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
由戚本禹推荐当上江青秘书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1962年，毛主席对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题为《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短文做出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现在想想，当时毛主席批示这篇文章，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有“讳疾忌医”的意思。
江青秘书：阎长贵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又把我带到钓鱼台，要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
“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后，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二千封，在这种惰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市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
说实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对待这项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
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我后来知道，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我的资历最浅，最年轻。我之所以被选中，戚本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大学文科毕业，谈话比较投机。我出身贫下中农，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过去有个顺口溜，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有完全'化掉’。”应该说，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我给江青做秘书，我的老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是不大赞成的，他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
“文革”之前，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在“文革”十年中，她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杨银禄，第三任是刘真，第四任是刘玉庭。
材料分类最头疼，随时随刻待命
我做江青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一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惰。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巻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他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來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我每天的工作大体就是这样，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也没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
江青每天看电影吃饭 不算奢华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抠得紧紧的。这一年当秘书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髙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江青对梅兰芳不欣赏，她很欣赏程砚秋，程砚秋1957年曾在苏联莫斯科看过当时在那里养病的江青，江青很赞扬他的演技。
程砚秋跟人说：“江青是他的知音！”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雅号:“遥控”。
江青把“旗手”改为“战士”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杜近芳同志这篇文章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
文章在《红旗》发表时，将“旗手”改成“战士”，作者看到后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鬼，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來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來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再没来过，直到“文革”后他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被诬为“坐探”，惊动党政军高层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
当时我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我后来知道，就在24日深夜，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在监狱孤寂无奈，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
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秦城监狱，“文革”后才知道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这个代号大概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七八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
秦城监狱里一般是哨兵来回走动，一个人看好几个监房。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楼头的一间房，始终每天都有4个哨兵换岗日夜看守。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有时吃馒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开始书、报都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都被没收了，每天只能呆呆坐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后来就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我就把这些报纸留着，堆了一大摞，翻来覆去地看。人是社会动物。单身牢房，孤寂无奈，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提审了不过两三次，也没审问出什么紧要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反正我可以跨岀牢笼了。我被关起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1975年底我从湖南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取东西，在街上和一位原来的同事况浩林同志邂逅，她惊异地说：“你还活着啊！”我们紧握双手，潸然泪下。
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人了，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关锋朋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完全是妄加的罪，我想不通。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而且对你的处罚也不重嘛！”我已经被关押了七年多，还要“留党察看一年”，还说不重？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将我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阎长贵（右）接受叶永烈采访
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按：“他们”指我和戚本禹等，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引者）……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啰。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然而“文革”中荒诞的事太多了。江青还说什么她“带着秘书、警卫到我家"，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等等，这都是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我被迫离开江青的过程上面已经叙述了，不再赘言。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
来源：《读书文摘》2012年第009期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我们说，她研究过面相学、骨相学，会给人相面。
那段时间，我发现江青老是盯着工作人员的脸，全神贯注，有时一看就是好几分钟，弄得工作人员浑身不自在，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给人相面，她想通过工作人员的各种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坐探”，等等。
江青使用相面术或不使用相面术是有时机的，她高兴的时候不给人相面，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江青相面术之苦的也就多了。
1968年11月间，江青患病，感冒发烧，护士忙不过来，江青提议调一名女服务员帮助护士工作。组织上经过认真挑选，严格的政治审查，从人民大会堂选了一位忠诚老实、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为人热情的女服务员，叫公茂香。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脾气古怪、难以伺候，均怕和江青接触，尽量躲着她，江青在大会堂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寂静。小公调到江青处以后，好心的老同志告诉她:江青在楼房内怕见生人，一见到生人就心情紧张，出虚汗。你见到江青能避开就避一避，实在躲不开了就大大方方地站在原地，别紧张，更不能跑开。她不问话，你千万不要吭声。你为了避免或减少和江青碰面，在她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再到她的办公室和卧室打扫卫生、收拾换下来的衣服，平时在附属房间洗熨衣服，打打零杂。
开始一周的时间小公注意得不错，没有和江青碰上面，可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哪能永远避得开，时间长了也就难免和江青碰面了。
江青的病好了，有一天下午，她到户外散步，小公立即到江青的卧室、办公室打扫卫生。她怕江青散步回来碰上面，搞完卫生赶紧往楼下走。真是无巧不成书，因为那天户外有一点风，江青刚到外边就喊有风，走了没有几步，就往回走。小公正在往楼下走，江青恰巧从户外散步回来上楼，一边走一边埋怨警卫员向她报告的风向不准确，散步时被风吹着了。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楼梯的左侧，这时，江青显得神情紧张，用眼睛斜瞅了小公一眼，她没有吭声，继续上楼。小公也没有说话，等江青走过去，才蹑手蹑脚走下楼。小公走下楼来，吓得脸都发白了，捂着胸口，小声对我说:“吓死我了。”
江青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打铃叫我。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厉声厉色地问我:“小杨，刚才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我说“你刚才碰见的那位女同志姓公，叫公茂香，是组织上根据你的意 见从人民大会堂选调来的，为你服务的。她调来之前，我曾经向你报告过她的情况，你工作忙可能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向江青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会相面，我看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肯定是个坐探，不然为什么那样紧张?作贼心虚嘛!”
我听了江青对小公下的结论，吓了一身冷汗，极力向江青解释说:“据组织上介绍，这位同志对党忠诚老实，政治可靠，是党的九大代表，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她年纪小，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才紧张的。”
江青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大发起火来，她说:“你还解释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会相面，凭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灵感，我的基本看法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错。你说她不是坐探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概的你为什么袒护她，为她说好话?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再为她解释什么我就说你和她是一伙的!你和她一起滚蛋!”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叫她立即滚蛋，我要派人对她进行调查，如果她和你有什么关系，连你一块端!”
看来越解释越糟糕，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叫小公回大会堂了。经报告组织同意，小公又回了大会堂。
我想，小公回到大会堂也就万事大吉了，可事实不是这样，这时江青让她的亲信，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的一位副组长，进行调查。江青的这名亲信，对江青的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效忠江青，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事实，整理了一份黑材料，他个人证明小公“的确是一个坐探”。那份材料送到江青那里以后没有几天，人们在人民大会堂再也见不到小公了。
后来我听说小公被赶到山东省她的原籍去了。
1971年夏天，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在青岛休息的时候，有一天，从海上游泳上岸以后，正在海滩上晒阳光，发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他长得很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神情不定，鬼鬼祟祟，很可疑。我会相面，我发现那个人是在监视我，时刻在窥探我在青岛的行动;他肯定是个坏人，是搞特工的。请总理查处，并将查处的情况告我。”
我把江青的原话用电话转告总理以后，总理问:“她到青岛又发现了什么?她说人家是坏人有什么根据吗?用相面的办法来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没有什么把握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总理要我谈看法，我也就直说了，我说:“江青在青岛休息期间，当地的党、政、军各部门对江青的安全保卫、服务等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警卫部署十分严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我认为是不会有什么特务潜伏到江青身边的。我的看法是一种分析，供总理考虑，也可能我的分析不对。”
总理说:“银禄同志，你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能向她解释清楚吗?这样吧，我派人查一查，由我负责向她解释，你告诉她，我组织人调查，她说的那个人的情况会搞清楚的。”
过了两三天以后，总理打电话给我，总理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他指的海滩上的那位军人，我查到了并了解了那位同志的情况，那位同志是搞警卫工作的，他是专门负责江青安全的，当地驻军的政治部门证明他政治上是可靠的，没有任何问题，请江青同志放心。”
我把总理来电话的记录递给江青看，她看了以后说:“哼，难道我相面会相错了?我的直觉那个人就是坏人，既然总理保证那个人没有问题，暂时就这样算了，将来发现那个人真的有问题该由谁负责，谁负责就是了。”
江青给别人相面的另一个时机是在中央内部出了问题，疑心之盛的时候。
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以后，有一天晚上，中央领导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江青对总理说:“总理呀，我建议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我会相面，他们的问题可不小。”
洪民、曹家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0一医院的著名牙科医生，给江青治疗过牙齿。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以后，江青认为三0一医院是总后勤部原部长邱会作领导的，认定“三0一,一定有妖”。她说:“洪民、曹家信给我治牙时，我觉得疼痛，他们是奉了邱会作的旨意，利用给我治牙的机会有意害我，他们俩就是三0一的'妖’。他们给我治牙的时候，精神紧张，手发抖。我会相面，他们是作贼心虚呀!”
杨洪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0九医院的政治处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颐和园支左。江青到颐和园游玩时，杨洪喜负责江青的接待和警卫工作。江青认为，三0九医院也是邱会作领导的，怀疑杨洪喜也是邱会作的人。江青说:“我第一次到颐和园的时候，杨洪喜表现很拘谨;第二次去，他表现不在乎;最后一次去，他表现精神紧张。为什么对我熟了，反而紧张了，很不正常。我会相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江青总是把人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看成是个人关系，把个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看成是不正常关系。
江青对周总理说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但是，她并没有讲为什么抓人，说完站起来拂袖而去了。江青走了以后，总理把我叫过去，耐心地问我:"银禄同志，刚才江青同志提到的洪民、曹家信、杨洪喜三个人，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洪民、曹家信是三0一医院的牙科医生，杨洪喜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江青同志有没有关于他们所谓问题的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我没有看到过。江青同志对我说过三0一医院和三0九医院是邱会作领导的，三0一有'妖’，洪民、曹家信奉了邱会作的旨意有意害她，怀疑杨洪喜是邱会作的人。她是凭相面想出来的。她觉得他们见到她的时候精神紧张，就感觉他们有问题。”“江青同志说要把他们抓起来，你晓得不晓得她有什么证据?你听没有听过江青对他们有什么说法，也就是说江青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很严肃地问我。
江青秘书：杨银禄
总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很生气地说:“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这还有党纪国法吗!”
选自：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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