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我家》水獭胡同12号
© 遇罗文／文
1．城里少有的大院子
2．姥姥
3．二姨
4．初遭劫难
5．父母的性格差异
1．城里少有的大院子
大约在1952年，我开始有了记忆，那时我四岁多了。
我家坐落在北京东城水獭胡同12号，东墙隔壁是北京五中。
据姥姥说，这个院子有四亩地。一排松墙和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榆树，把院子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长年堆放着砂石和木料，是父亲开办的“大业营造厂”的料场；紧靠南墙，有排平房，是工人宿舍和食堂。北半部稍大些，西边靠近大门，是母亲和她的两位女友一杨姨、栾姨，各出资1000开办的“理研铁.”，东边座孤立的开式洋房，是我们的住房。洋房北边，是个荒芜的后花园。洋房与东墙之间，有几棵枣树和桑树。
营造厂离不开木料，松墙南边总是堆着木料。那时候，电锯还很少，经常见到有人在大榆树的树阴底下拉大锯。木料斜支着，一人站在上面，一人坐或单腿跪在下面，不紧不慢地一天天地拉。拉出来的木板，就在旁边码成一个个高高的方垛。
姥姥常领着我去给他们送茶水，顺便欣赏他们干活，因为姥爷是木匠出身，姥姥对木匠活情有独钟。而我却爱问，上边的人和下边的人，谁听谁的。姥姥耐心地告诉我，年龄大的是师傅，不一定在上边还是在下边。
姥姥触景生情，教我第一首儿歌：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罗克常约同学到家里来玩。砂石堆和跳板（盖房搭脚手架用的）搭成的方垛，是他们经常攀登的地方；房角和树后，是捉迷藏隐身的场所。
夏天，桑葚儿熟了，个个又大又紫，好像糖水都要从里边挤出来似的挂满了枝桠。罗克同学中有能爬树的，上去给我们摘，我们在树下接。接不住的，摔在地上变成了一滩紫水。最后大家吃得牙都变成了紫色。
秋天，枣儿又熟了。自家产的总是和街上卖的不一样——又脆又甜还没有虫。罗克他们用竹竿把一串串的枣儿打下来，我们这些小孩往竹篮里捡。这时姥姥准把一篮篮的枣儿扔过墙去，那边五中的学生再把空篮子扔回来。她说，这样人家就不会爬过墙来摘了。
哥哥和小伙伴儿说起学校学到的知识来，我和姐姐只有听的份儿。
有一次，他们指着一块埋在土里半截的石头讨论它能不能长大，根据是；山能长高，山又是石头形成的，所以石头也能长大。从此我也把石头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说，他有一支能射中太阳的“镖”。在我们再三央求下，他才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拿出一个长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最后露出的是一根磨得锃亮的大洋钉、哥哥气得扭头就走了，我还欣赏了半天：
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洋房西边的铁工厂。从我家出来往西走，穿过一个藤萝架，就到了工厂区。十来间平房里只有几台老式的车床，大部分是手工工具，平地上到处是铁料和大大小小的铁砧。大概是从小听惯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的缘故，我也爱找把锤子找根铁棍胡乱敲打，哪怕把手震得生疼。工人们常对母亲说：“罗文这么小就喜欢鼓捣铁业，长大了准跟他爸爸似的，当个工程师。”母亲总是说：“长大还是先跟你们学手艺吧，给你们当徒弟。”
由于我老爱往铁工厂跑，和工人们越来越熟了，他们经常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和我逗着玩儿，有时把我举过头顶，也有时让我头朝下打秋千，以试我的胆量。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工人不小心让我的脸蹭着了地，立刻血流满面，一下子把他吓傻了。他父亲也是“理研”的工人，气得拿起锤把就要揍他。母亲这时顾不上我，先去安慰那父子俩，直到那个父亲保证不打他儿子了，母亲才把我领回家去上药。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非常在意和周围的人处好关系，无论是新朋老友，不管高低贵贱，不在乎年老年少，她从来对人是谦虚、礼貌、豪爽、热情。工人们也十分尊敬她，不称呼她“厂长”、“遇太太”，而称她为“王先生”（母亲娘家姓）。
那时，有个“严叔叔”，在工作时被机器轧掉了手，养伤期间经常坐在藤萝架下。我每次经过时，他总要拉住我说话，有时让我摸摸缝合的手臂，有时送给我他抓到的小鸟或蝴蝶。伤口完全痊愈后，母亲安排他做轻微的体力工作；公私合营后，他调到了别的工厂，母亲特意去他所在的单位，请求那里的领导对他给予照顾。
后来，许多职工虽然分配到各个单位，依然保持着和我家的来往。文革期间最困难时，弟弟走投无路，投奔的就是“理研”的三轮车工人叔叔。
我家住的“洋房”，是日式结构，方方正正。进门是间很大的客厅、四周是四间卧室和厨房、厕所。每间卧室住两个人，分别是父、母，哥哥和姐姐，保姆吕姨和弟弟，我和姥姥。屋子不高，地面是木地板。房前不远处，就是那棵四人合抱的大榆树，一年中的三个季节里，从窗向外望去，四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家里除了八口人以外，还养了一条大狗哈利和一只花猫咪咪。
哈利在院子有窝，咪咪就住在我和姥姥的屋里。每次姥姥起床出去，只要我醒着，都会把咪咪叫进被窝。等姥姥回到床上，很快会发现被窝里多了一个生命，马上命令我把它撵下去。
哈利呢，虽然是条大狼狗，蹲着都有我那么高，可是和人非常友好，从来不对着人乱叫，更爱和小孩们一起玩耍：家里来了客人，只要父母说声：“哈利，握手。”它就会抬起右前爪伸给客人。
哈利总是友善地对待咪咪，咪咪也不怕它。有一次姥姥讲故事，说猫狗是冤家，我奇怪地问姥姥：“咱们家的哈利和咪咪怎么不打架？”姥姥认真地说，动物也懂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再说，咪咪小时候刚抱来时，让它和哈利握过“手”。
家中虽有保姆，可是弟弟太小，所以姥姥每天总是很忙。大约每一两个星期，要去不远的“土儿胡同”看二姨。每次去都要带上我，要在那呆一整天，算是姥姥得到休息的“假日”。
2．姥姥
姥姥姓杨名瑛，出生在1896年，老家就在北京沙子口一带，是个典型的“老北京”人。
姥姥的娘家，不是大户，只是个小康人家，所以不供姥姥上学，她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几乎就是大字不识。她也缠过小脚，但是因为疼，她没有坚持到底，家里也不再强迫，可见还是个比较开通的家庭。
姥姥虽然没有文化，却不是不想上学，估计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她支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就足以证明了。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教姥姥认字，那时她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我哪儿懂得教书？不知道教材的重要，就用字典当课本。姥姥也十分认真，把我们用剩的练习本，每本撕下空白的几页，凑在一起，钉成个新的练习本，用来写字。
姥姥写了满满的几页以后，就停止了学习。可能因为“课本”太枯燥，一时不能看到学到的字有什么用；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她的家务活太多，
其实，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年龄最小的罗勉都已经六岁，看他的保姆吕姨还留在家里做家务，姥姥本来是可以享清福的，可是喜欢干净和节俭的她却闲不住。每年她和吕姨要把全家的棉衣、棉被拆洗一遍，还要给每条棉被缝上被头，隔两三个星期就要晒被子、洗被头。家里的房间比较多，她容不得有一点儿灰尘，除了做饭、做针线活，全部时间都用来打扫卫生。
冬天，姥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拣灯炉灰里的煤核儿。有时她也抱怨，说炉灰最费手，把手弄得特别粗糙，经常裂开大口子，得用橡皮膏粘上。母亲就劝她，“煤核儿能有什么价值，扔了算了”。
姥姥依然乐此不疲——她把节俭的意义，看得比节俭出来的物质大得多。
我是姥姥带大的，最原始的启蒙教育，自然是从她那里得来的。除了“拉大锯”那样的儿歌，她也讲些有意义的传说。记得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麦子不像现在这样，每根秆上不是一个麦穗，而是好几个。那时候家家的粮食都吃不完。有一天，玉皇大帝到人间来查看，见一个妇女在烙饼，儿子在旁边拉屎，小孩拉完了屎，母亲扔给他一张烙饼去擦屁股。玉皇大帝见人间这么糟蹋粮食，非常生气，从此让每根麦秆上只长一个麦穗。”
我家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尚未到大饥饿年代），姥姥也特别注意节约粮食。不仅是粮食，是物品她都不轻易扔掉，哪怕是一张白纸，我们穿破的衣裳，送人已经拿不出手，她用它们打成袼褙，给我们做鞋垫儿或纳鞋底。
“老北京”人有许多美德，节俭，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诚实、助人为乐，也是非常普遍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说话的文明礼貌了。称呼对方，只要是成年人，决不说“你”而用“您”；对长辈或年长的人，第三人称都要在“他（她）”字下面加“心”旁。如果在街上遇到有人问路，一定会十分客气而不厌其烦地向人家讲解，直到对方满意了为止——不知道的，以为是两个老朋友见了面，姥姥虽然没有文化，却最反对说话带脏字或“野调无腔”。
姥姥很少说起自已的娘家，可能是太平淡或人丁不兴旺的缘故，倒是常对我们说起姥爷。
姥爷是河北南宫县人，从小就在北京学徒，学的是木匠手艺。后来自己开办了营造厂，规模越来越大，成了京城有名的营造业大厂。姥爷爱钻研技术，当时北京第一座两层观众席、楼下无立柱的剧场——长安大戏院，就是由他设计、施工的，因为无先例，姥爷也没有十足的成功把握。剧场第一次使用那天，姥爷紧张得没敢去听戏，让姥姥带着母亲、二姨去，自己在家等着听结果，姥姥她们听了多长时间的戏，姥爷就在家坐立不安地来回走了多长时间，直到姥姥她们回来告诉他剧场没事儿，他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姥爷兄弟七个，他排行老大。在北京城工作的就有三个兄弟。可见过去城乡差别并不是很大，50年代初，许多人感到了城乡差别，想从农村到城市，母亲还安置了几个堂兄弟到她的工厂。又过了几年，城乡差别明显大了，农民再想进城当工人已经不能，母亲其余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只好永远呆在南宫县，守着身边贫瘠的盐碱地。那里因为非旱即涝，近年已划为贫困地区。
姥爷的寿命不长，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姥姥是兄弟中的大嫂，为人又十分谦和，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1956年，姥姥六十大寿的时候，几十位亲戚到我家给她祝寿，光在我家吃饭的就有54人。
姥姥最怕火葬，那天不知道她怎么就说出了自已的这块心病。立刻就有几个舅舅拍着胸脯安慰她说：“您放心，我们就是背，也把您背回南宫去土葬。”姥姥感动得落了泪，我也为有这么仗义的舅舅而自豪。但是，年多以后，父母成了“右派”，来我家的亲戚越来越少了，也听不到那种豪迈的大话了。到了文革时期，绝大多数亲戚都和我家断绝了来往，当初安慰姥姥的那几个舅舅，见都见不到了。
姥姥好拜佛，相信有鬼神，也相信转世轮回。也许因此才怕火葬。一年中有那么几天，她要吃素；清明，要给姥爷烧纸；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等我们都熟睡以后，她要烧香。她也爱给我们讲有鬼怪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很爱哭，往往为一点儿小事就哭个没完。父母就会装听不见，他们以为没人理我，我会觉得哭得没劲，自然就停止了。我虽然确实不想哭，可是又认为突然不哭了太没面子，一时下不了台阶。姥姥心很软，她总是担心我哭的时间长了伤身体，就会拿出几分钱来，让我去买零食，同时给了我一个不哭的理由。每次我都感激得不得了，心里暗下决心：长大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好好报答姥姥。
姥姥的享受很简单，一是爱听评剧；二是爱喝两白酒，吃点儿香喷喷的酒菜。于是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让姥姥去戏园子听评剧，喝酒，吃普云楼（东四一带有名的肉食店）的酱肘子。遗憾的是，直到姥姥1970年逝世，也没有得到我的一点儿报答。
小孩儿也有小孩儿的忧愁，那时候，只要姥姥不在家，我就常会担心：要是姥姥死了怎么办？
姥姥虽然相信有鬼，也许是问心无愧的缘故，她并不怕鬼，有时晚上她一个人在屋里休息，为了省电，连灯都不开。比她年轻的吕姨，反而不敢一个人呆在黑屋子里。但是姥姥却怕土鳖虫——只要见到，一定会躲得远远的，叫我们来提走。有天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擀面条，好开玩笑的哥哥偷偷走到她身后，在她头上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三毛”——孩子之间常以此互相取笑：姥姥以为土鳖爬到了她的头上，立刻吓得背过了气。我们喊来邻居家的大人，费了一番周折才让姥姥恢复了神志。从此哥哥再也不敢和姥姥开玩笑了。
“老北京”人很具备幽默感，所以诞生了相声这门绝妙的艺术。但是严格的敬老精神和尊卑观念，限制了幽默的发展。姥姥常给我们讲笑话，但是绝不允许晚辈和她开玩笑。她讲笑话很富于相声特点——即使我们都哄堂大笑了，她还是若无其事地故作严肃状。
也许因此诱发了我想当相声演员的念头。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突然对相声很痴迷，甚至想进曲艺团，但是马上遭到了反对。班主任是四川人，偏巧他最讨厌的艺术就是相声。姥姥并不一定以为我真的会去说相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学那个干？贫嘴呱舌的。”姥姥对相声艺术的不良印象来自于她年轻的时候，那时相声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能在天桥一带的地摊表演。每次表演之前，先要劝观众中的女宾离开，以免说到下流笑话让她们尴尬。
没学成说相声主要还在我——嘴上的功夫不行，也没有当众表演的胆量。
“老北京”人的幽默，还表现在能把深奥的哲理，用简单的事实表达出来，不仅风趣，而少费许多口舌。没有文化的姥姥，居然也能编出一句至今我还受益匪浅的至理名言——
“家里有一百间房子，最后还感觉少一间。”
真是形象地描绘出世人的心态。
3．二姨
姥姥只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母亲刚参加工作，姥爷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贫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们一起过。
二姨和母亲都是世纪初出生的人，虽然相差才三岁，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母亲好学习（两次去日本留学）、事业心强、喜欢轰轰烈烈、心胸开阔、交际广泛，她身体健康好运动，打篮球、排球、网球、爬山、划船、骑自行车……她练就一副男儿性格，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爷拿母亲当儿子待；二姨从小体弱多病，不爱上学，不爱参加工作，心眼小，愿意过温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际。母亲是左嗓子，吹拉弹唱一窍不通；二姨酷爱戏曲，听到评剧就陪着落泪，听到京剧就跟着哼哼。年轻时曾决心去当演员，但是姥爷觉得自己是京城营造业知名人物（北京著名的“长安大戏院”——第一座无立柱的两层剧场，就是他设计、施工的），认为女儿做“戏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坚决不同意。
如果是母亲，可能早就叛离了家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二姨天性怯弱，毫无反抗精神，及至姥爷去世，二姨也早已超过了学戏的年龄。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终生的遗憾吧，她嫁给了同样酷爱戏曲而且拉得一手绝妙的京胡的姨父。姨父家境贫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多盛些饭菜藏起来，偷偷送给姨父吃。
姨父对京胡的爱好，简直达到了成癖的程度——他经常半夜两、三点起床，赶到京剧名角的琴师家，站在墙外偷听人家怎样练功。
他每年春节，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剧曲牌“夜深沉”，每次我们全家老少都听得如醉如痴。演奏完了，窗户外面准趴满了邻居们好奇的脑袋。
可是，艺术不能当饭吃。他必须去工作，他当过交通警、拉过洋车、去协和医院做过会计……一旦业余爱好和工作发生冲突时，总是工作让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长。刚结婚那两年和我们一起过，可是姐俩的脾气、两家的生活习惯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终还是分开了。1949年以后，母亲介绍他到摩托车厂当了一名会计，以后再没有离开那个单位。
做家长的可能都是这样——子女当中，越是“没出息”的，越是离自己远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尽管房间只是阴暗潮湿的狭长的一条，尽管只能容纳三个人的一个通铺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她仿佛感觉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喜爱生活，愿意收拾家务，这个简朴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别温馨——仅有的几件家具擦得锃亮，洁白的抹布永远叠成整齐的方块儿，干干松松地摆在桌角；墙上贴着几张喜气、文雅的年画；枕边，是线装的、发黄的《红楼梦》、《三侠五义》等两三本书，还有几本租来的古装小人书；茶杯、饭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珑，让人不渴不饿都想用它们喝水、吃饭；炒菜的铁铲儿磨得只有铜钱那么大，使用起来就像在玩“过家家”。
二姨不像母亲说话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说得姥姥心怒放。姨父和二姨说话常用京剧的“道白”：
“娘子，给我两毛钱我去买猪肉黄酱是也——”
“相公，早去早回不要延误时间哪—”二姨随声附和，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可惜他们不会编唱词，只能念，不能唱，否则和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戏迷》别无二致。
姨父好说笑话，对我们晚辈又十分和气，我特别愿意和他相处。别看我家的伙食比姨父家的好，我反倒更爱吃他家的饭。最难忘的是姨父用“支锅”（陶制，像锅，扣在火炉上，底部密布圆孔）烙的饼，又香又脆。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门，姨父留下来给我做饭吃。做饭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吃什么。看我说不出来，就用商量的口气说：“咱们吃‘小金鱼’怎么样？”我问“小金鱼”是什么饭，他故意卖关子不肯说，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用面做的“拨鱼”。在家的话，可能我对它没有一点儿兴趣，可是跟姨父在一起吃，觉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让母亲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顿“小金鱼”，不料母亲平淡地说了声：“噢，你们吃的是拨鱼。”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儿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父和二姨。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让姐姐永远铭记的事：
天色忽然暗了，雷声隆隆，乌云翻滚，暴雨就要来了。我和邻居的两个女孩子，刚开始在院内一角过家家，此刻只有扫兴地回屋。
“还想玩儿吗？”二姨温和地说，“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红油纸伞，用几只木凳、小板凳、洗衣搓板，在房檐下、墙根前搭起了一个有棚的小屋。她用棉花搓个灯捻，往小瓷盘里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盏小小的油灯，点燃，摆在“小屋”里的“桌子”上。哦，我们三个小姑娘，欢愉得无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间，扶着伞把，我们两个小的紧挨她坐在两旁。几张凳子围成的“墙”，把我们围在当中我紧搂怀里的毛巾娃娃，瑟缩起肩膀，抵御着风雨的凉气，听着唰唰的雨声清脆地打在纸伞上。院子里满是雨泡泡，而我们的小屋却干干松松的。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妈妈怀里，露出小脑袋，看看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摇曳的小油灯，在昏暗的雨帘里，发出多么诱人、活泼的光焰！
二姨有严重的哮喘病，不犯病的时候，经常到我家来。孩子们见她来了，都高兴极了。哥哥还小的时候，二姨总是先和他温习唱过多次的京剧，等二姨满意了，就该满足我们的要求——讲她拿手的《济公传》，每次都让我们笑疼了肚子，直不起腰。
姥姥偏疼二姨，也感慨他们夫妻的和睦。当初二姨要嫁给姨父，姥姥可能也不赞成过，如今看到他们虽然生活并不富裕，却能够相亲相爱，对她也是个不小的安慰，跟亲戚常说：“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呀……”
由于身体不好，二姨几乎没有工作过，自然谈不上犯错误，姨父又是穷苦的出身，按理说在文革时应该平安无事，可是灾难并没有饶过他们。能找出来他们的全部“罪过”，就是姨父在解放前当过半年的交通警。
老实人总是最吃亏的。假如姨父自己不坦白这段历史，谁还能记得他当过警察？况且过去又没有户口档案。结果文革一开始，就把他定成了“历史反革命”，免去了他的会计职务，下放到车间当一名没人爱干的“炉前工”。
这是钣金车间最苦最累的工种，负责给铆工提供烧红的铆钉——一旦铆钉烧到了合适的火候，必须尽快地把它们一个个从火炉里夹出来、送出去。他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要一刻不停地重复几百上千次一样的动作，一批完了，稍做休息下一批铆钉到了火候，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稍一拖延铆钉就会烧化，提前取出铆钉又太硬。夏天就不用说了，即使冬天，在炉前站久了，皮带的金属扣都烤得火烫，经常把胳膊烫出燎泡。
他们老老实实地绣了标明“身份”的布牌，缝在衣服上——浅色衣服是黑布白线绣字；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线绣字。他们没有母亲胆儿大，敢在没熟人的地方换上没布牌的衣服，而是走到哪里都戴着“身份”——“历史反革命”、“反革命老婆”。
二姨的哮喘越来越厉害，根本离不医院，可是大夫看到她的“身份”不敢给她看病、开药方，有时候没进医院的大门就被轰出来了。更让她绝望的是，到一家亲戚那里去串门，本来想诉诉苦闷、得到安慰，没想到人家见了她的“身份”，惟恐带来麻烦，硬是没让她进门，还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我家，随时有被抄的危险，她自然不敢登门。
病痛、羞辱、担惊受怕，让二姨卧床不起了。有人送来了口信，姥姥去二姨家照顾她，同时也为了躲开抄家的恐怖。
几天以后，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难，红卫兵押着母亲快到家的时候，得到了邻居小孩的报信，姐姐躲到了二姨家。
此时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间宽敞的北房，有两户邻居但自成一个独立的跨院。在屋门以外，姐姐就听见二姨每喘一口气带来的呻吟和姨父的叹息声。
姐姐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姨父掀开玻璃后的布帘，仅仅露条窄缝，惊恐地辨认来人是谁。看清了是姐姐，急忙让她进屋，又急忙关严了门，就像做了贼他狐疑地打量姐姐，问道：“是不是被抄了家？”
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惧，装作没事似的说：“没有，我就是来看看姨的病。”
姨父突然惊讶道：“噫！你怎么还敢穿裙子？”然后规劝说：“这年头还是少走动好。你不拉小提琴了吧？别拉啦，我的胡琴都让人砸啦。”
姥姥痛苦地看着女儿每分每秒地受着罪，想不出解救的办法，只能用手轻轻地拍着二姨的后背，希望憋在气管里的痰能够痛快地吐出来。
二姨已经几天不能平躺，只能倚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因为缺氧，浮肿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见姐姐来，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艰难地点点头。
呆了会儿，姐姐实在不忍心看着二姨的难受样，起身告辞要走。
“孩子，”姨父也站起来：“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从剧喘中，挣扎着指指床边的五屉柜：“抽屉开开……衣服……”她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一口口地吐着带血丝的痰。
姨父不解地拉开了一个大抽屉，里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旧的衣服。
米……米黄色的……”二姨紫胀着脸，无比艰难地指指那些衣服，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姨父找出一件米黄色咔叽布西式旧上衣，二姨摇摇头；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同样质料和样式的上衣，二姨点头：
“穿上……送你的……”
“二姨，你留着穿吧。”
“穿上……”她闭了闭眼，又是一阵抖肺搜肠般的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泪，一手轻轻地拍她的背，一手用手绢擦去泪水。
“既然你二姨想送给你，”二姨父递给姐姐：“你就穿吧，她或许怕你冷，穿上吧。”
姐姐只有穿上了，正合身。几天以后她才明白，那是疼爱她的二姨与她永别的纪念品。一天夜里，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我和弟弟帮助姨父料理后事，正碰上街道积极分子来通知姨父搬家——因为姨父家只有一口人，又是“反革命”，无权居住二十来平米的北房，让他搬到胡同里另一个大杂院儿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
来送通知的是个很会说话的老太太，她看周围没有外人，还安慰了姨父几句：“您不用太难过，就当是她出了差，出了趟长差。”“住小点儿的房子还省房钱呢，您说是吧？”
姨父苦笑着陪她说着话，直表示马上就搬家。倒是人家没催得那么紧，允许他拖延几天。
我们以为姥姥失去最疼爱的女儿，一定难过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她倒很坦然，对我们说，死了比活受罪强。
没有了二姨，姥姥把姨父当儿子看待，经常去看他，帮他料理家务。后来我家遇到了新的一轮灾难，几乎全家都被关了起来，姥姥就躲到姨父那里去住。
姥姥去世以后，我们又都在外地，和姨父断了联系。1971年，苦闷、孤独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农村户口的老伴。没想到此次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让他更加苦恼。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他和二姨一样，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一生清贫简朴、胆小怕事的二姨、姨父，终于到阴间团聚去了。生前脾气、爱好处处相同的一对恩爱夫妻，想不到连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4．初遭劫难
1952年夏之交，有次我和姥姥从二姨家回来，发现家里气氛和往常大不样——家里见不到父亲，母亲关在卧室写东西，其他人说话、走路也都轻悄悄的。听姐姐说，这是“三、五反”运动，爸爸被抓走了，昨天工作组在客厅还审间了妈妈、杨姨、栾姨，杨姨吓得尿了一裤子。
我全然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前几天我们不是还唱着一首歌谣“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吗？怎么“三反”又“反”到我家了呢？后来才知道，所有私营业主，全是被怀疑对象。
父亲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年营业额才几十万元），遭到逮捕，关押在半步桥监狱。母亲既是案犯家属，又是“理研铁工厂”厂长，双重身份，被隔离审查。
第一次蒙受不白之冤，母亲异常伤心。保姆害怕她会寻短见，告诉了哥哥。哥哥带着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去求妈妈不要想到死。感动得母亲痛哭起来，憋闷了多日的痛苦一下子收不住了，把我们一个个楼在怀里，安慰我们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就冲你们几个孩子也不会去死，妈妈离不开你们。”
幸亏我那时还小，还不懂忧伤，第二天照样在院子里玩，照样跟姥姥要几分钱，从大门底下钻出去买芸豆饼吃，照样去职食堂找厨师胡大爷玩耍，胡大爷知道母亲最爱吃他蒸的刀切馒头，趁人不注意，用布包上两个塞给我说：“快拿回去给你妈吃。”
没多久，代表政府的工作组怀疑工人协助我家藏匿了偷税的巨款，胡大爷也在其中。
有一天，姥姥有了不祥的预感，让我去食堂看胡大爷。我回来向姥姥学：“他还冲我笑呢，就是脸有点儿红。”四岁多的我，还看不出来有更多的异样。
不料，当天晚上胡大爷就不见了。工作组和所有职工相信他跑不出这个大院，在院子里挂起几个特大的灯泡，在各处犄角旮旯寻找，甚至有人用长竹竿到水井里去搅探。外面的嘈杂人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看到全家人，除了弟弟，都从床上起来向屋外张望，只见好多人影在院里晃来晃去。
忽然，有人发现大榆树上有人拴了一根绳子，另一头通到跳板方垛的空穴中。方垛足足有两人多高，此时谁也不敢爬到上边去看，只是在下边乱喊：“老胡，快出来！”
约莫两分钟的时间，有人商量着要爬上去看。
突然，胡大爷从里边蹦出来，一下子就被绳子吊在了树上，只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这些都是后来听大人讲的。当时大人们怕我们被吓着，早打发我们钻回被窝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大榆树下，看见一领席下面盖着胡大爷，露着脚。活着的胡大爷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花白的胡子和眉毛，忘不了那双笑眯眯的又像是刚刚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忘不了他蒸的又大又喧的刀切馒头。我想看看他死后是什么样，可是不知道该不该拉开那领席子。
那时候，还不懂得害怕，也可能是胡大爷生前对我太好的缘故。
一个生命，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几个月后，“运动”结束了，父亲被放回家，继续经营他的“营造厂”，母亲接着当厂长。经过这么一折腾，“营造厂”业务大受影响，当年收入几乎没有，职工也无法分红，气得郝叔叔（后来和我们一起办《中学文革报》的郝治的父亲）老爱说：“找他们要那好几十亿去！“父亲这时总会笑笑，什么也不说。尽管他比别人还多坐了几个月的牢，但他涵养极深，好像天生就能容忍委屈和冤枉。
比起坐几个月牢更让他痛心的是，不久又兴起了“套狗运动”。他的爱犬哈利在他面前，被装进了垃圾车，不知将被运到什么地方去处死。
车到我家之前，已经装了好几只别人家的狗。它们惊恐地东张西望，全然不知等着自已的是什么下场。哈利被强行装进车里，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难过得汪汪直叫。爸爸不忍心看下去了，躲进屋里哭去了。
养过狗的人都知道，有时和狗的感情不亚于人。眼睁睁地和爱犬生离死别，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又极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此时他一定肝肠寸断。可是，刚刚经过“五反”运动的他，再哀伤又能怎样？
又一个生命，也这么轻易地走了。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据说人类把狼驯养成狗的历史已有一万多年。也可以说，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是，常以文明史悠久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却总是和狗过不去。1952年，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套狗运动”，但是还没有做到赶尽杀绝。1954年，又来一次“套狗运动”，这次无论什么原因，一律不许再养，哪怕它正与孤寡老人相依为命也不能幸免。据说因此引出了数不清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1958年，上级强迫农民深翻土地，还让把狗肉汤洒在5尺深的地下，当作粮食高产的灵丹妙药，结果广人农村的狗几乎绝了种。以后，各种屠杀狗的“理由”层出不穷：“四清运动”时，防止狗咬了工作队的人——杀狗；解放军拉练时，防止狗咬了子弟兵——杀狗；备战紧张时，防止狗把民兵隐蔽的行动暴露给“敌人”——杀狗。更不用说大饥饿年代，熬狗肉汤使劫后余生的狗，变成了饥民的腹中之物。
许多伤心的事凑在一起，往往会使人对生活的环境有了恶感。尤其是胡大爷自缢的大榆树就日夜立在前，谁看到它都会立刻想起那个不幸的冤魂。最后父母决定花3000元买下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移到那里去。
哥哥为了纪念他儿时的乐园，在作文《我的童年》里，详细地描写了那里的花草树木。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作文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惟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5．父母的性格差异
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他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可以为感情不讲原则、丧失理智；而母亲是个理智型的人，不会因感情失去理智。父亲是内向性格，纵然有天大的激情，也不会用语言表露；母亲则性格外向，除了需要保密的她能守口如瓶以外，内心所想的一切都要流露出来。母亲喜欢交往，与人见面总爱热情地打招呼；父亲不善了交往，除非是好朋友，即使见了邻居，也从不主动打招呼，因此母亲总是埋怨他太“死性”。
像父亲这种“死性”的人不少，他们并不是傲慢，而是发怵寒暄，或是记不住人家的称呼，或是根本就想不起来打招呼这件事。后来我家搬到东四去住，院里最早的邻居，福建人陈奶奶，也是这种性格。姥姥和母亲像说笑话似的说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年冬天的半夜，父亲从外边回家。因为我们早都睡着了，没有听见他叫门的声音。陈奶奶觉轻，她穿上衣服起床去开街门。因为从住屋到街要走一段路，冬天又那么冷，即使没睡觉我们都懒得去开大门。陈奶奶开了门扭头就走，两人居然连招呼都没打。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相反，有时陈奶奶给我们开大门，我们叫她一声表示感谢，她绝对不会答应，总是不耐烦地扭头就走。但是陈奶奶绝不是刁钻古怪的人，求她办事，她一定会热情帮助，就是话少；1960年她家就有了电视机，全院子的十来个小孩儿天天到她家看电视，没见她烦过。可见不能从表面现象去推断一个人的人品。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父母性格上的差异，虽然有定的好作用——比如在事业上母亲能帮助父亲维护人际关系——但事业和家庭毕竟不能混为一谈。朝夕相处的夫妻，需要另一种感情的纽带来维系，尤其需要在性格上有互相兼容的可能，父母都有固执的一面，性格反差又如此之大，难免产生感情的裂痕。
父亲最喜欢温柔、甜蜜、娇滴滴的女人，如果整天甜言蜜语，即使明知在作假他都高兴。而母亲却豪爽有余、温柔不足，不会装假，更看不起依赖别人的人。所以，父亲遇到了与母亲截然相反的边姨，立刻就被俘虏了。
1952年“三反、五反”前夕，父亲提出离婚，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父亲只身去找边姨。1954年初，父母复了婚。除去坐牢的几个月，父亲和边姨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边姨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她发现父亲虽然感情炽烈，但终究不是理想中的人物；父亲也终于明白，矫枉过正会适得其反，光靠甜蜜蜜也不能维系婚姻。母亲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个结局，因为她从来就不相信人能在幻想中过日子。
父母的婚变带有戏剧性，没有财产的纠葛，也没有吵吵闹闹，难怪“三反、五反”时，有人批判他们是“假离婚”。虽然父母性格差异很大，但是他们一生从没吵过架。
父亲祖籍是山东，他的爷爷逃荒到了东北。到我的爷爷那一辈，已经是营口市的大富人家，能够拥有整条街的店铺。为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消耗掉了全部家业。到了父亲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已经一贫如洗。
父亲上的铁路学校，按照惯例，毕业考试第一名，分配做站长，第二名做列车长，第三名做报务员。父亲是第一名，工资待遇很高，他能够养活奶奶、姑姑了。
不久，他又考取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了公费留学生。虽然自已的学费、生活费不成问题，但是不能养家。
父亲到了日本，发现新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苦于看不懂日文报纸，生活十分不便。于是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这本书的稿费，解决了几年留学期间的养家问题，这书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一本。他用的笔名是“罗茜”，因此给我们这些子女起名都用“罗”字，而不用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有一次我问起父亲“罗”字的含义，父亲说，繁体“罗”宁可拆成“四”、“维”两个字，“四维”是“礼义廉耻”的意思。
父亲的所作所为，人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但公认的两个优点：一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二是极深的涵养。
他无论学习什么，非要学透、学精不可，直到运用自如为止。他最反对的是满足于一知半解，如果发现我们有不求甚解的现象，就会说两句不满意的话——这已经是他最“激烈”的表达方式了。
父亲很少急躁，更不会与人争吵、骂人。家里出现一些没人承认的小过失，栽到他的头上，他从来不去辩解，即使是原则的问题冤枉了他，他也顶多说一句否认的话，再不多说一句。好像他知道人家早晚会明白真相，无须过多地辩解。
我佩服母亲的性格。她在我成长时期，充当了父亲，母亲的双重角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后来承受压力的楷模。
文革时期，流行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么一句话。父亲的经历，正是这个论题的证据；而母亲的经历，却是这个论题的反证——母亲参加工作以前，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度过的。但是，她比父亲更出色地当好了家，而且开始当家的年龄也并不大。
等到我过了而立之年，才体味到母亲很了不起。她的所作所为，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说她了不起，并不是光指她承受住了太多的磨难，而是在磨难当头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刚强。母亲有时候也哭，比如父亲被抓走、亲友来慰问的时候，突然见到关押三年的姐姐的时候，她只是唏唏地哭几声立刻止住，她明白光哭没用，还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她一生当中，伤心事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很少见她默默地流汨，从未听她说过悲观厌世的话，
母亲是乐观的，她常以心宽体胖自豪。她年轻的时候喜欢运动，又是个注意营养的美食家，所以身体一直都很健壮，很少见她生病躺下：若不是家里的不幸遭遇接连不断，相信她的寿命一定很长。
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饿时期，喜爱美食的母亲自然备感煎熬。那时，我们四个孩了都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父亲关在教养所更是苦不堪言（连食盐都要限量），全需要母亲去想方设法解决。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有办法。她就像变魔术似的，总是能从家里找出可以变卖的东西，换成我们的食物。一箱子高跟鞋也许还换不来一斤肉，但是能卖出去就不容易——那时谁敢上街穿高跟鞋？姥姥说，除非当戏装用。
小孩儿想不了那么多，只是觉得有了母亲，就有了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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