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系列 — 新月沃地（一）

作为中东国家，沙特和也门虽然也时不时的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不过相信大家听到最多的阿拉伯半岛国家，还是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这几个热点国家。说起来这几个国家所在地区，还真是永恒的热点。可以说，自有人类文明以来，这片在阿拉伯半岛环境最好的区域，就是世界的焦点，并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而它的地缘标签，就是我们即将解读的“新月沃地”。
　　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条呈新月形的，适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整体呈热带沙漠气候的阿拉伯半岛，这样一条连片的农业种植区，显得弥足珍贵。而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整条新月沃地，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东部的“两河流域”。依照现有的国家结构划分，地中海沿岸地区，所涵盖的国家有三个半，即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尚未能真正建国的巴勒斯坦；至于两河流域的核心区“两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则由伊拉克所控制。对于“两河”所指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信只要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所耳闻。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苏美尔、汉漠拉比、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历史名词，都是诞生于这两条河畔。依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两河之地也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形成地。　
　　在探究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地缘结构时，我们会发现，之前在中央之国所积累的一些惯性思维，会受到挑战。在解读中央之国时，平原面积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农业潜力，并直接影响它在古典时期板块排名。而到了干旱少水的北非——阿拉伯半岛地区，我们会发现，地势是否平坦已经不重要了，“水”才是决定人口数量和地缘潜力的首要指标。很多看起来是大平原的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沙漠所覆盖了；而很多被农业中国看成鸡肋的山地，却因为能够涵养更多的水资源，而成为了人口密集区。相比之下，两河流域的特点，倒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因为它核心的区域，正是在下游的低海拔平原地区。也就是说，这片地势平坦的冲积平原，同样是因为它显著的农业属性，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的。
　　在分析沙特阿拉伯时，我们曾经说过，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地形结构，自西向东也是呈三级台阶布局的。问题是，阿拉伯半岛西侧的塞拉特山脉，由于海拔和位置的原因，从老天爷那里所截取雨水，连供给山地内部都成问题，更别说为中部高原和东侧的平原地区，提供淡水补给了。所以从之个角度看，两河文明的兴盛，其实和阿拉伯半岛本身没有多少关系的。几千年来，为这片平原提供生命之水的，是阿拉伯半岛东北部那一系列的高原。
　　我们很容易在阿拉伯半岛的北、东部，看到那处由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洋的高原带。现在，这片高原带由土耳其和伊朗所占据。通常我们在总结土耳其的地理特点时，喜欢用小亚细亚半岛来概括；而伊朗，则几乎可以和波斯高原重叠。其实上如果我们把视线单纯放在海拔高度上时，小亚细亚半岛又基本上可以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划上等号。不过，如果你认为滋养两河平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发源于这两大高原，那就错了。因为在这两大高原之间，还有一个起过渡作用的高原带——“亚美尼亚高原”，而两河正是发源于这个结合部上。
　　通常我们很容易忽视掉“亚美尼亚高原”的存在，一是因为这块缓冲之地，目前大部分已经被土耳其和伊朗所占据，原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则被挤到了高原的东北角。从地理结构来看，所谓的亚美尼亚高原，实际上是安卡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的边缘山脉碰撞汇集而成的。相应的，海拔也要更高些，所以也被称为“亚美尼亚山结”。这一点，倒是像是塔吉克人所占据的“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集结之处）。
　　如果亚美尼亚高原象“帕米尔高原”那样高，或者周边的邻居不那么强，那么这个地理单元，还是有机会基本对照一个国家的。可惜的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突厥人，和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注定会争夺这块缓冲之地。如果亚美尼亚人当初选择做穆斯林的话，也许突厥人或者波斯人，会考虑扶植他们在这片高原上，以缓冲对手的压力。可惜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建立者（公元四世纪，比伊斯兰教创立还要早三百年），亚美尼亚人固执的在穆斯林的包围中，恪守他们的信仰，因此悲剧性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而本可以由亚美尼亚人来充当的缓冲角色，也交由同样信奉真主的“库尔德人”来充当了。
　　尽管最终在突厥、波斯、阿拉伯三大族群的包夹之下，库尔德人并没有如愿的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从族群生存的角度看，他们还是成功的覆盖了一块，有一定纵深，在地理上勉强可以独立的地理单元，而这也是库尔德人一直认为自己有机会独立建国的地理基础。如果我们对照之前所上的《库尔德人分布区地缘位置示意图》，就会发现库尔德人的分布区，和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理范围高原吻合。要是按照这种地缘结构来看，这块高原更应该被叫作“库尔德高原”。不过要是哪个地理学家，敢这样命名，土耳其和伊朗肯定会首先跳出来。在他们看来，人口数量已经被压缩到300多万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在上世纪初，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并不是这些异教徒所遭受的唯一苦难），即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实质威胁。相反，如果让已经在此生活的上千年，人口数量达到3000万的库尔德人，从地理学家那里得到暗示的话，相信会更增强他们的独立倾向，并且为期待中的“库尔德斯坦”划出准确的地理边界来。
　　基于亚美尼亚高原对于两河平原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没有理由放弃这片山地。特别是他们都还想重复帝国的荣光，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两河平原，直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时候。既然水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就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为它们补水的支流，究竟是怎么样的走向，这些河流的走向，又对中东的地缘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下一节的方向。

附：中东主要高原示意图

附：库尔德人分布区地缘位置示意图

附：两河流域地理结构图

无论在什么文献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是秤不离砣的粘在一起的，以至于“两河”之名的出现概率，甚至要高于它们的本名。的确，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条同样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的河流，流淌的路线实在太接近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在他们之中，界定出主次关系来。不过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会存在细微差别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来看看，这两条世界级的名河，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单从长度来说，相对位置偏南的幼发拉底河，要比北面的底格里斯河长。前者的上游源流，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交接处“东托罗斯山脉”；而后者则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南边缘的“东南托罗斯山脉”。不过从流量来看，底格里斯河却要更大些，其流域之内，所滋养的人口和城市也要更多。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地理位置。我们知道，作为一条河流来说，决定它年流量大小因素，并不仅仅是源头处的水量。一条能够在中下游地区持续补水的河流，其地缘潜力要远大于，主要水量要依靠上游来水的河流（同样长度和发源地）。在这一点上，下游地区已经没有任何支流的黄河，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在淡水供给，还是航运功能上，现在的黄河和它的同源兄弟长江不可同日而语（年径流量，只是长江的6%左右）。事实上，滋养了埃及5000年文明的尼罗河，也是这样一条下游地区没有任何补给的河流。如果不是因为它的中上游足够长，所经过的区域雨量足够充沛的话，很难想象它能够在穿越过干旱的沙漠地带后，还有余水入海，并滋养出尼罗河三角洲这样的人口密集区来。
　　当然，尼罗河的成功，更多的在于比较优势。在北非这样广袤的干旱地区。如果想发展文明的话，除了尼罗河之外，你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只不过这条严重依附于一条河流的“带状文明带”，由于缺乏足够的纵深，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弱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才很难看到，埃及成为扩张性的帝国。而如果一定要在北非——阿拉伯半岛这个板块中，为可能的帝国找到一个地缘核心的话，两河平原会是更好的选择。
　　两河平原相比于尼罗河下游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纵深更为丰满。事实上，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你周围有什么样的“邻居”，可能才是决定性因素。相比尼罗河下游，不得不孤独的流淌在沙漠地带，能够紧临北部的高原带，是两河流域最为重要的地理优势。单从水量补给这块来看，最起码北部的底格里斯河，在从亚美尼亚高原南麓下来之后，还能够从发源于亚美尼亚——伊朗高原的众多南流河流处，得到补给。这种流域结构，使得底格里斯河流域，整体上都成为适于文明发展的“沃土”。这一点，我们在<“新月沃地”地缘位置示意图>上就可以看出，整个底格里斯河流域（包括支流的下游地区），都被划入了这片肥沃之地，其主要城市的分布，也呈连续状态。
　　对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显得底气有点不足了。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的中游地区，还能够从左岸接受到来自亚美尼亚高原的支流补给，但到了下游的平原地带，幼发拉底河就只能指望西南部的阿拉伯高原了（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总称，核心为汉志高原）。问题是，阿拉伯高原的情况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除了中间海拔较高的汉志高原，有些相对集中的绿洲之外，它的边缘地带，早就已经沙漠化了。因此那些在远古时期，曾经汇入幼发拉底河下游，并为两河平原的形成作出贡献的河流，现在都变成“季节河”了（也就叫干河，涸河的），其中的大部分即使在“丰水”季节蓄积了一点可怜的水量，也在流到幼发拉底河之前就被蒸发了。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这种差别，让人不得不感叹，有一个好的靠山是多么的重要。也正是这点差别，我们才会发现，与底格里斯河全境都在新月沃地之中不同。幼发拉底河的中游高地，并不属于这片肥沃之地。阿拉伯高原的干旱沙漠气候，带给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缺少支流补给这一点。事实上纵横于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沙漠，已经越过幼发拉底河的中游，向底格里斯河逼近。如果不是下游可以和底格里斯河组网，共同经营出一片“叶”状的冲积平原的话。相信在沙漠的侵浊之下，幼发拉底河所能够经营出的文明地带，也会和尼罗河下游一样，只能沿干流分布了。
　　分析两河之水来自何方的意义在于，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河中下游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叙利亚、伊拉克），到底是西南侧阿拉伯高原上的同族兄弟更重要，还是东北部高地之上的突厥人、波斯人更能捏住它们的命脉。在这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技术上通过水坝工程，控制下游水量。当然，如果真要这么做的法，政治上会有一系列博弈，包括所谓国际法的约束、外力的调解。问题并不在于上游国家会不会把控制水量当成武器，而在于它拥有这种不可逆转的地理优势。除非阿拉伯人有能力，控制亚美尼亚高原和伊朗高原，在他们刚刚拥有伊斯兰教这件集权利器时，这个沙漠中走出的民族的确曾经做到过这点。不幸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水是生命资源”的道理，在干旱的阿拉伯地区，显得尤为重要。既然作为阿拉伯半岛，人口最为密集区的两河中下游地区，在水资源上不得不依附北部高原带。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下，瓜分这片高原带的土耳其和伊朗，究竟在这方面又有多大潜在的发言权。他们二者有可能据此而直接施加影响的地区，又在哪里。

附：伊拉克民族/宗教地缘结构图

刚才借着有朋友提问伊、科海岸线的问题，简单说了下两国的历史渊源。这个问题，其实是归入下一节“波斯湾”的内容中的，到时候会就海湾的地缘结构，包括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石油问题，做详细解读的（悲催的油价。更悲催的是，我刚加完油，就在收音机里听到，石油寡头们“发善心”准备少赚点了）。
　　有一句话，叫作“海军是钱，陆军是命”。这句话的意思延伸出来就是说，海洋是为人类获取额外利益的地方，而陆地才是安身立命的场所。所以不管波斯湾有多少利益，伊拉克人更应该关心的，不是海岸线，而是陆地上，靠那两条母亲河所滋养的土地的状况（更何况伊拉克的油，大部分其实是在陆地上的）。现实也的确如此，在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后，伊拉克内部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拔开宗教和民主制度的迷雾，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地缘背景。
　　经常有人跟我说，这个世界是由“人”组成的，你的“地缘”观点，是片面的地理决定论，是本末倒置。其实“地缘”的概念里，包含的不仅仅是地理环境这些物理背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受这些客观环境影响，所形成了种族、民族、文化（包括宗教）等，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都是地缘解读的基础。这些地缘要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当年困守于东欧平原的俄国人，为了和欧洲人一样，通过海洋获取利益，不断的为了出海口而努力。以至于现在，没有人会只把它当成一个大陆国家。问题是这种改变是需要过程的，大部分时候，我们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种改变的结果，并反过来成为一个参考要素。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更多的是通过地缘分析，分析出博弈各方的优势和不足。有能力作为这个族群和国家的代表，出现在决策层的话，不妨以此为基础，制定战略和战术。即使在你有生之年，不能看到成果，后世的评价也不会差。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要是象现在某些地方执政者那样，不管自身地缘条件如何，一味好大喜功的树起“国际大都市”的大旗来，就不止是事倍功半的问题了。
　　回到两河流域的问题上来。基于现在的世界，已经被无缝切割为一个个国家。所以在解读时政之时，大家一般都习惯以“国家”为单位，充当地缘博弈舞台上的主角了。按照这个思路，伊拉克这个热点国家，首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从地理结构上来看，两河中下游地区，大部分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最重要的，下游“两河平原”，几乎全部归属于伊拉克。所以如果伊拉克，象埃及人那样，自认尼罗河文明的继承者那样，认定自己的国家，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说的过去。虽然他们对此，未必有一些东亚国家那样感兴趣。
　　当我们把范围圈定在伊拉克境内时，我们首先来看看伊拉克的地理结构。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整个阿拉伯半岛是个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结构。但具体到两河流域情况来看，它的三级阶梯结构，更应该是由北向南，由亚美尼亚高原，向波斯湾方向渐变的。也就是说，这个三级结构的第一级，在亚美尼亚高原上，对应的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地区；第二级，是介于高原和下游平原之间的高地。绝大部分发源于高原的河流，在流到沿海地区扩张冲积平原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渡区的。而两河流域中间这片高地的核心，跨越了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境，名叫“杰济拉高地”。如果不看海拔，单看它的土地状况，你也可以叫它“杰济拉沙漠”。
　　最后一级，也就是第三级，自然是我们的重点“两河平原”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我们观察两河的相邻关系，会发现它们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靠得很近。以至于整体结果，呈一个侧卧的“8”字形。不过两河平原与中游高地的切割点，并不在巴格达，而是要更靠西北方向。在两河流淌到巴格达一带之前（城市是跨底格里斯河而建的），有部分河水会溢出、引导入一个巨大的盆地，并形成一个大型湖泊——塞尔萨尔湖。而这个位于8字形结构上夹角的大湖，本来就是中游高地与下游冲南平原的分割点。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来解读两河流域的地理结构，当然不是在跟大家上地理课。这些地缘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人”这个概念（这个“人”，不是指的个人，而是族群、社会），来体现出地缘价值来。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伊拉克的族群结构，和我们今天所分析的地理结构，有多深的联系了。

如果要为伊拉克那三千多万人划定成分的话，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库尔德人（基本都是逊尼派）。这种划分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奇怪，因为标准并不统一。特别是把宗教作为划定族属的标准，让我们这些在无神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感到不可理解。但在有神论的国家，宗教信仰却是划分阵营的重要标准。就象我们当年看波黑内战一样，其中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的亚族，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概念了。而第三方“穆族”，和另外二族的区别，就在于宗教信仰了。
　　标准是一种还是两种都不重要了。无非是在相互身份认定时，会在民族和宗教两项之间变化罢了。一个库尔德人遇到一个阿拉伯人，他首先想到的会是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是教派。而一个阿拉伯人，遇到另一个阿拉伯人时，他更感兴趣的会是对方的教派。说起教派这东西来，别说我们这些教外之人，即使是身在其中的人，也很难搞清内部分多少派系。不过在求同存民的大框架之下，一般的宗教内部，第二级的主要教派数量，都是在二到三个。如广义的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三种大类型。伊斯兰教也是如此，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两种主要类型。
　　从覆盖的区域来看，作为整个中东的边缘民族，绝大部分库尔德人不出意料的被排挤到了高地之上，亚美尼亚高原。在伊拉克所分割到的那部分亚美尼亚高原之上，也是库尔德人为主。至于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当然就是阿拉伯人的天下了。如果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对比来看，逊尼派无异要强过什叶派许多（占了八成以上）。要是以这个数据来参考的话，逊尼派阿拉伯人，应该能够得到两河下游，农业条件最好的平原地区。而整体呈弱势的什叶派，能够聚居的区域，就只能是条件较差的中游高地了。但实际情况去恰恰相反，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成功的占据了巴格达以南的下游平原，人口也因此占了三族总数的60%。至于逊尼派阿拉伯人，则主要分部在中游地区。
　　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了解伊斯兰教这两大教派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去问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他一定会跟你说出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人名和宗教名词来，直到把我们的脑袋彻底搅成一堆浆糊。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讨论宗教问题的帖子。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他们分裂的背景，以及造成现在这种分布状况的最初原因，就可以了。
　　其实当我们不把着眼点放在宗教本身，而是放在“人”上面，就会发现。宗教派系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组织分裂，本质是一样的，所涉及的都是权力之争。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权力争斗。总是会有人对权力分配的状况，产生不满的。所以派系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在穆罕默德离世之后，他所创立的这个政教合一的组织，仍然还是依照原始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来推选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哈里发。分歧产生在第三代哈里发被刺杀之后。在竞争中获胜的一方叫作“穆阿维叶”。而在第四代哈里发竞争中落败的另一方，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注意，我没写错。这种情况在部落文化区域是很正常的），并不甘心于失败，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权力之争而引发战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问题的在于穆阿维叶在获胜之后，决定把阿拉伯世界，推进到王朝时代。也就是将哈里发一职，在自己的后代中世袭下去。并由此而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王朝“倭马亚王朝”。对中国历史熟悉的朋友，对这一幕相信并不陌生。因为伟大的治水专家——禹，当年也是这样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维系权力核心的方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他缩小的继承人的范围，避免了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演变成一场纯粹实力对角。如果穆罕默德离世的时候，有时间留下遗嘱的话。也许他已经把哈里发诞生的范围，圈定在自己的血亲之中了。
　　阿拉伯世界这场最高权力之争，直接导致了什叶派的诞生（也叫“阿里派）。由于阿里与穆罕默德存在复杂的亲缘关系，而在竞争中获胜的一方“穆阿维叶”和他的家族，却是在穆罕默德攻克麦加之后，才加入穆斯林行列的（最初是穆罕默德的敌人）。阿里和他的后人，显然在血统上更有优势。因此什叶派这方面，也充分利用了这点优势。在教义中明确提出，只有阿里的后人才能担任最高领袖。
　　虽然说血缘在维持权力核心稳定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限定在一个家族当中，就很难吸引那些，同样渴望最高权力的政治家的加入了。这也注定了什叶派会成为少数派（什叶派的意思就是少数派），并且影响到现在中东的地缘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你想长期把政、教两权合一，并集中在一个家族手中，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做的难度之一，在于你很难在纷乱的历史过程中，将一个家族的血脉持续的保存下来。特别是这个家族，拥有最高层面的权力时，这个家族会不可避免的成为众矢之的；另一个困难在于，最高权力总是让人馋涎欲滴，那些在竞争后拥有最大实力，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政治家，很少有不对最高权力动心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出世俗的权力，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精神领袖。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体系。如果历代天皇都坚持要自己执掌政权的话，那么将军们早就会耐不住性子，打破这个神话自己上位了。就什叶派的情况来看，坚持将阿里和他的后人，作为最高宗教领袖，并同时掌握政治权力是这个派系存在的基础。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法找到真正的阿里传人，来延续政教合一的传统。什叶派也认为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有权从位，俯视政权的管理者，甚至直接干预、接手最高政权（要是了解中世纪的罗马教庭，是如何影响欧洲政治进程的，就不难明白这种关系了。现在的伊朗，也正是这种教权高于政权的体现）
　　有鉴于于此，什叶派的坚持自然不会受到那些政治家们的青睐了。对于他们来说，宗教是用来帮助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限定自己权力的枷锁。如果自己的权力随时会受到宗教势力挑战的话（最可怕的是，某一个宗教人士，自称是阿里的后人，而号召什叶派民众推翻政权），那么后来那些穆斯林帝国的建立者们，更愿意选择对最高权力者出身，要求更为宽松，并且认为伊斯兰教士中，并不存在最高领袖的 “逊尼派”教义（突厥系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同样可以得到哈里法的名号）。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很自然的也就影响了两派的覆盖范围。以至于逊尼派现在成为了正统派。
　　由于什叶派不受到执政政治家的青睐。所以作为天生的宗教少数派，他们往往更受到反对派政治家的青睐，并借助他们的力量上位。只是当反对派成为执政者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力，受到宗教权力的挑战。可怜的什叶派信徒们，又重新成为了受压制对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即什叶派为什么能够占据最为肥美的两河下游地区。这是因为，最初在第三任哈里发遇刺之后，阿里凭借与穆罕默德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最早的信徒，也是最有力的执行者），得到了第四代哈里发的位置（做了五年），而他在上任之后，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迁都。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最初之所以将塞拉特山作为地缘核心，是因为阿拉伯半岛上最有地缘潜力的“新月沃地”，当时还是欧洲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竞争的区域。阿拉伯人只能在二者都看不上眼的的塞拉特山地和汉志高原发展。当阿拉伯人凭借伊斯兰教所集中的集中、激发的强大力量，击败了上述两个竞争者之后。再想以地缘潜力有限的阿拉伯半岛西部地区为地缘核心，控制西到北非，东到波斯高原的庞大帝国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在阿里得到最高权力之后，选择了将地缘重心放到经济、文化都更为发达的两河平原，并迁都幼发拉底河右岸的“库费”。这项决定，很自然的让阿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在两河平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而阿里和他的继承者（以及重要的支持者），最终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库费、卡尔巴拉、纳杰夫三地死于对手之手，更让这两座城市，成为了什叶派的圣地。而什叶派的信徒们也因此在两河流域寻找到了支点。
　　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解读什叶派的产生过程，并非是为了探讨宗教问题。诚如我一开始说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类社会总是会存在派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当年没有什叶派的出现，也会有其他理由出现内部分裂的。问题在根结在于，即使是到了现在，伊斯兰教对于世俗生活，包括政权的影响，在穆斯林世界依然是十分强大的。所以如果不对目前伊斯兰教的主要教派的产生过程及特点，做个简单解读的话，我们在观察中东局势时，就会有雾里探花的感觉。
　　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影响中东局势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实并非是因为它的教义有多大竞争力。事实上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由于过于强调宗教权力，什叶派本身并不受到执政者的青睐（也就是说宗教领袖，可以凌驾于世俗社会领导者之上）。如果不是波斯人加入了什叶派阵营的话，什叶派本身，是没什么机会成为政治博弈的主角的。波斯人之所以选择什叶派，是因为他们在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也沦为了中东的少数派。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对文化入侵者的接受度，和它本身的文明程度有关的。如果你的文明程度，较之更低的话，那么全盘接受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而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你就一定会想办法，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想办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的现实中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由于两河平原与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包括两河中游地区，之间存在着大片沙漠相隔，山水相连的伊朗高原和两河平原，其实更有机会结合成一个紧密联盟。也正是由于有了伊朗高原这个防御性很强的板块作为什叶派的后盾，作为什叶派发源地的两河平原，才有可能成为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根基之地。而从波斯人自身的利益来说，通过各种手段支持什叶派在两河平原的优势地位，也是他们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反渗透的重要手段。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伊拉克都是一个纠结的国家。按照我们平常的经验来看，一个人如果纠结的话，是因为他所面临的情况有些复杂。伊拉克也是如此，复杂的地缘结构，敏感的地缘位置，让这个国家看似存在很多机会，但无论如何选择，却都存在掣肘。所以要了解伊拉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必要来总结一下，这个国家究竟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让他的命运如此变幻无常。
　　让我们先来看看优势面，谈到这方面，伊拉克人的确有很多向世人炫耀的本钱。讲历史的话，自苏美尔人率先在两河流域开创世界文明的曙光以来，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就一直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当然，自认文明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可以对此嗤之以鼻，说现在的阿拉伯人和之前那些文明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不过这并不妨碍伊拉克人，为能够生活在这片土地而自豪。更为重要的是，那两条大河仍然在奔涌，为伊拉克人维系着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农业区。这一点，在干旱少水的阿拉伯世界，尤为重要。
　　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包括土耳其、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能够在冲积平原的体量上，和两河平原相媲美的，也就只有尼罗河下游了（主要是尼罗河三角洲）。基于这个共同的优势，埃及和伊拉克，都曾经是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的力争夺者。除此之外，唯一能够参与这样竞争的，似乎只有拥有阿拉伯人祖地、圣城的沙特阿拉伯了。虽然沙特人没有大片的冲积平原，支持他们的农业基础。但好在沙特人在波斯湾一线的石油，目前看足以弥补这个劣势。以油换水的海水淡化技术，不仅让沙特这个没有大块绿洲的国家，也能够承载到2600万的人口（目前伊拉克约3500万），从而在人口基数上，具备基本的竞争力（在阿拉伯世界）。不过沙特人因为石油资源而获得的战略优势，虽然可以在埃及人面前骄傲一把。但同样是波斯湾国家的伊拉克人面前，却没有太大比较优势。
　　前面有朋友觉得上天其实很垂青伊拉克了，事实也的确如此，相比埃及的有水少油；沙特的有油无水。即有水又有油，北面有点山（亚美尼亚高原），南边还靠点海（波斯湾）的伊拉克人，看似有足够的本钱，来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位置。当年把中东政局，搅的天翻地覆的萨达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本钱，才敢以整合阿拉伯世界为己任（萨达姆所政治组织，就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中东横行了那么多年。不过萨达姆的下场，和伊拉克的现状大家也都看到了。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局面，就不得不再说说伊拉克的地缘劣势了。
　　首先伊拉克的国内宗教、民族结构，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复杂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大家都是穆斯林，但通过我们上一节的分析。相信已经没有人认为，天下穆斯林真的是一家了。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足以让企图影响控制伊拉克的外部势力，找到切入点。其次，以伊拉克的地缘位置来说，即使没有石油，引来大国博弈。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地区性强国，也注定不会让伊拉克安宁的。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控制了两河源头的土耳其人，有机会用水来制约伊拉克的崛起；而什叶派已经成功上位的伊朗，则更愿意利用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和两河平原上的什叶派阿拉伯人，结成同盟。
　　当然，时下让伊拉克人遭受磨难的直接原因，还是它那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石油储量。能够掌握世界10%的石油资源，固然可以增强伊拉克上位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底气。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国眼中，你有油没有问题，但有油又不听话，就有罪了。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之下，虽然并不能说谁在政治上关注伊拉克，就是想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一切还是要以商业规则为基础的）。但谁也不想自己的资源供给，被一个有霸权倾向的国家所控制。即使这个国家，所图谋的只是地区霸权。对于大国们来说，谈判对手越弱，对自己的利益越有利。所以当萨达姆准备吞并另一个，同样拥有世界10%左右石油资源的国家“科威特”，并藉此来实现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时，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对于置身于地区之外的大国来说，伊拉克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本身，并不会对他们的决策有掣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想即用这些矛盾来影响、控制伊拉克的话，每一派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反过来，这些今天的盟友，也很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这一点，土耳其人和伊朗人就做不到了。最起码土耳其人是绝不可能去拉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作盟友；伊朗人也不会把宝压在逊尼派身上。更为重要的是，两国与伊拉克的这些微妙关系，反过来又有可能被美国人所利用，达到左右平衡整个中东政局的目的。当我们从地缘的角度，去全新解读萨达姆的命运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说到萨达姆，相信最起码在国观上，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这位伊拉克“前”总统。如果阿拉伯世界，包括整个中东在内，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外力干扰的世界。那么萨达姆可能现在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问题是以伊拉克的地缘位置，和它那丰富的石油储量，注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是不能由自己来掌控的。正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的霸权，仍然还是美国手中，而对中东事务干涉最多的，也就是美国。就伊拉克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并不是在萨达姆入侵伊朗，准备挟持更多的石油资源，以实现他“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时，才开始介入的。事实上，和N多反美战士一样，萨达姆当初也曾经是美国的亲密战友。
　　当一个国家，试图政治介入一个地区时，有一个“少数派原则”。即在大部分时候，你会倾向于支持这个区域中，势力比较弱小的一方，以牵制力量更为强大的一方。这并不代表实施这项策略的政治家，人性有多少的高尚，愿意扶贫济危，而是为了让该区域达到平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反过来背离自己。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让美国人在中东选择盟友的话，孤独的波斯人，会是最好的选择。经常有朋友问我，美国最想灭掉的是不是伊朗。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从政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确是非常想解决掉伊朗现在的政治体系；但如果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东的地缘利益来说，伊朗这个国家却是美国所需要的，也是很有可能结成亲密联盟的。
　　事实上，在伊朗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之后，美国曾经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象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一样，伊朗在建国之后，经历过君主制阶段。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君主制无疑是过去式的政治体制，但对于这片“封建思想”浓厚的土地来说，能够将权力集中使用的君主制，在国家建立阶段，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在一个国家趋于稳定之后，君主们往往就在面对自下而上，要求介入权力的声音和压力了。能够搞的掂的，目前还能够维持（向下分权是一种方法；国家拥有高额的财富，并让国民享受到一定利益，也是缓和下层政治需求的一种方式）；而搞不掂的，君主们就只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象伊拉克和伊朗，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为波斯人建立现代国家的王朝，叫作“巴列维王朝”（1925——1979）。在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陷入冷战格局的时候，伊朗人选择了站到美国一边。当时伊朗的政治和文化西化程度，并不亚于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你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相比于现在黑色调的，宗教化的伊朗，你将会看到一个和当时西方生活方式无异的，完全开放的伊朗。这段曾经的世俗化生活，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伊朗现在的文化。虽然在现在的伊朗，女性仍然必须戴头巾才能上街，但最起码色男们有机会，看到波斯女那精致的面容了。
　　对于冷战初期的美、苏来说，并不能做对冷战本身，有太多的计划。大家都是在尽量的争取更多的盟友，并且极力避免自己在某一地区，出现真空。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之所以选择加入西方阵营，是因为对俄国人的恐惧。基于俄国人长久以来对印度洋的渴望，伊朗在北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地缘压力。而出于同样的地缘因素，美国人也曾经对中国的加入，寄予厚望。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和内部博弈的问题，选择和自己那危险的邻居结盟罢了。
　　在那个时候，伊朗并非是美国在中东穆斯林世界争取到的唯一盟友。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美国曾经在中东一带，组织起了一个在地缘结构上，看似十分完美的联盟。在伊朗加入之前（1955年），这个联盟包括本来就已经在脱亚入欧，又在地缘上受俄国人存在直接矛盾的土耳其；对印度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并和社会主义阵营打的火热，心存恐惧的巴基斯坦。至于伊拉克人，则是出于对埃及人的不满，才决定加入的。之前我们说过了，在竞争阿拉伯世界领袖这个问题上，伊拉克和埃及是两在竞争对手。而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独立之后，能够通过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来提升自己实力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旗手。由于之前阿拉伯世界是属于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埃及在选择冷战阵营时，很自然的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结盟原则，选择了俄国人做靠山。而出于同样的理由，还是一个君主国家的伊拉克，倒向了西方。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上中东、南亚之前的宗主国“英国”。这样一个地理上相连，地缘属性丰富（各种类型的穆斯林国家，都有代表）类型的军事联盟，表面上应该可以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亲密战友。但实际上，这种出于不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是这些国家，并不象西方那样，和俄国人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最先出现问题的是伊拉克。相比竞争阿拉伯世界领导权这个理由，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矛盾要显得更为突出。而这样一个基本矛盾，是非常容易被政治上的反对派所利用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矛盾也依旧没有得到缓和的迹象。就像利比亚的反对派，一方面希望得到北约的支持，以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和西方走的太近了，会引起基本面的反弹。所以最终的妥协结果，就是希望北约提供空中打击（包括地下管道的支援），但不要有地面部队，踏进利比亚的国土。至于这种即想吃鱼，又不想沾腥的作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看下去。
　　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直接原因，是伊拉克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了“共和国”（1958年7月）。失去了伊拉克的亲西方联盟，也不得不把总部迁到土耳其，并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站在和西方帝国主义对抗的“民族大义”立场上，伊拉克这些革命同志，似乎应该选择和埃及人站在同一阵线上，以共同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与强盛。而埃及人也的确很看好这一点，在它联合了叙利亚，为阿拉伯世界量身定作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家组织之后（1958年1月），已经在国家框架内，为伊拉克留下了位置。在当时领导阿拉伯复兴的埃及人看来，尼罗河下游加上新月沃地，所构成的这条“n”形地带，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富庶的土地。如果这上面的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包括赶走卡在中间的犹太人），就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核心，并拥有和外部势力对抗的资本。
　　虽然埃及人信心满满，但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拥有两河之利的伊拉克人，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也有机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相比伊拉克，埃及所拥有的地缘优势，主要有二，一是地理上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二是有苏伊士运河，这条世界级影响力的航道。至于伊拉克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地下的石油，同样也有让自己拥有影响世界的能力力。因此革命之后的伊拉克，虽然撇清了和基督徒们的关系，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复兴事业的一份子，但却始终没有做大自己的想法。为了让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伊拉克的新兴政治家们（特别是，并不介意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利用”西方。而最终促成这一切的，正是伊拉克的邻居“伊朗”。
在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中，基于原始的宗教仇恨，都有可能暴发反对西方的革命，并建立反美、反西方的政权。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人也知道，将中东整体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是不现实的，他们更愿意利用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种种地缘矛盾，平衡各方的势力，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伊朗的政权，愿意和西方结盟，会是美国在中东最为合适的代理人。这不仅是因为伊朗的地缘位置，居于突厥、阿拉伯、南亚系穆斯林之间，更是因为伊朗在地缘上的孤独感，非常符合平衡地区实力的“少数派原则”。
　　如果让美国在中东选择一个盟友的话，当然，土耳其人也是一种选择，最起码他们已经决心脱亚入欧，彻底的倒向基督教世界了。但就地缘位置来看，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却显得有些边缘，即使是它一直渴望施加影响的中亚突厥兄弟们，也很难直接施加地缘影响力。更何况如果要在内部划分阵营的话，土耳其人要做的其实是欧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很难单独和土耳其人结盟。相比之下，和欧洲没有地理相接，而海岸线又在印度的伊朗，会更有机会成为美国的单线盟友。
　　昨天我们也分析了，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在中东寻找盟友，他们都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宗教文化上的矛盾。这个矛盾，足以在任何时候，成为某个新西方穆斯林国家反对派的借口。在这一点上，革命并退出新西方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伊拉克，并不是做得最极端的。很快，伊朗人就用一场宗教革命（1979年），结束了伊朗的君主制政体。这场革命所建立的伊朗政治体系，也一直延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