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疆知青“阿克苏事件”四十周年回顾
一. “阿克苏事件”
“阿克苏事件”发生在1980年12月26日，面对在新疆阿克苏集中的一万多上海上访知青，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调动了一个军区、三个野战部队师的军队，在阿克苏实行戒严和军管，驱散了集中的人群，抓捕和判刑了九名“坏头头”，在阿克苏到上海的沿途“收容”了一万多要求返回上海的知青，平息了历时二年多的抗争请愿返城运动。“平息”这个词中央只使用过两次，另外一次发生在1959年的西藏。
就在“阿克苏事件”的一天之前，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请见《邓小平文选》中《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的记载）邓小平这番讲话的第二天，军队出动，制造了这起平息新疆上海知青请愿回城的“阿克苏事件”。
二. 起因和经过
1963年，当共和国刚刚走出“三年灾害”，全国人民还过着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在上海出现了报名去新疆的热潮，随后两三年中有十万有志青年，穿上了军装，告别父母，离开了城市，走上了开发建设边疆之路。在阿克苏附近方圆三千多平方公里，有将近五万名上海知青在那里开荒造田。他们从大上海经过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奔向了阿克苏，从阿克苏迈步到了农场、连队。在连队他们接过了老职工手中的砍土镘去开荒造田，老职工们被替换到了伙房、猪圈、木工房等没有劳动定额的“四角”，上海青年成为了大田的主力军。那时候他们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跨过的地域是天堑和壕沟，认为头顶烈日背朝天的耕作以及勒紧裤带饿肚子是革命考验，所以愉快面对毫无怨言。
时光飞逝，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日历翻到了1978年的冬天，这十万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仍然从事着“修理地球”，他们就有了想法。读书还有毕业的时候，长征只走了一年，抗日战争不过就是八年，一生中还有多少个十几年？十几年后的农场亏损严重发不出工资，还是吃不饱肚子。何日可以盼来用现代化手段代替手工修地球？十几年来只有极少数的青年走出了大田，有些担任了连队的会计、出纳、保管等工种，有些被抽调进了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而在相同的岗位上只要贴上“上海青年”的标签，很难得到重用。所以痛恨“不公平”成为了几乎全体在新疆的上海青年的一致呼声。五十年以后有一位他们人群中的佼佼者（担任过省部级职务的退休者）对着欧阳琏他们说：“你们当年说出了我们想说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意味深长。
当时上海知青们认为，可以否定反右斗争，可以否定三面红旗，可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否定上山下乡？为什么不可以解除自己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回家”成为了大家的一致共鸣。
现在互联网上的资料显示了当年“阿克苏事件”的前后经过：
1979年2月初，新疆上海知青得知云南的上海知青为了回沪，已经闹得轰轰烈烈时，他们也开始串联、演讲、集会。最先发起的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农一师十四团的上海知青。
图片1979年2月3日，十四团上海知青为落实知青政策第一次大聚会
3月3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从塔里木河南出发，先后在阿克苏、乌鲁木齐、上海、北京进行上访活动。4月12日第二批上访团（阿克苏垦区塔北上海知青）抵京与第一批（塔南）会合。4月28日，新疆上海知青代表受到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接见。
塔南上访团23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1979年4月摄)
前排左起：刘晓明（十三团）、陈天明（十二团）、邓宪民（十三团）、陈绍武（十四团）、罗志超（十四团）、许振福（十二团）、俞治中（十四团）；中排左起：陈其龙（十二团）、丁民芳（十四团）、竺家俊（十四团）、欧阳琏（十四团）、周荣发（十二团）、倪洪虎（十四团）、毛森才（十二团）；后排左起：杨东海（十四团）、周惠中（十四团）、周志明（十四团）、戴伟林（十三团）、张仪娟（女，十二团）、赵银娣（女，十二团）、张玉芳（女，十二团）、姚连为（十四团）、杨清良（十四团）
5月国家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率工作组到新疆阿克苏。阿克苏上海知青及子女一二千人向其“跪哭”，要求回城。刘济民等人到达农一师十四团时，该团上海知青半路迎接，连人带车抬走，并将刘济民软禁在该团十一连多日。后在团领导工作下予以放行。
7月19日至22日，新疆上青第二次赴京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
7月22日晚，国务院领导向新疆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对已离疆的上访人员沿途进行阻截、抓捕，并遣送回新疆。第二次上访团赴京未成。
1980年1月，上海知青酝酿再次上访。
1月21日自治区发出“通告”，把知青请愿和上访活动称为“非法活动”“非法组织”，要“依法处置”。这激起了上海知青的愤怒。
2月，知青们据理力争，促成了2月13日的“上海知青座谈会”，有自治区政府、兵团司令部、中央农垦部、上海市、阿克苏行署的几级领导和上海知青代表参加。座谈会持续几天，最后形成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二月座谈纪要》。但回城请求被推拖半年多没有落实，甚至被上海市和阿克苏方面否定。这期间发生了三位知青代表被捕事件。
11月上旬，十四团的上海知青代表商议推举欧阳琏为总代表，联络各团知青再次在阿克苏集体上访请愿。地委书记刘裕如事先获悉躲逃到边防地区避风，地委机关干部全部撤离，地委、政府工作完全瘫痪。上海知青进入阿克苏地委大楼。
11月13日，阿克苏上海知青近万人大游行，六人一排的游行队伍绵延几公里。
1980年11月，上访阿克苏的上海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
11月23日上午10时，欧阳琏、王良德带领650多人开始绝食。以后几天，绝食人数增至1350多人。
11月27日，收到国务院电报，国务院工作组即将来阿克苏，全权处理解决上海知青问题。27日下午2时，长达100小时的“千人绝食请愿”宣布结束。
12月11日上午10时上海知青大篷车队自阿克苏前往乌鲁木齐，途中一辆卡车翻车，三名知青死亡，伤十七八人。
12月11日阿克苏地委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
12月25日中央工作组给知青代表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青年座谈会”代表证。
1980年12月26日凌晨两点，荷枪实弹的军队突至，阿克苏全市戒严，在阿克苏招待所全体与会八名知青代表被逮捕，其他40多名上海知青则被集中审查长达半年多。闹事垦区被戒严，请愿组织被解散，准迁证明被作废，返沪人员被遣回，惊心动魄的长达两年多的新疆上海知青返城抗争请愿运动落下帷幕。
20个月后的1982年9月9日阿克苏中级法院宣判，欧阳琏等8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有2人免于刑事处分），其中判处欧阳琏有期徒刑四年。
从1979年到1980年在新疆的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发生的“阿克苏事件”，是在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上海知青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劳动权、生存权、迁徙权起来抗争，而最终被平息的运动。在《上海青年志》第三篇的第四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上海青年运动”中记录了“新疆知青返沪”，认为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活动；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编写的《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中记载了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当年收容了上万上海知青的史实；当年被判刑劳改的以及被关押的“阿克苏事件”领头人们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了《戈壁深处的呐喊》一书（2008年出版）；作家丁言鸣以当时担任官方联络员的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下了《尘封的记忆》一书；在纪念上海青年进新疆四十五周年的纪念画册《永远的胡杨》里，刊登了五十幅“阿克苏事件”照片；当时担任农垦局党委书记、后来的农一师副师长赵国胜，写下了亲自处理阿克苏事件的回忆录《上海知青回城风波始末》；原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后来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刘济民写了《我赴新疆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一书。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千人绝食请愿” 持续达100小时，图为绝食现场
三. 探寻事件的原因
事情过去了四十年，一些参与处理阿克苏事件的老干部都出来写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体会，从他们的文章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胡作非为是酿成“阿克苏事件”的主要原因。
在阿克苏的当地官员是怎样对待老百姓的？当时在新疆、在阿克苏还夹杂着三股势力的恐怖活动。1980年4月11日就曾发生了严重打砸抢骚乱的事件。这个时候的地委书记刘裕如面对老百姓的生死存亡，拔腿逃到了边境，阿克苏的军队和警察没有了上级的命令只好袖手旁观，只有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拿起棍棒自卫去抵抗恐怖活动。用逃跑对付复杂情况是刘书记的一大法宝。所以在1980年11月14日上海知青向阿克苏集中的时候，地委书记刘裕如又如法炮制，逃到了温宿县的土木休克（边境镇）。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在新中国、在新疆、在阿克苏，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成为了地下党的稀奇现象。
第二点就是当地官员给中央谎报情况。在赵国胜副师长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地官员向中央报告本来完全子虚乌有的“活埋团长”过程，导致了中央的错误判断。阿克苏戒严后还发生了抓捕新疆人民广播电台驻阿克苏记者刘和峰的事。刘记者是一个有良心说真话的记者，从他的渠道反映了真相因而被地委领导所痛恨，就命令公安局逮捕刘和峰。幸亏广播电台领导提前得到消息把刘和峰调离才使他免遭厄运。由于当地官员的谎报军情，引发了中央动用军队实施戒严措施，上海知青的合法请愿抗争终于成为悲剧。
历史已经翻过去了，还会有“新疆上海知青”这样的群体吗？我说不会再有，因为再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前三十年历史开始重新认识。从国家博物馆里展示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合同”，我们看到了当年十几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为了寻求生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冒着被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几块属于集体大田承包为自留地。这个事件成为了吹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进军号的标志。
阿克苏事件与安徽凤阳小岗村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都是民众为了寻求生路，发生的原因相同；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产生的主体相同，都不怕被杀头坐牢，所冒的风险也相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曾把生活最艰难的贫下中农称为“最革命”的力量，因为这些人对黑暗的旧社会认识最清，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愿望最迫切，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阿克苏事件中，我看着上万人在广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唱《国际歌》的时候，那些歌词似乎是那么的贴切，好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在这个时候，这个场面使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用民主、公平、爱国的理念来看阿克苏事件，就是在国家最困难时候挺身而出主动抛弃大城市来到边疆的一群爱国主义者，为了寻求民主和公平，不惜冒着被坐牢被杀头的风险。数万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持续两年多抗争，发展到一万多人离开农场，集中到阿克苏进行五十多天上访，一千三百多人绝食100个小时。这样一段历史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吗？过去我们常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四十年过去了，重温往事，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阿克苏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李诚奇，男，上海知青。1963年8月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农一师胜利十三场农工。后来在新疆阿克苏市人民银行工作。1981年因“阿克苏事件”牵连被公安局关押六个月。1985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金融系干部专修科学习，1988年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考出律师资格。在新疆整整三十年后，1993年调回上海。先后担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期货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已退休。2006年担任主编，组织“阿克苏事件”的主要成员写下了
一书，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2011年担任主编，组织原农一师八团的战友一起编写出版了《胡杨树下的故事》一书，记录了屯垦戍边的亲身经历。
来源：微信号“南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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