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农民，留在内蒙的女知青们
1. 魂留异乡女知青白云的故事
2. 遗留在草原上的知青孤儿
3. 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魂留异乡女知青白云的故事
作者：何如一九七二年春季，我到一所公社中学任教，这个公社是全旗最贫困的农区，十年九旱，水源匮乏。一些村落的饮水都要用毛驴车到几里地外去拉。夏季估产时，公社书记特意领着上级评估组去看长势最差的田地，因为在这个公社工作不需要“政绩”，只需要“救济”。换言之，能争取更多“救济”，才是“政绩”。因为出了名的贫困，这里的农民才享有外出打工、搂地毛（发菜）的自由。各村最好的房舍是土坯房，更多的人家买不起椽檩，只能碹窑居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知青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一些知青甚至开始四处游荡。在他们插队的第四个月份，相邻公社又发生震惊全国的特大凶杀案，人心惶惶，一些女知青吓得躲回天津。
我到公社中学后不久，就听说了天津女知青白云的不幸遭遇。白云才十六七岁，性格活泼，在村里呆不下去，和村里知青到W县找在那里插队的同学玩，并交了男朋友，也是一位天津知青。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规模，“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已不再是“吓唬”那些“抗拒”下乡的人，而是对躁动的知青动真格的了。白云的男朋友撞在枪口上，被判了刑。
白云怀着身孕，被送回旗，在当时的情况下，回村后的白云，只有一种选择，“奉子成婚”，嫁到邻村中一户贫困农家。婚后不久，产下一男孩。不久，她男朋友也被释放了。造化弄人，夫复何言？我想，结婚不到二年又为这户农家生下一个女儿的白云，应该已彻底“结合”为后山一村妇了吧？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忽然门外陈老师大声嚷嚷：“咋的，来眊眊你们天津老乡？”推门一看，面前站着一年轻女孩，梳着“刷子”，穿一双白塑底布鞋。从装束打扮上看，一眼就能断定是知青。注视来者，白皙清秀的面孔，明媚大眼仿佛在哪儿见过。“你是……”“我也是天津知青——”“她叫白云，是我们后山媳妇了。”我真想不到她就是飞短流长中的白云，在她身上可看不到半点已有两个孩子的“后山媳妇”的痕迹。仍是清纯、美丽的城市女孩，在这穷乡僻壤更显得出众夺目。我连忙招呼她进办公室坐下。知青初次见面的谈话，都是从询问对方的原住地、原学校开始。原来，我俩在天津的住处近在咫尺，难怪我看她眼熟，提起她的父母，我对这个老实本分的人家还有印象。“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又是邻居，话题就多了起来。谈话间，她掏出一盒香烟。我那时刚会吸烟，烟总是锁在抽屉里，没待我取出，她已把烟递到我手上，并熟练地给我点上。在她吐出的袅袅烟雾中，我从她夹着烟高高翘起的手指，依稀看到她那段游荡的生活。她很健谈，但对个人经历只字不提，或许她从我回避有关话题，敏感地断定我早听说了许多，本来她的故事在这一带已然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了。
十几天后，她来学校邀我去她家吃饭，她家在离公社最近的小村里，也就一里多地。一进二出的土窑，白云住西边一间。一间窑，半间炕，一个小躺柜，一只木箱（天津带来的），一面镜子，二个相框。炕下站着改变白云一生的儿子，虎头虎脑，瞪着愤愤不平的眼睛，盯着桌上的油饼和炒鸡蛋。吃饭时，白云的丈夫收工回来了，他中等身材，偏瘦，一看就是个精明人，言语间对生活很满足。饭后，白云向我提出从学校借图书看。学校有一书柜图书，是不外借的。我问她要看哪类书，她说要看名著，最好是外国的，这一下令我刮目相看了，白云是初中没读完就下乡的，有这样的读书品位，难能可贵。
以后，我们的来往多是借书，还书。然而学校书很少，于是我又从自己插队的知青点带些“藏书”给她看。这些都是真正的名著，大块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而且都盖着我高中就读学校图书馆的公章。白云颇奇怪我能借出这么多书，并带到内蒙。于是我对她讲述了图书的来历：“文革”期间，我家被抄，住房也被“压缩”，待到学校各造反组织揭竿而起，纷纷在学校安营扎寨时，我也住进学校顶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后来发现住在这层楼的不少同学铺盖下藏着各类图书。经打听才知道，运动初期，学校老师怕图书馆书籍受损失，就把位于学校顶层的图书馆的全部图书从房间上端的顶棚口偷偷运进顶棚里藏起来，不料最近被一个闲得无聊，爬上去玩耍的同学发现了……，于是我晚上也像耗子似爬进顶棚，用手电在房梁上寻觅中意的书籍。直到有一天，顶棚被寻书者踩破了个洞，书籍从屋顶漏了下来，秘密才暴露。消息不胫而走，“封资修”黑货被哄抢一空。连当年大破“四旧”的红卫兵，此时也只嫌军挎包太小。这些书籍大多随上山下乡流向内蒙、东北，成了滋润知青干涸心田的雨露。
性格有些大大咧咧的白云却很守信用，还一本书，借一本书，而且按我的要求从不把书转借他人，只是她最后借走的《包法利夫人》没能还给我，因为我调出公社后再也没有见过她。记得有几次，白云谈论起书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时很动情，我想这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却想不到会影响到她的以后。除了借书，白云还向我借过一次钱。因为只借过一次，所以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她嘻嘻一笑对我说：“何老师，没烟抽了。”没等我掏出烟来，她又忙说：“想向你借点儿钱买烟，等攒下鸡蛋卖了，再还你。”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递给她足够买一条“青城”烟的钱，同时声称不要提还钱，烟酒不分家嘛。这确实不是客气话，平日杀猪、过节，白云都会叫我和在公社工作的天津知青到她家去撮一顿，我们每次都是空手去，虽然知道她生活拮据，但是恐怕伤害她的自尊。在后山，也不兴这些礼数。不久，她去供销社卖了鸡蛋，执意把钱还给了我。
知青选调的动静越来越大，公社的天津知青走了不少，剩下的大多安排了话务员、售货员、小学教师等临时性工作。白云觉得自己的知青身份似乎被人遗忘了，终于坐不住了。她开始跑小队、大队、公社，然而全无结果。她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特殊身份，觉得应该采取点儿特殊手段了。于是她闯进公社领导的房间，诘问他为何不给她安排工作，并做欲脱衣状，直吓得公社领导夺门而出。领导不愿惹事，很快白云高高兴兴地到小学当民办教师了。
这位公社领导是位好同志，他为知青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只能在他的权限之内协调解决。可学校有些人对白云以“耍光棍”的手段进入教师队伍很不屑，我却不以为然，我是知青，我知知青。当时知青渴望选调，退而求其次，哪怕给个临时性的工作。身份的转变不只是为了物质利益，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白云也不是要颠覆自己下乡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境遇和别人的印象罢了。白云已经到了只能利用被人们咀嚼的“名声”的地步，只能可怜她，不能苛求她。当然，教师这个职业也确实不适合她。在人们的非议中，她没高兴多久。一次教师会餐，几个男教师和白云斗起酒来,白云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小醉，更加妩媚；女人大醉，不堪入目。一位男教师涨红着脸来到中学对我说：“快去看看你的老乡，醉得一塌糊涂了……”瞧他那兴奋的样子，我没搭理他。此后，白云的丈夫几次三番往学校跑，要求顶替白云当老师。尽管他的文化也没白云高，但学校最终答应了。白云又回到家中，用后山话讲，白云“白亮了一翅子”。也有人说是白云又怀孕了，怕丢了这份工作，故让给丈夫。这时我已调离公社，然而还能够陆续听到白云的一些消息。
一次，在乌兰花镇听说白云快到旗里某单位工作了，这单位想买一辆吉普车，白云闻讯后特意回了趟天津，多方奔走，还终于办成了。我为白云庆幸，在新的环境中，她可以一洗风尘，重走人生路。没想到，再听到的却是白云自杀的噩耗。
这怎么可能？性格开朗，在别人看来玩世不恭的白云，竟会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然而这却是事实。我的一位学生给我讲述了白云最后的一段日子。白云没能被招工，在录用前，单位外调后就打退堂鼓了。白云彻底绝望了，她把三个孩子丢给丈夫，和村里几个不甘乡村寂寞的风流媳妇结伴外出游荡了。白乃庙铜矿、厂汉木台这些她们力所能及的去处，虽不比城市，但也强于农村。一番游荡过后，白云的心情更为沮丧和低沉。再回到那间土窑，她变得沉默，举止怪异。一天她拿出自己的照片，郑重地交给丈夫说：“你把照片留好。”丈夫莫名其妙。没想到几天后白云吞服了安眠药。白云被抢救过来，但是白云不是一时想不开寻短见，她是决意赴死，心弦断了不可再续，白云又一次自杀，服药并喝了大量白酒。白云像云一样飘去了，飘向很远，很远。白云在遗书中怨艾，悔恨，愧疚，但不忘叮嘱她丈夫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白云去了，但仍有牵挂。
过后，我还听到关于白云自杀经过的另一些说法，口耳相传的事情经过虽不尽相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悲剧的结局是年轻、美丽的白云永离人世，因为悲剧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是清晰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白云绝望轻生后不到一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他们不再等待选调，办“病退”，办“离婚”，纷纷离去。最后剩下为数不多的知青也都由当地安置了工作
白云生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在我和其他知青面前，她自尊，也尊重我们，有时脱口而出的“国骂”也会让她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可在另一些人眼里，她放浪形骸，自暴自弃。白云魂留异乡之后我才明白，白云在“自我”和“异我”之间是如何痛苦地挣扎。她为恢复“自我”，抗争了一次又一次，以至最后付出惨痛的代价。也许今天的年轻人认为她的死匪夷所思。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知青，谈到这段尘封的往事，就会想到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自己。以及在那个年代，我们中间发生过的一些至今让我们唏嘘不已、痛楚万分的故事。
作者：何如 文章选自《情在第二故乡》
白惠芬（白云）下乡前的全家合影，右一为白惠芬
寻找与重逢
今年七月，我回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参加当年学生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返津的前夜，临睡前我打开手机，看到有人要加我微信，
留言是：梁伯伯，我是白惠芬的女儿。我一下愣住了，白惠芬的女儿，她怎么找到我的？白惠芬就是十年前我在四子王旗政协出版的知青回忆录《情在第二故乡》中发表的《天涯芳草无归路》一文中的白云，一个因选调无望而自杀的女知青。在我记忆中白云有个女儿，那时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姑娘。
当白云的女儿知道我在四子王旗，且明天上午就要离开时便急切地说:"您住在哪个宾馆，我现在想去见您。”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让她来宾馆多有不便，我便约她明天六点在宾馆大厅见面。一年前，朋友把《天涯芳草无归路》推荐给《30号院》发表。其后有人问我文章内容是纪实还是虚构，还有人问我白云的儿女们现况如何。多年来我也想知道白云自杀后这一家人的情况，十多年前我回四子王旗，曾乘车回吉庆探望同事，也准备见见白云的家人，但听说白云的丈夫，子女都外出打工不在村里了，以后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在宾馆门前等候，白云的女儿也早早地来了，我远远就认出了向我疾步走来的她，我的眼湿润了，她长得太像她母亲了。原来白云女儿在呼和浩特定居，昨天回旗里办事，她的朋友给她看了《30号院》我的文章，问她这篇文章写的白云是不是她的母亲，并向转发文章的我的学生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并加了我的微信，想从我这里了解她母亲的一些往事。当我听完她哭述母亲去世后一家人的境况和她从小只能从照片中寻找对母亲的模糊记忆的苦楚，我也不禁老泪纵横。
白云的女儿与作者告别
草原知青孤儿
白云在知青大返城的前一年，看到公社的知青选调的选调，剩下的知青也大都就地安排了工作，她四处奔走却到处碰壁，绝望的她抛下三个子女自绝于世。她走后，家庭生活更为艰难，她丈夫只好把孩子交给老人抚养，远走山西打工养家，三个孩子勉强读完小学。大儿子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身世，一次淘气挨打就哭喊:“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大！”。长大后这孩子沉默寡言，更不善与人交流。他十八岁那年，旗里落实留守知青政策，把他分配到旗里矿上挖矿石，他死活不肯去，但全家人都转成了城镇户口。1992年，白云女儿被安排到旗洗毛厂洗羊毛，二年后厂改制下岗，开始打工生活，后在呼市结婚，经过一番拼搏(她的昵称也是“拼搏”)处境比哥哥，弟弟好多了。至今六十八岁的父亲在呼市看仓库，弟弟在巴盟打工。而白云与五原插队的天津知青生的大儿子则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的桥头揽零活，扛大包为生。从小辍学的他身无长技，在镇里无根无叶，加之不善交流，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他的大儿子二十岁，在东北打工。小儿子刚刚上学，全家一直租房过日子。当年白云嫁给农民，无法选调，她被“边缘化″，寻了短见，哪曾想到到四十年后，她的儿子们也都成了"乡下无地，镇上无房"的边缘人，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底层。
白云自杀前把自己的照片交给丈夫
白云的女儿找我是希望我在天津找到他哥哥的生父，白云活着时候曾说过，儿子长大后要让他去找在五原插队的天津知青杨志雄。为此，我到呼市见白云的丈夫，征求他的意见，六十七岁的老人同意了，哽咽地说:"她嘱托我把三个孩子拉扯大，我已经把孩子们拉扯大了，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我是没本事的人呀......″没说完就低下了头。
我回津后便打听这位五原知青的下落，结果让我无语了，杨志雄回津开出租车为生，二十多年前在京津公路上遇车祸死亡(另一说法是遭劫反抗被杀)。白云与杨志雄的儿子成了遗留在内蒙大草原的孤儿。
帮扶知青的孤儿
白云的大儿子已成草原知青孤儿
我离开四子王时，让白云女儿拍一张她哥哥的照片给我传来，以便我寻找到他生父时给他生父。当天上午白云女儿在装修工地找到搬水泥的哥哥并拍了一张照片，我想杨志雄见了这张照片，既使不便父子相认，也会从经济上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想到如今是这个结果。当我得知四子王旗正在为无房的困难户解决廉租房，白云的儿子符合申请条件却无力购买。我把这位知青孤儿的困难在四子王知青群里作了介绍，希望大家帮扶一下，立即引起大家的热议。
一位在吉庆插过队的知青说白云去世后，上小学的白云儿子见了知青就叫舅舅，姨。这是他母亲生前告诉他的，知青们见了他也给些零钱，还替他交过学费，只是后来都返城了，失去联糸，现在帮一把义不容辞。还有的老知青说，我们这些人都有文革中失学，下乡中吃苦，返城后无房，下岗无工作的经历，正是如此，我们十分关注自己孩子的学习，就业。而白云的儿子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至今还在默默咀嚼上山下乡的苦果，我们在草原流过汗，怎忍心看知青孤儿再在那片土地上流泪。能帮一把帮一把吧。一位因照料瘫痪多年弟弟而生活拮据的知青姨说，我现在帮不了多大忙，给孩子带句话:当年我们下乡时，处境比你还难，但我们扛过来了，我们大多数人在逆境中不肯向命运低头，如果说有什么"知青精神"的话，我希望你能继承这种精神。
白云当年居住的二间窑房已成废墟
让知青孤儿有个家，让知青孙辈不再失学的帮扶活动开始不到十天，老知青己经筹集了廉租房一半多的房款，白云的兄妹们得知消息，也表示，他是我们骨肉后代，我们要参加帮扶。
白云的大儿子受到鼓励，看到希望，也向四子王旗南梁社区递交了廉租房申请，社区领导知道情况后，迅速帮助办理，如今己完成公示，不久就能交款入住了。
知青年代时，我们知青曾守望相助，后知青时代，我们仍是兄弟姐妹。草原知青孤儿就是我们的子侄。这就是知青，不为他人理解的一代人。
当上山下乡的大幕缓缓落下，幕后己经入了戏的演员却不能出来谢幕，他们仍在后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只是没有了导演，剧本，甚至没有了观众。
（写于下乡49周年纪念日前夕）作者介绍：梁世和，天津知青。1968年9月8日赴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1986年回津。其间务过农，后选调为中学老师。
嫁给农民的女知青田小野 《中国妇女报》
就这么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几十年了。当年大多数知青早已重归城里……然而，也有一些女知青，却嫁给了当地的农民，留在了那里。
嫁给农民，有的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喘息，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几十年后的今天，老知青们欢聚宴饮，是北京城里的一道人文景观。他们为苦尽甘来举杯。频频举杯的朋友啊，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记为留在当地的那些女知青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离群的雁，你在哪里？
寻找彭皓方
据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老同学的圈子在寻找彭皓方。一个是北京女一中初三四班，另一个是青龙桥小学六三班。六三班的同学经常聚会。有一天，他们发现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彭皓方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息，于是，寻找失踪者，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线索找到了，彭皓方于1968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不久嫁给本村的农民至今留在当地，未回北京。小学同学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试投一封信，信上反复说：这几年，我们大家一直在找你，我们商量，你嫁了农民，不知现在混得怎么样，如果很惨的话，我们合着给你出往返路费，让你回一趟北京，大家见见面。
彭皓方在家中打电话
彭皓方终于找到了，她混得还行，现在是土左旗的副旗长。我站在彭皓方面前的时候，她正在旗政府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电话铃、敲门声不绝于耳，她负责全县的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交通四大块，她办起了这里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修建了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她是公认下乡最多的旗领导，口碑是这样八个字：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门开了，进来3个农村妇女，反映儿子在外当兵，拿不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门开了，又进来一伙电影院的退休职工，电影院划归企业后，因亏损拿不到退休金。电话铃急促响起来，放下电话，彭皓方对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呼市计生委来检查工作。”……接下来是环保局运行半年，正式挂牌，彭旗长到会讲话，下午是旗政府给贫困职工送温暖。
失踪者找到了，1968年－1998年，30年后，她独自留下了，她成了一位独具风采的女旗长。
……夜深人静，在彭皓方家里，她的丈夫已早早睡去，我要对她进行一次心灵的探究。
──和农民结婚，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1972年的时候，村里知青有一部分抽调走了，有的长期在北京家里住着不回来，我那时心情比较灰，身边也没有个拿主意的人。结婚后，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10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出身有问题，起初下地劳动，后来在村小学校教书。教书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在学区的民办教师中小有名气。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每天下课后，背着大箩筐，后面跟着2、3岁的儿子去割猪草。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读了大专，毕业后在旗里的中学教书。
──你是怎么从教师当上副县长的呢？
──我教英语，我教的班，达标率总是土旗第一，于是被领导注意，又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民主人士，10年前我就开始兼任旗政协副主席，后来是人大副主任，再后来当了政府副旗长。
──这几天，我切实感受了你在这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独挡一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里，你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比起北京的那些过着平庸生活的同学，那些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份能够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工作，从这点说，我在这里是安心的。但是，说到成功我给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我到北戴河开会，与几个曾在东北兵团的人偶然相遇，因为都曾是知青，所以开始很谈得来，但是他们一知道我没回北京，还留在当地时，他们亲热的眼神和表情马上就变了，那是一种怜悯，更是一种鄙夷……
──在当地农民中，你的丈夫无疑是出色的，善良、勤劳，现在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一种牺牲？
──我认为在婚姻问题上，我最大的牺牲是牺牲了自己的初恋，在北京时青梅竹马的初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
……那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时代，这是一段彭皓方永远放不下的恋情。
丽人行
当年，这3个女生住在内蒙古的同一座村庄，同一间土屋里，她们同是北京39中初二的学生，插队以后，她们做了相同的选择：嫁给农民。
王秀文夫妇在镇上开的杂货店
王秀文年轻时，长得可漂亮了。当年不止一个农民看上她，她也因此与农民谈过好几次婚事，最终她嫁了一个靠近县城的牧羊人，纵然是嫁在农村，毕竟离“城”近了许多。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丈夫因车祸瞎了一只眼，王秀文也没想过要离婚。
“知青政策”下来，王秀文从农村抽调到县城，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成为国营职工，可去年又下了岗。她说，我怎么什么事儿都摊上了，上学时闹文化大革命，插队时嫁了农民，好容易有了工作又让我下岗。
现在，王秀文夫妇在县城最大的商店租了一个柜台，卖礼品，她正患左侧面部神经麻痹，当年的漂亮，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刘强，现在是县中学的教师。插队期间，她因患严重关节炎在县医院住院，那时候，县医院正为村里培训赤脚医生，她的丈夫，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经人介绍，刘强同意了。出院后，她从自己插队的村庄，嫁到更为贫困的丈夫的村庄，嫁到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婚后分灶单过，小两口连粮食都不够吃，刘强每天下地干活，还要割猪草，搂柴禾，那份儿穷，那份儿累，刘强记忆犹新。
1975年，刘强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她的事迹上了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时，刘强正怀第二个孩子，有8个月的身孕不能前往，后来，上面的专车开到村里，接刘强去开会，她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席台上，现在想起来，刘强自己都觉着特别好笑。
开会回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只有王真还住在村里。王真的家，离县城40公里，汽车驶进村庄后，我们下车去询问，村民指向最南头的一所农家小院。王真在家，她面孔白皙，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她是公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校工作，丈夫还是农民，年轻时在打井队，现在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王真今天外出刚回家，她去补办了夫妻关系证明，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怕王真拿了结婚证去离婚，早就把结婚证毁掉了。她用平静的语言叙述着她平静的生活。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几只羊，一个男人。“是他回来了！”王真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欣喜的笑容。
王真夫妇在自家房屋前
听说王真的丈夫比他大七八岁，可进来的男人显得年轻，他两眼有神，步伐矫健，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一件黑皮夹克，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帅气。1969年，几乎是刚到18岁的王真，就嫁给了这个农民为妻。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长大成人，办回北京多年，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你还打算回北京吗？”王真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守着这么大的院子，北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离开王真的村庄，她的眼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王真有一双纯净的眼睛，明亮的黑眼珠，那眼白，透着乡村天空的湛蓝，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
锁住的青春
她双腿跪坐在炕中央，身上穿着厚厚的破烂衣裳，有的地方用绳子捆着，她脸上戴着两个污脏的口罩，即使是在夏天的酷暑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个盛着水的小盆，她用一块小布，不停的蘸水，擦手洗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能相信，她这副样子，已经整整20年！谁又能想到，她是30年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
宋宝英坐在自家在炕上
宋宝英插队前，是北京华嘉寺中学初一的学生，她家境困难，父母早逝，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她插队的村庄，是那一带最穷的地方，男人讨不上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她们一共去了9个北京女知青，下乡一年，8个都嫁给村里农民了，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嫁的是大队书记，妹妹嫁的是大队会计。宋宝英嫁的最不好，是个赶大车的，还听说比她大好些。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光头上有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皱纹。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50多？记得10年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50多。就是这个农民，娶了宋宝英后，成天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过大年，村里人都相互走动走动，他也不让宋宝英出去。他们村里，从甘肃、四川买来的媳妇跑掉的可多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光棍汉家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个不花钱的媳妇，他最怕的，就是媳妇跑掉。
没有人告诉我，宋宝英这样被锁了多少年，反正当她自由了以后，人们看到她病了。她怕见人，一年四季，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夏天都穿着棉衣，甚至用线把衣裤密密缝牢，她不再开口讲话，这样封闭了自己20年。
“这些年给她看病了吗？”
“看病？她没病。就是穿衣裳和人不一样，再就是不和人说话，听见你们这北京口音，才说两句。”
我相信，任何一个见到宋宝英的人，都不会否认她的病，问题是，这二三十年的沉疴如何治愈！十几年前，旗里给了宋宝英一个就业指标，因她丧失了工作能力，就由她的丈夫顶替她，进旗水泥厂当了工人，这二年，水泥厂有许多工人下岗，旗里为了照顾宋宝英，没有让她丈夫下岗，每月有350元收入。
“宋宝英，我也是北京知青，30年前咱们一块儿来这儿的，我来看你，摘下口罩照张像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抬起眼飞快地扫了我一下，眼光冷漠得让人心悸。“那，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何处是归程
张玲在北京女一中读初中时，骑一辆轻便的二六女车，她喜欢作文，游泳特别棒，那时候她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圆脸、齐耳短发，很是引人注意。
谁也没想到，1968年她到内蒙古农区插队，1969年就嫁给了农民，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她家庭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张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遣返回农村老家，母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还要接济农村的父亲。
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第二年吃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女知青一年的劳动挣不回自己的口粮，这就是说，需要北京的父母给予补贴，拿出钱来，买口粮，买油盐酱醋。张玲所在的知青小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张玲没有后援，拿不出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不吃菜，拿起两个窝窝，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69年春天，张玲回北京治风湿病，在家住了没两天，就发现母亲开始卖家具，甚至把睡觉的木床也卖了，她再也无法住下去。她一回到农村，就主动找到队里的青年保管员刚小，提出要嫁给他。那家真是喜出望外，娶个有文化的北京媳妇，特别是省了一大笔财礼钱。
办喜事的前一天，张玲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去，痛哭了一场。婚后，张玲很快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恶习。为此，张玲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吃过4片，剩下的96片她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这时候，她又不想死了，她还年轻啊！……
1979年，张玲离开农村，抽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属下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丈夫也随之转移到呼和浩特，做些杀猪宰羊，贩卖鸡蛋的生意。1988年，在知青返京潮中，张玲通过假接收单位，把户口办回北京，这样，她在北京有了户口，却丢了在呼市的工作，所以，她实际上一直在内蒙，与丈夫一起做小生意。丈夫多年难改赌博恶习，每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钱马上就会被丈夫输光。
1995年，张玲的丈夫因心脏病去世，此时她的一对儿女已成人。她只身到小汤山打工，去年回到北京。
我去北京张玲的母亲家找张玲，她母亲已经76岁，在大杂院里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耳房，张玲挤在老母亲的单人床上一起睡，她对我说，天热了，就去她二姐家睡。
我不知道张玲现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仅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么，何处是归程？
文章来源: 中国妇女报、30号院( 微信号sanshihaoyuan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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