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芸：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
为全国知青上书的萧芸
写《知青福音书》前，我是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幼儿园老师。单位是原航空部的龙头企业。那个幼儿园本来就在湖南省数一数二。我自比白雪公主，和我的“小矮人”们做着白日梦，与世无争。
在写《知青福音书》之前，我写过一封很有影响的信，给那个今天已经有两万名职工的企业领导。我们是国营单位里的集体职工，即我们在国营单位工作，可是全民指标不够，我们的档案就被寄存在市劳动局，叫全民带集体。
那时候，国家经济振兴，国营企业军品正红，民品初试。当时的我们，带着朴素的阶级情感，感恩心情，补偿精神再加上好力气好身体，比搬运工还要搬运工，流大汗吃大苦。可是，我们的工资因为工龄而特别低。我是28元/月，正好与年龄相符。而体现劳动实效的奖金，奖金只是全民职工的三分之一。在全体全民带集体职工的撺掇下，我写报告要求加奖金。那封信的题目是：《待遇的不平等就是人格的歧视》，其中还有“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鲁迅味。居然在第二个月我们的奖金待遇和全民职工一样了，包括后来的提干，晋升职称…… 都解决了。
我在集体职工中有了影响，大事小事，老知青小青年都找我。
工作的第三年，房子工资级别的具体问题又来了，大家要我如法炮制一个报告，然后大家签名就是。可是，解决知青的难题在于“工龄”, 知青的资源只有“农龄”。“农龄”变“工龄”，只有党中央的文件才做得到。
于是我不顾大伙的初衷——打个小报告给工厂施加一点压力，请求给知青一点照顾。而是自作主张做了大报告----请政府明示，从根木上解决问题。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我坐在临时住处的门槛上，把一张凳子当桌子，写下了《知青福音书》，全文如后。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一九六四——六八年下乡，一九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的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经历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身居茅棚，荷锄担筐。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远去而被淡忘。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青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来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的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用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执笔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因为末尾有福音两个字，这封信的代称就是“知青福音书”。
我自认为得意 ，可是大家看过，面面相觑都不敢签名了。文革遗风尚在，文字狱的余威不减，谁都怕坐牢。一个个看过了信，都躲远远的了。只有一个老知青愿意签名，就是岳麓书社的党委书记潘运告的妻妹何秋爱。可是，我不忍心连累她，就独自签了名。递给湖南省委办公厅的那封信就是她寄出的。
今天看来，《知青福音书》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既然是“文字狱”阴魂不散的年代，说真话在那时候就是冒险，为民请命是令领导厌恶的不明智的行为。那年头，倘若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治你的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我知道，不寄出去也已经晚了，我已经复写了十多份给大家看过，证据早就有了。所以我只有把报告寄出去。
第一份寄给了《中国青年报》社的总编，知青现象是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报》为知青传达心声也是义不容辞的；
第二份寄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因为虽然我在山野长大，也还知道增加工龄意味着财政费用的增加；
第三份是何秋爱主动要求寄给自己的姐姐的，她的堂姐（潘运告的妻子）在科技出版社工作。细心诚恳的她还郑重其事抄写了一份留底。报告寄出后就是我的受难岁月，自己以为难逃劫难。直到第二年夏天。记忆中是信访办主任的一句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报告到了中央，没事了。我是一个十分爱学习也十分敬业的人，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读电大，调机关、辞职下海、离婚流浪…… 动荡不安地生活了许多年，忙得连孩子的生日自己的年龄都忘掉，哪里还记得这些事情呢？
1999年11月，我到合肥8个月的时候，在一个报纸主编在座的饭局上，听同席的人在谈论知青工龄的事情，他们说，听说写信的是你们湖南的一个知青，你可认识？我答，如果你们要我说真话，那就是本人。他们不信。我说，信的底稿还在我湖南的家里呢。总编说，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很好的新闻啊！当时就有人要我的故事素材和信的原件。我随即写信到湖南，请人帮我把底稿寄来，并且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写出来。
2000年2月4日，那一天是立春日，也是我离婚签字日，《南京日报》的周末版刊出表扬我的那篇文章，有关《知青福音书》的事情得以见天日。
肖芸，女，湖南省湘潭市知识青年。1964年下乡，1979年回城在株洲市湘江幼儿园当老师，出版的著作有《疯狂铁汉流浪妻》、《再入围城》和《火把2004》等。
插队时期的萧芸
是她，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来源：《时代人物》
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
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
她嫁给了大队支书的弟弟
1949年9月4日，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后在湘潭教书。
1957年，萧芸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劳教。1965年7月，萧芸报名上山下乡，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萧芸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比萧芸大两岁，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320厂。支书家里想为他找个对象，他们相中了萧芸。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
可是谈了三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有一次，公社开批斗会，凡是五类分子、右派子女等等都被通知参会。支书母亲闻知，悄悄地对萧芸说：“你今天在家种菜，我去开会。”老婆婆果然到会，并坐在五类分子中的第一排。公社书记见是支书母亲，吃惊地问：“你怎么坐在这里?”婆婆说：“我来替媳妇挨斗。”书记说：“你媳妇是谁?”婆婆说：“是萧芸。她犯了什么罪?我替她挨斗，要打要杀，随便来。”书记连忙上前，将她扶起，并连声道歉。
公社干部几乎人人都认识她。她是“红色堡垒户”，干部下乡，常在她家搭伙吃饭，公社书记批评发通知的干部，说他黑白不分，怎么抓到书记家里去了?遂叫他将支书母亲送回村里。萧芸真的由此躲过一劫。萧芸去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第三次见面时，她与李开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没有人再来骚扰她。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回城，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
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象。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像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是最差的工种，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这些大龄知青因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青春的浪漫，现在连工龄还得从零计算。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了吗?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吗?
湖南省湘潭县的部分知青在萧芸家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
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封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信的落款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但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有人却露出了迟疑之态。萧芸看着绕了一圈一个名字也没签上的信，一下子傻了眼。当时“文革”遗风尚存，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但信既已写好，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如果有人去报告，她照样推脱不了“罪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萧芸干脆就由自己冒一回险，她把信的落款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命运，就这样一再地被改变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辞，加盖了鲜红的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点头。“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这封改变了全国8000万知青命运的“福音书”，给萧芸带来的直接“福音”是她因此被调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公室任新闻干事。
这封信也改变了萧芸的命运，她因此被调入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任新闻干事。1996年初，萧芸提出给年轻人让出岗位，主动下海的请求。她很快与人合伙成立了湖南儒师科贸开发公司。1999年因为在经营策略上与董事会产生矛盾，她毅然辞去了职务，这时候磕磕绊绊20多年的婚姻也出现了断裂。这年3月，已近50岁的萧芸舍弃全部所有，凭着自己已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文章，只身流浪到安徽，在《合肥晚报》当了一名编辑。在编辑工作之余，萧芸开始关于女性命运问题的写作。3年中，她采访了上千个个案，写出了长达30万字的书《“更新期”，还你生命尊严》。
萧芸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信人中有一个叫叶小平的中年警官，因在女儿很小时离婚，造成女儿叶枝性格封闭，一度患上了“抑郁失忆症”。萧芸从心底里同情这一对父女。他们逐渐由关心到相爱。2002年6月，萧芸和叶小平结婚。2003年1月，以她和叶小平20万字的网上通信及叶枝的10多万字日记为素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疯狂铁汉流浪妻》和《沼泽天使》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
萧芸（右)与叶小平（左）
设想:肖芸不是处于胡耀邦那个民主、开明时代，她的信如果不是转到胡耀邦的手中，......结局很可能就悲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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