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揭开42年前的疤痛——战友之死
含泪揭开42年前的疤痛
——记“八千子弟”之一的战友之死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都已花甲之年的人了。可能是人老的缘故，回忆往事成了不自觉的嗜好；可能是在红土地上的艰辛、苦涩，使人深藏了想忘又忘不掉的记忆；可能是那个年代不能主宰的命运，让人有了一段共同的患难经历......总之,因为这些我们北京赴云南自称"八千子弟"(当年北京赴云南总数8300多人)的知青,常常一起聚会、写文章、联谊活动，让可以主宰的晚年生活多些幸福健康的色彩。
然而，嗜好、记忆、经历依然常常萦绕我们的思绪，梦境中依然闪现那些不该早逝的战友身影。我们虽然经历了艰难，承载了心酸，错过了时光，但是今天我们活着，回到了北京，拥有了晚年。那些不该早逝的战友，如同早在青涩时就凋谢了的花朵，没有成长、成熟期就萎落了。他们把青春永远埋入了红土地；把魂魄永远留在了西南疆。
让我告诉人们一个42年前的酸楚故事：这是一个青少生命悲惨离世的过程；这是一段让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是一块愈合又暗痛的伤疤。虽然讲述它，要伴随痛苦，忍住悲伤，克制泪水，但是四十多年来无人把它诉说于众，只是被亲朋好友们深深地埋在心里，不忍触碰。
我们班第一批少先队员与辅导员合影（后排左2 高路，前排右1 作者本人）
我要讲的故事主人公叫高路，是北京赴云南知青——“八千子弟”中的一个，也是我就读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六年同窗。虽然1965年小学毕业后，我与高路各自考入不同的中学，就此分开，但是自童年7岁到少年13岁间的六年同窗学习、生活情景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六年对于刚满18岁就去世的高路来说，可是其短短人生的1/3呀！也是他在世间最纯真最欢快最美好的六年。
我们的小学不同于北京的其他小学，是一所市属重点示范学校。不仅师资优秀，设施良好，连入学都要经过严格考试才能被录取（五、六十年代小学是不需要考试入学的，均就近入学），所以生源基础也不错。大都学生的家庭为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
高路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环境，严谨的家庭教育，赋予了他一颗善良的心；培养了他一个好学上进、刻苦努力的品质；一副文质彬彬的相貌。俗话说，七岁八岁讨人嫌，九岁十岁饶两年。小学时代大概是一个人成长中最不知天高地厚，最不懂东深西浅的玩皮时候。尤其是男孩儿，他们今天打架，明天气老师，后天欺负小女生......而我孩童时的记忆中,高路总是那么安静却不失聪睿;总是那么平和又善于助人,还不象那些"混小子"整天地上滚爬，玩得一身脏兮兮。他高细的个子，白净的脸庞，加上文雅的举止，整洁的衣服，还真象京剧中的一介白面书生呢。是老师眼里百分之百的乖乖孩，众多小女生萌懵中的爱慕偶像。他一直是我们班的班委、中队长。在他担任少先中队旗手时，我就是旗手左右的两名护旗之一。可以坦白地说，在我心中也曾有过爱慕他的情结。虽然六年同窗中，我与高路私下接触、玩耍、说话并不多，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给我美好印象。记得毕业时，我曾很想向他要一张他的1寸毕业照，留念。可羞于开口，便成了憾事。
1995年春节，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分别30年后，又相聚了。大家惊闻童年伙伴高路的不幸离去，十分感叹一个好伙伴一个好人的早逝。在这之后的每每聚会中，大家仍会不嫌重复地提起高路，仍会把他的不幸之痛隐于心中。
今年我们60岁了，大家又一次聚会，又一次想起六年同窗的高路。听传他是到云南上山下乡不满1年时，就因车祸去世的。事故是如何发生，如何过程......都是我多年对高路同学怀念的心结。于是几尽周折，找到与高路一同到云南农场的知青朋友，迫使他们揭开42年前的疤痛，细听他们讲述的酸楚故事。
1969年，那是WG的疯狂年代。人们被无情地划分为三六九等。我们属“老三届”中的68届，因为国家需要，没有象66届、67届毕业生一样，不分等级全部一锅端地轰到山西、陕西、内蒙等地插队。而是将所谓一等公民（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等）子弟，留在北京工厂；二等公民（被解放的干部、军人等）子弟，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内蒙兵团；三等——最下等公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资、历史问题、海外关系及知识分子等）子弟，只能去最苦的地方——吉林插队。后来，因为某种机遇的成就，这些下等公民子弟们又多了一个去处——云南农场。就这样，1969年5月，不满17岁的高路与北京43中的同学登上了去云南的征程，来到景洪农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1团12连）落户。
初到农场时，高路与小穆、阿祥、小义等七八个北京男生分在一个连队，同住一个宿舍。房子是狭窄拥挤的，尤其云南潮湿闷热的气候，整天都象在桑拿房中，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常常无法入睡。白天，十几岁的孩子干着与成人一样的开山、斩坝、修路、筑堤等壮劳力活儿。吃的是一天三顿缺油少菜、粗米糙饭。几个月后，个别知青那一时的革命热情减弱了，斗志削退了。开始厌倦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和烦重劳动，时不时用怠工、误工、磨洋工来敷衍日子。
而这些苦这些难，高路凭着他那消瘦、文弱的身体与他的伙伴们一起挺着、撑着，没有半点偷懒。常常在一些大小会上发言，表达自己热爱边疆，勇于吃苦的决心。这绝不是要给别人看的做作，而是出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与生而来的本能。
那时男生的每月口粮定量是40斤（糙米和粗粮各一半）。因为工作极为繁重加上缺油少菜，根本不能吃饱，常常是月末未到，饭票就没了。只好舍着脸皮向女生讨要，而高路在女生中最有人缘，这差事自然非他莫属。所以每次男生的饭票接济不上时，就由高路站在宿舍内大着嗓子向隔壁的女生宿舍喊一声“没饭票了”！因为男女生宿舍是连着的，中间只有一堵土坯墙。不等片刻，墙那边就会“嗖”的一声飞过一小叠“救济粮”——饭票，以解男生们的饥饿。
炎热的气候，潮湿的环境，烦重的劳动，贫苦的生活一天天锻炼着年满17岁的高路和伙伴们。大家在苦中成长，在累中长大。
时间在转年的3月，是高路及他的青少伙伴们到云南的第10个月。这天，大家的工作是从砖瓦窑中把刚烧好的砖瓦搬出，装到拖拉机上，再由拖拉机运到基建工地。停火不久的砖瓦窑高热度未散，少说也有七八十度。加上粉尘特别大，人在窑中稍稍站一会儿就会燥热、憋闷、喘吸不畅，更不用说，将烫手的砖块一块块捡出，运到窑外。这种艰难的任务，又无任何劳保条件的活儿，自然是男生包揽。高路及伙伴们轮换着在这高温、憋闷的窑中汗流浃背地不停劳作着。每批人最多只能干上十多二十分钟，便得出窑来换口气，换另一批人进去（说明一下:出来的可不是歇着，是往拖拉机上装车），然后再轮换进窑继续工作。这样做上一上午，体质再强的人也会体力消耗殆尽。
中午时分，收工了。大家纷纷走出热窑，仨儿一群俩一伙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坡下走去，恨不能一脚迈回连队去吃午饭、休息。装满砖块的拖拉机也准备启动。可由于发动机有问题，几次打火拖拉机均纹丝不动。拖拉机驾驶员向渐渐远去的人们大喊，要求人力助推，帮助启动。可大家因体力早已透支，根本不愿再帮助力推拖拉机，象没听到喊声一样，照样走去。只有高路、小穆等三个知青停住脚步，分别站在了“铁牛55”拖拉机左右两个巨大的轱辘边。
小穆两人站左边，高路跨过车架，一人站在右边。三人合着吆喝声，随着驾驶员的发动一齐用劲狠推轱辘。随着“突、突突”一阵哀嚎，拖拉机猛然向前一窜，带着后面装满砖块的车斗沿着公路下坡的路面向前冲去。在这短促的几秒钟，左边的小穆机灵地向路边一跳，顺利地躲过了拖拉机后车斗。可是右轮后的高路只稍稍迟疑了一下，是头脑中未感到后车斗的危险？还是疲惫使他行动迟缓？总之未来得及躲避，被沉重又高大的后车斗带倒，数吨重的后车斗轱辘从他左腿轧了过去。高路无力的倒在地上，双眼微睁，面色惨白，痛苦扭曲了布满了汗水的脸颊......
“拖拉机轧人了”！“拖拉机轧人了”！随着小穆两个知青的惊呼，收工的人们急促地返回来，围在受伤的高路身边，呼唤着，安慰着，不知如何是好。高路的好伙伴小穆急坏了，想到应该立即通知营部找辆汽车，尽快把高路送到团部医院抢救。他冲出人群，一路百米冲刺地奔跑，忘记了疲劳，不顾脚下的碎石磕绊。到最近的连队去打电话，可是正赶上中午营里的广播时间，电话打不通（那时兵团的通信设施极为落后，电话和广播用同一根线）。只得继续跑，跑着跑着，感觉自己的速度还是太慢，找熟人借自行车（自行车对于那个年代那个边疆地区可是稀罕物，谁家有辆自行车如同今天家有宝马车）。但是顾不了太多，好言相求后，借来人家新买的自行车，飞身骑上，一路任凭两个车轮飞转急驰地往营部奔，根本没顾及土路是45度的大下坡。在急驰速度加下坡惯力合并下，自行车成为失控的飞轮，当小穆意识到无法掌控时，后轮已悬空腾起，在空中向前划了180度后翻倒。小穆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脸青了，脚扭了，手破了，车也摔得无法正常运转。无奈下，顾不上掸掉身上的泥土，爬起来一跛一拐地到附近连队想办法。正巧营部的“嘎斯69”——一辆破旧得喀喀响的吉普车，迎面开来，说明情况后，便一起赶到了出事地点。
得知小穆找到了车要送高路去团部医院抢救的消息，高路的好伙伴阿祥放下手中的炊事工作，随着连队派出的事故处理负责人——司务长，一起来到出事地点。大家看到高路被压伤的左腿痛苦不堪，很难再经历路上的颠簸。于是想出办法——做个简易的担架。人们七手八脚几分钟就做好了，再用藤条将担架吊在嘎斯车上方铁架上。这样既固定了伤腿不再晃动，又减少了路途的颠簸，可多少减轻些他的痛苦。
阿祥一路陪伴着高路乘车来到团医院，这时伤腿已肿得连裤腿儿都脱不下了，只好用剪子剪开。医生看到高路神志清醒，无休克征兆，伤腿没有外伤的破损，没有血迹。进一步检查后，断定左腿股骨骨折、内出血。团医院没有治疗能力，要转送州医院。
高路被辗转到了西双版纳州医院，州医院也没有办法，还要转到远离几十公里之外的思茅地区医院。州医院没有车运送，要自己想办法。司务长和阿祥东找西求地寻到团部一辆去思茅拉汽油的汽车。但因为是求人家顺带运送伤员，所以要等待傍晚才出发。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耽搁着，好容易等到拉汽油的车出发，高路被搀扶着半躺在众多的汽油筒上。一路的颠簸和汽油筒上的硌损，对于重伤员只能靠身下铺垫的两床棉被来缓适——那种难熬的滋味使人如何忍受！那情景又是怎样的一幅悲惨的画面？
唉！那个年代，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轻薄，因公受伤又能有何待遇？诺大的一个团竟会派不出一辆汽车？对一个生命竟如此的漠视与麻木！！！
躺在汽油筒上的高路，在痛苦的颠簸七八个小时后，午夜到达思茅地区医院。阿祥背负着高路进到医院，四处找医生，不见一个值班人。好容易敲开一房间的门，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上海籍医生。他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不耐烦地责怪阿祥，打扰了他的睡梦。阿祥说明有重伤员需要抢救医治。可医生说，现在是下班休息时间，无人可以接诊，要等第二天上午正常上班时，才可检查处理伤情。千言万语地请求无济于事。阿祥只能陪伴着重伤的高路在过道的木椅上捱过这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夜晚。
这一夜，阿祥的心如刀绞。虽然重伤的高路没有太多的话语，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他强忍身上的痛苦和心中的哀伤却深深地传染着同命相怜的伙伴。阿祥想到一同来到边疆还不满一年，人生还不到18岁，还是因公受伤，却是如此境地，真不知能为高路做些什么？深深地叹息人的卑微，命运的劫难。欲哭无泪！
终于盼到黎明来临，天亮了。阿祥在高路身边，俯下身轻轻地问：高路，肚子饿了吗？咱们吃点东西吧。高路费力地点点头。阿祥说，你等着，我去街边小食店买碗米粉来。高路微声回答：好。阿祥便起身到街上买米粉。可万万没想到，阿祥把米粉买回来，送到高路嘴边时，高路却昏睡过去，任凭千呼万唤再也没有醒来。
地区医院见状，急送当地条件好些的142部队医院抢救。抢救、手术都需要大量的血液。消息传到连队，一百多号知青毫不犹豫、争先恐后地到医院排队给高路献血。这般同患难情、共命运感是由心而生的。但是无论医生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医疗器械，都没能唤醒昏迷中的高路。大约半个月后，医院帮沉睡的高路理发，才发现高路脑袋后枕部有个几厘米的凸起疱块，这才找到高路车祸的致命处——因为剧烈碰撞导致颅内损伤出血。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延误了治疗，发展成重度昏迷——植物人。
一来当地再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二来兵团领导不愿因知青伤亡事件引起事态影响，决定送高路回北京治疗。正值批准返京治疗之时，恰遇某位中央领导到西南边陲工作视查，有专机返京。就此，生命弥留中的高路被幸运地搭上了领导专机，回到家乡——北京。
清醒时曾一次次想往北京，想往家乡，可是不能。直到弥留之际，才几番周折让身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乡。但是一切均已晚矣！因为反反复复的车辆运送之迟缓；因为多次就诊治疗时机之殆误；因为人的生命不被珍视；更因为那时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知青根本谈不上争取生存的权力......遗憾,深深的遗憾,又能怎样?悲痛,切肤的悲痛,又能如何?
高路的父母、家人虽然接回了远离身畔的孩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一天天枯槁，肝肠寸断。在北京宣武医院做植物人住院八个月后，1970年11月，刚满18岁的高路静静地走了。一个好人，无力面对命运的摆弄，没有与世间理论的机会，怀着强烈的无奈，怀着依依的眷恋，怀着不舍的情志，默默地去了。
在北京弥留的八个月中，曾经的同学，患难的战友利用探亲回京之际到医院看望高路。在高路去世后，又前往其家中探望其父母、爷爷等老人。当看到老人们头上的白发，触到老人们颤抖的双手，听到老人们悲哀的言语时，知青们的心在淌血，不忍再一次惊扰白发人的心伤；不忍再一次牵动白发人的巨痛，之后的几十年再也不敢前往。
阿祥在两年后的一次探亲返滇路上，恰巧乘坐的汽车在思茅医院门前停车休息。阿祥见到那医院，两年前夜送高路的悲惨情景顿时闪现眼前。他一头冲进医院，找到当年那个上海籍大夫，不由分说上前暴打一通，以报当年无视生命之仇；以泄兄弟离去之愤。但是这暴打又怎能挽回一个鲜活生命的复生，又怎能拯救一个青少年的返世呢？
我的这个故事结束了，但是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痛常常干扰入眠。不只是因为高路曾与我有六年同窗之缘，也不只是因为高路曾与我都为赴云南知青之故。我是想告诉人们当年曾有这样一个知青，经历了这样不公的待遇；当年曾有这样一个刚刚成人的青年，被不幸的命运永远定格在18岁。我深深地感叹：我们的青春是被那么无情的安排着；我们的命运是被那么残酷地宰割过，没有选择，没有权力，更无法抗争。象原野中的一颗小草，任凭风雨冰霜，生灭随机。象陆地上的一只小蚁，任人把弄翻转，死活不定。
42年过去了，国家在进步，文明在发展。漠视人生命的现象已渐渐成为故事。试想：高路如伤在今日，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经历；大概不会有那么曲折的治疗过程；大概不会那么轻意地被夺去不该早逝的生命。他会得到尽快的治疗，妥当的处置；他会精神抖擞地康复，回到工作中；他会成为一名无线电或电子方面的科技人员（因他小学初中期间就开始自制半导体收音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会与我们六三班的同学一起嘻笑过去；他会与小穆、阿祥、小义等伙伴一起议古论今。
高路，你在天上能看到我们对你的怀念吗？你在天上能听到我们为你的祈福吗？愿你在天上不再有世间的苦难，尽享美好！
我们曾有一个好同窗、好伙伴、好兄弟悲惨地逝于18岁的青春花季中。
我们曾有许多好伙伴、好兄弟在人生最绚烂的青春花季中，凋谢在那漫漫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却没人知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忘记；他们会与我们的生命共存，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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