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回忆“文革” 不堪回首的岁月
文革中的刘少奇
王光美的故事广东卫视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斗，1967年7月中旬起，在秦城监狱入狱达12年。晚年的王光美淡泊名利，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2006年10月13日凌晨，王光美在北京因肺部感染引起心脏衰竭病逝，享年85岁。
王光美回忆“文革”
不堪回首的岁月
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毛、周、林、刘、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城楼上交谈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球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接见红卫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城楼上交谈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
毛泽东与刘少奇
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六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六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林彪与江青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六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七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
那些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少奇说：“怎么也不行。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
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她为了把我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报。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把情报送出去。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一些来往。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
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
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枉杀无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杨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可江青一伙竟大做文章。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
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录音。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
王光美与母亲
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六十九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千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十二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十二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
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选自《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黄峥执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陪同丈夫刘少奇出访时的雍容优雅，
“文革”中接受批斗时的万般屈辱，
倚在船舷一捧捧撒下丈夫骨灰时的痛哭，
晚年关爱着千万计的贫困母亲……
这一幕幕历史场景如歌如泣，
潜入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心中。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奇女性，
一位端庄慈爱的非凡母亲，
更让人思绪起伏、
感慨世事万千。
王光美家中有72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绝大多数没有对外公布过。后来，这些照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首次向世人公布了她的私人相册里的珍藏照片。
一、历史在诉说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13日），女，曾名董朴，出生于北京，祖籍天津，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
王光美两岁时。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于北京，当时父亲王治昌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故为她取名“光美”。
▲1945年，王光美获北平辅仁大学理学院硕士学位时的留影，这是中国第一批女物理硕士。
20世纪40年代初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
▲大家闺秀的王光美
她是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王光美大学照
1945年6月左右，由于哥哥、嫂子与地下党的关系，王光美与北平地下党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北平地下党介绍她到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担任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
▲1946年，王光美在军调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时拍摄的照片。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与纠结，她最终放弃赴美留学机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西柏坡，时年王光美27岁，刘少奇50岁。
之后她去了延安，遇到了刘少奇并喜结良缘，北平的洋学生成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了。
贰|出身名门望族
王光美出生时父亲王治昌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听说女儿降临，故为她取名“光美”。
▲王光美父亲王治昌和母亲董潔如
父亲王治昌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代理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
▲王光美两岁时
王光美共有11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
▲1930年代，王光美全家福，中间站立的小女孩就是王光美。
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
▲少年时代的王光美
幼小的光美欲与哥哥们比肩看齐
▲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
▲这是1978年，兄妹在故宫角楼下又一次合影（左：光平、光中、光英夫人应伊利、光美、光英、光和、光正）
三、飞赴延安、进入北平
王光美放弃美国留学，与宋平同机飞赴延安。
▲1947年王光美在延安窑洞前和战友们的合影
在延安，王光美认识了刘少奇。
▲王光美与刘少奇在西柏坡
1948年，王光美来到西柏坡，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在此工作。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与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时合影。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嫁给了刘少奇。
▲1949年，北京香山驻地，刘少奇、王光美和刘少奇前妻的两个孩子刘涛、刘丁。
当时，刘少奇已经有过五次婚姻有5个孩子，比王光美大23岁。
▲1949年，在北京香山驻地。
▲1949年4月新婚燕尔的刘少奇与王光美在第一次访问苏联前合影。
肆|坚强的革命伴侣
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
▲1960年8月刘少奇与王光美与八个孩子在北戴河（缺小女儿刘潇潇）
其中何葆贞烈士留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王光美生育有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在父母家的院子里，王光美和刘少奇的第一个孩子平平出生。
▲1949年，刘少奇王光美与平平。
▲1956年，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刘亭。
▲1958年夫妇合影
▲1958年9月18日，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在开封视察。
▲60年代和母亲董洁茹在一起
五、回婆家
1961年刘少奇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湖南宁乡，为母亲扫墓，看望自己的亲姐姐刘绍德。
▲王光美第一次回婆家，与刘少奇在家门前合影。
姐姐家里穷，现在生病已无法认出他们，姐夫因饥饿而去世。
▲刘少奇、王光美在湖南同农民座谈
王光美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听刘少奇讲刘家很多过去的事情。
1960年代初，王光美典雅、贤淑的形象。
六、出席政事
从1963年开始，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四清"分别指"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
▲1964年，"四清"期间，王光美与农村妇女在一起。
1963年，刘少奇要求王光美下基层，这年11月，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总结出"桃园经验"。
▲在蹲点的村里参加摇水车浇地
▲1963年王光美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多国。
▲回国后，收到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夫妇送来的一幅两人合影。
▲1960年代，王光美和朱德夫人康克清会见印度客人。
七、照料丈夫、陪孩子
王光美一生热爱大海。在北戴河休假时，几乎每天都带孩子们奔向海滨。
▲1960年代，王光美带孩子在北戴河游泳。
▲在中南海福禄居前合影。（左起：亭亭、刘爱琴、王光美、涛涛、平平。前：小小）
▲王光美爱好摄影，刘少奇及孩子们的许多照片都缘自她手
▲孩子们的嬉戏逗闹，吸引了工作中的刘少奇。
▲1960年代，王光美、刘少奇和刘爱琴在中南海万字廊合影。
▲1960年代，刘少奇与王光美、涛涛、平平在一起。
▲在颐和园游览（左起：王光美、刘涛、刘少奇）
▲刘少奇和王光美（怀抱为小小）在北戴河海滨。
▲1965年11月，刘少奇因过度劳累，身患肺病后，王光美从各个方面悉心照料。
▲刘少奇患病期间，王光美精心呵护，在陪他散步后一起钓鱼时，工作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
八、十年动乱
十年动乱伊始，刘少奇夫妇最放心不下6岁的小小，他们商量把小小托付给帮助照顾孩子的赵阿姨。
▲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
▲刘少奇夫妇和小小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丑化、批斗王光美。
▲王光美遭批斗
▲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尽管如此，有大爱者常舍小爱。但刘少奇在运筹国事之余，不乏对王光美的深情。
在刘少奇骨灰存放处。开封火葬场留下的刘少奇骨灰存放证上写着：死亡人：刘卫黄，申请寄存人：刘原。
在刘少奇逝世十多年后，王光美终于见到了丈夫的骨灰，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心头。
九、重获天日
1967年，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刘少奇之冤波及被投入秦城监狱达十二年。
▲在刘少奇逝世十多年后，王光美终于见到了丈夫的骨灰，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心头
1978年12月22日，在秦城监狱被单独关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获释。
▲王光美出狱后和子女们在一起
▲王光美的脸上显示出胜利者从容、淡定的笑容
▲赴河南迎取丈夫的骨灰，捧骨灰者刘源，子女依次举遗像和花圈。
▲骨灰回家
▲1980年，王光美坐在台下观看江青受审。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平反，5月17日，中央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
▲登上军舰后，把刘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
十、新生活开始
▲1990年代，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
▲与哥哥一同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1990年代，王光美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1990年代，王光美的脸上始终是这样从容、淡定的笑容。
▲王光美住所墙上挂着他们夫妻的湘绣图。
▲1979年6月28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王光美与宋庆龄相逢，两人激动不已。
▲王光美晚年的生活，不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和思考
▲王光美带着对丈夫无尽的思念，收集整理刘少奇的文稿和文物，肩负起总结、宣传刘少奇理论和思想的重要责任
▲广州留影（1995年1月31日，左起：赵淑君、刘平平、王光美、刘小小。前排：王北亮、李嘉琳）
▲最后一次回湖南婆家时，王光美身体不好，但在出席纪念活动时，坚持不肯坐轮椅。
▲在北戴河二浴场。最后一次去游泳是2004年夏天，时年83岁。
▲王光英对王光美最为呵护，和王光英一家。
▲历史风云淡去，人间真情依旧。王光美一手领一个孙辈闲庭散步。
▲王光美用自己的品德修养和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女们的成长和发展【全家福】
▲王光美晚年组织毛泽东、刘少奇两家三代人的聚会，人们盛赞王光美胸襟广阔
▲毛泽东、刘少奇两家三代欢聚，簇拥着年迈皓首的王光美
▲王光美逝世，毛泽东亲属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等毛泽东的后代们都在第一天赶赴灵堂吊唁
▲邓小平亲属邓琳、邓楠前来吊唁并敬献花篮。
“我觉得，王光美是想让我们理解，‘文革’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它让人性的恶这一方面展现出来了。她希望大家要懂得宽容，要懂得展望未来，不要让这种悲剧重演。”
来源：广东卫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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