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杀人案始末——刘炳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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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家访
——连队杀人案始末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内蒙兵团十五团一连当文书，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还负责探亲假的登记、通行证的发放。
当时兵团的连干部大部分是现役军人，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虽然生活条件、物质待遇方面，都大大低于正规部队，但是探亲假却和正规部队一样，到三年头儿上才有。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半步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件很残酷的事。
因为我们都是六九年分批次到的兵团，所以到1972年春节（2月15日）前才开始放探亲假。按规定，探亲假是12天，北京、天津的知青另加4天的往返时间，一共是16天。
虽然第一次享受探亲假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而假期的时间又比较短，但是绝大部分战士都能按时归队，很少有逾期不归的。这不仅是因为兵团有一个铁的纪律，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有着坚定的信念，对兵团未来的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都不在话下，只要有希望，有奔头，人们就有信心，工作就有热情，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准军事化管理与农业生产相互不协调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问题越积越多，粮食也逐年减产，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低。当时，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结合到了新领导班子里，他们上台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的子女重新安排工作，甚至将人事关系、粮食关系、档案之类统统抛弃（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不敢想象），直接送到部队当兵。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所有的人都感到前途渺茫，人心浮动，人心思归。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托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调离兵团。最好的出路是直接办理病退或困退手续回城里；如果办不成，最起码也要离开农业团，调到工业团。有的人实在没辙了，索性办理转插手续，到有关系的农村之后再想办法。宁愿冒当一辈子农民的风险，也不愿意在兵团耗着。
这样的后果是，人们请探亲假回家后，按时归队的人越来越少，找各种借口逾期不归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拖越长。由此，就给我增加了一个额外工作——家访。
每次回京探亲，都要去若干人家家访，去家访的一般是下列情况：
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所限，有些病在当地治不了，逐级转院，一则拖得时间比较长，二则办理手续很麻烦。再说了，即使费尽周折，转到呼和浩特的医院，那里的医疗水平也比北京的医院差很多，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有些人也不是特意去看病，只是回家探亲时，顺便看一下，才发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或家长都会给连里写信说明病因，并附有医院的证明。我去家访一是代表连首长表示慰问，二是了解看病的情况，还需要治疗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归队；
了解一下是否是真有困难，还是借故拖延。如果是真有困难，就得弄清楚具体问题，解决办法，办完的时间，什么时候能回去；如果是借故拖延，就要动员他（她）早点归队。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战友刘锡玲的家是一个由老少三辈组成的特殊家庭，家里只有六十多岁的奶奶和一个患有智障的父亲。他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居委会为了照顾他家的生活，安排他父亲扫街，这点微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像他家的这种特殊情况，如果他不是六九届初中生的话，学校都会给予特别关照，把他留在北京，分配个工作。这样，他既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奶奶和患有智障的父亲，也能在经济上对家里有所帮助。
但是，北京市对六九届很绝情，根本没有留京指标，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给予照顾一说，是“大拨轰”、“连锅端”、“一个不留”。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革命派；如果不响应号召，就是被“革命派”。向“左”还是向“右”？可以自己选。刘锡玲最终选择了向“左”，走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
1972年前后，他奶奶的腿摔骨折了，她儿子照顾不了老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锡玲只好请假回去照顾老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伤筋动骨不是短时间能治愈的，尤其是老年人骨折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痊愈，所以刘锡玲的假就拖得比较长。我去他家时，大概是几个月以后了，老太太正在床上坐着，精神状态挺好，但是骨头还没有长上，刘锡玲根本就离不开。没办法，只好在家住着。就这样拖了好长时间，他才困退回京。
说到这种情况，问题就复杂了。不过，说穿了，无非就是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找各种借口，在北京耗着，能耗多长时间就耗多长时间。有的本身根本没病，但是有关系，能开出医院的证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家住着。在当时，这是公开的秘密。
照片右侧是当年兵团战士建的第二代营房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搬米难。当时的兵团已经变成一盘散沙了，所有的人成天冥思苦想的只有一件事：从哪儿能弄到回家的证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最后一次家访。而这次家访，与过去每次的家访截然不同，与办困退、病退也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次呢？
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兵团，回到北京了。这次家访，我是配角，主角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宋世民。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74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家里待着，忽然听到院里有人叫我，出来一看，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我是10月8日才离开连队的，走之前没听指导员说要回家探亲。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让我又惊又喜，赶紧把他让到屋里。
当时，我们家用的还是蜂窝煤炉子，我让他坐下后，就捅开炉子，准备烧水沏茶。指导员赶紧向我摆手示意：“别张罗了，咱们连出大事了，刘炳年用刀把王秀兰扎了，王秀兰正在团卫生所抢救呢，你跟我去趟王秀兰家吧。”一听这话，我当时就楞住了，忍不住重复了一句：“刘炳年把王秀兰拿刀扎了，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没有交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这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咱们边走边说吧。”我赶紧盖上炉盖，放下炉钩子，拿起外衣就和他出了门。
我们家住得丰东巷，王秀兰家住山涧口，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在路上，指导员告诉我，事情发生在10月20日晚上10点多，刘炳年从魏文利的宿舍出来，路过王秀兰的宿舍。当时，宿舍亮着灯，但是门没有关严，从门缝中可以看到屋里土炕的两侧各搭着一张床，一张床上有个人正在睡觉，另一张床是空的，显然是人还没有回来。刘炳年往房子的四周看了看，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他把手里拿着的一瓶煤油放到外面的窗台上，轻轻地把门推开，蹑手蹑脚地侧身进了屋，反手把门带上了。
床上的人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并没有觉察有生人进来。
进屋后，刘炳年看了看睡着的人没有动静，紧走了两步，抬腿上了炕，快得像只狸猫，然后一蹁腿儿就骑到睡着的人身上了。睡着的人一下子惊醒了，“哎哟，你……。”当她看到骑在她身上的是惊愕、惶恐、一脸懵圈的刘炳年时，她被吓得魂飞魄散，声嘶力竭地叫起来：“来人……”，“呀”字还没出口，刘炳年的右手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她用手使劲掰开他的手，同时头也来回的摆动，使刘炳年无法得手。一看这着不行，刘炳年撤回右手，整个身体向下扑，使足全身的力气，猛然用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出于求生的本能，王秀兰用双手拼命地拽刘炳年的双手，企图把他的手拽开。虽然王秀兰的身体比较强壮，但和一个男人比起来，还是无法抵抗一个男子的攻击，何况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渐渐地她就失去了招架能力，两只胳膊像两根面条似的耷拉下来，两条腿蹬了几下，也渐渐地伸直了。
刘炳年怕她缓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把用小号三角锉磨成的刮刀，朝王秀兰脸上、胸部一下接一下扎了下来，一口气扎了十几下，直到刮刀断了才罢手。看到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没气了，刘炳年赶紧跳下炕，趁着夜色逃走了。
十一点多，宋淑珍兴冲冲地回到宿舍，推开门，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心里还纳闷呢，“这是哪儿来的味呀？”。猛抬头，看见王秀兰的被子有一个角垂到了炕沿边上，炕席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她那白皙的脸庞已经变成了一个血葫芦。她“妈呀！”一声尖叫，转身跑到旁边的宿舍，浑身颤抖，连哭带喊，双手拼命地砸门。
由于失血过多，王秀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抢救才渐渐地苏醒过来。看到指导员，她第一句话就说：“是刘炳年……。”声音很低，而且吐字也不那么清楚。
团里的救护车把王秀兰拉走后，随车来的团保卫股干事、指导员和连长许炳荣，副连长范明德、孟宪武，副指导员唐月珍都到了连部，一起分析案情。
自内蒙兵团成立五年多来，一连还没有发生过这么疯狂的杀人案件，连干部们也很紧张。除了马上向团里汇报之外，最重要的是抓住凶手。
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时间厘清案件的性质，首先要确认的是王秀兰在受到极度惊吓的情况下，精神状态有些恍惚，她的指认是否准确、有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半天，也无法确认这一点。最后，他们决定，先把刘炳年找来了解一下情况。
通讯员到宿舍去找，刘炳年居然不在屋里，同宿舍的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信息反馈到连部，人们的第一反映是：他是不是畏罪潜逃了。马上发动连里的人到处找，后来有人提供消息说，他在给王明海看家呢。
刘炳年一进连部，看到连干部都在，嘴角咧了一下，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然后，径直走到指导员面前，问道：“指导员，你找我？”
“你刚才干嘛去了？”指导员直截了当的问道。
“哪儿都没去呀，睡觉了。”几个连干部和团里的保卫干事一直盯着刘炳年的脸，与平常一样，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惊慌和不安。
趁指导员问话的时候，连长偷偷地溜出来，安排几个人去王明海家查看情况。安排完，他又悄悄地回到连部。
谈话还在继续。刘炳年回答问题很流畅，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
“睡觉前，我去魏文利宿舍了，和他聊了会儿天。”刘炳年的回答无懈可击。
魏文利和刘炳年都是天津人，他们同一天到的兵团，他经常去魏文利的宿舍串门。
僵局一时无法打破，看着刘炳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连长、指导员、包括团里的干事都有点怀疑王秀兰说的是不是事实了。正在这时，去王明海家查看情况的人回来了，他们把连长、指导员叫出来，说了几个可疑情况：
第一、灶台上放着一只洗脸盆，里面有少半盆水发红，怀疑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洗手的血水；
第二、水缸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把上有血手印；
第三、刘炳年的右手有腱鞘炎，这几天一直用纱布包着。刚才叫他来连部的时候，他手上的纱布没有了。这块纱布被他塞到了炕洞里，上面有血渍；
第四、来连部时，他换了一件上衣。那件换下来的上衣，可能也被他塞到炕洞里了，正在往外掏。
在铁的事实面前，刘炳年招供了。
讲了整个作案过程之后，刘炳年不无遗憾地说：“弄错了，我要杀的不是王秀兰，是宋淑珍。”问他为什么要杀宋淑珍时，他就再也不说话了。
团保卫股的干事连夜把刘炳年带走了。
那把刀子被他扔到了一个柴火垛里。第二天，三、四个人翻垛寻找，最后在柴火垛的最底下找到了。
听指导员讲完刘炳年的作案过程，我告诉他，今年有人晚上用一块砖头砸小胡的窗户，也肯定是他干的。
指导员看了看我，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当初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而且事不大，就没告诉你。”
小胡叫胡新民，是我们连的兽医，为人很随和，大伙儿都管他叫小胡，更多的人叫他胡兽（“医”字省略了），是宋淑珍的男朋友。他在后勤排的最后一栋宿舍，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这间所谓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在宿舍里安置了一张桌子，里面放一些兽医用的器械、药品，连住人带办公。
连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当年劳改农场转给兵团的土坯房，每栋五间，窗户是老式窗户，窗台上面是两块固定死的，大约一尺二见方的玻璃窗，在玻璃窗上面安装着两扇可开合的窗扇。
那天晚上大概九点多钟，宋淑珍在屋里站着与小胡说话。由于靠窗户比较近，在灯光的照射下，影子投到窗户上，脑袋和胳膊动来动去的，像演皮影戏。
营房里黑乎乎的，只偶尔从某个宿舍里传出打扑克人们一两声高亢的叫喊，或是肆无忌惮的笑声。
突然，一条黑影从屋后蹿了出来，一挥胳膊，一块砖头就砸到窗户的玻璃上，“啪”的一声，玻璃碎了，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异常的清脆。吓得宋淑珍“啊！”的一声喊叫，一下子趴到炕上了。由于窗帘兜住了砖头，并没有砸着宋淑珍，只是把窗台上的牙具、肥皂盒之类的砸到地上了。
小胡顺手提了一把铁锹冲出了屋子，人已经没影了。他在房子四周转了几个圈，也没找到一个人。
原食堂的操作间，礼堂拆后，操作间卖给个人做了住房
“刘炳年这个人报复心太强。”指导员感叹到。接着，他问我：“你知道刘炳年为什么要杀宋淑珍吗？”
“不知道。”我看着指导员的脸说道。“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呀。”
“这都是一封信引起的。”
“一封信？什么信呀？”指导员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问道。
“上次小胡和宋淑珍回北京探亲，刘炳年让小胡带一封信到北京寄给周总理。他要给总理介绍一个中医大夫，治疗总理的病。这封信在路上被一块儿回去探亲的人拆了，根本就没寄。后来，这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刘炳年的耳朵里了。为这事，刘炳年就恨上小胡了。但是，他又怕打不过小胡，所以就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宋淑珍身上了，一直在伺机报复，这就是他杀宋淑珍的原因。”稍微停顿了一下，等我们俩人从西湖营胡同出来，过了珠市口的马路，指导员接着说。
“那天晚上，他要杀的是宋淑珍。当时，他以为睡觉的是宋淑珍呢。当他一下子骑到王秀兰身上时，才发现弄错了。这时候，他不动手也说不清了，只好将错就错，把王秀兰扎了。”
“王秀兰是真倒霉，做了替死鬼了。现在她的情况怎么样？有危险吗？”我问道。
“当时失血过多，咱们连去了十几个人献血，目前还算稳定，怕就怕出现感染。”
边走边说着话，很快我们就到了王秀兰家。
王秀兰家是坐南朝北的两间临街房，很好找。敲开门，她妈妈正在家。当我把指导员介绍给她时，她赶紧让我们进屋，一坐下，就着急忙慌地询问王秀兰的情况。
王秀兰被扎伤后，连里已经给她家里拍了电报。在电报中，没说王秀兰被扎伤一事，只说是生病了，让家里去人照顾。
即使这样的电报也够吓人的，当妈妈的更是急得团团转，想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一会儿的工夫，她说了两次：“我咋就觉得心惊肉跳的呢！”真是母女连心。指导员问道：“家里去人了吗？”她妈妈说：“她姐姐和姐夫已经去了。”指导员才松了口气。
我们在王秀兰家待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二十分钟左右，一是怕言多语失，露出破绽，再把老太太急坏了；二是指导员还要坐晚上的车回老家，他得赶紧去车站。
从王秀兰家出来后，我把他送上汽车，目送他乘车远去。谁知道，这一送竟是永别。
1975年宋指导员转业后，回到老家邯郸地区永年县的一个林场担任副场长兼武装部长。由于原来的场长和书记合伙挤对他，在一次支部会上，忍无可忍的他，手持冲锋枪，腰揣手榴弹，把他们挨个“点了名”。这是后话。
经过团卫生所的全力抢救，王秀兰脱离了危险，身体也逐渐康复了，但是心理创伤，估计得很多年才能痊愈。
刘炳年的案件最后由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审理，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凶杀犯，判处死刑。
1975年2月1日上午，团里召开了公审大会，被公审的除了刘炳年之外，还有三连的吕宝华（为了给女朋友抢一块手表而杀人）。公审会后，这两个人被执行了死刑。
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判决书
冬天的回忆
——刘炳年之死
炳年是我的朋友，天津人，说标准的普通话。个头不高，胖乎乎的，衣着整洁，喜欢读书，说话慢条斯理，走路都透着文气。做通讯员时来团部办事，常到我们连看他同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通过交谈，觉着他为人厚道热情，有思想，有志向，有修养。从没听说他参加过打架斗殴的活动，也没听说他与人发生过什么争执，更没听说他和别人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在我看来他是从不和人在生活琐事上计较的。他，怎么会杀人？
然而，传闻非常具体，且绘声绘色，若不确有其事，马路“新闻”制造者不会有那么高的编撰水平。
“昨天晚上团部接到1连报案，是救护车拉着保卫干事去的，刘炳年已经被带到团部保卫科看管起来了。”
“杀谁了，男的女的？”
“女的。”
“死了？”
“胸上扎了十几刀，愣是没死。”
“命大。”
后来，记不得是谁，对事件作了较为完整的叙述。
“那天晚上，还没熄灯，刘炳年拿着刮刀，还带了瓶汽油和打火机，闯进女宿舍，骑在那个还没睡熟的女战士身上挥刀就扎，本想扎死，再浇上汽油点火焚尸。是以为扎死了，还是胆怯不敢做了，或是有什么动静来不及了，他跑回了宿舍。脱下溅了一身鲜血的兵团绿棉袄往床底下一塞，倒头睡觉了。女战士没死，挣扎时还认出了刘炳年。同宿舍的人回来一问，都清楚了。于是，就有了报案电话，救护车急奔，女战士送进医院抢救，刘炳年被带到了团部。”
说到保卫干事去炳年宿舍时，尤为生动。
“刘炳年，你刚才干啥了？”保卫干事一把将他拉起厉声问。
“没干啥。”炳年作迷糊状。
“没干啥？”
干事从床底下找出那件带血的棉袄。
“没干啥这是啥？”
不久，炳年被转到乌拉山师部关押。真真切切，岂能不信。究竟为什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文弱人突然动此残忍杀机，还作了焚尸的准备？这究竟是怎么了？不理解，没法理解。
后来，有了许多传言，慢慢地我知道了些原委。
“炳年委托一个探家的女战士，让她把他给中央某机关（有说是国家某领导人）写的信在北京发出。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女战士在火车上，和同路探家的战友拆看了他的信，当然，之后谁也不会知道信到底发到哪儿去了。本来到此为止也就完了，偌大国家，法亦不法，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现在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委托者出于信任，被委托的也许是想开个玩笑。可偏偏炳年在梦想着等信的回音的时候，连队里面却在悄悄地议论他给中央写信的事，当然不会是赞扬，相反，大多是嘲笑、揶揄、挖苦、蔑视甚或夹杂着唾骂。”
“炳年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带信的女战士散布的。颜面大损，羞恼成怒。策划报复，便顺理成章。刘炳年不会想到，十几刀没有让那个女战士毙命，刘炳年更不会想到，那被扎了十几刀的女战士并不是给他带信的人。”
听到上面这些传言，我有些体会了。许多传言至今虽无从考证，但有些还是经得起推敲的。炳年给中央写信的事，和我说过，他在探家路过北京时，曾把信亲自交给过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给主席的女儿李讷的信寄到解放军报，当时李讷在《解放军报》社做编辑，对外名字叫肖力。奇怪，他怎么知道那么多，还给天津市委书记谢学功发过信。问内容，他说是建议国家该如何如何治理，天津应怎样怎样改造等。我不懂他那理论，也没有看过他信，但我知道他是一心想做大事的人，满脑子装的是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不像我，只知道开着破车东奔西跑。
那年夏天，我被派到1连运麦子，收工后他找我聊天，说很苦恼，苦于没个看书的好环境，说要是有个单独宿舍就好了，集体宿舍没法看书。记得他当时看的都是些我从没听说过的理论书，集体宿舍不可能安静，我理解他的苦恼。
当时兵团生活工作都比较艰苦，尤其麦收，龙口夺粮。运麦也非常紧张，天不亮出车，拉回一趟才吃早饭。拆了槽帮的拖车绑上长长的桅杆，又大又宽，车装起像个倒金字塔，高高的，摇摇晃晃，二股叉挑着麦“个子”（麦梱）实在甩不上了，才绞绳煞车往回返。
“他妈的，累得都没德性了！”
这是最解气过瘾的牢骚。话虽不雅，是句实话，连我这个开车的都累得夜里时常跑马遗精，何况那些甩一天钢叉的人？
炳年和大家不一样，大家是身体疲乏，他是精神痛苦，当时连队的条件，想单独有个宿舍，哪怕是几平米，是个不小的奢望。
运麦工作结束后，我离开了1连。我想炳年的愿望很难实现，又想他定是常常被某种欲望痛苦煎熬着，要么是社会责任激励着？或是对未来的幻想憧憬着？还时常盼那信的回音，太累了！但他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失望的情绪困扰。可我万没想到他会杀人！
假如那些传言属实，即是今天我也会理解那个带信的人，出于好奇，本无恶意。更会同情那个无端挨了十几刀的人，无辜受害，险些丧命。要知道当时她们还只是个大女孩儿呀！她们不会因此受到惊吓吧？她们不会落下什么疾患吧？愿她们大难不死，已享后福。
一天，连长让我们装备两辆刑车，通知全连参加公审会，一并处决的还有3连北京知青吕宝华。早晨，刘炳年和吕宝华从师部车上押下的时候，我们围观，距离很近。他们脚上砸着很重的镣铐，手提着才能挪着走，两侧系带儿的黄色棉囚服，挡不住多少风寒，我看见他们在发抖。一个手握120相机的“现役”（指现役军人）喝斥他们在团部倒数第二排房山头站好，给他们拍照。我和炳年打照面，晨晖下他对我微笑，满不在乎的样子。倘若灵性尚存，我那时的遗憾、痛惜，以及沉重的表情在他即将静止的脑海里印象该是很深的。我们相互凝视，直到拍完，他始终是满不在乎的微笑。
会场紧张而威严，和吕宝华不同的是炳年是反革命杀人，有人在他的嘴里塞了只臭袜子，是用筷子捅进的，我想他一定很难受，我看到他的头想动。宣告“立即执行”时，吕宝华瘫了，上刑车是被几个戴口罩的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给架着上去的。炳年没软，自己做努力的跳跃。虽非大义，但却凛然。
听驾驶刑车的司机说，到27号地炳年被押下，看到两个墓坑，终于支撑不住了，软了。枪很快响了。
后来人们猜测，想必他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是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至少是为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着想的，为此他学习、研究，或许他真以为发现和掌握了治理国家或城市的好办法，不断地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进言，表明想法，阐述论断，希望被人发现，或许有个学习和深造的机会，然后安排个岗位，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大事。他可能还会想：即便杀人也是事出有因，何况又没杀死。甚至他还会想：我是响应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扎根边疆的，知青犯错误中央该有特殊政策。开会宣判，押解刑场，也许是生死考验……
然而，冽冽寒风，芨芨草摇曳，枪还是响了。他一头栽进那个浅浅的泛着浓烈苦涩盐碱味儿的墓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有几个人在粮站酱油房喝酒，刚过三巡，酒酣耳热，起誓打赌比胆大：“谁敢到地里把刘炳年吕宝华的手指掰回来，谁是这个！”大拇指高高地翘着。有人毫不犹豫地出去了，一会儿，把冻得梆硬的手指扔在酒桌上，举座目瞪口呆。——传说中的故事。
夜深了，终于写完了这点苦涩沉重的文字，是那个冬天的回忆。
那年，冬天特别冷。
文章来源：兵团战友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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