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
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一步地走着，跨过了罗湖桥。
我知道，这一步跨出，我就成为香港人了。下意识中，似乎觉得应该回头望望，身后毕竟是我27年的人生。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身后还有什么值得我回眸留恋的。吸引我的，是前方那个繁荣、噪杂、陌生的城市！
期盼了多少年的梦想就是“返城”，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了多少年的目标，就是要远离那种身世带来的屈辱，不再需要看人脸色，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奉承的言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时的我，相信前方那个城市 能够让我实现自己小小的梦想。
结束了5年的地质队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城”！我终于离开了青山环抱的孤寂和贫瘠，那种跳跃的幸福感和内心兴奋，如今依旧记忆犹新。
1969年4月14日，在“一片红”的浪潮中，我去了当时排名“最艰苦”的内蒙古广袤农村插队落户。内蒙昭乌达盟的林西县，在学生家长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生畏的遥远流放地，所以敲锣打鼓的动员，最后也只来了36个算是“胆大”的上海知青。
我在农牧交界的汉族村落了户，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中，开始了农作生涯。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原风光，听起来很壮美。可身临其境后才知道，在漠北狂风中独自放牧捡牛粪搂草、在浩瀚草原上与凶狠独狼对视、在彻骨寒冻的冰河里蹒跚而行，对一个年轻人的精神折磨是何等剧烈！压抑的无法喘气时，伙伴们就一口闷下那草原烈酒，如蒙古摔跤手一般摇晃着身躯，醉眼朦胧地四处游荡，想找人打上一架的意识刺激着大脑皮层，似乎渴望看到鲜血在太阳光下流淌……
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万万没有想到，草原生活会把他们的儿子“改造”成这般模样？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看到我变得如此陌生，感觉真是不堪入目！于是，整个家族紧急行动起来，为我谋求新的“出路”。自然也只能是外省农村，只要靠近上海近一些就行！于是，1972年12月我又转点到安徽宣城的丘陵村庄，继续接受3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依然是四季轮回的农田劳作，依然是如影相随的饥饿难熬，依然是望不到尽头的失落，绝望情绪始终伴随着我的南北插队生活。“长夜漫漫何时尽，梦寐不忘盼天明”，是自己常常念叨的诗句。当时中国社会，十分讲究“家庭成分，”凡事先要看你是什么“出身”。我和出身贫苦家庭的知青不同，我有着让我“非常倒霉”的复杂社会关系。祖父、祖母、伯父和两个舅舅、一个姨妈，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去了香港。国内的亲友中，一个舅舅镇反时坐了大牢，大姨夫因窝藏了女婿的手枪被枪决，二姨夫是国民党飞行员，四姨夫是大地主，五姨夫也在牢中服刑，七姨夫是头顶“特务嫌疑”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 家庭和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令我在七个年头六个整年的插队落户岁月中，失去了上学、当兵、提干和其它“返城”的一切机会。脚下的农村大地，似乎注定是我无以更改的命运归属。
想不到，幸运的转机还是来了！1975年5月，下乡六年零一个月的时候，迎来了地质队的招工。当时，生产大队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而全大队只有两个符合招工资格的老三届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芜湖当地的知青。如何分配这唯一的指标？有着中国农民天生狡猾智慧的大队领导，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让我们俩面对面地指出对方的缺点，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适合这次的招工条件。
开会时，我觉得气氛特别的怪异和凝重。彼此憋了很久，芜湖知青小李才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这里劳动，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指着我说：你是从内蒙转来的，在那儿干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说的也是实情，参加会议的所有干部都在点头。我无语，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回击”小李的理由。他是个安分老实的68届芜湖知青，6年多来，他一直在生产队埋头劳动。之所以与历次返城机会插肩而过，也是因为出身不好。于是，我只能沉默着，没有回应他的话。
招工上调，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医生也说拖不了很久。父亲养育我二十多年，做儿子的不仅无法尽孝报恩，甚至还要家中在经济上长期接济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一定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拖累父亲了，这是我早就下定的决心。于是，我动了些脑筋，采用迂回战术，想让大队书记能支持我的离去。大队支书的老婆是江苏人，我祖籍是常州人，也算是小老乡吧！三年来，我常去她家唠嗑，也帮她做些家务活，彼此很熟悉。我将家庭实情告诉了书记老婆，希望她能帮我说些“枕边话”。她对我的情况深表同情，没少帮我说话。后来据说经过书记做工作，大队支委会在最后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把这次招工名额给我。
大队通过了，还有公社这一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有意徘徊在我们大队的苟村生产队的路边。我知道，公社副书记兼五七办主任就是苟村人，我要守候着他，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把招工名额“敲敲牢”。
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他。我按不住喜悦的心情，一头迎了上去。“苟书记，你好！”我满脸堆笑着，向他问好。他眯着眼，打量了我很久，说：“你是上海知青吧？我见过你。”
一颗忐忑的心总算落了地！阿弥陀佛，他还认识我。“是的，我就是苟范的唯一的上海知青。”我特意加重了“唯一”的语气，想加深一点他对我的印象。
“你找我有事？”他口中的酒气一口喷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呕吐。
我一生不愿求人。此刻，我被命运逼到了墙角，我只能低头，开口求人。我向这个叫“书记”的人，叙述着父亲的病情、我迫切的招工愿望，当然还不忘对他进行了一番腹稿已久的“好词”颂扬。书记随意吐着烟圈，双手叉腰地站在坡上那颗村头的大枣树旁，我站在低处，仰头期待着他恩赐般的答复。暖黄色的阳光笼罩着书记高大的身影。那一刻，他尽显了英雄的气昂，我则显得像个卑微乞讨的奴才。从此，书记那“高贵”的神情，那满口的酒味，那斜戴的帽子，还有大衣上那抹金黄色的光影，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烙上自感耻辱的印痕。
终于成功了，公社同意了大队的招工意见。临别前夕，我去一些相熟的老乡家告别，一杯临行酒，两行莫名泪。喝在嘴里的是酒，流出来的却是七年的辛酸泪。我忘不了在内蒙草原上喝过的尿液，忘不了那冰冷的锅灶，忘不了小队长那张冷酷的脸。在安徽农村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吃，水土不服皮肤糜烂，只能长期包裹着纱布。撕下纱布的那一刻，脓肿伤口的腥臭，钻人心肺的疼痛，更是难忘！
我太想离开农村了！美好的青春年华，纯洁的上进心，已经被山丘水田里的那几分工钱折磨的支离破碎：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只有千山我独行。我一再问自己：早就厌透了的插队生涯，这次真的可以画上句号了吗？我怀着不确定的莫名担心，忐忑着度过了临走前的每一个晚上。
通知收到后，我才相信真的是要返城了。
我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中，整理着行装，嘴里哼着喜欢的歌曲，走路也跳着蹦着的，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邻村平时来往不多的几个芜湖女知青，闻讯赶来为我拆洗被褥。她们羡慕我的离去，也为我离去而高兴，因为我不会成为将来她们招工时的“挡墙”了。我将我能用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留给了这些小妹妹们。
报到的日子来临了，在县城的边远郊区，我走进了322地质队，成了一位吃商品粮的工人。这可是我人生第一件开心的大事，我即将领取人生的第一份工资，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无需爹娘寄钱了。
可是没有想到，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只让我开心了几天。人们常说的“好梦难圆”，很快也残酷地降临到我的头上。报到后的第三天，我接到通知说，这批招工名额中，有10个名额是为安庆的326地质队代招的，我被划入其中的一个。这份通知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把我打晕了！对上海的家庭而言，安庆要比芜湖远得多。我是在向西行，离家越来越远了。我到劳资科打听我被踢到那里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的知青是就近安排，你是外地知青，去哪儿都一样。
记得那天清晨，敞篷的大卡车一路西行，将我们十个收敛了笑容的倒霉蛋送往数百里外的安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城市。下午，载人的卡车穿越了安庆市，向着远处大山开去。我无奈滴看着久久期盼的“城市”在眼帘下慢慢消失，那心情就如同落水之人好容易抓到了一个救生圈，而那圈却是泄气的圈一样。
巨大的失落感，让我的心在沉沦。汽车扬起的沙尘遮住了晚霞，前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又看见了起伏连绵的大山。我低沉地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离开了大山环抱的贫瘠山村，一霎眼功夫，又走进了更大的山麓深处。说实话，心中的那种失望和痛苦，更甚于多年前的插队前夜。
傍晚时分，目的地到了。怀宁县月山镇，一个离开安庆一个小时路程的荒凉小镇，就是我们326地质队队部。我们先被安置在一个小学里，在拼凑的课桌上睡了几天，然后就被分配到各个钻机上，我分到了一号机。
在葱翠满目的茫茫青山中，我带着藤帽，穿着牛皮大鞋，握着电筒，提着饭盒，满身是泥浆和油污，三班轮倒着上班。逢山开路，遇水越河，晚上点着油灯写着家书。跳蚤蚊子帐子，周边是清一色的“和尚”工友。从此，失望和无奈继续陪伴着我寂寞划一的每天每夜。
从大山中走来，又走回深山去！这难道就是我久盼了七年的“返城”生活？
直到中国大地乾坤轮转，万物更新。有一天，我终于被批准去了香港。经历了两次插队和两次“返城”，我这才真正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一种可以追求希望的生活。
（作者为原下乡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的上海知青）
返城返城，我的理解是返回生我养我的城市上海。因此，我的返城前夜应该是在安徽的一个小镇东流。
瘦削的颧骨，干枯的脸庞；褴褛的衣衫，弓曲的脊梁；狭长的跳板，尘飞的世界。这是我们小时候在电影和画报上看到的旧社会苦力的形象。说来可能令人不信，1975年，我，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却真是如此模样。我离开农村后进了“东流搬运站”当了名搬运工，虽然跳出了农门，但还是干的苦力活。和前辈一样，搬运工就是凭着人力踏在一尺来宽的木跳板上把各种进出码头的物品搬运上岸下舱。唯一的进步之处是，货物搬下船后装上木板车。每辆板车都配有根带铁钩的大麻绳，勾住车把上的小铁圈。十几或二十几部木板车以麻绳“勾连”，最靠前的板车绳子就挂在一辆“丰收35”拖拉机的机头上。拖拉机慢慢开动，这一串的木板车就被拉动上坡，一直拉到几百米外的货主单位，再各自卸货。
这虽然不是份理想体面的工作，虽然搬运站的劳动远比在农村当农民还辛苦得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是工人了。这份来自不易的工作，我还得默默地承受和珍惜。
我是68届初中生，69年1月就去安徽东至插队了。这倒不是我“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缘于一次偶然听到班里“红卫兵”排的头儿们私下里的交谈。他们说68届快要分配了，不管上海工矿的比例是多少，自己人应该有数。那时候，我因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是班里还未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少数几个之一，当然不在自己人之列。不管上海工矿的比例是多少都轮不到我，还是早点离开上海离开家吧。于是我和66届初中的哥哥一起下乡插队了。
刚到农村时，我感觉不到父亲问题对我的影响，反而因为我的带头下乡，很容易就得到种种荣誉。我参加了各种“积代会”、“先代会”，还没有写入党申请，就作为知青代表“列席”了东至县党员代表大会。自己常常给周边的乡亲们诊治点头痛脑热的，在当地的口碑也不错。所以，我们插队才一年多，1970年初夏开始第一批招工时，大队一把手说，就是一个名额也是你的。填表、体检一路下来，我都在打算如何告别乡亲们了，却因为“政审”不及格被刷下的。接连十来天我都没有出工，我被一种绝望所笼罩。不是说“重在表现”吗？我还要如何表现才能有盼头呢？更想不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头。虽然大队、公社每次都推荐我参加各类招工招生，却每次都因“政审”不过关。公社的“五.七”干部直率地告诉我，你父亲的问题虽然算不上“敌我矛盾”，却也不能算是“人民内部”，因而每次抽调中的“可以教育好子女”比例也无法给你……。
1969年下乡的上海知青剩下已经不多了。而我呢，从七〇年起，几乎一年一次的重复推荐和刷下。就在自己日渐麻木之际，迎来了这次特别的招工——东至县三个处于交通枢纽的搬运站。搬运站属于集体所有制，还实行计件工资制。在当了6年3个月的农民后，我终于在第五次被推荐抽调后离开农村，当上了安庆上游南岸一个古镇东流的码头搬运工。
东流紧靠长江，历来是货物集散地。最震撼我们的工作节令是每年一次的运盐。送盐来的是几百吨的上海驳论，每麻袋盐重80公斤。因为驳论吃水深，不能太靠近岸边，要搭几块跳板连接才能够得上。我们在岸边依次停放好各自的板车，每人一块“三尺劳动布”披在肩背部，直抵后脑勺。走进船舱有2个人站在盐包旁，每人抓住麻袋的2个角。“嘿”的一声腾空拎起，驼盐包的人就赶紧低头“钻”进那空挡里，肩膀轻轻地颠几下使盐包服帖在肩上，马上离开让位给下一个……。远远望去，只见江面上微微起伏的驳轮被几节高悬的跳板连接到岸边。背驼盐包的汉子一个个从船舱出来踏上跳板，极富节奏地走向各自的板车卸下。周而复始直到装满6包，再跟随拖拉机进入盐库。到了盐库也还是两人起肩轮流驼盐包到指定位置堆放好。流出的汗里有盐，盐包上也有渗出的盐，每人身上脸上都是白花花的一层晶体。下班回到宿舍，一头倒在铺上，累得连句话都不想说。
每个进搬运站的知青都说，当农民远没有搬运站的劳动强度大。100公斤的大米包，70公斤的稻谷包，50公斤的化肥包，都不算什么。
我甚至有过单独一人，凭一把普通铁锹，在一个钟头内，给一辆卡车装满4吨多无烟煤的记录。还有呛人的水泥包和加工过的棉花包，更是让人难以忘记。我有过一次扛棉花包扭伤腰的经历。别看是棉花，在专门的打包机里一压，捆扎紧了就是个1.2米X0.8米X0.4米左右的实心方块，重达一百公斤左右。扛在肩上不贴身，凸起的棱角压得骨头都痛。从肩上放下时必须扭动腰部才能服帖到位，否则就要花大力气才能拉动。我就是在甩下棉花包时，造成了急性腰肌扭伤。亏得老工人跟我说，快去找盐库刘主任，他是推拿的一把好手。你只要拿一瓶烧酒、毛巾脸盆和一瓶热水去，他就会给你推拿，像我这样急性的最多3天就可以痊愈。但我只让刘主任推了一次就没敢再去，他的手势实在太重，只几下就推得我嚎叫着跳将起来。第二天虽然没再去上班，却几乎没有了伤痛的感觉。
招工了，吃食堂了，外加收入不低。我们的计件工资通常都在七八十到百把元的，偷懒的也很容易拿个三十几对付着过日子的。可是相比农村，这地方缺少温情。集体宿舍区没有老人孩子，更没有女人，清一色的大老爷们。跟码头搬运工相处，也总有层隔阂。我常常在休息日到26公里外的县城，那儿有我的哥嫂，后来还添了侄女，那里才有家的感觉。到了这年龄再加已上调为工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要考虑。哥嫂也在他们熟悉的范围里为我物色，可我这码头搬运工的职业却让姑娘们望而却步。
有件事印象深刻。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们一队的知青搬运工正好在镇上马路边等候货车，全体在背阳光一侧靠墙席地而坐。只见远处走来一位同龄女性，渐渐走近到可以认清的时候，大伙都一下子停下了扯谈，齐刷刷地目视着她。我也认出了她，是和我原来同一个公社相邻大队大女知青。虽然没有来往，但平时见面还都互打招呼的，她招工在东流镇某工厂坐办公室。我不知道她是否也认出了我，心中觉得有点尴尬。正在犹豫是不是该打招呼，想不到她不顾烈日穿过马路，背着身子急匆匆地从我们对面走过去，近乎“夺路而逃”。
我们这群知青搬运工，从68届高中到72届初中年龄差距很大。第一个结婚的却是最小的小杨，对象是无业的当地居民。原先在农村就“敲定”的同学们情路各异，有合有散。也有同学新找了还在农村的知青，起码他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来浇灌爱情之花。家里也曾要我考虑在老家浦东的农村找个对象，被我一口回绝。现实是我看得上的不会看上我，要我去去娶能看得上我的又不甘心。又一次在江边看到一个不是本地的三、四岁男孩在独自哭泣，心中忽然涌起收养此孩童的念头来。虽然也就路过错过，那孩童的形象却老是在我的脑海盘旋。一次与大姐的通信中，我写下了这个男孩以及我的感受。很快接到大姐来信，她让我立即打消这个念头，同时还向我透了个原本还想对我保密的计划——“商调”。家里兄弟姐妹间，我的状况是比较差的，父母也常在大姐面前提起。先是指望我能同意在老家浦东找个对象，因为浦东有祖上留下的老房子，可我没搭腔。从小疼我，大我十几岁的大姐在上海郊县劳动局工作，准备伺机用“商调”办法把我弄回上海。大姐也早已结识了在安徽省劳动局做调配业务工作的人。她关照我的就是要耐心等待。先前不告诉我，就是怕我知道了此事后，没耐心在码头上好好干活，反而会节外生枝，很可能“商调”不成。此后，我也沉住了气，既不跟其他人谈及类似话题，更不会异想天开地去考虑个人感情的事了。
不到两年，1979年的春节后，盼望已久的喜讯来了。郊县某集体所有制单位一位安徽籍职工，因为在合肥工作的配偶工伤失去一侧下肢，打报告急着要调回合肥。经请示劳动局领导同意，大姐请这位职工改写“商调”报告。再通过省劳动局那位熟人调配，把我从东至县东流镇调到合肥，但不进单位，直接完成与上海郊县的“对调”。这样我的商调对象就由省劳动局安排进了合肥一家企业，而我呢，也没进郊县，直接按“市区无子女，可以从郊区调一个子女进市区”的政策，落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一家集体企业。当时正值大批知青返城高峰时期，我作为已经被当地招工的人，混迹其中办理一应手续，倒也顺风顺水。凭户口迁移证，还提议去深山采办了一批木料，名正言顺地托运上船带回上海。
临走那天晚上在东至县城工作的哥哥和搬运站的一位同事送我到安庆，准备乘“东方红”客轮回上海。还记得那晚三人喝了一瓶“青梅白酒”，走出饭店还去隔壁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糊里糊涂连电影名字都不知道，却记得散场时是哥哥把我从睡梦中喊醒的。回到旅馆又睡了几个小时，没人叫我却在凌晨3点准时醒来，因为5点要开船的。上船后天还未亮，接着又睡，但心里有事睡不踏实。总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长江航行，想多品味品味乘船的感受。最主要的还是心里不踏实，旅途中好几次翻身坐起，摸到贴身衣服口袋里的“调令单”和“户口迁移证”才安下心来。
岁月荏苒，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知青们那盼望招工上调的无助的眼神、那连接驳船的长长的跳板、那一遍遍从贴身口袋里掏出“调令单”和“户口迁移证”翻看的喜悦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眼前。经历了这些事，以后人生路上的小坡小坎都不在话下，在难也没有当年知青盼望上调盼望返城这么难。
返城前夜的点点滴滴件件桩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作者为原下乡安徽东至县的上海知青）
选自知青文集《返城前夜》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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