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 》咏雪四题——大巴山的知青
编者语：一群知青来到大巴山深处的社办茶场，是雪染白了他们的视野，也洗净了他们的肉体。一次次雪中送炭，他们已记不清赚取了多少生活费，却记得“摔跤冠军”是哪一位。也体验到了雪被不但可以暖青苗，还可以暖被窝。而一场“雪崩”，则颠覆了十二年来学校灌输的善恶观。
《咏雪四题》第一题 雪 浴
第二排右三为本文作者卢晓蓉
搬进新居不久，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厚厚的积雪把老树压弯了腰，把群山染白了头，也把我们冻结在大千世界之外。天寒地冻少有活干，我们就酝酿着洗一次澡。离家都两、三个月了，我们还没有洗过一次澡，实在有些犯腻。不是不想洗，而是没水洗。平时我们的生活用水，都要到半里地外山沟里的一口井里挑。全场六十多号人，每人每天一盆洗脸水都难以保证，洗澡当然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每天的超负荷劳动都带来大汗淋漓，日复一日，即使是冬天，也盖不住身上的臭味。更何况专吸人血的虱子也乘虚而入，搅得我们坐卧不安。此时，想家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袭上心来。
虱子发展迅猛，与我们的居住条件有关。我们的新居是一栋木板房，上下两层。木楼的上层堆杂物，下层作宿舍，男女之间一板之隔。每间宿舍大约有四米长，抵两头“安”了一张“通铺”。说它是“铺”，未免有点夸张，它只不过是用木棍和毛竹捆绑而成，上面再铺些稻草而已。床底下便是名副其实的黄土地，时不时长出点小草、蘑菇之类，为房间里单调的陈设增添了一点生气。
每张这样的床都要睡十个人左右，半夜里一人翻身，其他人都得跟着翻；一个人长了虱子，其他人也会跟着长。起初我还暗自得意，因为左右同铺都先后在身上捉住了虱子，而我却没有发现那厮的踪迹。哪知道没过两天，就有知青指着我的头发说：“大卢子，那不是虱子是啥子？！” 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原来我贴身穿了一件从家里带去的黑绒衣，和虱子的体色相差无几，虱子有了保护色，便肆无忌惮地大量繁殖。在我以为身上没虱子的时候，虱子却已经成了堆，真是应了“虱多不痒”的古训。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身的鸡皮疙瘩。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澡都不能不洗了。我们终于给逼出了一个绝妙的创意：洗雪浴。这时山上的积雪已有半尺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我们决定把雪烧化了用雪水洗澡，不仅可以解决水源问题，还可以利用煮雪的火取暖，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克服既没有浴室也没有水的困难。精心挑选了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们全场知青总动员，有的搭浴棚，有的拾柴火，有的砌炉灶，有的拿洗脸盆当锅装雪，个个都摩拳擦掌、兴高采烈。
浴棚是用毛竹、树枝围成的，上方没封顶，属于半露天性质，男女各一个，彼此不干扰。每一批可以洗五六个人，其余人等就在“浴室”外面生火煮雪。于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头上第一次升腾起直冲云霄的滚滚热气，无论是“银蛇”还是“蜡象”，一切跟想象力有关的尤物，遇到熊熊烈火都顷刻间融化成水。我们脚踏雪原，头顶蓝天，赤身裸体地陶醉在圣洁的雪浴之中。兴奋之极，有的知青干脆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就往身上搓，有的则互相打雪仗，竟丝毫不觉得冷。 纯净而温馨的雪水洗掉了我们身上的污垢，赶走了吸血的虱子，也冲淡了我们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在1966年元旦到来之前，我们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雪的洗礼。
《咏雪四题》第二题 雪中送炭
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老乡们主动给我们送来的蔬菜已消耗殆尽，老根据地人民的日子原本就过得很艰难，我们没好意思再向他们伸手。冰天雪地我们自己又没法开荒种地。每天的下饭菜只剩下盐巴和米汤。当时政府给每个老知青每月的生活补助费只有两元钱，别说改善伙食，像我们女知青买月经纸的钱都差点不够。在弹尽粮绝之际，我们没有想到向上级求援，因为不知道上级在哪里，送我们下乡的老师早已“拜拜”回了城，公社领导又从未到场里亮过相。我们想到的只是搞点生产自救，议来议去，眼前突然浮现出《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张思德是为了烧木炭牺牲的，而我们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烧炭的木材和几十个知青前仆后继的青春活力。一打听，那时镇上的木炭可以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与我们全体场员一个月的生活费加起来不到一百五十元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于是，我们一边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尖兵……”，一边干起了烧炭的行当。
那时，男女知青之间的友情真是形同手足。男知青为了照顾女知青，不准我们介入烧炭的事。但我们偏要显示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获准去山里拖男同学砍倒的烧炭的木材。烧炭的木材不同于一般的柴火，必须是质地坚硬的青棡树一类，而且基本上是越大越老的树越好，烧出来的炭才又粗又结实，才能卖得好价钱。可哪里知道，在纵横交错的林间雪地上拖运又大又重的树干，上坡复下坡，曲曲又折折，完全是个重体力活。拖不了一会儿就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豪迈的歌声也咽进了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而男同学砍树和烧炭的任务则更艰巨。几天下来，又累又饿，一连病倒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我们同年级的老大哥，因为没日没夜地坚守在烧炭第一线，累得肺病复发，吐了不少血。如此这般地奋战了半个月，我们终于有了一大山上好的木炭。
面对建场后的第一个大丰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一大山木炭如何能够运到集市上去。我们茶场离开镇上有十七八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运东西只有靠人背。平时我们背上百来十斤走这段路还过得去，可是雨天雪天山陡路滑，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不背东西都够呛；而现在，不仅是大雪封山，而且要运的是一摔就碎，碎了就贬值的木炭。如果等到雪化了再去卖，大巴山上的积雪一般要等到开春才融化，到那时木炭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况且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左右为难之际，最后还是肠胃的基本需求占了上风。我们开会决定，除了留守人员外，全体场员一起出动背木炭上街。出发前，我们在鞋底套上了防滑的稻草绳，穿上了护身的大棉袄，确定了行走路线和先后次序，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雪中送炭”的征途。
雪中送炭钢笔画（星火茶场甘铭画）
尽管一路上我们不停地相互提醒，但还没走出半里路，一个外号叫“姑娘”的初中男生就摔了一跤。因为他是近视眼，没看清山道上的积雪下面还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踩在这样的地上仿佛脚底板擦了油，稍不留神就会摔倒。他摔下去以后，没顾得上看自己伤着哪里没有，而是赶紧检查背篓里的木炭摔断了没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护公物的好榜样，但同时也开创了摔跤的纪录。从他开始，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摔倒，无论近视还是不近视，没有一人幸免。有的摔在暗沟里，有的摔在石坎上；有的上坡绊倒，有的下坡滑倒。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到。脚上的草绳磨断了，棉袄被树枝刮破了，手、脸被木炭染黑了，这支别具一格的送炭队伍，在雪地里歪歪扭扭足足拉了百米长。平时只需要走两小时左右的路，那天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幸运的是，我们虽然摔得狼狈不堪，但和“姑娘”一样，背上的木炭却基本完好。为了保护背上的木炭，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把腰弯到不能再弯的程度。这样一来，无论是向前摔倒还是向后跌倒，离开地面的距离都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而且先着地的不是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屁股，绝对轮不到装着木炭的背篓。一幅 “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画面，无比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今，我已记不得那天的木炭卖了多少钱，又用换来的钱买了多少生活必需品，但却清楚地记得“姑娘”在雪中送炭的途中先后一共摔了十七跤，名列摔跤纪录榜首。
作者（后排左2）参加知青代表会议留影
《咏雪四题》第三题 雪 被
1966年深秋，场里养了七八条猪，最大的一头已快满周岁，最小的不过两个月。因为几乎有一半的知青都回城了，我便主动请缨当上了饲养员。猪圈离开场部大约有一里地，紧靠着粉坊。制粉的原料是我们自己种的土豆、红薯。做出来的粉条除了换钱买油盐酱醋，剩下的边角余料可以改善简陋的伙食，粉渣则用来喂猪。为了方便照看猪仔，我搬到了粉坊住。
由于整天和猪打交道，我和它们之间渐渐有了感情，从它们的眼神和叫声，我可以分辨出它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是饿了还是饱了，是病了还是安然无恙。人们常以“猪相”来形容一个人又丑又懒，其实，猪在本质上是聪明可爱的，尤其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没病的时候，那眼睛是水灵灵的，让你忍不住想多看两眼；如果有了病，那眼睛就会告诉你它身上不舒服。近年听说发达国家有不少人把猪当了宠物，我认为这个选择是相当明智的。
粉坊是一座三间平房相连的木板房，制粉的工场在中间，南头的一间住了两个农民粉工。我住北头，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左右，与本部的寝室相比，我一个人住这样大的房间，实在有些奢侈。因为设施很简陋，所以显得特别空旷。到了冬天，偌大一间房更加冷气逼人。好在离开猪圈最多只有二十米，时不时传来猪们争食或者玩耍的叫声，可以给屋子里增加一点暖意。和本部的木楼一样，粉坊也是我们自己盖的，床是自己绑的，顶上盖的瓦也是我们自己烧的。新鲜出炉的瓦片，大小、颜色整齐划一，看起来很美观。但与陈年老瓦相比，它缺少了泥土与青苔的充填，每逢下雨下雪的时候，总有些散兵游勇顺着瓦缝，悄然飞落到我的卧室做客。
星火茶场粉坊钢笔画
快过年之前，下起了一场鹅毛大雪。雪是下午开始下的，天地间一片混沌。傍晚，我把煮好的猪食送到猪圈的食槽里，看着猪们争先恐后围上来吃食，我便返回了住处，吃过晚饭就早早上床钻进了被窝。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唯一的取暖办法。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蓦然发现在我原来的花棉被上多出了一条用雪做成的白被子，寝室地下也是白茫茫的一片。一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进了白雪公主的童话世界，不须晴日，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意境。清醒以后才弄明白，这雪花一定是前晚又从瓦缝里飘飞进来的，因为室内温度很低，即使沾上了我的人气也没融化。上学时曾听老师讲过，冬天的积雪可以为地里的麦苗护寒，我便相信“雪被”可以为我增添温暖。为了感谢上帝的眷顾，我小心翼翼地移开被子，轻手轻脚地下得床来，没有带走一片雪花，却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好心情。
待我为保存好“雪被”忙乎了一阵以后，才突然想起怎么一大早没听见猪叫？平时这个时候猪们等着吃早饭，早已吵成一团。尤其是那头最大的，叫嚷的声音也最高，前两天它大概是冻着了，不想吃东西，我赶紧找了药来喂，因为过年场里打牙祭还指望着它呢。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冲出房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猪圈，眼前的景象让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猪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圈板上，身体已经僵硬。
食槽里的猪食还剩了一半，却早已冻成了冰，我用斧头去砍都很难砍得动。事后我分析，一定是猪们还来不及吃饱，猪食就很快结成了冰，它们又饿又冻才被迫走上了黄泉路，连那头过年待杀的大猪也不例外。我后悔莫及的是怎么当初就没想到，我住的房间虽然被风雪搅得“周天寒彻”，却毕竟四周有遮拦，而猪圈虽然有顶棚、有围栏，四周与外界却是连通的，半夜里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它们怎能抵挡得住！
掩埋好猪的遗体，我回到住所，钻进惨白的雪被，无限凄凉地进入了梦乡。不是为过年打不了牙祭，而是为我失去了心灵的慰藉。
《咏雪四题》第四题 雪 崩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雪崩，但却亲身感受过。
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在当了七年农民后，被上调到当地的县文教局（当时叫县革委文教办）工作。在我的档案从知青办转移到文教办的过程中，一位好心的领导冒着“违纪”的风险，让我“偷看”了对我保密的档案。档案袋里除了有几页“照本宣科”我毫无兴趣的“政审”材料外，还有一张我1965年考大学时填写的报名表。这张表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年我报考大学时，曾与众不同地填了三张表。第一张表是人手一份。我在表上的“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的全部填写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不是我对农业有兴趣，也不是我觉悟高，要为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作贡献，而是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自从我崇拜的几个长我们一年级的品学兼优的偶像，64年考大学莫名其妙地落榜以后，我就有了考不上大学的预感。为了不至于落得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我来了个“先发制人”，多次要求不参加高考下农村。但不知什么原因，学校一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尽管如此，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我尚有自知之明，所以填报名表绝不敢造次。
表交上去后的第二天，班主任来找我谈话。她声音压得比较低，却笑眯眯地对我说：“学校领导研究过了，认为你的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你完全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听见班主任这番话，我仿佛钻进了云里雾里，头脑一片空白。类似这样的话，我以前倒是听了不少。我的一位当上了著名高分子化学家的姑父，就曾是北大化学系研究生。从我初中有了化学课起，他和我的家人就经常鼓励我报考北大化学系。我的一位表姐1963年考上北大化学系，特地到我家把她的校徽别在我的衣襟上，让我情不自禁地做了一回北大梦。
但是，进入高三以后，学校开始贯彻阶级路线，我这个昔日的三好学生、班长、年级主席一夜间成了“工农革干子弟”的“专政对象”。批判会、小字报轮番袭来，我只有招架之功，绝无反抗之力，上北大连梦都没得做了。
而现在，班主任却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勾起了我沉淀在心灵深处的记忆，莫非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掐了掐大腿，明明有痛的感觉，那就是说，这不是在做梦！于是我毕恭毕敬地重新填写了一张表，堂而皇之地把北大化学系填在了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
表交上去后，过了一天，班主任手里又拿着一张空白表来找我了。这一次，她省略了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就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可以报考这个系。”恕我孤陋寡闻，她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当时的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于是，我又一次坠进云里雾里，大笔一挥，在第三张表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端端正正地填下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几个字。
从此，已消失多日的自信又渐渐地浮现在我的眼角眉梢，连教室墙角里传来“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耻笑，我也充耳不闻。
经过一番紧张的复习考试，我心安理得地回家等通知了。一等二等三等，等到最次的大学录取通知都发完了，还是没有我的时，我才意识到，我没考上大学（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没考上大学的不发通知，不发通知就等于发“不录取通知”）！不仅没考上清华，而且连一个农学院也没考上——我私下留了一手，除了改填第一志愿外，其他九个志愿仍然照搬了农业院校——在遭遇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名落孙山的打击之后，我拼凑起支离破碎的心情，去学校报名兑现“一颗红心”的第二种准备：上山下乡。
在办公楼里，我碰见了班主任，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没收到录取通知。”潜意识里我实在不愿说“我没考上大学”这句话。只听她不无惋惜地“哦”了一声，然后说了句：“大概是志愿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我的亲朋好友无一不认为我没考上大学的原因肯定是志愿填高了。尽管是班主任主动叫我改填的志愿，但毕竟是我亲自下的笔，我自不量力，只能咎由自取，无话可说。
时隔七年，这张致我于“死命”的报名表竟又回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察看当年我无权填写的另一部分内容。视线从高考“成绩”栏移到“优缺点”栏，一切还算正常，“成绩”栏里具体的分数我已记不清，大约都在九十分上下；“优缺点”栏里说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绩优秀，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末了连一个缺点都没有。视线再往下便移到了“此生是否录取”栏，仿佛一道电光在我眼前一闪，一阵目眩之后，我才看清上面写的是：“此生不宜录取”！再一看，没错，是这几个字，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我顿时感到天崩地裂般的疼痛。既然我这个人“不宜录取”，为什么不批准我放弃高考下农村？为什么还要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填报考志愿？为什么要设下圈套引诱一个中学生做那些她根本就没有权利做的梦？！刹那间，母校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美好印象，母校教给我的为人处世信条，都如雪崩一样地轰然坍塌了。
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4年算起。而它对于我来说，就好比是伊夫堡监狱对于基督山伯爵：生活从此掀开了掩盖瑕疵和丑恶的面纱。区分真善美的标准，我得重新排列组合。
卢晓蓉，女，1946年生，重庆人。1965年高中毕业下乡，历时十三载。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专业。1982年本科毕业，先在大学任教，后来“下海”，参与多家企业的创办和担负高层管理工作。现任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员。香港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著述甚丰，其中《青春有价》获得“冰心文学奖”散文大奖；《香港的速度》获得《中华散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征文三等奖；《母亲的搬家生涯》获得2003年冰心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水咬人》。
注：本文摘录自《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10月。
文章来源：红月亮知青情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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