觉得，似可代表绝大多数知青对毛泽东的当前态度。知青一代，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年将逝，老年将至，总体而言，看待自己曾经历过的中国诸多历史问题的目光，是变得越来越带有谅解性了，也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厚道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集体地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反应。他们最不忍看到的，是曾造成过中国巨大损失的某些弊端，比如假大空话，比如浮夸业绩，比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比如大表演大包装的大过场，比如新条件下新方式下进行的个人崇拜意味儿的宣传。
谈到这些，知青们往往也是皆摇其头不以为然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
他们会嘲曰：“何其相似乃尔！”
会引用毛泽东的话概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为了名利，虔诚地热切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应景表态，他们会私下里相互议论：“多像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啊！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太傻，目的性不明确。他们现在多懂事多精明多现实啊！他们也许比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还可怕吧？因为他们现在内心里想要的，比我们当年想要的大不一样，而且多多了！”
对于周总理，绝大多数返城知青的崇敬程度高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对两位伟人的这一种崇敬程度的差异，不是他们返城以后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他们下乡以后由于自身命运的失落造成的，更不是今年以来一系列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的专题片所影响的。所有那些专题片只不过又从返城知青们内心深处重新唤起了不泯的崇敬。
对两位伟人的崇敬程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对“文革”意义和动机的怀疑形成的。而这一种怀疑，在他们“上山下乡”以前，在打倒刘少奇以后，在“文革”的第二、三年，就暗暗形成在他们中某些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中了。
归根结底，在当年是对个人崇拜的悄悄的反动。
在后来是对个人集权的反思。
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服务方面，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那一句诗所形容的“春蚕至死丝方尽”。
知青一代谈起周恩来，犹如印度人谈起他们的“圣雄”甘地。
在当年，亦即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前，某些忧患国家前途的知青，对周恩来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不满”希望他以非常方式力挽狂澜，最果断地解决“四人帮”。
这乃是一代人当年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秘密。
所以周恩来逝世以后，当年在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知青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寄托空白。
他们曾有这样一种暗自的心理准备只要周总理在北京一拍案一挥手，将群起响应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亡边缘。
这体现于知青亦即前红卫兵们的头脑中，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他们真的想造反了，但不是冲着伟大领袖去的，是冲着“四人帮”去的。为了和“四人帮”决一胜负，他们需要周恩来这样的统帅者。在胜利了以后，他们愿意重新膜拜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甚至，愿意在全中国的每一座大小城市，为毛泽东塑高大的金身塑像，以取代那些铜的、玻璃钢的或大理石的……
这一历史秘密，这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当年在不少中国人，主要是中青年人头脑中产生过。
所以，周恩来的逝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四五”运动。那是一场自发式的、爆发式的反对专治、呼喊民主的政治运动。在那一场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是有的，但为数极少。大抵是探家的北京知青，或途经北京因故滞留的南方知青。比如上海和杭州知青。但南方知青一般对政治心悸胆怯，只不过作为旁观者，不敢有什么具体行动。而探家的北京知青，有人不止一次在那一场运动中去过天安门。
那一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
后来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在信中告诉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对探家的北京知青进行过政治审查。有从北京带回“四五”诗抄者，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尽管在“四五”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极少，但“广阔天地”里的许多知青，头脑深处的思想，是与“四五”精神遥相呼应的。
返城后，知青间坦诚交待当年头脑中的一级政治“隐私”时，无不感慨自己当年政治思想的幼稚。认识到，如果当年中国真发生了自己头脑中所祈之事，那么中国必定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今天中国什么局面，也就完全说不定了。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入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两种不堪设想，对中国的后果都将是可怕的。所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只能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发生的英明果断的大事件想明白了这样一些道理之后，对于周总理就依然崇敬了。除了周总理，知青一代非常崇敬的，还有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如果进行一次知青一代中的民意调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周总理，彭德怀必是第二个倍受崇敬的人物。一代知青崇敬他，是由于他延安保卫战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更是由于他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不怕丢官，敢讲真话的品质。具有这种高贵品质的共产党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毕竟太少，而不是很多。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知青一代看后继政治家们的目光、标准是很不容易降低的。所幸知青一代就要老了，下一代会有下一代客观公正的标准，会以下一代愿意的目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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