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的第二天，王建勋打来电话，他已联系到郝海彦了。如今他的公司已不叫北京福瑞生物工程公司，而是改名为北京天象人生物工程公司。我一阵子高兴，总算落实了，因为郝海彦上为一个知青的女儿寻找母亲的主角呀！
那还是1985年5月的一天，在延安市宝塔山下的延河饭店，召开了延安地区北京同乡联谊会，讨论白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苍凉青春》，书中记述了嫁给陕北老乡的几位北京女知青的命运。当大家正在踊跃发言、争论时，会场角落里多了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身陕北女子打扮，一双大眼睛盯着讲话人，不时用手擦着泪水。我们惊奇了，哪来的？主持会议的人当众介绍：“她不是客人，是我们知青的后代，是北京知青的遗孤，她从洛川一个小山村来，是从街上听到广播寻来的，她叫王杨玲。”
王杨玲的父母是1969年到洛川插队的，插队的小山村太偏僻了，生活也实在是太艰苦太寂寞了。在这女人离不开男人，男人离开女人也活不下去的地方，求生的本能，使少男少女自然接近了，他们相依相恋，屈从生命的本能，终于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婴，偷尝爱情禁果结出苦瓜。虽说这里是文化大革命都几户扫不到的角落，爱情遗忘的角落，但流言蜚语、辱骂指责，搞得其他知青在村里也抬不起头，而且恶劣的环境连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最后他俩只有孩子送人。
一户陕北老乡收养了孩子 这个弱小的生命，在贫瘠的土地上，被长满老茧的手喂养大了。当贫困衰老病弱的养父母再也无力抚养她时，才把一切告诉了她，并拿出家中所有的钱——6元2角，让杨玲到延安找她亲生的妈妈。会场上的知青都落泪了，并一致决定吸收杨玲为联谊会第574名也是最后一名会员，作为全体北京知青的后代，并当场为她募捐。
这是从郝海彦一篇报告文学《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中了解到的，我们必须要郝海彦本人来讲述这段故事。
这篇报告文学收入《回首黄土地》一书，这一书编得确实够分量，是我们看到的反映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生活编得最好的一本书。其中很多文章给我们提供了拍摄电视专题片《我们老三届》最好的选题内容、线索以及知青的联络网，结识了一批豪爽而善良热情的朋友。
该书的主编王子翼也约请到了，12月12日当我们来电花园村郝海彦的天象人生物工程公司时，才知要找的周强也在他的公司，从北京民政建筑安装公司调过来的，一时间成了老三届人的小聚会。大家见面好不高兴。王建勋说的好，人以群分，他接触联系的朋友都是肝胆相照、对脾气的人，他们都是热心肠，知青情结特重，只要一提是知青的事，怎么都好办。
郝海彦给我们介绍了还没调回北京时在延安帮着杨玲找父母的事。那时，郝海彦还担任着延安北京知青联谊会的会长。
“延安见过杨玲，一年后，我到洛川出差，又见了杨玲。在知青联谊会的关心帮助与延安地区行署安排下，已给杨玲“农转非”了。在洛川县一个综合门市部当了营业员。我想见一下抚育过杨玲的老人，于是，和杨玲一起回了趟村子。村子名字怪怪的叫“上操村”，大概是古代边地要塞屯垦戍边遗留下来的。杨玲家光景不好，住的是烂窑，熏得黑乎乎的，墙角一溜瓦缸在昏暗灯光下幽幽发亮。
杨玲的养母看我来了，赶忙就做饭 拿起了个油壶，竖着控出些油来，炒了盘鸡蛋。吃饭时，除了鸡蛋就是一碟辣子，一碟盐，还有一碟是腌酸菜。杨玲的养母说到当年收养杨玲的情况。“那年冬天，外村的北京娃不知咋打问的，把玲儿给抱来了。我原寻思，是个女娃，不要了，大城市的娃金贵，怕养不成。后来一打问，玲儿她妈也苦命，不知咋地酒收下了。要说养这娃，遭的孽可就大了，硬是拿勺子把米汤一点点往嘴里灌，过了个把月，娃才解开张嘴。以后见天价挤一盅羊奶和一点炒面往口里喂。玲儿小学是在村上念的，娃懂事，下学常是抱回把柴禾稞子，忙着回家帮我做活。后来在老庙镇上念书，离村有四十多里。那时光景恓惶，不瞒你，自打有了玲儿，家里人谁野没吃过一个鸡蛋，小时候喂了她，上学就靠它换钱交学费了。”养母边说边掂起袖口抹眼角。
杨玲15岁考上县中学，全村考上县中的女娃娃就她一个。可家里的日子更难了，养母的风湿性心脏病也加重了。半年后，杨玲辍了学，哭着回到村里，第二天拿起镢头下了地……这些凄惨伤心事，让我一阵阵心酸，望着玲儿养母皱缩着有着病容的脸，就说：“你们一家为玲儿尽了心，就是她的新生父母在，遇到这么多难处，怕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玲儿管我叫叔，我就替他们谢谢你们了。”
说到寻找玲儿生母的事，玲儿有点激奋，“我生母如果有良心，她早就该回来看看我，看看这个家，我从小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一打架别人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我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回来看我，我高兴地跑过去大声地喊着妈妈……”而老人却制止玲儿，“玲儿，咋能胡说呢，我寻思过，玲儿她妈也许有难处，她叔你代我找找看，万一找着了，让她妈把娃领走。”说到杨玲订婚的事，为给老人看病花了男方160元钱。玲儿养母此时激动地说：“可我再穷也不能卖姑娘啊！玲儿要是不走，我咋是死也不能安生！她叔，我求求你了。老人说着翻身跪在了炕上……”第二天走时，郝海彦留够返回的车票钱，将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悄悄塞在杨玲养父的枕头下。
“第二次，我是和周强、陈淑敏特地到洛川去看杨玲。告诉她，北京知青联谊会的同学为杨玲申请到一笔安置费，还告诉她，寻找她生母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已向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这半年多时间，我们三个一起也在紧张地往返奔波在北京延安之间，寻找返回北京的路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每个人都活得很累，很难，就这样，为寻找杨玲生母不知跑了多少单位，有的已返京的同学也表示愿意收养杨玲。
终于弄清楚了，杨玲的生父已于唐山地震时死了，母亲也是调了不少单位，目前在北京远郊昌平的一家工厂工作。1991年春节前的几天我和周强、陈淑敏三个人找到她的工厂。当她听到女儿杨玲这些年的事时，不由浑身颤抖着，手捂在嘴上哀哀地求告：“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十天后，杨凌的生母给我来了信，主要意思是，“读者女儿的来信，望着录像中女儿述说当年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十六年了，她极力想忘掉这件事，忘掉过去的一切，可做不到，她说，这伤已结疤了，都过去了，克又分明感到它还在流血。良心的谴责像一把把利剑剜着她的心。”
可是，结的疤还是被无情的揭开了，母亲的心在流血，女儿的泪在挥洒，一对分隔快二十年的母女终于见面了，悲剧终于朝喜剧方面演变，从苦难的深渊挣扎着爬出。
郝海彦在我们问起杨玲现在的情况时，说杨玲进京后，事情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是好是坏还难说清。跟着她生母过了一段，搞不好，又跟一位同情她遭遇点北京知青认了干妈，还搞不好，都闹僵了，现在也不知在哪里，和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你想，一个从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出来的姑娘，猛一下进了北京，如同进了花花世界，如同掉到蜜罐里，她的曲折的人生遭遇，使她性格已有些变态，如何能适应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呢？还有她的工作、婚姻问题，都是老大难，对她来说，人生的路如何走？还是一大考验。
郝海彦带着遗憾的表情说着，他英俊清秀的脸庞露出对杨玲的关心与爱护。我在心里暗暗赞道：“好人啊，海彦!”他的公司名叫“天象人”，他能悟得透这扑朔迷离变幻的人生吗？
采访拍摄完，我们剧组和4位北京知青到陕北宜川在北京开的招待所去吃陕北饭，王子翼曾在宜川插队，这个招待所就是他帮助宜川建起的。大家一起品尝浓厚陕北风味的洋芋楂楂、荞面饸饹、羊肉蒸碗，仿佛又回到了陕北，又回到了天高地阔的黄土高原。
“好人海彦”使我又想到了陕北还有一个“好人阳波”，他是比老三届晚一茬的，1958年出生在陕北延川、受过不少北京知青影响的业余作家，出版了三部书。采访他时，她给我讲了帮一个北京知青遗孤找父母的事情。
有一个北京知青留在陕北的遗孤，叫虹虹，找到他，求他帮着找父母。虹虹已经22岁了，70年代被父母寄养給陕北一家老乡，再也没有音讯。她成了黑人黑户 ，养母含辛茹苦养大了她，但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朝不保夕，一旦撒手西归，叫虹虹一个弱女子今后如何过呀!
采访阳波时，阳波说：“我看着可怜的虹虹，觉得别无选择，连说，我帮，我一定帮你找到父母。”
就这个小小的承诺，竟耗了阳波三年时间 ，花光了家中仅有的3000元，奔走呼唤于延安至北京之间。
1992年盛夏的北京之行，极不顺。在绥德转车，钱包被扒手偷了，多亏上衣口袋还放了点钱。地址也被偷了，只记得府佑大街，到了北京，一家一户敲门，遭人白眼，更有人骂他神经病……当时的阳波，心急如焚，胡子拉碴，头发长 衣服脏，满嘴的燎泡，还受到警察的怀疑，被带手铐押进派出所。后来听他说是自费为北京知青的遗孤找父母的，两个审讯他的警察很为感动，竖起大拇指，“陕北人对北京知青真是太好了，太了不起了。”硬拉着他，请他吃了一顿饭，那一顿饭阳波吃得很饱。
后来《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阳波为虹虹寻找父母写的报告文学《她向北京呼唤》，轰动了全国，200多封信，雪片似地飞到虹虹手里，从百里外到延川来慰问的多达212人。终于，艰巨的付出有了回音，虹虹的生父来信了，父女终于团聚了。
关心虹虹的人太多了，延川县副县长薛天云特批，解决了虹虹的户口，并安排了工作，给了安置费。还有许多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史铁生、孙立哲、陶正都为此事操劳。而令人悲痛欲绝的是养育了虹虹二十四年的养母刘淑梅，才49岁就猝然离世，她是带着遗憾走的。现在他们父女团圆了，这个一生受尽苦累的善良的伟大的母亲也该合上眼了。
浪漫与现实的差距是太大了，爱的结局竟如此悲惨，留在黄土地上的孽债，竟是如此沉重。
阳波本来是要与我们同行去陕北拍片的，在出发式上和制片人王克良合了影，可他任职的《陕西人口报》，工作太忙只能放弃了。
黑明《走过青春》
说到救助，帮助北京知青的后代寻找父母的，还有一位黑明。黑明出版的100名知青的摄影集《走过青春》，造成轰动影响，引来一位姑娘袁京红找上门来。小京红一岁多时，母亲随知青返城大潮回到北京，丟下她和当农民的父亲，和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从她呀呀学语叫妈妈时，就没见过妈妈。长大了她才知道，妈妈在北京，她常想母亲是个什么样？北京是个什么样啊!希望有一天能有人带她回到北京看妈妈。
小京红的痴盼亲情深深打动了黑明，他决心帮她圆这个梦，当黑明的《妈妈，你在哪里？》的拍摄报道刊出后，袁京红终于回到了梦牵魂绕的北京，见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日思夜想的母亲。这时，黑明这个坚强的陕北汉子流泪了。
苦涩艰辛的漫漫岁月中，有爱的温馨，爱的甜蜜，人性的光辉，生命的灿烂，但还有不幸的遭遇，和永久的创伤。其中有由于家庭出生、经济条件及幻境艰辛等原因，被迫违心的婚嫁；有因为孤独和寂寞，只顾眼前的选择；有企图通过混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么偏僻、封闭、贫瘠的土地上，爱的鲜花过早凋落，爱的小苗扭曲而畸形 极少结出甜蜜的果，留下的多是离异的悲剧，是知青遗孤们撕心裂肺呼唤父母的声音。
上海老三届著名作家叶辛以一部《孽债》震动了上海滩，震动了云南的椰林山寨，而黄土地上为北京知青留下的子女找父母的几则感人肺腑的故事，却从另一侧门，使你感到黄土地的博大胸怀和厚重情感。当年，黄土地以贫瘠的胸膛收留保护过知青，以丰沛的奶水养育过他们，后来又以无私的爱卫护着他们留下的后代。这一切使人深深感到，岁月易逝，而爱会永存人间。
帮她寻找20年前的妈妈黑明 《记忆青春 100个知青的命运写照》
采 访
日记
1995年1月8日 星期六 晴 宜川
两年前，在我刚刚开始筹划寻找拍摄知青的时候，就听陕西摄影家李静说过，黄河壶口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有个北京知青留下的女孩子，这些年她一直在打听她妈妈的消息，渴望见到自己的生身母亲，但很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总想见见这个女孩子并想和她聊聊天。
经过一天一夜的拥挤和颠簸，昨天我终于在回家过年的民工潮中从北京来到陕北，并在宜川见到事先约好的李静。今天早晨8点，我准时赶到他家。他说:“问好了，你要见的那个女孩子叫京红，她家在秋林乡显头村，离县城还很远，骑车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我刚去邮局给你借了一辆邮政自行车，咱们吃完饭就走。
京红站在妈妈当年住的窑洞前
上午11点，我和李静骑车来到了20公里外的显头村，在村头见到了22岁的京红。当京红的奶奶和爸爸得知我是专门前来采访知青的时候，他们非常激动。
京红的爸爸对我说:“1969年，京红的妈妈从北京来村里插队，1972年我们结婚，1973年6月11日她生了京红。当时我和京红的妈妈都很高兴，尤其是我爸和我妈更为高兴。
1975年的一天，京红的妈妈突然提出了离婚，那时我不想离，我爸和我妈也不想让她走。最后她不听我们的，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去公社办了离婚手续。她走了之后，我变成了光棍汉，女儿成了没妈的孩子，我爸和我妈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村里人都为我们这家人的生活发愁。
京红与爸爸
“这些年，京红一天天长大，她在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很小的时候，她就经常说长大要去北京上大学找妈妈，最后没有考到北京，只在延安上了一个中专。20年过去了，我们全家人都在想念着她，不知她在北京过得好不好，也不知她的身体和工作怎么样。”
京红对我说:“听我爸爸说，我妈妈长得很漂亮，还特别爱干净，村里也有很多人在我跟前说起过我妈妈的优点。这么多年了，我特别想看看我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尤其是在电视上看到孩子见到妈妈的那种场景，我经常哭得很伤心。如果真的能得到我妈妈的消息，那我一定要去北京看她。假如会影响妈妈的生活，哪怕是我坐着火车去北京偷偷地看上她一眼，我也会很高兴，也就等于我过去的眼泪没有白流。”
京红准备柴火给爸爸做饭
当我表示回北京可以帮她通过媒体寻找妈妈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从她的神情不难看岀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在她家的一天当中，我拍了很多照片，其中包括他们烧火、做饭、挑水、喂牛、学习等许多生活场景。京红还特意让我在她家那孔没有住人的窑洞前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说:“我妈妈当年就住在这孔窑洞里，希望她能看到你拍的这张照片，认出自己的女儿。”
京红很勤快，从很远的地方担来的泉水，帮助爸爸饮牛
等我们要离开她家的时候，京红把我们一直送到了村头，她问我在县城什么地方住?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还问我有没有可能帮她找到妈妈?我一一回答着她的提问，并向她分析在北京帮她找妈妈的多种可能性。
注：第二天一早，京红从乡下赶到县城找到了我，她说:“昨天晚上我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如果你真的能找到我妈妈，就把这封信交给她，我相信她一定会记得自己的女儿。”过了一会儿，京红又把手里的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我家自己枣树上的枣，你带着路上吃。”出门的时候她又说了一句:“那封信你可以看。
当我把她送出大门的时候，她没有体现出惆怅，而是微笑地与我告别。
下面这封信就是京红当时写给她妈妈的。
妈妈：你好吗?
自从你离开我及我们的家以后，我就失去了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妈妈。你可曾记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才刚刚学会叫妈妈，拉着妈妈的手，我学会了走路。可是在我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的时候，你就狠心地留下我，离开了。尽管当时的我什么也不懂，但是我还知道叫妈妈，听到别的孩子叫声妈妈我是多么地想啊!因为小不懂事，整天哭喊着把奶奶当成了妈妈。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奶奶告诉我:“再不能叫妈妈了，要叫奶奶，叫妈妈别人会笑话。”然而，当时的我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京红与奶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一个人敢出去找小朋友玩了。但是，在我们同龄的伙伴之中，我总是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玩得开心，处处受别人的欺负。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沉痛的创伤——她们总说:“没妈的孩子，不和她玩。”有时还大喊着让我滚开。可是我怎么能忍受住呢?我马上跑回家，向爸爸要妈妈。就在我7岁那年，我终于有了妈妈，而且是一个新妈妈。当时我非常高兴，心想，现在就没人敢叫我是没妈的孩子了。于是赶忙跑去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妈妈回来了。让他们都知道我有妈妈，以后就能与她们一起玩耍了。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也是我能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唯一希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知什么时候别人就知道了，我的妈妈不是亲的。她们又开始笑我，说我的妈妈是后妈。我的心里不知有多少气、多少泪，我偷偷地哭着、叫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亲妈妈，再不受别人的鄙视!我便要爸爸送我去上学，当时学校不要我，说我年龄不够，还差一岁，可是我怎么也不回家，坐在教室里哭着不走，无奈老师就留下我让我念书，且要在一年级读两年时间。当时我很高兴，什么都答应。心想着只要能读书，就少些受别的孩子的鄙视。我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平时都很少与同学一起玩，在别人玩耍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读书、写字，因此在小学里我一直名列第一。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见到我却叫我北京娃和小聪明。当时我感到非常奇怪，也就是这时候我才懂得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叫京红，也从奶奶的口里知道了我的名字是妈妈起的，我妈妈在北京。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妈妈?当时我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学习。终于我因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秋林中学。
然而当我刚要进一步学习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肩上又挑起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贫穷。家里当时非常困难，在我开学时没有学费，爸爸要出去东凑西借。看到这些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不愿意让爸爸常常出去向别人乞求低头。曾几次我想要停学回家，帮爸爸干活挣钱，而当我想起了还要去北京找妈妈的时候，我又不想辍学。因此，初中的课程一退再退，再也赶不上别的同学了。第一次毕业，我看别人考中专，而我未被录取，我感到绝望、痛苦。当我看到我的同学高兴地去上学时，我又产生了一股动力，我还要念书，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接着又去补习，然而人有旦夕祸福，考上又未被录取。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爸爸又一次硬着头皮让我去上高中。上了高中年龄大了，思想也变得非常复杂，心中想些乱七八糟的事，以至于到去年9月26日，才以非常不理想的成绩考入了延安财经学校。
在此期间，我再也不去想妈妈了，而是面对现实去生活。学校花费非常大，连学费和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学期就要三千多元。这样的负担我不知道爸爸如何承担得起!
现在我也总算长大了，此时我想到首先要报答爸爸、奶奶、爷爷的养育之恩。我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供我上学，希望我将来不受别人欺负。这些我深深地懂得，同时我也非常恨生我的母亲。为什么她留下我，而不管我呢?念书这么大的费用压在我心底，挑在爸爸的肩上。因此我决定找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份爸爸的压力。
今天，我见到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别说我此时的心情有多么激动，然而我不能过分地显露，只好埋在心里，毕竟我还有现在的家庭。此种激情只能在我心底默默地呼唤。在此我也非常感激这位叫黑明的记者，我要对他说声:我衷心地感谢你!
妈妈，虽然在我的心里有时候恨过你，恨你留下我让我受气受欺，然而我毕竟是你的血、你的肉，人永远难忘的是根、是源。水远要寻的是根。在此我愿意叫你一声妈妈，我的亲妈妈请接受女儿的一颗心吧!
女儿京红
1995.1.2
后来，为了帮助京红尽快找到妈妈，我征得她的同意之后，将这封信发表在《北京纪事》，不久又被《作家文摘》转载，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给杂志社和报社打电话提供线索。
经过几番周折，京红的妈妈终于被找到了。1996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东风汽车制造厂驻京办事处赵秀文女士的资助下，京红终于坐飞机来到北京，见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生身母亲。不巧当时我外出采访，没有看到她们见面的情景。好在1996年7月的《北京纪事》对此事作了详细的图文报道，才使我看到了她们当时在北京重逢的感人场面。
黑明 影像
“你不要结婚”
摘自：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作者：孙春龙
知青母亲对女儿说:“你不要结婚！”
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
京红和奶奶
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今年33岁的袁京红已经不再埋怨妈妈了，“我成家已经好几年了，孩子都7岁了，我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在信里，她得知，她的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随后，袁京红去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儿。”母亲说。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袁京红在北京呆了两周，临近回陕北时，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显得非常失望。
在去北京前，奶奶也问过她，“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会回来。
回到陕北后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后父亲三天没有睡觉。“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母亲的事情。”袁京红说。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不如让这段历史就这样平静地过去吧
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她也曾拨过一次电话，不过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让她讲一下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
来源：剑星收藏文史、黑明 《记忆青春 100个知青的命运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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