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系列 — 新月沃地（二）

尽管美国和西方世界，从来就不认为这些穆斯林国家，是一个符合“普世”标准的国家。但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还是宁愿和那些，在政权上实行君主制（包括类似独裁统治所谓“总统”）的国家。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家，能够淡化宗教势力的影响，以更务实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但如果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那么意识形态问题就会随时阻碍政治家们，以利益为基本点，作出务实的决定了。在这一点上，曾经认为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中国，同样有着深刻的教训。
　　伊朗的这场革命，就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类型，即宗教势力控制了最高权力。这场以宗教名义发起的革命，使得我们能够在时政新闻里，听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样的字眼（上一代，即领导革命的是“霍梅尼”）。很多时候，这个“最高领袖”之间，还会镶上“宗教”或者“精神”二字。但其实最终的含义都是一样了，因为现在的伊朗，宗教权力是置于政权权力之上的，如果最高宗教领袖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兼任总统一职。事实上，即使是在阿拉伯世界，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也很难出现了。伊朗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它的宗教基本面，是属于什叶派。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最大的区别包括形成背景，我们也分析过了。对于教权和政权的态度，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什叶派总是作为天生的反对派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那认可教权在政权之上的教义，很难被政治家所接受。所以伊朗现在所搭建起来的政治体系，即使是在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看来，也属异类。包括境内拥有两大圣地的沙特阿拉伯，也不愿意利用自己在伊斯兰教中的特殊地位，来影响自己的政权组织结构，进而向外扩张影响力。问题是，不管怎么样，孤独的伊朗现在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以什叶派大本营的软实力，作为保护自己独立性，向外扩张影响力的武器。
　　不管波斯人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西方进行完全的割裂了。而在冷战时期，如果你选择脱离了西方阵营，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投向俄国人的怀抱中。除非你的体量大到可以象印度那样，从双方获得好处；亦或象中国那样，两边都不靠。美国人可以不关心，那些穆斯林们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但绝对无法容忍，波斯高原这样重要的板块，被俄国人所控制。基于地缘平衡的原则，美国人马上需要做的，就是在伊朗的邻居中，选择一个可以和之抗衡的国家作为扶植对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拉克又重新成为了美国人的中东代理人。而具体扶植的政治家，就是后来拥有“大杀器”，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萨达姆。　
　　在伊拉克推翻君主制，决定和它的阿拉伯兄弟们捆在一起时，整个中东的焦点已经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一线了。正如前面有朋友说的那样，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世界最肥沃的这个“n”形地带一分为二，从地理结构上，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梦想。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东端国家，伊拉克却要比他的阿拉伯兄弟们，承受更大的地缘压力。而当时作为西方盟友的伊朗，就是给伊拉克施压的主要国家。
　　两个相邻的国家，总是会有更多的地缘矛盾，这种矛盾很多时候又体现在对边界的认定上，伊拉克和伊朗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地图放大的话，会发现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文明诞生之初，还是两条平行河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注入波斯湾之前，已经合二为一了。这当然不是说，两河原始的运行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冲积平原向波斯湾的延伸，让两河最终在新诞生的平原上，合体成功。从时间上看，这条交汇而成的新河流，诞生于阿拉伯人成为两河平原的主人之前（估计在公元前后）。但自从阿拉伯人占据这块土地之后，就再也没了离开过了。这么长的历史，足以让“阿拉伯河”成为这段河流的地理名称。也许有一天，波斯湾会完全淤积成两河平原的一部分。到时候，阿拉伯河的长度，就足以盖过两河的风头，成为整个水系的代言人了。不过人类的活动，显然会延缓这个进程。两河两岸，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越来越“进步”的生活方式，使得能够流入阿拉伯河的河水已经很少了（只够两岸5公里纵深的土地使用，再远就沙漠化了）。相应的，能带入波斯湾的泥沙也比上古时期少的多了。虽然西北风倒是把不少沙土刮到海湾里去，不过这也无非是帮沙漠扩张面积罢了。另一个后果就是，缺少淡水补给的波斯湾，海水的盐度比印度洋要高。如果波斯湾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海湾，估计就又是一个死海了。
　　刚才所讨论的这些环境问题，估计暂时还不会得到政治家们的关注。对于他们来说，波斯湾那丰富的石油，才是最值得关注的。而对于两伊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阿拉伯河的划界问题。正如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样，阿拉伯河下游约100公里是两伊的界河（全长约190公里）。按照一般的原则，以界河中间的主航道为最终分割线，是确定国界的的基本原则。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两伊对接的导火索。比较悲剧的是，谁能够占据上风，并非取决于双方的实力，而是由万里之外的美国人所主导的。至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文再解读。

在由两河汇集而成的阿拉伯河，即将注入波斯湾的时候，它接受了由伊朗高原上面流下来的最后一条支流“卡伦河”。这条伊朗境内最长的河流，也是伊朗唯一可以通航的河流，它的下游流域，组成了伊朗境内波斯湾沿岸平原的核心区域。如果当年波斯人没有成功控制卡伦河的话，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分界线，就很有可能是伊朗南部高原的山脉了。
　　从地缘渗透的角度来看，卡伦河950公里的河道，有将近700公里是蜿蜒曲折于伊朗高原之上的。所以波斯人凭借其在中上游的地理优势，顺河而下控制卡伦河下游地区也属正常。如果单纯的就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的地缘关系来说，波斯人其实是很有机会占据整个两河平原。事实上波斯人在强盛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做到这点（巴格达这个名字，就是波斯语）。只不过两河平原本身太过重要。无论是在波斯人之后建立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还是后来的英国人，在试图控制阿拉伯半岛时，都会将重心放之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孤独的波斯人，也有只能在保有高原核心区的基础上，多少从高原周边的平原上，切割下一点与高原地理关系紧密的区域了。
　　单从地理关系而言，波斯人其实倒也可以和阿拉伯人划清界限的。因为虽然现在卡伦河已经成为了阿拉伯河最后的支流，但在波斯人踏上这块土地之时，卡伦河还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包括卡伦河流域，和阿拉伯河入海口附近的土地，都是由卡伦河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就卡伦河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关系来说，有点类似于珠江三角洲，东江与已经合流了的，西、北两江之间的关系，看似联系紧密，却又可以独立自成系统。分析卡伦河与阿拉伯河之间的渊源，当然不是在上地理课。我们的主题是“地缘”，只有这些地理因素对“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才会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地缘结构时，东江的独立性，在行政格局上的最终表现，可能是诞生一个香港、深圳、东莞、惠州所组成的城市图。而卡伦河和阿拉伯河之间的关系演变，影响的就是两个国家，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了。
　　在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成为阿拉伯人的宗主国时，他们并没有象阿拉伯帝国那样，有机会将伊朗高原纳入帝国的版图。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小亚细亚半岛的地理位置，让突厥人不得不把地缘重心放在西线，和欧洲人进行地缘博弈。当然，帝国时代的土耳其人和欧洲进行的将近600年的博弈（14世纪至20世纪初），也给土耳其在中东带来的很大的优势。见证了欧洲整个崛起过程的突厥人，有机会从欧洲人那里吸收到更行进的技术和文化，来扩张他们在亚洲的版图，并将阿拉伯人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两河平原现有的行政格局基础，也是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人博弈之时形成的。在突厥人崛起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整个两河地区以及阿拉伯河两岸。而整体上处于劣势的波斯人，则保住了与高原关系紧密的卡伦河流域。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平衡的结构。突厥人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那部分亚美尼亚高原，沿两河——阿拉伯河两岸，不出境的走到波斯湾；而波斯人也可以沿卡伦河两岸，布设伊朗高原与波斯湾之间的水陆通道。这种平衡，直到有一天波斯人突然发现，卡伦河成了阿拉伯河的支流，自己沿河出海的船只，不得不借道阿拉伯河才被打破。

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卡伦河——阿拉伯河交汇处的东南则，有几条与卡伦河相连，直入波斯湾的河床，这几条河道就是当年卡伦河在不同时期的入海河道。由于卡伦河从伊朗高原上面冲刷下来的泥沙量较大，卡伦河在下游平原地区的运行方式，也有点象在华北平原上的黄河一样，经常改道。当一条入海河道的河床淤高后，奔腾的洪水就会冲刷出另一条河道来（这其实就是一个造陆的过程了）。当然，这些河道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有可能同时存在，只是不同的时期，轮流充当干流罢了。在卡伦河的这种变化当中，终于有一天它对接上了阿拉伯河，和阿拉伯河共用了一个出海口。而从水系的角度看，卡伦河也成为了阿拉伯河的一条支流。
　　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合体的过程中，人类活动起到了加速作用。观察两河交汇之处，我们会看到在阿拉伯河的东侧，有一座伊朗城市叫作“霍拉姆沙赫尔”。大约是在一千年前，整个波斯高原和阿拉伯半岛，是处在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当中（阶段是波斯化的“黑衣大食”时期）。为了打通两河平原与波斯高原的水陆通道，阿拉伯人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接近相交的“霍拉姆沙赫尔”挖通了运河，正式将两大水系打通。这样的话，最起码从阿拉伯河中游核心城市“巴士拉”，一直到卡伦河下游核心城市“阿瓦士”之间，就可以通航了（阿瓦士以北的低海拔地区，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也有一定的通航条件）。这对于帝国控制波斯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只是一条连接通道罢了。卡伦河的主要水流，还是固执的在阿拉伯河东侧，独立的流入大海。
　　虽然在最初的时候，连接卡伦河——阿拉伯河的运河只是航运的一个选项，但到了19世纪末，波斯人发现卡伦河原有的河道，已经逐渐干涸，而他们如果再想航运出海的话，就不得不和阿拉伯人共用同一条河流——阿拉伯河了。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看，两河合体的日子总是会来到的，只不过最初这种基于地缘政治改变水系原貌的做法，无疑加速了这个进程，并最终仍然在地缘政治上，体现出了它的影响力。
　　既然阿拉伯河对于伊朗人来说，有了现实的地缘意义，那么波斯人和当时控制两河流域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博弈就再所难免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锋，波斯人终于在1847年，通过和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埃尔祖母条约》，获得了阿拉伯河的通行权，并合法的控制了卡伦河口以南的，阿拉伯河东岸土地。而在随后的历史中，波斯人借着土耳其人疲于应对欧洲战事，以及伊拉克独立的机会，分别于1913年和1937年，为自己在阿拉伯河东岸的港口城市：“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争取到了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根据协议，这两个城市所对应的河道，国境线遵循主航道原则（否则伊朗的船就算靠了岸，也还是在邻国的国土上）。
　　上述突破，显然并不能波斯人满意。因为航道仍然在伊拉克人的手中，伊朗仍需付费才能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波斯湾的石油得到开发，伊朗需要由阿拉伯河的阿巴丹港运油出海的时候。所以，只要卡伦河口以下的阿拉伯河，不能以主航道为国境线，两伊之间达不成地缘平衡，而战争也就很难避免了。
　　现在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伊朗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卡伦河口以北，两伊的国境线是沿着阿拉伯河东岸而走的。也就是说，北段阿拉伯河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伊拉克；而在“霍拉姆沙赫尔”以南（包括城市对应的阿拉伯河）直至波斯湾，国境线则遵循的是“主航道原则”。伊朗人获得这个突破的机遇是在1975年。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脱离“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阿拉伯兄弟一起对抗西方的伊拉克，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不得不处在和西方对抗的前沿。土耳其和伊朗两个“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则是为美、欧洲向伊拉克直接施压的棋子。对于当时的伊拉克来说，他必须应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在北部高原，一直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尽管从战略上来看，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不愿意看到库尔德人有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美国人一道，从战术上利用这个少数派给阿拉伯人添乱；另一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了。为了这个三百年的梦想，伊朗人甚至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条争议河流命名为“阿尔万德河”了（就象越南和菲律宾，也热衷于在南海地区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样）。当然，主权的争议，论的不是口头上的功力。最终支撑伊朗，通过1975年两伊《阿尔及尔协议》，达到目的的，还是美国的支持。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南部放弃一条河道的部分控制权，和伊朗交好，总是好过北部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好。
　　单从两伊现有的地缘关系来看，现在的划界方式，无疑是最有利于地缘平衡的方式。但从历史来看，伊拉克方面无疑是觉得吃了亏的。不过很快，伊拉克人就找到了机会重新夺回阿拉伯河的控制权。因为伊朗暴发了革命（1979年），推翻了君主制。更为重要的是，伊朗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被视为异教徒的美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和这些取得伊朗政权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继续同盟关系。相比之下，只是改变了政治体制，并没有让宗教势力上位的伊拉克，和美国重新达成谅解就容易的多了。
　　如果伊朗上台的，不是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势力，也许美、伊关系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伊朗试图凭借它在宗教上的坚持，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旗帜。而伊朗最为重要的武器，就是他的地缘优势。一是足以影响国际油价的石油储备；二是因为岸线优势，而对波斯湾航线的控制力。在伊朗中断对西方石油供应，引发石油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需要很快在中东为伊朗寻找到一个，与伊朗有地缘矛盾，又有能力和愿望出头的国家。而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伊拉克身上。
　　鉴于4年前不得不与伊朗签订“卖国条约”的教训，伊拉克的政治家已经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左右中东的实力。既然伊朗能够凭借美国的支持，实现自己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那么同样，伊拉克来可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被推到了前台（1979年），并成为美国亲密的战友。而伊朗则毫无悬念了，成为了苏联的盟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看来，1980年暴发的两伊战争，又是一场冷战中常见的代理人战争。但对于两伊来说，这其实是一场争夺中东旗手之位的战争。伊朗人强调的是自己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而伊拉克人，则从民族的角度寻求突破，把这场战争渲染为一场，为阿拉伯人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民族之战。

附;两伊边境问题示意图

当美国决定扶植伊拉克，以牵制伊朗时，他首先要在伊拉克三大族群中做出一个选择。因为不管美国人愿不愿意，那些习惯了强人政治的中东政治家们，都会很自然的依据自己的民族、宗教属性，来扶植与自己亲缘关系紧密的族群。如果美国现在的目标，是平衡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格局，那么作为少数派典型的库尔德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美国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伊拉克来对付伊朗。象伊朗之前那样，利用库尔德问题搞乱伊拉克内政，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假如是出于作大伊拉克的目的，那么占据人口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看上去应该有机会上位了。问题是什叶派的宗教属性太强了，如果将伊拉克政权宗教化了，那作为异教徒带头人的美国，就养虎为患了。更何况现在的伊朗就是什叶派掌权，帮伊拉克的什叶派作大，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现在看来，伊拉克新领导人，只能在人口数量和地理位置，都居中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中选择了。而这个最终人选，就是出生在提克里克的“萨达姆”。选择逊尼派的萨达姆作为伊拉克领导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伊拉克更容易，从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中，获得支持。这让即将开始的战争，不仅带有民族战争，更带有宗教战争的色彩了。
　　在中东有句谚语，大意是：“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再对付我的兄弟。”这句话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的：一是不同个体、组织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二是在应对矛盾时，拥有更多共同点的群体，可以结盟应付共同的敌人。现在既然是伊拉克是逊尼派掌权，敌人又被设定为伊朗的话，那么伊拉克什叶派的立场，就很微妙了。单从国家、民族属性来看，伊拉克什叶派，应该算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亲兄弟，而伊朗的波斯人，就属于需要兄弟联手共同应对的堂兄弟了。为了消弱伊朗在什叶派中的宗教影响力，萨达姆所需要做的，就是淡化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差别，强化国家、民族主义。应该说，萨达姆这点还是做到了。最起码在他的强力统治之下，伊拉克内部没有出现教派之争。当然，这并不代表萨达姆就会忽视宗教属性，一视同仁的对待两派穆斯林。最终受到重用的，仍然是逊尼派，而这其中，来自萨达姆家乡所在“逊尼三角地带”的“乡亲”们，因为又多了一层地缘关系，成为了萨达姆政权高层成员的重要出处。
　　说到“逊尼三角地带”这个地缘概念，它的出现并不是在萨达姆执政时期，而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因恐怖袭击事件多发，而见诸于时政新闻的（包括提克里克、萨迈拉、拉马迪、费卢杰等城市）。在分析伊拉克的地缘结构时，我们曾经说到两河平原主要是被什叶派所覆盖，但这并不代表逊尼派，在两河下游地区就没有立足点了。就两河下游平原的起点来说，并非始于两河无限接近的中点——巴格达。而是在巴格达西北部的“塞尔萨尔湖”一带，就进入了平原地带。这种地理结构，让“塞尔萨尔湖”、两河、巴格达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三角地带。所谓的“逊尼三角地带”所指的也正是这一区域。
　　对于伊拉克的逊尼派来说，“逊尼三角地带”可以说是他们的地缘核心。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逊尼派渗透入下游平原的支点，更是因为能够紧邻政治中心——巴格达的地缘优势。从这个角度看，萨达姆和他的亲信们，出身于巴格达西北部的这个夹角之中，并非出于偶然。基于“逊尼三角地带”的存在，以及长久以来逊尼派在政治上的优势。巴格达这个所有地缘分割意义的点，也成为了逊尼派和什叶派混居的城市。只是大家还是会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区罢了。
　　另外再说说库尔德人，在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萨达姆看来，这个拒绝被阿拉伯人同化，又试图分裂国家的族群，甚至连堂兄弟的地位都不具备。必须随时用强力手段，压制这股分裂势力。而从库尔德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有谁能够支持他们的独立事业，他们也并不在乎对方来自何方。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库尔德地区的重要城市左近，总能看到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的小块杂居区（参见《伊拉克民族宗教地缘结构图》）。对于萨达姆和他之前的伊拉克统治者来说，即使不能够完全同化库尔德人，也必须先把这片高地之上的重点据点，掌握在手中。
　　在调整好了国内地缘关系之后，伊拉克很快便对伊朗发动了攻击，持久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终于拉开了序幕（1980——1988年）。如果单纯的比较伊拉克和伊朗的地缘优势，应该说人口、海拔方面都占优的伊朗，获得最终胜利的机会比较大。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支持，固然是一种优势，但伊朗人同样也可以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以对冲掉这种外力的作用。真正让伊拉克有底气的，是他的阿拉伯兄弟们。在萨达姆打出了为阿拉伯和逊尼派战斗的旗帜之后，那些富有的产油国兄弟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置身事外了。在两伊战争其中，仅科威特就向伊拉克借出了140多亿美元。只是在萨达姆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借款，而是他在前线流血牺牲，所应该得到的报酬。

　发现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应该比较陌生了。不过提起美国打的那场“海湾战争”来说，相信熟悉这段“历史”的，就是大多数了。由于这两场战争，都是在波斯湾地区发生的。所以“两伊战争”，也被称作“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者自然就是“第二次海湾战争”了。至于这两场战争之间是否有联系，我会一会就会分析到。
　　关于两伊战争暴发的地缘背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双输”战争。伊拉克和伊朗两国，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不仅经济倒退，人员伤亡巨大，还各欠了几百亿的外债。最为讽刺的是，尽量在战争的过程中，双方都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占据了对方的领土），并坚信自己会笑到最后，但八年战争结束后，两国的边界依旧和战前一样。
　　如果一定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政治层面上的了。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顶住了这场由“西方代理人”发起的，对其“革命”事业的攻击，保住了宗教革命的成果。更让伊朗的宗教领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是在政治孤立的状态下，做到这一切的。我们前面说了，发生在冷战时期的两伊战争，也象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战争一样，有美、苏两国的介入。不过就这样将之介定为代理人战争，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退出西方阵营的伊朗，本来很自然的应该紧靠苏联这棵大树的。只是由于双方长久以来的地缘矛盾，以及伊朗革命的宗教革命的保守性质，波斯人并不信任俄国人敏感的。这种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考虑的，即不向东，也不向西，保持孤立的态度，相信中国人并不陌生。正因为如此，俄国人在最初2年支持伊朗，却发现并不能获得预期的地缘利益后（与伊朗结盟，进而从陆路渗透中东），转而放弃表面的中立，重新支持伊拉克了。
　　伊朗最终没有失掉这场战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在人口、地理关系上的巨大优势。而伊拉克没有在伊朗那种，被宗教狂热武装起来的“人海战术”面前，被反攻倒算，就要归结于国际大环境了。换句话说，伊朗所失去的，就是伊拉克所得到了。由于伊朗的孤立态度，伊拉克实际上非常难得的，先后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对外打着为“阿拉伯”和“逊尼派”而战旗帜的伊拉克，藉此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并自认为可以挑起阿拉伯复兴的大旗了。
　　如果伊拉克的目的，仅仅是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还是有实现可能的。毕竟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两伊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一个有带头大哥的地区，会比一盘散沙的局面，更容易控制，前提是这个带头大哥能够受自己控制。可惜的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结构性矛盾，让这种控制变得十分不稳定。就萨达姆的抱负来说，他的终极梦想是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而这个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摆脱西方的控制。也许有人会觉得，如果没有萨达姆的话，伊拉克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从地缘基础来看，埃及和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综合条件最好的两个国家，在埃及尝试领导复兴阿拉伯世界失败后（怎么失败的，后面中东战争时会解读），伊拉克即使没有选择萨达姆，也会有其他政治家，希望运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尝试一下做大的。
　　比较埃及和伊拉克，在地缘条件上的区别，我们会发现：埃及最大的地缘优势，在于它的境内，有一条沟通两洋的“苏伊士运河”；而伊拉克最大的优势，则在于他的石油资源。如果能够控制尽量多的石油资源，那么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整个国际政局中，伊拉克和萨达姆，都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为此，我们必须先来分析一下，占据这个星球6成左右石油资源的，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是如何分布的。

波斯湾是一个“富的流油”的区域，相信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这个仅仅靠一条狭窄的“霍尔木滋海峡”与外海沟通的海湾，周边一共分布着：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8个国家。其中除了孤独的波斯人之外，其他7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虽然是以一敌七，但伊朗在“波斯湾”所占据的份额，却可以和其他7个海湾国家平分秋色。凭借伊朗高原以及卡伦河流域的控制权，波斯人以阿拉伯河河口为界，完全控制了波斯湾的北部岸线。而在水域划分方面，与阿拉伯国家也基本采取的是中间线原则。这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伊朗在波斯湾石油储量的瓜分上，似乎也应该有半数的份额。最起码也应该是最多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就现有的情况而言，海湾国家中可采储量最多的是“沙特阿拉伯”（2008年数据，362亿吨），而伊朗虽然在海湾国家中排名第二，储量却只有沙特的一半（181亿吨）。更为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三个阿拉伯国家，石油储量也都在百亿吨以上。这使得拥有半个波斯湾的伊朗，实际份额只占到波斯湾地区总石油储量的20%左右。之所以会有这种“误差”产生，在于我们如何来理解“波斯湾”这个概念。
　　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指着是一个海水覆盖的海湾。但如果我们认为石油都是埋藏在这片浅海下面，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通常以石油资源为重要特征的地缘概念——“波斯湾”，并不仅仅包括那滩海水，更包含有部分陆地地区。对此，我们称之为“波斯湾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波斯湾地区”，所代指的是周边那八个国家。只是就其最根本和最有价值的属性来说，我们还需要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看究竟哪些区域，才是真正掌握黑金的“波斯湾地区”；沿岸诸国，又在其中各自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附：波斯湾石油资源分布图

附：波斯湾地缘结构图

关于石油的来历，印象中小学“自然”就教过了。就我个人而言，那时的基本概念就是，石油是古代动物死后变的，而煤则是植物变的。不过老师也没说清楚（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时所理解的“动物”，就是陆上跑的，并因此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这些动物死的时候，都聚到一块了。当然，现在知道了，变身石油的这些生物，是远古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和藻类。尽管现在关于石油生成的理论，还有非生物成油的理论。但最起码在波斯湾地区，海洋生物生成石油的理论，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解读油、气资源分布的规律。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波斯湾，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海湾，但在远古时期，这片海湾的面积要比现在大的多。当我们把视角拉高，从天空俯瞰波斯湾国家时就会发现，整个波斯湾和周围的低地，是被西面的阿拉伯原，东、北面的“伊朗——亚美尼亚高原”包夹而成的一个盆地状结构，这个盆地的地理名称叫作“波斯湾盆地”。可以确定的是，在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形成之前，东到伊朗高原南缘的扎格罗尼山脉，西到内志高原的“波斯湾盆地”都是被海洋所覆盖。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远古海洋生物的尸体，才广泛沉积于盆地腹地，以及山地边缘，并成为今天波斯湾地区的财富之源（参见《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分布图》）。
　　既然从地理条件来看，这片流淌黑金的土地，被圈定在“波斯湾盆地”之中，那么谁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最大的份额，谁就更有机会掌握更多的石油资源。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坐拥“两河平原”的伊拉克，和拥有阿拉伯半岛东部大片沙漠低地的沙特，无疑是最有可能胜出的。相比之下，在波斯湾岸线上拥有绝对优势的伊朗，在盆地腹地的占有率，相比上述两国就没有优势了。不过凭借卡伦河流域，以及半个波斯湾的占有率，伊朗在“波斯湾盆地”的占有率，还是能够位列三甲的。
　　依据现在的数据来看，沙特、伊朗、伊拉克三国，也是中东石油储备最多的三个国家。其中沙特一国已探明的石油储备，大致相当于后两者相加，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沙特境内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盖瓦尔油田”（也译作“加瓦尔油田”，一个油田的储量，就相当于三、四、五名的总和）。不过就这个差距来看，两伊似乎都不太满意。从占据波斯湾盆地的份额来看，80%以上国土都在其中的伊拉克，一直都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发掘出自己的石油潜力（总在打仗，耽误了），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认可；而伊朗的信心则在于，它除了可以指望国土南面的波斯湾地区以外，还可以寄希望于北面的里海地区。虽然关于里海是否能够成为第二个波斯湾，还存在争议。但这是一个顶级的产油区，已经没异议了。能够在南北接入两大石油重要产区，波斯人如果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在石油话语权上超越沙特，也并非不切实际的想法。
　　除掉沙特、伊拉克、伊朗，这三波斯湾地区体量最大的国家之外。剩下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也都或多或少的分得了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谁在波斯湾盆地占的份额多，谁的机会就大。但整个波斯湾盆地，也并不是到处都有油的。即使是产油区之间，也有多少的区别。如果机缘巧合，你占住的地方，是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区域，那么即使国土面积不大，也有机会凭借石油资源，赚得盆满钵满的。当然，对于小国来说，这种正好生在聚宝盆里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就象是中彩票。如果你是在谋求独立的过程中露了富，反而会增加自己独立的难度。就象现在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样，就算是为了北部高地边缘的那片产油区（基尔库克油田，长期是伊拉克最大的油田），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也不让坐视他们独立出去的。
　　虽然彩票难中，但总归还是会有人中的。在南海石油被发现之前独立的文莱就是一例，文莱的苏丹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而另一个中彩票的典型，就是科威特王室了。尽管科威特只是在波斯湾西侧，切出了一小块国土。但这一小块国土的已探明石油储备，却长期和伊拉克差不多。在科威特国土南侧，有着位列世界十大油田第二位的“布尔甘油田”，这也是唯一能和沙特“盖瓦尔油田”比肩的超级油田（两者都是百亿吨级的油田）。这种小国拥有大财富的情况，显然很容易让周边的国家羡慕，甚至妒忌。而最终由羡慕、忌妒上升为“恨”的，就是伊拉克了。这是因为，在伊拉克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时，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下辖的一个县。只是由于后来英国强力向中东及波斯湾地区渗透，从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切割出了这块登陆基点，才导致科威特最终以独立身份，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这种因为大国角逐进行人为分割的情况，在后殖民时代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之前分析的南北也门就是这种情况，而始作俑者仍然是那个日不落帝国。即使实力相差并没有那么悬殊的南、北也门，最终都能“走”到一起。那么萨达姆同样也有理由相信，作为“伊拉克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威特也应该带着它那惊人的石油储备（特别是相对它的体量来说），回到“伊拉克母亲”的怀抱中来。

之前我们说了一句中东的谚语：“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再对付我的兄弟。”如果说两伊战争这场阿拉伯兄弟，联手对付波斯人这个“堂兄弟”的战争，验证了前半句；那么这句谚语的后半句，也马上要应验了。而科威特这个伊拉克的“兄弟”之国，就是萨达姆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其实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伊拉克人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父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所谓历史依据，总是为现实利益服务的。伊拉克想动科威特，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为了控制科威特的石油。因为如果把科威特收了的话，伊拉克的石油储备，马上就可以迫近沙特，加上伊拉克优越的地理条件（相对沙特），萨达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也就指日可待了；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石油问题，单从地理关系来看，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存在，也是非常不爽的。当我们把地图放大，来观察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在波斯湾的海岸线，就会发现。被切割掉科威特之后的伊拉克，只有一个叫作“法奥半岛”的三角状半岛，对接波斯湾。而弹丸之地的科威特，却占据了伊拉克腹地所对应的绝大部分海岸线。这样的格局，相信试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的政治家都不会满意。
　　仅仅对比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实力，伊拉克拿下科威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使是在整个中东，以伊、科之间的地理关系，实力对比，那些不愿意伊拉克坐大的地区大国，如伊朗、沙特，也很难阻挡这件事的发生。只是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仅仅是“地区问题”的问题。就算是一国的内政，也有“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制高点，来支撑着大国直接干涉的理由，更何况是一国吞并另一国这样的“大事”了。假如波斯湾地区并没有石油，伊拉克也许还有机会，避开大国的直接干涉，完成它的统一大业的。毕竟波斯湾这个封闭的海湾，本身并没什么航线价值和区位优势。当初英国人之所以处心积虑的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切割出科威特，并不是想着分化阿拉伯人，而是想进一步压缩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半岛的空间，以达到削弱这个欧洲头号敌人（当时）的目的。当然，如果代替英国成为西方领导者的“美国”，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坐大，从而领导阿拉伯人复兴，走上对抗西方的道路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支持科威特这个少数派，以避免伊拉克打破地区平衡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的话，美国直接干涉的决心就不会那么大，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个“大杀器”的理由，来说服美国民意同意开战了。这一点，后来在地缘位置更为重要的索马里就得到了印证。当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遇到挫折后，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办法“坏事变好事”，利用黑鹰坠地事件，来煽动国内的战争热情（就象他们曾经在珍珠港事件后做的那样）。而是果断的回头，退出了这块是非之地。假如索马里有科威特那样多的石油的话，相信就是再掉十架黑鹰，美国人也舍不得退出来。
　　海湾战争的结果和伊、科两国后来的情况，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直接今天，这场战争的收尾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抢夺中东的石油。这种理解也对也不对。之所以说他对，是因为“油”的争夺确实是美国打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你对美国政治家的道德水准特别有信心的话，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保护弱小的科威特不被邪恶的“伊拉克”所吞并。只是我个人对此没有信心罢了。
　　说这种看法不对，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包括中国也是一样），所看中的，并不是直接掠夺资源，而是油价的控制权。对于这些严重依赖石油资源的工业大国来说，如果任由这些石油输出国的政治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控制产量、价格，那么对于自己的经济，无疑是巨大威胁的。
　　事实上，早在中东最开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输出地时，占据这块宝地的穆斯林们，就已经想到用石油这项战略武器，来影响这个世界了。为此，早在1960年，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这四个中东石油储量排名前四的国家，就联合了南美的石油大户委内瑞拉，共同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欧佩克”。当然，这样做的最原始目的，还是为了让市场成为卖方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只不过，基于阿拉伯人在这个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他们更希望将这个垄断性的经济组织，变身为一个可以保护阿拉伯地缘利益的政治组织。为此，阿拉伯人甚至在欧佩克中，单独套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核心圈，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中显示了自己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那一次对西方的石油禁运，造成国际油价飚升了两倍多，直接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暴发。
　　尽管以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对比来看，阿拉伯世界想战略翻盘的机会基本为零，但在西方看来，如果不能分化这些，随时可能被宗教情绪所控制的穆斯林国家，那么他们将随时处在油价暴涨的威胁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人才会不惜血本的介入中东的地缘政治，试图让中东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达到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状态。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想主导整个中东，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最起码，那个天生反骨的伊朗，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不过就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来看，在成为科威特的保护者，清除掉野心勃勃的萨达姆之后，已经很难再形成合力，对西方的石油安全发起攻击了。就象最近伊拉克，就明确表示不再接受欧佩克的石油配额控制，并且在欧佩克准备再一次统一行动，限产调价时，公开持反对意见。要是说伊拉克这样做，没有美国的幕后操作，估计美国人自己都不信。

上图：伊拉克/科威特地缘关系图

相比于伊拉克，科威特这种类型的国家，其实是最好控制的。国小、多金，还有注重世俗利益的王室。更重要的在，有伊拉克这个“强敌”存在，科威特如果不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找棵大树的话，即使得到其他海湾国家的全力支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科威特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达到伊拉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不希望伊拉克游离在自己的控制之外的。比起科威特来，伊拉克的情况要复杂的多，所以让其国内达成均势是最为重要的。
　　经常在网络上见到一些“热血”的朋友，按照二战及古典时期的思维，来讨论国家关系和战争，动辄将某一国变成殖民地或者一个行省（联邦的地位都不会给）。但实际上，这种直接改变国家版图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除非你能有把握让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都愿意归附于你，而你国内政治家（也包括民众意见）又认为这片土地有它独特的价值，上面的人，亦不会成为国家的包袱。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尽管美国在伊拉克耗费了巨大的军费，但如果有伊拉克人想投奔“自由、民主”的话，还是只能通过移民的途径了。
　　既然没有可能把类似伊拉克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的一部分，那么美国人就必须撤出军队，完成还政于伊拉克人后的问题了。扶植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固然是一种选项，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无数经验告诉美国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美国人更希望能用他们最大的优势（最起码美国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为试图控制的国家打造一套可以在内部达成平衡的政治体系。问题是在伊拉克这种族群、宗教关系复杂的国家，这种平衡的基础，就不仅仅是为伊拉克建立一套制度，并让其政治家接受游戏规则的问题了。原始的族群之间的地缘平衡，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文化封闭的地区来说，一个政治家出身于哪个族群，会远比他的政治主张重要的多。
　　根据们之前的分析，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稳定伊拉克政局的关键所在。相比于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一直作为地区少数派，全方位受到压制的库尔德人，可谓是受益最大。基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少数派的定位。扩大这样一个族群的权力，并不存在让伊拉克重新陷入一家独大的境地。当然，库尔德人如果希望藉此机会，在自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那还是不现实的。就算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无力控制库尔德地区的局势，它的土耳其邻居也不会坐视这局面出现的。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伊拉克真的分裂出库尔德国家，那么境内拥有最多库尔德人的土耳其，肯定会深受其害。即使不考虑这种分裂倾向，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影响。单从库尔德人所分布的“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缘价值——“两河的发源地”来看，土耳其也有理由将之定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了“水”这项中东最为宝贵的财富，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土耳其最低限度也可以对中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正因为库尔德问题的敏感，我们才会不断的在新闻中，看到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消息。也会在前些日子的土耳其东部地震中，看到土耳其拒绝外部援助的消息。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土耳其人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被一个主权国家所接受的。但在伊拉克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什叶派阿拉伯人，更关心的是和库尔德人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从竞争的角度看，土耳其人的存在，反倒能够抑制伊境内库尔德人坐大。这种内、外博弈交织的结构，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南部，高、低地交接的“基尔库克”地区，显得尤为明显。这个因为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库尔德地区交接处的城市，同样又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也是伊拉克最重要的石油产区（参见《波斯湾地区石油分布图》）。这种地缘位置，以及资源状况。想不成为博弈的焦点都很困难。为了控制这个重要的产油区，并压制库尔德人。当年萨达姆曾经用种族迁移的方式，来增加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当地的比例，将其从人口结构上剥离出库尔德地区。只是库尔德人心里，当然也十分清楚基尔库克的石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在博弈的天平，开始多少倒向库尔德人时，重新夺回这块边缘重地的工作，也成为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博弈的重点。至于具体手段，可以是政治，也可以是军事。换句话说，如果伊拉克内部有一天出现军事冲突时，基尔库克是最有可能，出现在时政新闻中的地名（现在美国人还在，冲突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人体炸弹一类的恐怖事件上了）。
　　象基尔库克这种地区结合部，最终归属了哪一方，也都在情理之中了。如果伊拉克能够实现民族和解的话，更有可能成为混居区，不过现在看，这还只是一个理想。除了内部实力的比拼，外部干预对于哪一个族群能够占据优势，也是很重要的。（正如这一次库尔德人能够有机会自治，利益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尽管基尔库克，已经是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地区的最南部，土耳其人的手再长，也不大可能把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范围，延伸到此。但对于把库尔德问题，视作国家核心利益的土耳其人来说，也并非没有机会对基尔库克发挥影响。事实上在萨达姆和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决心为基尔库克换血时，生活在基尔库克的最大族群，还不是库尔德人，而是另一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土库曼人。这个当年因当年突厥人向西扩张，而留在路上的突厥部落（如果把小亚细半岛，作为突厥人扩张的终点的话），在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分布，成为了土耳其人影响伊拉克内政的又一张牌。如果有机会把基尔库克变成“土库曼人”的城市；或者退一步，支撑其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的包夹中，成为第三方复旦，被消弱的就不只是库尔德斯坦的地缘实力了，在处理与伊拉克的关系中，土耳其人也能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比于伊拉克，科威特这种类型的国家，其实是最好控制的。国小、多金，还有注重世俗利益的王室。更重要的在，有伊拉克这个“强敌”存在，科威特如果不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找棵大树的话，即使得到其他海湾国家的全力支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科威特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达到伊拉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不希望伊拉克游离在自己的控制之外的。比起科威特来，伊拉克的情况要复杂的多，所以让其国内达成均势是最为重要的。
　　经常在网络上见到一些“热血”的朋友，按照二战及古典时期的思维，来讨论国家关系和战争，动辄将某一国变成殖民地或者一个行省（联邦的地位都不会给）。但实际上，这种直接改变国家版图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除非你能有把握让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都愿意归附于你，而你国内政治家（也包括民众意见）又认为这片土地有它独特的价值，上面的人，亦不会成为国家的包袱。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尽管美国在伊拉克耗费了巨大的军费，但如果有伊拉克人想投奔“自由、民主”的话，还是只能通过移民的途径了。
　　既然没有可能把类似伊拉克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的一部分，那么美国人就必须撤出军队，完成还政于伊拉克人后的问题了。扶植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固然是一种选项，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无数经验告诉美国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美国人更希望能用他们最大的优势（最起码美国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为试图控制的国家打造一套可以在内部达成平衡的政治体系。问题是在伊拉克这种族群、宗教关系复杂的国家，这种平衡的基础，就不仅仅是为伊拉克建立一套制度，并让其政治家接受游戏规则的问题了。原始的族群之间的地缘平衡，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文化封闭的地区来说，一个政治家出身于哪个族群，会远比他的政治主张重要的多。
　　根据们之前的分析，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稳定伊拉克政局的关键所在。相比于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一直作为地区少数派，全方位受到压制的库尔德人，可谓是受益最大。基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少数派的定位。扩大这样一个族群的权力，并不存在让伊拉克重新陷入一家独大的境地。当然，库尔德人如果希望藉此机会，在自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那还是不现实的。就算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无力控制库尔德地区的局势，它的土耳其邻居也不会坐视这局面出现的。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伊拉克真的分裂出库尔德国家，那么境内拥有最多库尔德人的土耳其，肯定会深受其害。即使不考虑这种分裂倾向，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影响。单从库尔德人所分布的“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缘价值——“两河的发源地”来看，土耳其也有理由将之定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了“水”这项中东最为宝贵的财富，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土耳其最低限度也可以对中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正因为库尔德问题的敏感，我们才会不断的在新闻中，看到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消息。也会在前些日子的土耳其东部地震中，看到土耳其拒绝外部援助的消息。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土耳其人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被一个主权国家所接受的。但在伊拉克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什叶派阿拉伯人，更关心的是和库尔德人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从竞争的角度看，土耳其人的存在，反倒能够抑制伊境内库尔德人坐大。这种内、外博弈交织的结构，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南部，高、低地交接的“基尔库克”地区，显得尤为明显。这个因为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库尔德地区交接处的城市，同样又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也是伊拉克最重要的石油产区（参见《波斯湾地区石油分布图》）。这种地缘位置，以及资源状况。想不成为博弈的焦点都很困难。为了控制这个重要的产油区，并压制库尔德人。当年萨达姆曾经用种族迁移的方式，来增加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当地的比例，将其从人口结构上剥离出库尔德地区。只是库尔德人心里，当然也十分清楚基尔库克的石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在博弈的天平，开始多少倒向库尔德人时，重新夺回这块边缘重地的工作，也成为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博弈的重点。至于具体手段，可以是政治，也可以是军事。换句话说，如果伊拉克内部有一天出现军事冲突时，基尔库克是最有可能，出现在时政新闻中的地名（现在美国人还在，冲突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人体炸弹一类的恐怖事件上了）。
　　象基尔库克这种地区结合部，最终归属了哪一方，也都在情理之中了。如果伊拉克能够实现民族和解的话，更有可能成为混居区，不过现在看，这还只是一个理想。除了内部实力的比拼，外部干预对于哪一个族群能够占据优势，也是很重要的。（正如这一次库尔德人能够有机会自治，利益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尽管基尔库克，已经是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地区的最南部，土耳其人的手再长，也不大可能把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范围，延伸到此。但对于把库尔德问题，视作国家核心利益的土耳其人来说，也并非没有机会对基尔库克发挥影响。事实上在萨达姆和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决心为基尔库克换血时，生活在基尔库克的最大族群，还不是库尔德人，而是另一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土库曼人。这个当年因当年突厥人向西扩张，而留在路上的突厥部落（如果把小亚细半岛，作为突厥人扩张的终点的话），在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分布，成为了土耳其人影响伊拉克内政的又一张牌。如果有机会把基尔库克变成“土库曼人”的城市；或者退一步，支撑其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的包夹中，成为第三方复旦，被消弱的就不只是库尔德斯坦的地缘实力了，在处理与伊拉克的关系中，土耳其人也能有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