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主席“告御状”的知青家长李庆霖珍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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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主席“告御状”的知青家长
李庆霖的一段视频的说明
李庆霖：一位斗胆向毛主席
告御状的小人物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的一封人民来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们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不平和不安。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他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
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以及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所以并不以信中揭露的问题为怪。李庆霖的告状，虽有锋芒，并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的大方向。毛泽东主席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殊荣，生动体现了伟大领袖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
20多年后，李庆霖回顾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我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去，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我的孩子回家拿米、拿物、拿钱，我心里难受。当时我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见面就唉声叹气。我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我先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发出后，几个月后没有动静，但孩子们在乡下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工作没有着落，生活没有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这使我这个父亲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于是只能斗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御状了。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字的稿纸工楷抄写的，一直不敢寄，怕信被人卡住，回头整我。我担心这封信毛主席收不到，便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的王海容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就寄给她，请她直接送到毛主席手中。”就在李庆霖将信寄走后，莆田县城里发生一起知青张贴非议上山下乡运动的匿名大字报而被查出，被狠狠批斗的事件，他担心向毛主席告状的信被查出自己将步其后尘，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用了。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向他了解知青下乡状况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还让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说没有底稿。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将信纸展开，
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的原件当时就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只打印了12份。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汨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呆呆傻傻想了一天。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就自己那一封信，他的孩子和全国几百万知青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里们闻讯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存入仓后街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到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委派出两班人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信访办某负责人将李庆霖的儿子找去大加训斥：“你这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欺骗毛主席寄钱！”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啊！”最大的对手是一些有实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跟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但是，这些人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大树”，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负重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组织20人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一个要求：1958年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拔掉。韩先楚司令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能拔高，把白旗插在小学教师身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他居住的幽静的居仁巷，一下子热闹起来。除了许多知青和家长来看望他，感谢他外，还有各种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办事，称他为“李大胆”、“李青天”。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庆霖每天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封。使李庆霖感到沉重和不安的是寄自黑龙江和云南的女知青们哭诉被奸污迫害的遭遇，她们希望通过李庆霖将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党中央，来解救她们。李庆霖悲愤地读完这些信，并且慎重地将这些信转寄给国务院领导。半年后，李庆霖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奸污女知青案件查处的通报与回复。
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了家喻户晓。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大开杀戒，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领导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牢狱埋下了伏笔。
这位迂阔的书生，此时正担任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他在招生工作中严格把关，抵制任何企图利用职权为子女上大学“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在这一点上他严以律己，他的大儿子李良模自毛主席复信后入了党，成了莆田县秋庐公社一名党委委员，李庆霖这时完全可以凭职权，将李良模招生、招工抽调上来，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否则太对不起毛主席了。1974年大学招生，省招办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某大军区几位将军打了招呼，要为他们的子女留几个大学招生名额。李庆霖断然拒绝，说不能开这个后门，将军的子女和老百姓的子女一样，要通过基层推荐，不能搞特殊化，并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将这件事公开捅出来，让那几位老同志下不了台，他们愤然道：“江山是老子打的，留几个招生名额怎么不行?”李庆霖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并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某军军部，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押到各地批斗，几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反革命”罪判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但他的申诉一直没有下文。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19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路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年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不堪回首！”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他和老伴没有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仅靠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她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办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
刘晓航(右)与李庆霖(左)1998年2月在福建蒲田李庆霖家门口合影
1998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被国内外近30家报刊转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庆霖还挥毫赠送笔者两幅墨宝，其中一幅就是坦诚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的人生最后几年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喘息型气管炎。前者是当代医学无法根治的病，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他在2004年2月19日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笔者从他家人处获得这个消息，当即在“华夏知青网“发布了这个信息，海内外许多老知青在网上发唁电，悼念这位老人的去世。
现在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里，今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客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语，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2005年）
李庆霖儿子李良模回忆知青生活
《水牛、黄狗和我》
我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1968年底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81年底侥幸被招工进厂。我在福建省，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返城的知青。
李良模摄于1974年夏
我12年的知青生涯是漫长而曲折的，其中甜酸苦辣，只有当过知青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期间我有幸目睹了上流社会各种官场的嘴脸；也听取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百姓的心声。
1973年，我的父亲李庆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学教员，在万般无奈中，写信给毛主席告御状，哭诉广大知青的困难，揭露地方干部的不正之风。伟大领袖毛主席读了我父亲的来信深为所动，亲笔给我父亲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的复信触动当时最高层领导，全面调整落实上山下乡知青的政策，改变了全国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父亲一度被各级领导视为说真话敢于抵制不正之风的所谓“反潮流”战士。而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不久我父亲一夜之间又莫须有地被打成了“否定文革大好形势、分田单干、攻击革命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不但需要打翻在地，而且应该踩上好多只脚，以确保他永世不得翻身，从此厄运降临到我们全家人身上。
1981年12月，根据有关政策，招收我进仙游糖厂当铁路养路工。但素昧平生的好心的招工人员和糖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受到了当时莆田地委负责人的责难：“你们是怎么搞的，事前不请求，事后不汇报，莆田地区有好几百万人，为什么偏偏去招收李庆霖的儿子?马上给我退回去!”糖厂领导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有一种不愿随便屈从地方帮派势力的独立思考的习惯，没有理会这些责难。
我回想起1978年知青大回城之后到1981年这一段时间里，当时我所在的那个知青农场里除了从附近大队抽调来的几位贫下中农代表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满脸严肃，时刻对人怒目而视的临时农场领导以外，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有家回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以场为家，与牲畜为伍。所以就有了“水牛黄狗和我”的故事。
水牛是初建知青农场时从附近大队买来的。共有三条，老中青三代同棚。那条较老的水牛鼻子都快被铜鼻圈磨断了，仅剩三分之一的皮肉连在一起，模样怪可怜的。三条水牛都有一对弯弯的硕大的犄角。而且牛龄越长那牛角也越弯越长;它们都有一双黑褐色和蔼的肯定不带任何势利成份的眼睛；它们都会慢条斯理地反刍，甩动尾巴驱赶蚊蝇和哇的一声尾音拖得很长的叫唤。在田间耕作时，那牛尾巴甩起的泥浆都是令人不太愉快的。除了那条较年轻的水牛调皮些，它们耕田时都很卖力，几乎不用牛鞭，只须一声吆喝，一抖缰绳，就拉动铁犁走得既快又直。当然有时它们也会欺生，若是平时不经常喂养它们的人或是对它们不太友好的人使唤时，它们也会跟你磨磨洋工。
这放牛耕田的光荣任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每日清晨，我把长长的牛绳交叉盘绕在牛角上，然后骑上温暖宽厚的牛背，用手拍拍牛肚皮，三条水牛就会依次跟上，去寻那茂密水草所在的山沟水边田角。晚上则以干稻草喂之。看着、听着牛舌头像镰刀一样灵巧地把青草卷进嘴里嚼得有节奏的沙沙声，也是一种享受呢。当它们把自己的肚皮撑得像皮球一样鼓鼓之后，一声吆喝，又会老牛识途，鱼贯而归。尽管水牛们经常洗澡，可是那些专门叮在牛腿胳肢窝皮薄之处的吸血牛虻，却老是捉不完。一夜不见又会冒出好几个。这水牛吃饱了，还会眯缝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任你拿树枝给它搔痒痒或拍打它们鼓囊囊的双颊和脖子下垂的牛皮，实在乖极了。全不像有的人那样总爱瞪着牛眼乱叫唤。
多少赤日炎炎和寒风刺骨的日子，是这几条不会说话的牛朋友，陪伴我度过了那最后几年寂寞清苦的知青生涯。难怪山区农民视耕牛为宝贝。据说以前有些人家饲养的耕牛逐渐衰老之后，也不愿出卖或宰杀，而是让它饱食终日，颐养天年，死亡以后还挖个墓穴下葬。真正把耕牛当作自家的亲人。现在时间已过去近20年，我的这几位牛友大约早已不在“牛世”，但我总忘不了它们友好温顺，勤劳善良的模样。
黄狗是一位知青从家里带来养大的。体型中等，黄褐色的毛，一双耳朵总是竖得直直的。它的特点是忠于职守。不论在那人声鼎沸的火红年代里还是在那“景物依旧，人去楼空”的凄凉岁月，它都终日守卫在知青农场的院门口。若发现有陌生人走近，立刻吠声不绝于耳。它不管肚皮饱饿、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一概坚守岗位，不用督促不需提醒。它对每个知青和附近的贫下中农则是摇头摆尾，一副温驯至极，讨人喜欢的狗样。它绝不会因你今天当了官发了财就对你特别亲热，也不会看你明日身处逆境穷困潦倒而落井下石。在那“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岁月，当我一个人在崎岖的山道上行走时，尽管你一声不响，但只要你一离开知青农场几百米远，路边的草丛里就会悄然窜出一条黄狗来，默默地跟随着你，一会儿欢快地往前跑出很远，一会儿又会落在后面。有时又紧挨着你的裤脚走，伸着舌头，歪着脑袋，似乎那样关切地望着你。
有时我到山下去，那黄狗就会一直跟到20多华里外的山下公路旁，撒了一泡尿后又自己悄然回到山上的知青农场。待我返回时它又会欢快地跑出好远的山路来迎接我。让我打心眼里感到一种亲切，一种温馨。回城几年后，我再次到知青农场旧地重游时(昔日的知青农场已被公社接管成茶场)，可爱的黄狗再也不见了。
据说在我离开农场后不久，它就被某些人当作下酒菜享用了。
李良模1998年2月与父亲李庆霖摄于莆田老宅前
世事沧桑，往事如烟。唯有这水牛和黄狗的故事，我却忘不了。
来源：微信号“老辰光”、刘晓航著《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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