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老三届》 一只胳臂、遗忘的荒火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
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一只胳臂的媳妇。她的爱情演变成为了婚事，一样夭折在萌芽中。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躲了。
她的年龄已经渐渐地大了，当年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回来却成了个老姑娘了，又是缺一只胳臂，谁都替她的婚事操心。北京城太大了，茫茫人海中，谁会正眼瞧一下她呢?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过去，典型更成为明日黄花，对她已经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再愿意买典型的账了。连找像大学里那位当兵的、村里那个支书愿意照顾她的好心人，都难以找到了，同情都变成了像恐龙一样稀少难见了。世故的城市，喜新厌旧的城市，眼睛只盯着更新的一代，将过去的一页书那样快那样轻易地就翻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一旁，任它落满灰尘。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如果倒退20年，像现在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开始生活，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恋爱时恋爱，她怎么能少了一只胳臂?
可是，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历史，而只注重眼前。越来越势利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眼前。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的人，只能自己将这沉重的包袱从历史的昨天背负到今天，不要企图今天的人们帮你卸下昨天的包袱，也不要企图把这个昨天的包袱能变成今天的百宝箱。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结婚，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她已经从爱情、婚事，到过日子，完成了人生三部曲。到现在，她才多少明白一点，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典型、开会，不是热恋、憧憬，不是读书、上学……而是过日子。人生最艰难的，其实恰恰也是过日子。
阿宁说：“唉，其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这话充满感慨和沧桑。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都说吵架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盐，但总是吵架，盐吃得太多，也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吵架的结果是离婚。这时，阿宁已经怀孕，但是，还是打掉胎儿，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说到最后，阿宁的心软了，又复婚了。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但是，她依然很寂寞，她常想这是她想象的婚姻吗?这就是她想象的生活吗?怎么比当年在雁北插队还要枯燥无味?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来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
她什么话也不说。她连吵架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要不是生活困难，要不是精神困难。我没有办法选择!”
这话说得如同哈姆雷特发出是生还是死一样沉重无比。这种痛苦在于内心的无着、不甘和挣扎。我明白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困难，都是因为一只失去的胳臂所造成的。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生活有着比常人多一层的困难，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精神永远无法翻身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对于一个有文化对精神追求格外向往的人来说，这种痛苦要追随她的一生。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看到阿宁，我常想起我们农场那位躺在麦秸里被收割机压伤腰的女知青。她比阿宁长得身材要好，模样要漂亮，但她比阿宁的命运还要悲惨。她的腰残疾比失去一只胳臂还要严重。她不能像阿宁一样，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回北京后，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我很难忘记那个黄昏夕阳中拖长的她那蹒跚的身影，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心真是万箭穿伤。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但那亭亭玉立却只是立在青春的岁月里，只是立在历史的暗影里，只是立在无尽悔恨的回忆里。
附 记
阿宁，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试图找过她。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到是那位被收割机压伤了腰的高个子女知青，我曾经专门找过她一次，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景，忍不住想去看看她。
可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南城的那条胡同，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片高楼，成为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多元的高档社区了。望着那片高楼，明晃晃的落地窗晃着我的眼睛，我想这么多的楼，如果有一扇窗户属于她也好，也是对她年轻时所付出的腰的补偿。可是，我又想，这里的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按照规定，撑死了，每平方米给八千多元，回迁进这片楼房里，近乎天方夜谭。她会迁到哪里住呢？五环外？还是六环外？
刘佩玲是另一种典型。
或许，真有什么心灵的感应。那天的清早，我突然想起了刘佩玲。其实，我与她并不熟悉，素无相交，只是在北大荒时，我们同在一个叫做大兴岛的地方插队，我在二队，她在三队，相距8里地。在70年代，她的名字在大兴岛上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那时，她是大兴岛上的一面旗帜。她是在1970年的春天扑救荒火时被烧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而成为英雄的。那时，她的名字上了报纸电台，我还专门为她编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
我不知为什么会忽然想起了她?也许，是因为我想要写这一组“我们这一代”的文章。但我实在和她一点也不熟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她的一点情况。为什么她竟水落石出般从我的那些熟悉的人群中显露出来，清晰地凸现在我的面前?
开春时节北大荒的荒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地人叫做“跑荒”。那火龙在甩手无边的荒原上蔓延开来，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舔着烈焰的火舌会迅速地席卷到天边，一般是难以扑灭的。为扑灭荒火而牺牲的知青不止一人，刘佩玲没有被烧死，应该说是个奇迹。她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那时，三队田里种的麦子，开春时留在地里的麦茬干透了，罪容易起火。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烧焦冒烟的麦茬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
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她幸运地活了下来，她差点用自己生命作为代价保护的那片树林，也幸运地活了下来。那片宝贵的林子就在三队的正北边，紧靠着七星河，像一座绿色的屏障，像一个保护神。于是，她和我们大兴岛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在我们的眼里一起飘动着生命的绿叶，每当人们望着那片树林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刘佩玲。可以说，在整个70年代，包括以后更长远一直到如今的日子里，熊熊燃烧的红红的荒火、枝叶参天的绿绿的树林和刘佩玲，三位一体组成的形象，浮雕—样，给予我的总是光荣悲壮的感觉。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这种感觉可能会伴随着我更久远的时间。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我也不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那时开春的荒火之中，为什么烧死或烧伤的大多是知青，而很少见当地的人或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我们太年轻，年轻得就像树上新冒出的绿芽；而荒火太老太老，老得立刻毫不留情地吞噬掉生命的年轻?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的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苦。我突然为刘佩玲和所有曾经因扑救荒火而牺牲而伤残的知青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
全是因为那天的晚上，那天晚上，是我们北大荒知青的一次小小的聚会。我并未提到刘佩玲，因为早上想到时她只是偶然的一闪，但在那天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前两天自杀了?”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即使浑身被烈火烧残，也是一个生命呀，就这样在我们身旁消失了。她曾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爱唱爱跳，是三队的团支部书记。她是哈尔滨青年，说着一口浓郁的东北话，让人感到很亲切。如果没有那场荒火，她和所有女孩子一样，该结婚成家有孩子了，即使和大多知青一样在北大荒和在返城的时候都会“今夜有暴风雪”，历尽磨难，但她也一定会和我们所有还活着的知青一样，有着今天劫后的一份说不上幸福却是归于平静的生活。况且，那时她长得漂亮、性格活泼，男知青的目光早就如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她不会比我们那天晚上聚会的人们生活得差。
可是，她死了。我不知她为什么忍受不了最后要以死来寻求解脱?我只能猜测。朋友告诉我许多年来人们遗忘了她，大兴岛也遗忘了她，她回到哈尔滨，和所有返城的知青没有什么区别，她不再是什么英雄，她只是一个残疾知青。尤其是当返城的知青越来越多的时候，她更是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那么健全的知青还找不到工作，还照顾不过来，人们更是遗忘了她。她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一下子就时过境迁一样逝去了，那样的遥远，而被人们轻易地遗忘。
起初，大兴岛开始还按月寄给她工资和全国粮票，起码可以维持她的生活。后来，日子像一壶越续水越淡的茶，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越来越将过去岁月的事情冲走冲远冲得没有了影子。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流行歌星体育明星等年轻偶像，占据在新一代人的心中，知道并清楚她刘佩玲名字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开始渐渐被忘了寄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健忘和遗忘，从来都是套在这个世界往前走的脚上的一双鞋。
为此，她让妈妈陪着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给予她那些被他们遗忘掉的工资和粮票，这要求是多么的平常。
大兴岛对她很陌生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她已经面目皆非，双手完全烧毁，生活中的一切只能靠她的双脚。知道她的人们，看到她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面前，过去的一切重新唤醒，那片荒火重新燃烧在面前。人们同情她安慰她要坚强，而所有的这些话，显得是多么的轻飘飘打不起一点分量。
她几乎流泪地对大家说、对这片她曾经付出了青春的面容和躯体的大兴岛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那话音里已含有绝望。人们是否已感到见面时廉价的同情是多么的无用、矫情甚至残酷。同时，我想既然还有全国粮票，这日子已经很长了，因为取消粮票好几年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也要生活，要靠钱靠粮食过最起码的生活。
人们遗忘了刘佩玲，遗忘了那片曾经熊熊燃烧的荒火。人类最不可救药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会很迅速地而且会很有道理地理所应当地学会遗忘，而且是遗忘我们本该需要牢牢记住的事情。
我想起刘佩玲伤残住院的时候被批准入党的情景。入党仪式是在医院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好，整个头部被绷带绑得严严的，眼睛都还无法睁开。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她要求把眼睛睁开，要看一看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只好打开绷带，在她的眼皮处割开一条缝，让她能看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从此，她的眼睛便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今天死去也永远这样睁开着。
我想起这件往事，心里五味俱全。那时候的幼稚也许实在值得反思和批判，但那时的真诚不该被人们嘲笑和遗忘，没有这份真诚的心地，这份高尚纯真得透明的感情，一个人不会在烈火面前敢于奋不顾身。
如今，刘佩玲死去了，那片凶猛的荒火都没能把她的生命夺去，今天，她却死去了。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咬着牙都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份褪了色的光荣和虚荣?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是总在想刘佩玲临终之际是不是曾经想起了那些如烟往事?想到那时人们的热情后来如荒火一样熄灭掉，连灰烬都随风吹尽，在时代的变迁中同时迅速地变换了另一副容颜?她的孤独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艰辛的生活中，她完全靠脚来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来吃饭翻书，她都咬牙度过了，说明她无法忍受的是人们的这种遗忘。
我想起同在我们大兴岛的另一位女英雄，她叫李玉琪，和我同在一队。
李玉琪（来源： 6师57团战友之家）
那天夜里打夜班挖沙子，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里窒息身亡。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头下到坑底挖沙子，别人要替她，她依然坚持挖沙不止，直至塌方。
是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唯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糁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痛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唰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也是1970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后来，她被命名为烈士，同刘佩玲一样曾经声名大震。她的遗体被埋在农场场部的一片小杨树林的前面。下葬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各级领导都来参加，大家发言说了好多要向她学习的好话，许多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她的坟前，人们竖立起了墓碑，还特地种上了几株小白杨树苗，说是陪伴着英雄在这里长眠，表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1982年，我大学毕业，特意回了一趟北大荒，重返大兴岛，我找到了农场的那片白杨树林，却再也找不到李玉琪的坟墓。我问了人们，许多人说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坟墓，也不知道有李玉琪这么一个人。有人知道，告诉我早让狗把坟给刨了。那儿株小白杨也早让人砍去当柴禾烧了。
仅仅才过去12年!
李玉琪就这样的死了，刘佩玲就这样的死了。我们却还活着。大兴岛上她救活的那片树林还活着。
实在应该在那片树林前为她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英雄一样也刻上她是什么英雄，只刻上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够了。
附记
2004年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大荒，专门去了一趟大兴岛，来到三队的路口的时候，我想起了刘佩玲，不知怎么搞的，眼睛忍不住地湿润了。
下午的太阳，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路口两边的田野里种的都是麦子，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
金灿灿的浩浩一片，那么多年过去了，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站在麦田里，望北望去，令我吃惊的是，那一整片刘佩玲当年舍身保护下的林子，竟然光秃秃一片，彻底没有了。来之前，我听说了，人们为多承包地好多赚一些钱，把这片林子一点点地砍伐了，没有料到居然砍伐的如此彻底干净！
我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近视眼，有什么办法？那样一片林子，不知几百年上千年一点点积蓄力量，才养育出的蓬蓬勃勃的林子，就这样被我们只争朝夕地砍光了。只留下一些断树残枝和枯朽的老树根，如同动物化石里枯瘦的脊椎骨架，像是散落在那里的残存的回忆，让我们努力寻找并恢复当初那片林子的样子了。
心里暗暗的想，这就是刘佩玲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扑救荒火保护下来的那片林子最终的命运吗？刘佩玲如果知道这一切，该做何等感想？残酷的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为什么竟是如此相辅相成地折磨着一个真诚为它献身的人？
那天，路过农场场部的那片杨树林，当年栽下的小杨树，长得钻天高了，手掌一样大的阔叶迎风哗哗地响着。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如果她们两人活着，都该年近花甲了……我问一位30多岁的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这片杨树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我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再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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