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G基业长青系列二: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系列导读
Longevity Series /
应《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邀请,BCG首次发布“基业长青”系列文章与访谈实录,聚焦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趋势与长青秘诀。本文是“基业长青”系列文章之一。在先前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之道开篇预告》中,我们阐明了本系列的初衷与特点。本文将立足于宏观视角,探讨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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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外,对于家族企业的现有研究通常聚焦于家族的“家业长青”和企业的“基业长青”两个层面,却容易忽略家业、基业与更宏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谈论家族企业的具体治理与管理方法之前,我们需要拉长时间轴,理解中国家族企业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脉络。中国家族企业根植于与西方迥异的文化土壤之上,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如今更是肩负着超越一己私利的时代使命。理解并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是实现中国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前提。
过去:
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基因
相比于西方众多百年老店式的家族商业集团,中国的家族企业要年轻许多,但其历史文化基因却可以追溯千年。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时至今日都在对中国家族企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学术界的研究发现,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基因。
01
社会结构特点及成因
在上世纪40年代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做出了精准概括。他指出,西方传统社会结构更接近根根分明的捆柴,由不同个体根据宗教、家庭、协会等多元关系组成不同团体,团体内外界限分明,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则更接近水面投石时从内而外推开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以亲疏关系为纽带,构成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网,称为 “差序格局”。虽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中西方社会都同时存在,但在横向对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更为明显,而西方传统社会则更受团体格局主导。
中西方传统社会结构的这种倾向性差异有深层次的成因
在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过着居所稳定、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离自己最近的家庭、宗族是人最重要的群体归属;只有在遇到旱涝等灾害时,需要通过借助社会合作或国家力量来修建水利、对抗困难。因此,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人们根据熟人社会的亲疏远近,更容易缔结出同心圆式的关系网。
古时盛行的儒家思想印证了这一特点。翻开儒家典籍中对于理想社会关系的描述,如“推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了这种从自身出发、由内而外的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家族、国家都是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家文化”不仅是在家族内部追求和谐,更是一种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的文化。
而在西方社会,人们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对权利与义务更为看重。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长久以来的宗教影响。在古代西方社会,宗教是人们在血缘家族之外的最重要的群体归属,并严格了规定教徒的义务与权利。与此同时,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根植于海洋文明,离乡出海要求人们跳出亲缘关系,为了共同目标组成新的团体。这进一步催生了西方社会产生基于契约精神的团体组织。在18世纪问世的《社会契约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早已内化到了西方社会的群体观念中。
02
对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
社会结构特点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家族企业的管理风格大不相同。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团体格局”以“法治”为主导、责权利清晰、强调契约精神,有利于形成高效而稳定的企业组织;而中国的“差序格局”则使得中国家族企业偏向于“人治”,个人的责权利较模糊,更依赖信任、情谊、义气作为企业运作的推动剂与润滑剂。
也正因此,业界与学界曾有不少声音诟病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批评是以偏概全的。不同的管理风格各有成因、各有千秋,适用于企业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形,并无绝对意义上的优劣。中国家族企业无需妄自菲薄,而是需要认识到自身特点的优势所在,并需随着企业的发展进行积极调整、扬长补短。
在家族企业发展早期组织复杂度较低时,家族内部的信任关系与利他倾向能大幅降低协作成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相关法规尚未健全,创业者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这时,家族成员间的信任支持、共同语言和价值观,能帮助企业快速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在遍地黄金的年代,适当的“人治”还能加快决策效率,让真正有胆识和魄力的创一代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铸造了无数传奇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与“家文化”助推了中国家族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蓬勃生长。
然而,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复杂度日益增长,这种管理方式也会显现弊端。一方面,家族成员内部对于利益分配、责任义务的边界不够清晰,在日益膨胀的财富面前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走向成熟、增长放缓,家族企业将愈发需要基于契约精神、根据绩效表现来管理内部人才与外部合作伙伴。为了实现基业长青的目标,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重视管理方式的转变,在保留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吸纳“法治”精神,致力于管理机制的建设。在本系列的后续几篇专题研究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还催生了地缘性的商帮组织。“差序格局”中的“亲疏远近”不局限于血缘、姻亲关系,还能拓展到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相近地域中的商人们自发形成互助的商帮组织,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形成“十大商帮”*。虽然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人才流动大幅弱化了家族企业的地域特点,但重义气、相扶持的商帮精神依然活跃在当今中国家族企业的行动中。
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指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
现在:
中国家族企业的近现代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背景直接决定了家族企业的特点。中国家族企业的规模体量与产业结构特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也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体现了国家特色。
01
时间维度:从跌宕起伏到蓬勃生长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突破传统手工业与家庭小作坊模式,开启规模化的工厂生产。聂氏家族的恒丰纱厂、荣氏家族的面粉产业等等,均为当时的民族资本与家族企业的典型代表。但自上世纪20年代后,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让家族企业不断遭遇冲击,直到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方才得以持续发展。回望中国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的发展,呈现两大核心变迁趋势:
家族企业规模体量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提升。1978年的改革开放,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宪法修正案、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系列的里程碑事件为中国家族企业从零到一、快速增长、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2021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民企的上榜数量占比达到一半。近十年来,家族企业在民企中的数量占比已超八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族企业产业结构分布随时代趋势发生演进。20世纪初,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家族企业以纺织、面粉、烟草、制糖等轻工业领域为主。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家族企业则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中遍地开花。从过去十年的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中可以发现,上榜企业的前十大行业席位占比明显下降,即产业多元化程度提升。从细分行业分布来看,家族企业从传统制造业拓展到批发零售、城市开发与房地产,再到近年来向新技术、新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快速发展——家族企业的行业分布变化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跃迁。
02
空间维度:行业分布体现地域特征
世界不同地区的家族企业在行业分布上各有特色,充分反映当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特点。根据2019年全球家族企业750强榜单,房地产与城市开发在亚太地区的家族企业中占比显著高于欧美地区,而北美地区的批发零售业与科教文卫类家族企业占比则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制造业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家族企业中最常见的行业大类,但鉴于制造业包罗万象,我们需要进一步拆解细分行业来进行横向对比。
按照细分行业归类,食品、零售、传媒等行业是美国的上榜家族企业最多从事的领域,显示了大众消费与文化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德国工业技术积累深厚,从事机械制造、汽车与零部件制造领域的家族企业问鼎榜首。而在意大利,纺织服饰与奢侈品行业活跃着一大批百年老店,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承与民族文化性格。
相比之下,中国的上榜家族企业以城市开发与房地产、工业品制造、建筑工程三类最为常见,这与中国过去十几年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可以看到,不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家族企业的产业结构始终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息息相关,家业、基业、国业三者环环相扣。当前的中国家族企业现状是时代的产物,而面向未来,中国家族企业的产业结构还将继续跟随国家经济大势与产业政策导向演进,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家族企业的新宠。
未来:
中国家族企业的挑战与机遇
如果说西方百年老店式的家族企业历经考验、细水长流,那么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则是风华正茂。过去几十年的时代机遇造就了中国家族企业的今天,而面向未来,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将围绕转型升级、代际传承、共同富裕三大主题展开。
01
转型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遍地黄金”的造富时代已经过去, “大水漫灌”的增长方式终将成为历史,而“做深做精”的家族企业则能在大浪淘沙中长存长青。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做好两个层面的转变,焕新企业家精神:
产业转型,追求技术引领与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力成本攀升、技术创新颠覆传统行业,中国家族企业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未来,中国家族企业需要更强的洞察力、想象力与创新力,跟随“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新格局”两大趋势,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企业从低附加值产业走向高附加值产业,从粗犷式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
管理升级,聚焦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市场遍地机遇,一大批优秀的家族企业大步迈进规模扩张,对于企业内部管理则关注较少。相对于其他民企而言,家族企业的“人治”要素更为浓厚。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与新冠疫情掀起逆全球化浪潮,经济高速增长的潮水有所褪去,真正考验家族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家族企业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完善现代化的治理与管理机制。
02
代际传承
对于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而言,代际传承是既重要、又紧迫的议题。中国百强家族企业中,当前仍在企业担任董事长或CEO重要职位的创始人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接班人的遴选和培养势在必行。自80年代起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家族企业在家族接班人的选择范围上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BCG去年发布的《基业长青:探寻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之道》一文中,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成功的传承”、“传给谁”和“如何传”等问题。
与此同时,成功的代际传承将帮助家族企业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在企业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创一代”们的管理风格往往已经成型,较难在短时间内转变。然而,面对产业转型与管理升级的时代要求,家族企业又需要适当摆脱对过往成功经验的依赖。随着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面临传承交棒节点,不论由家族后代还是职业经理人接班,新一代掌门人有望为家族企业带来新的管理思维和创新活力,助力家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03
共同富裕
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先富带后富”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家族企业抓住时代机遇,聚焦于家族财富创造与企业自身的快速增长,有效促进了“先富”群体的形成。进入20年代,中国经济迈入“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阶段。未来中国的家族企业需要顺应时代趋势,从以下两大角度出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
挖掘历史文化基因中的闪光点。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结构中,“推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状态,而如今的家族企业也要从“为家族创造财富”走向“为行业、为区域、为国家贡献价值”。面向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家族企业将这种“推己及人”的家国情怀融入到企业战略与行动中。
发挥专长,贡献于共同富裕目标。家族企业参与共同富裕进程的方式不应局限于固定的模式,而需要与企业自身的行业特点与优势相结合。在日常业务运营过程中,家族企业需更具人文关怀,关注可持续发展,做好“小我”;面向社会,家族企业还要进一步发挥影响力,通过慈善行动、影响力投资等形式,成就“大我”。
在本系列后续发布的中国优秀企业家访谈实录中,我们也将探讨家族企业如何通过差异化的方式造福更广泛的群体。
结语
回望过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风格与西方迥异;审视现在,中国家族企业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中国家族企业将走向转型升级、代际传承、共同富裕。
中国家族企业应如何实现基业长青?我们认为需要明确三大原则:
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一方面,中国家族企业需要对自己保持信心,“人治”特征并非绝对的负面标签,而需要辩证对待;另一方面,中国家族企业应挖掘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闪光点,力求“推己及人”,为社会与国家创造更多价值。
将发展重点与国家大趋势结合。相较于西方,中国家族企业诞生于时代红利之下,与国家经济发展脉络的关联更加紧密。未来若想实现基业长青,中国家族企业需要将自身产业特点与高质量发展等宏观趋势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完善家族企业治理与管理机制。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闪光点的基础上,中国家族企业也需要意识到,随着企业发展壮大与时代变迁,家族企业亟待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与管理机制。如何处理家族与企业的关系,如何建立管理机制保障基业长青,如何处理家族内部关系,如何做好家族企业中的人才管理,这些都是中国家族企业需要思考与探索的核心话题。在本系列后续即将发布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旨在为中国家族企业提供清晰、实用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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