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 倪萍：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 季羡林：永久的悔
▪ 季羡林：你以为我是闷老头，其实我很萌
前些年，季老的散文集、杂文集刚上市那会儿，我们买了几套，没事就念给姥姥听。
虽说是大学问家，可书里的国事、家事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矫情不做作，大白话里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文章姥姥爱听，有些段落我反复给姥姥念。
日子久了，姥姥常会打听这个老头儿的一些事儿，我也一遍一遍地把我知道的、听说的、从书上看到的跟她细说。
慢慢地，爱翻书的姥姥手里又多了几本季老的书。
有一天回家，我看见姥姥正手捧一本季老的杂文，戴着老花镜端坐在落地窗前的竹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都笑了。
生人要是初次见到这场面，一定以为姥姥是一位做学问的教授呢。
姥姥不识字，却崇尚文化。
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书最值钱，多贵的书姥姥都说值。
“二十几块钱能买个啥？买个吃的一会儿就吃完了，买本书吃一辈子。好的书可以让下一辈儿接着吃，上算。”
姥姥说买季老的书更上算：“人家书上说的都是咱家也有的事，遇上解不开的疙瘩，看看人家季老头儿是怎么说的。”
也不知从哪天起，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头儿”，于是季羡林就变成姥姥嘴里的季老头儿了。
日子久了，我们也跟着姥姥叫“季老头儿”，好像季老是我们村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全家都叫得那么顺嘴。
姥姥看季老头儿的书多半是看书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复看。
我表妹说：“别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气：“这季老头儿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磕碜（丑）的人。”
姥姥指着季老留学德国时那张穿西装的照片，那时的季老确实很精神、很帅气。
我逗姥姥：“你看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你呢。人家多大的学问，人家会好几种语言，你就会写个自己的名儿。”
姥姥不无忧伤地无数次感叹：“俺是没遇上好社会、好家庭，没摊上个明白的爹妈（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书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书、上上学，弄不好我还是季老头儿的同学呢！”
我们几个后辈哈哈大笑，姥姥自个儿也笑出了眼泪。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身上的血水已经没有多少了，这珍贵的泪水饱含了姥姥怎样的渴望和遗憾，只有我明白。
“姥姥，你不是常说一个人一个命，一个家一个活法吗？咱别和人家比。在我的眼里，你没上过学也照样是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头儿的同学。”
我急于安抚姥姥那颗痛楚的心，极力保护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
从此，我们称姥姥为刘鸿卿同志，是季羡林同志的同班同学。
姥姥心里一定是为自己没读书纠结了一辈子啊。
我也劝她：“读书其实也是挺苦的一件事，书念多了，痛苦也就多了。”
姥姥说：“书念得多的人比别人多活了好几辈子。念了书就算不出门也哪儿都去得了。两条腿再能走，这一辈子能走多远？认了字看了书想上哪儿跟着书走就行了。”
“哎，姥姥，你没念过书怎么那么了解读书人啊？”
“咱还不会看吗？俺那地儿没念过书的那些人，岁数一大就像傻子一样，你们这儿的人，那些电视上的干部，多大的岁数都精精神神的，人家肚子里有东西啊！再说了，有苦也不是坏事，苦多了甜就出来了。你吃一块儿桃酥试试，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试试？你就想找块咸菜往嘴里塞。孩子，别怕苦，苦的兄弟就叫甜！”
姥姥没念过课本，可一直在念生活中的书。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东人，年龄相差三岁，都差点儿活到一百岁。然而他们走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日子也过得千差万别。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我在那儿遇上了季老。回来我跟姥姥说：“今天碰见你同学了啊！”姥姥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季老，因为姥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说：“季老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头儿，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说，关键是多不得劲呀！有的毛衣磨得只剩下线了。四件毛衣的袖子套在一块儿，胳膊都不能打弯儿，季老站在主席台上，胳膊伸着像个稻草人。况且，也不暖和呀！老头儿脸冻得煞白。又不是没钱，买个丝绵袄宽宽松松地穿上又暖和又舒服。”
转天姥姥就叫我去买块藏蓝色丝绸，再买一斤二两蚕丝棉，她要给他同学做件棉袄。
这回我没逗她，立刻就去了当时的友谊商店，又跑了元隆绸布店，把姥姥要的东西买齐了。
只一个星期，姥姥就把棉袄赶制出来，拽断最后一针线，我就给季老送去了。
那天我还带了我们山东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麦馒头，都是季老最爱吃的。
在堆满厚书的小屋子里，季老吃着馒头、咸菜，穿着老乡给他做的丝绵袄，频频点头。
我相信老人家激动了，我也有些心酸。多么大的名人，多么大的学者，日子不也就这样吗？
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辈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辈子罪就行了。”
季老年轻时就奋斗，奋斗了一辈子不也没享多少福吗？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来问姥姥。
“这么个过法对他可不是遭罪，人家这就是享福。对季老头儿来说，不写书、不看书就是遭罪，守着书睡觉比守着钱睡觉享福。他爱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姥姥以她的针线给大文化人缝着丝棉袄，我相信姥姥是快乐的、得意的。
已经多少年不做针线活儿的姥姥手戴顶针，穿针引线依然是那么娴熟。
姥姥对季老的关心还是源于我。
写出《日子》的时候，季老曾开我的玩笑：“人家倪萍现在也是作家了。”
我真是脸红，《日子》不过是一堆废话，季老竟说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还是想送去的，问姥姥：“这合适吗？和季老的书比，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书啊。”
姥姥说：“要书不丢人，给书也不丢人。没听说哪个大人不让小孩子说话的，有时候小孩子能说出一堆大人的话。”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写的是大书，我写的是小书。我硬着头皮给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后来，有一年季老回山东老家官庄给他母亲上坟，我带摄制组跟机采访，顺便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上了——读好书，交高人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着窗外，偶尔看看车厢里的人，逗逗孩子，话不多却很温情。你如果不认识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地道的乡下老头儿。
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儿孙也不在，回家看谁？
可季老依然那么急切地往家奔。
我一路也在盼着。
离县城只有三十公里的官庄是个挺大的村子，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
有电视的人家不到一半儿，大部分还是黑白电视，于是我就被很多老乡误认为县里来的干部。
八月六日是季老的生日，那天清晨我们摄制组是和太阳一起走进官庄的，我们想赶在季老回官庄给父母上坟之前拍拍官庄。
一进官庄，我们就知道来迟了，因为官庄那天家家户户都起得很早，六点多钟许多好热闹的小孩子、妇女已经聚集在街头。
村庄的街道被人们打扫得一尘不染，虽然是土路、土房子，可会让人觉得这是乡亲们用乡情为季老铺下的一块块最松软、最好的地毯。我被感动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村里许多人不知道季羡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们只知道他是官庄人。
上午八点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着他，季老不停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嘴里说着什么。
季老带着从芝加哥回来的孙子季泓在坟前长跪不起。
他和官庄最普通的百姓一样，给爹妈摆上了点心、水果，还有鸡鸭鱼肉。
如果二位老人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安慰——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九十岁时还能回来看望父母。
回到北京，我们把季老请到台里的演播厅，做了一期谈话节目《聊天》。
季老很少上电视，那时候电视上谈话节目也很少，季老给足我面子，我们说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读过很多遍季老的散文《永久的悔》，每次读，都有一种痛的感觉。
我们山东有句老话，说“儿子长得特别像妈”，所以我问季老：“您长得像母亲吗？”
没想到，季老说：“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一张照片都没有？”
“没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照片？”
“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
在节目现场，我们特意请来濮存昕朗诵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
朗诵结束，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我当时真想告诉已经长眠在官庄的季老的母亲，她穷尽一生恐怕也无法想象，自己养育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了这期节目后，姥姥说：“人哪，该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头儿会写书不会说话，坐那儿像要睡着了。”
季老说他母亲长什么样儿他都记不清了，模模糊糊记得，六岁他离开家去济南那天，母亲是倚在门框上的，日后母亲留在他记忆中的永远是这个画面。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再也没见着母亲，直到回来为母亲奔丧！
他说见到母亲的棺材停在门厅的那一瞬间，他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而去。
如果还有来世，他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些田地。悔呀！
那几日姥姥长吁短叹。
我问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亲，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是送他出去读书，还是留他在身边种地？
姥姥脱口而出：“送出去呀！天下有两个妈，一个是大妈，一个是小妈。孩子也有两个，干大事的孩子、干小事的孩子。季老头儿的妈是个大妈，孩子也是个干大事的孩子，必定要送出去。”
姥姥说的大是伟大，伟大的母亲用更远大的母爱把孩子舍出去为天下做事，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自己有多苦。
我己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於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季羡林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盯，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於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日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麽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後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後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於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祥，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信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仅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建在。家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麽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麽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後，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於是就大块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後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於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侍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於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麽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後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麽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呵!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於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麽名誉，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季羡林：你以为我是闷老头，
其实我很萌
在所有关于季羡林老先生的介绍里，8月6日，是他的诞辰。
于是今天，网络上关于季老的文章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我们先来说说这位老先生有多牛吧。
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他笔下那些关于人生的参悟，可谓睿智深刻，可他的人生故事却随着他的远去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渐渐被人淡忘。
十点君想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他背后一些鲜为人知、有趣好玩的事儿。
而我要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其实，季老的生日并非8月6日。
生日
1911年8月2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
这个大家族有11个兄弟，季老的父亲排行老七。然而季老却是这个家族唯一的男性后代。正因为如此，出生贫寒的他才有机会跟着叔父到城里念书。
后来他说，“我一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个男孩。”
中学时代，季羡林便开始学习英文和德文。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
办护照时，他说自己的生日是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新历8月2日）。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不知谁看到后，误以为他的生日是1911年8月6日。
1986年，在江西庐山，季老索性公开称8月6日是自己的生日。
婚姻与爱情
和民国才子鲁迅、徐志摩、钱钟书一样，季羡林也有一段包办婚姻。
1929年，刚满18岁的季羡林作为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
于是，叔父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是叔父家的一个邻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显然，这对教育背景悬殊的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只是像很多旧时代的婚姻一样，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直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这段婚姻一共走了65年。
年轻的季羡林也是一枚妥妥的小鲜肉，俊朗帅气
而季羡林真正的爱情，发生在大洋的彼岸。
留学德国期间，他与街坊迈耶一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他正在写毕业论文，需要将论文打成清稿再给教授看，可季羡林没有打印机，也不会打字。于是就向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求助。
很长一段时间，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修改得太乱，而且内文稀奇古怪，对非专业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因此，伊姆加德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随时可以指点解释。
这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渐生情愫，坠入爱河。
伊姆加德（1935年）
已有妻儿的季羡林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中。但为了不伤害家人，最终他选择放弃爱情。
1945年9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下：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季羡林回国后，与伊姆加德小姐彻底断了联系，把这份感情偷偷地埋在心底。
1983年，迈入古稀之年的季羡林重返德国，一心惦记着伊姆加德，却未打听到她的消息。
直到2000年，香港一位导演为拍摄季羡林的纪录片，曾专程到哥廷根打探伊姆加德的下落，最终找到了她。那时的伊姆加德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妇，让人叹息的是，她执着地守着年轻时的爱恋，终身未嫁，身边摆放的仍是那台曾经帮季羡林打过论文的打字机……
大爱喵星人
高冷又神经质的喵星人一直是文艺工作者的标配，老舍、丰子恺、夏衍、冰心、梁实秋、海明威、村上春树等，皆是知名的猫奴。仔细一想，喵星人和作家的气质确有几分相像，同样的孤独自傲、我行我素，有精神洁癖。
季老也特别爱猫。如果你读过他的《老猫》，一定能看到一个天真可爱率真的老头，对喵星人的情深意笃。
1978年左右，他开始养猫，第一只猫叫虎子，第二只叫咪咪。
每天晚上，两只猫都抢着到他床上睡觉。半夜醒来，发现猫咪重压在身上，双腿由于僵卧时间过长又酸又痛，可因为害怕打扰猫咪的美梦，他总是强忍着，不敢轻易乱动。
虎子脾气暴，见人就咬，咪咪则喜欢到处小便，桌上，椅上，沙发上，无处不尿。季老的家人都不喜欢猫，有时会拿鸡毛掸、竹竿等打猫。可季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舍得打猫一掌。就算咪咪尿湿了他珍贵的稿纸，他也只是抖掉上面的猫尿，等稿纸风干，无一句抱怨。
后来，咪咪不见了。季老手持手电找遍了塘边，山上，树后，草丛，深沟，石缝。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多年后忽想起这件事，内心仍颤抖不止。
幽默豁达
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绝非我们想象中的古板无趣，他豁达乐观，擅于自黑，幽默中带着些许孩子气。
顺便说一句，幽默的季老首创把英文Humor译为幽默，还公开把幽默纳入理论和实践。
活了98岁的他有一套知名的养生理论，叫“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不锻炼指的并非完全不锻炼，而是避免过度锻炼。）
这“三不”主义中，他认为不嘀咕最重要，“无事小神仙”。
因为有这样的心境，季老的生活中有许多趣事，十点君择其中二三与大家分享。
有一回，季老在莫斯科餐厅美美地享受啤酒、冰淇淋，他的好友得知后急忙给他打电话，劝他别吃太多冰淇淋，当心弄坏肚子。季老听了，像个孩子般，风趣地答道：“放心，我是属猪的，吃什么都没问题。”
95岁以后，有来访者关心他的健康，他幽默回应：“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
2007年，林青霞到病房拜访季羡林，同去的朋友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老一听，使了个眼神，仿佛在说，切，开什么玩笑，你真把我当老人家啦。他接着机智又坚定来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整个病房的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热爱收藏，最低端的是齐白石
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老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
在遗稿中，他说，“年逾九二，我一生教书，爬格子，收入极少。尽人皆知。我毕生节衣缩食，乘解放前后及五十年代文物不值钱的时机，买了一些古代书法绘画，赝品居多。此系通例。其中间有真者，甚至可以达到国宝级。”
建国初期，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却鲜有人问津。季羡林不忍心这些艺术瑰宝流散消亡，于是竭尽心力抢救，他的收入基本都转化成收藏品。
他的收藏起点很高，以齐白石为下限。而如今价值连城的苏东坡《御书颂》是他当年出了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收购的。
除了收藏字画、文房雅玩外，季老的藏书数量也十分巨大，据说在北大可以排第一。这些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后来，季老将其所藏一批图书、稿、字画等物品捐赠北大。
2009年，98岁的季老离开了人世。
他的一生在外人看来辉煌不可及，不了解的人大概会猜想他是一副枯守青灯黄卷、寂然了无生趣的“老僧入定”形象，殊不知，这个老爷子不仅质朴和蔼，还能卖卖萌，不矫揉造作更不倚老卖老。
他始终自称吾辈小民，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硬生生把自己从神坛上拉下，踏实地做“凡人”。
有大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神一样的存在，更没有完满的人生。
可不完满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完满才是人生啊。
孩子从不追求看起来高大上的虚荣，只要眼下真实可感的快乐，萌萌的季老亦是如此。
来源： 作家天地文学苑、十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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