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系列 — 新月沃地（三）

就目前的情况看，伊拉克应该还是会长时间，在国际新闻中占据一席之地。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城市名，也都会经常出现的。由于萨达姆的失败，伊拉克目前倒是不大可能，作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出现在中东地缘政治舞台上。但这并不代表，它会甘心做土耳其或者伊朗的腹地，毕竟伊拉克还是有很多优势，后面也有阿拉伯兄弟可以联合。从地缘的角度看，伊拉克在面对高地之上的土耳其、伊朗两国，还是没有胜算的。假如有一天强人再现，并希望有所突破的话，技术上还是会以科威特为突破口的。
　　经历过海湾战争，科威特的国家地位应该说是稳固了。也就是说，即使有一天，美国因为战略调整（或者说科威特的利用价值不足），不再罩着科威特，伊拉克也很难有机会再一次吞并科威特。但这并不代表，伊拉克就不会再和科威特发生摩擦了。毕竟作为两个相邻的国家来说，地缘矛盾总是现实存在的。就伊、科两国的地理关系来看，即使不考虑石油因素，科威特那种基本把伊拉克出海口封死的位置，也会让这种地缘矛盾，长期存在下去。
　　仔细观察科威特的地理结构，以及它与伊拉克的地理关系。我们会发现，科威特的国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阿拉伯半岛切割出来，以科威特湾以核心的陆地；另一部分，则是在科威特湾北部，靠近伊科边境的“布比延岛”（包括附属的其他小岛）。从形态上来看，围绕该岛及其附属小岛的两条水道——“塞比耶水道”、“阿卜杜拉水道”，在群岛的北部相交之后，还向陆地延伸了一段。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布比延岛很像是一个位于河口的沙洲，只不过造就它的漂流，目前已经干涸了。
　　以布比延岛的体量来看，当为它带来泥沙的河流，体量应该不小的。这似乎在象我们暗示，除了两河之外，阿拉伯半岛当初也许还有一条大河存在。不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造就布比延岛的河流，其实就是两河汇集而成的“阿拉伯河”。在之前分析两伊关系时，我们通过卡伦河河口的变迁，来解读了两伊边境之争的地理背景。以两伊边境矛盾产生的时段来看，似乎是卡伦河并入了阿拉伯河的出海河道，并致使伊朗向西扩张了主权要求。但单从河道变迁的情况来看，布比延岛所对应的水道，应该是阿拉伯河更长的出海河道。而现在的阿拉伯河出海河道，最初很可能是从卡伦河那里夺过来的。分析这些原始的地理结构，似乎没有现实意义，就象我们可能永远弄不清楚，哪一条河道，是黄河最初的出海河道。但却可以导出一些有趣的命题，即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一些河流的走向，让地理结构的变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上面所谈的命题，对于部分只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家来说，可能还有些遥远。不过就布比延岛及及附属小岛来说，它那独立的地理状态，却还是增加了伊拉克人，将其从科威特国土中切割出来的欲望。对于伊拉克来说，它能对接地中海的陆地——法奥半岛，其实是由阿拉伯河的新旧两条河道包夹而成。问题在于，无论是北边两伊边境的阿拉伯河，还是南部伊、科边境的“阿卜杜拉水道”，伊拉克都不得不和邻居对分水道。这种情况，极大了影响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权益。就现实的情况来看，伊拉克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已经不可能重新恢复，对阿拉伯河的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如果伊拉克的出海权，过于依赖阿拉伯河的话，将随时受到伊朗这个危险的邻居的威胁。有鉴于此，早在伊拉克革命之后（1958年），伊拉克就已经着手利用伊科边境的水道，打造新的深水港——“乌姆盖萨尔”，以规避战略上风险。这个位于阿卜杜拉——塞比耶水道交汇延伸段的港口城市，在两伊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波斯人攻占法奥半岛，并封锁阿拉伯河、阿卜杜拉水道之后，伊拉克人仍然可以通过布延岛西侧的“塞比耶水道”进入波斯湾，并沿着南侧阿拉伯国家的海岸线，沟通印度洋航线。
　　基于上述原因，伊拉克渴望在南线，拥有独立出海水道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即使不暂时不能做到，也会随时关注科威特在这两条水道上的动作。上个月，在中国承建的，跨塞比耶水道而建的“布比延岛公路桥”合拢之后，伊拉克方面的反应就十分强烈，认为这会影响到伊拉克的出海权。当然，虽然中国方面只是出于赚辛苦钱的原因，并无意于用这项工程影响伊科之间的地缘关系（你不做，也有人做的）。但从伊科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出海权之争这颗定时炸弹，迟早会引爆的。这也算是伊、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吧。至于将来有没有大国，会出手利用这点，就要看那一时段的政治需要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科威特这种位置和历史的国家（相对于伊拉克），有没有出海权之争，都会一直笼罩在伊拉克的阴影之下的。当然，这种风险并非只存在于科威特，地球上很多位置敏感的小国，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波斯湾的情况而言，也有另一个体量更小的国家——巴林，存在被某一个“强大”邻国盯上的风险。而这个邻居，就是与巴林隔波斯湾相望的“伊朗”。

中东什叶派穆斯林分布图

说到巴林被伊朗盯上，我们就必须先分析下，伊朗目前地缘扩张的战略和方向了。伊朗的情况，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章节，多次作过分析了。从战略上来看，波斯人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地缘位置。这种有很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枢纽位置，如果你定位准确，是很有机会左右逢源，成为各大国的座上客的；但如果定位不准确，也同样有可能成为孤独的四战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朗的处境都是后一种状况。只是在现在，伊朗似乎看到了机会，来摆脱孤独的境地。
　　虽然伊朗的地缘位置，有左右逢源的潜质，但现实的问题是，伊朗人最为重视的，却并非自己的地缘位置，而是它的意识形态——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身份。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宗教、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曾经在地缘博弈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并不可靠。就象阿拉伯人虽然成功的让波斯人成为了穆斯林，波斯人却仍然通过选择什叶派的身份，来显示自己在地缘上的独立性。
　　就现在来看，用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来影响世界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但就伊朗和中东的现状来说，波斯人对于利用什叶派国家身份，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当年在中亚五国刚刚获得独立身份时，伊朗就曾经派出大量的神职人员进入中亚，试图在这片先前由铁幕罩着的土地上，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只是后来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在俄国人统治下，世俗化了6、7十年的中亚，对同样用世俗化手段渗透的土耳其人更感兴趣。而波斯人在竞争中落败之后，也退而求其次，把扩张势力范围的重点，锁定在和其人种、语言上有共同点，地缘上又较为封闭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身上。
　　说起来，从原始的地缘属性来看，伊、阿、塔三国，倒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打造一个三位一体的“波斯联盟”技术上也不是没有机会。难点就在于，这三个国家是呈线状排列的，位列联盟最西端的伊朗，在向东延伸势力范围时，并不是很给力（如果伊朗和阿富汗的位置互换一下，成功的机率会大的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还会受到其他大国的直接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已经被美国重点盯上的情况下。如果波斯人可以和中国结成战略同盟，并经由阿富汗——塔吉克中继，打通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铁路、输油管道都是技术手段），会对伊朗向东北方向开拓腹地有莫大的帮助。而对于中国来说，战略上来是有利的。毕竟波斯同盟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中国。作为这个同盟利益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战略上，也可以为自己打通一条，影响中东的陆上通道。
　　假如有一天，上述战略合作能够成为现实。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伊朗的意识形态。因为伊朗目前的政体，以及什叶派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现在的伊朗，总是认为目标国家如果象它一样实现宗教革命，才会真的和他同心同德。而伊朗也能够利用他什叶派大本营的身份，来扩大自己的控制力。虽然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宗教问题在交往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忽略，但务实的合作中，随时有可能被宗教势力所干扰，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在伊朗组成“波斯同盟”的过程中（目前三国已经签订了不少协议，以推动一体化进程），宗教渗透更多的是作为战略目标，而不是战术手段在运用。但在西南方向的阿拉伯半岛，波斯人什叶派的身份，却可以发挥重要的战术作用。因为在阿拉伯半岛各国，各自都有一定比例的什叶派穆斯林。其中有部分国家，什叶派的比例甚至已经达到半数以上。在“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大环境下，这些什叶派的基本群众，都有很大的机会，崛起为所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至于伊朗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什叶派兄弟们提供战略支持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伊朗现在的机会，其实是它最大的敌人——美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所提供的。我们说过，以中东的情况，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而言，君主制所代表的强人政治，其实是最容易和西方合作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中东的这些君主们，会尽力不让普通民众的宗教情绪，来影响到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逊尼派那种君权大于神权，淡化神职人员政治作用的务实做法，相对于什叶派神权至上的思维方式，要“进步”一些。事实上君主们压制神权，严厉对待神权思维严重的什叶派的做法，并非现在出于和西方合作的态度而调整的。我们在分析什叶派的渊源时，也分析过了，政治家们注定不会喜欢自己的政权，被神权所干预。相比于权力集中的君主制，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政党政治，却因为政治权力的平面化，容易被宗教势力所利用。
　　有鉴于此，伊朗的政治家们，如果希望通过“宗教影响力”，来向阿拉伯半岛扩张国家影响力，在那些去“君主化”，施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会更有机会。至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被什叶派基本群众拥戴上去的政治家们，上台之后是否会压制神权，避免步伊朗宗教革命的后尘，那就是后话了。最起码宗教人士以外的伊朗政治家，也认为用“什叶派”这个身份认同，能够在被渗透国家找到天然的同盟。总的来说，如果不把宗教革命作为终极目标，只是利用身份认同，在渗透国寻找政治同盟的话，伊朗还是有机会在阿拉伯半岛扩张势力的。后面我们会分析到，叙利亚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阿拉伯半岛的现状来说，目前有11个半国家（巴勒斯坦算半个）。其中沙特、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七个国家目前仍然是君主制。而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这四个半国家转而实行了政党政治。对于伊朗来说，这四个半国家恰好处在“新月沃地”之上，基于波斯高原与新月沃地的紧密地理关系。伊朗人在此扩张势力范围，会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当然，和在东线高地上扩张“波斯同盟”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伊朗这一次仍然在潜在同盟链条的终端，所直接面对的只有“伊拉克”。如果它想在整个新月沃地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搞掂伊拉克这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综合实力都占优的国家。
　　如果单纯的从宗教成份来看，作为什叶派的根基之地，伊拉克还是很有机会和伊朗结成同盟的。前提是，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能够取得伊拉克政权的主导权。问题是，无论是君主制还是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什叶派都是属于被压制的对象。在萨达姆和他之前的政治家看来，阿拉伯和国家认同才是第一位的，宗教派系之间的差别，并不应该被凸显，甚至影响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希望通过宗教关系，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有机会抛开国家、民族因素，和自己形成“兄弟”认同，是很困难的。在那一时期，也是伊朗最为孤独的时候。
　　伊朗的战术机会，出现在波斯湾战争之后。在消灭了萨达姆政权的同时，之前控制伊拉克政治的逊尼派，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被压制对象。而根据美国的“普世”原则，占人口多数和什叶派阿拉伯人，也逐渐取得了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终于有机会，利用宗教影响力，渗透入伊拉克这个宿敌的政治圈，并以此为契机，向新月沃地的纵深渗透。由此，一场让君主们恐惧万分的，什叶派夺权运动拉开的序幕。一条在2004年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定义为“从伊朗到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也在阿拉伯半岛逐渐成型。

伊朗这种两翼齐飞，并使用不同战术武器的地缘扩张方式，有其自身特点。从身份认同上来说，有点象突厥人的方法。对欧洲强调它世俗化的成功性，对中东强调穆斯林身份；但从两面兼顾的角度看，又有些像俄国人的双头鹰模式（土耳其人是以欧洲为后盾，单向扩张）。当然，如果把中亚和中东，看成土耳其扩张的二个方向，倒是和伊朗的战术很类似。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认同，是土耳其人的左右双刀。
　　做了张《伊朗地缘战略示意图》。大家可以从图上，更直观的考察下伊朗地缘战略的可行性。

从宗教的角度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无异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两个大本营。前者凭借境内的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以及占据阿拉伯半岛腹地（汉志、内志地区）的地缘优势，成为了逊尼派的盟主；而什叶派虽然不可能否定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最高宗教地位，并以此来消弱沙特和逊尼派的影响力，但却可以在阿里和他的继承人、追随者，受难的两河平原，认定三个新的圣城：卡尔巴拉、库费和纳杰夫，以此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群众。不过，基于波斯人长久以来在什叶派中的主力地位，仅仅让两河平原独享拥有“圣城”的地位，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波斯人想以什叶派作为战略武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时。因此在波斯人的努力之下，伊朗北部的“马什哈德”，也取得了什叶派圣城的地位。
　　观察什叶、逊尼两大教派的分布状况（参见《中东什叶派分布图》），以及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我们会发现，所谓教派之争，其实还是地缘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势。或者说是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半岛腹地的阿拉伯人在延续他们千年的碰撞。而争夺的焦点，就是中东的核心地带“新月沃地”。如果从民族的角度看，阿拉伯人显然是一个胜利者，毕竟新月沃地之上，阿拉伯人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从现实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什叶派的穆斯林，同样有用宗教分化阿拉伯人，让宗教意识压倒民族意识的机会。特别是在什叶派阿拉伯人，长期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时候。
　　就伊朗宗教领袖们想法来说，将什叶派教义扩散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作为战略目标来到定立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伊朗目前的地缘扩张，被定义为“输出伊斯兰革命”。但从更关心国家、族群利益的政治家角度来看，凭借宗教认同，来寻找盟友，更多的是一项战术手段。不过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伊朗在具体渗透手段上，优先扶植目标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力量，以先结成政治同盟。毕竟对于急于扩张宗教势力的教士们来说，也清楚政治权力在普及教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如果什叶派想在君主制国家成功掌握政治权力，那么他们除了进行彻底的革命，废除君主制，似乎别无他途。因为只要君主们掌握权力一天，就不会容忍国民们有以宗教名义，置疑君权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伊朗自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事实上，伊拉克人在1958年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什叶派理论上也应该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圈的。不过当时的伊拉克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革命一样，带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复兴的意味在里面。在复兴“阿拉伯”这杆大旗之下，宗教矛盾并没有凸显。问题出现在，伊朗出现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之后（1970年），为了应对这个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眼中，共同的“异类”。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人，共同选择了逊尼派出身的萨达姆，作为伊拉克的最高领导人。而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被激发出宗教革命的热情时，逊尼派的身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进入核心政治圈的通行证了。
　　从政治形态上来看，结束君主制并不代表政治权力，就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一般而言，其间总还是会一个“新瓶装旧酒”的“强人政治”期存在。越是在文化封闭的地区，强人政治的生存空间就越大，持续时间也就越长。萨达姆、卡扎菲、穆巴达克、萨利赫，这些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中东政治人物，能够长期把持政权，和阿拉伯世界自我孤立的地缘状态是分不开的（谁让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呢）。如果只看内部结构，哪一个族群（教派）人口数量越多，拥有更多政治发言权，从中产生政治强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是政治永远不只是内部博弈，外部的干预也同样重要。如果是大国，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会小很多，但如果是小国，又拥有让人眼红的财富（或者重要的战略地位），那想不受外部干扰调整自己的政治结构，是非常困难的。而从外部干扰的原则来看，支持“少数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状态的“少数派原则”，又是常见的政治手段。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交织下，萨达姆和逊尼派长期控制了伊拉克政权。而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拜美国的“民主”思想所赐，伊拉克的政治权力分配，也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凭借在人口上的优势。什叶派政党终于有机会上位，并得到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主政的党派和总理，都是什叶派）。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愿意看到一场新的伊斯兰革命爆发。他能够容忍的，是什叶派仅仅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对于这种情况，伊朗的宗教领袖，和伊拉克什叶派中，宗教情节浓厚者，应该还不太满意，毕竟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是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但就纯粹关注政治层面的伊朗政治家而言，应该已经能够满意了，毕竟伊拉克什叶派的上位，让伊朗在新月地带，打造“什叶派政治联盟”的努力看到了希望。
　　伊拉克毕竟是什叶派兴起之地，接近60%的什叶派人口，也让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家在“民主”体制下上位，变得不那么出乎意料。不过伊朗再想借“民主”的东风，在新月地带找到什叶派政治盟友，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就伊斯兰次一级教派的结构而言，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两个最大的教派。基于逊尼派的教义，认可君主作为神的代言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逊尼派现在在穆斯林世界占据了最大份额。公开资料表明，这个份额达到了85%。至于处在天生反对派地位，强化宗教影响力（对政治）的什叶派，则剩余的份额就只有10%——15%之间了。当然，逊尼派和什叶派只是一个大归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大教派还分裂出许多二级、三级派别，内部也是纷争不断。不过基于“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的原则，在大矛盾面前，两派内部的兄弟之争，绝大部分时候还是能够调和的。如果不能调和，那么就有可能分裂出一个，不同于两派的新教派来。现实的例子就是阿曼，这个君主制国家90%国民所信奉的“艾巴德派”就是一个例外。

阿曼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叶派的话题来。由于什叶派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所以它的扩散范围并不广。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比例基本都可忽略不计。当然，也正是由于什叶派不被政治家所待见，信徒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他欺也”原则，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和你的家族心底里信奉的是什叶派（标准就是只认可“阿里”和他后人的正统继承权），也可以对外界隐瞒身份，避免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伊朗能够成功的，把宗教革命输出到阿拉伯世界，相信什叶派穆斯林的数量，还会有上升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改变什叶派相对逊尼派的弱势地位。
　　好了，什叶派要想从逊尼派手中赢得多数派地位，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关心阿拉伯诸国中什叶派的比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更现实。当伊拉克成为什叶派复兴之地后，两伊的什叶派政治家们，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投向叙利亚了。不过相比伊拉克高达60%的什叶派比例，叙利亚什叶派的比例要低的多，各种派系加起了也就约20%。试图凭借这样低的比例，来进行一场由什叶派主导的宗教革命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叶派出身的政治家，没有可能夺得叙利亚的最高权力。我们昨天也说了，如果考虑到外部支持者的力量，少数派也有机会被刻意扶植上位。
　　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寻找什叶派盟友，当然不是简单的出于“少数派”原则了。不过相比于它的竞争者“土耳其”来说，伊朗本身并没有地缘优势（对叙利亚直接施加地缘影响）。简单的看地图，我们就能发现，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并不接壤，而是在中间隔着伊拉克。尽管看上去不是很远，但要想象土耳其对伊拉克那样，通过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协调水资源分配等手段，影响伊拉克的政治决策，就没什么机会了（同样的事情，有必要的话，土耳其人也可以对叙利亚做）
　　尽管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伊朗很难对叙利亚施加过多的影响，但对于伊朗的政治家来说，却自认为有机会，和叙利亚的最高权力者结成联盟。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 “强人政治”圈的一员（明天就不敢保证了，毕竟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叙利亚）；二是叙利亚的最高领导人——阿萨德，出身于什叶派家庭。事实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名叫作“巴沙尔.阿萨德”，上台时间是在2000年。而他的前任“碰巧”也叫阿萨德，全名叫做“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间则是从1970年——2000年。
　　并不需要动太多脑筋，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两个“阿萨德”总统的出身，决不是什么巧合。这其实就是一个“子承父业”，持续时间长达41年的“强人政治”体系。相信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中东政治强人，会很羡慕老阿萨德，能在非君主制的情况下，在死后把最高权利交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我们所更关心的，是一个宗教少数派的家族，是如何在叙利亚长期把持最高权力的。

虽然一般认为，阿拉伯史几乎算得上是一部宗教扩张史，但宗教毕竟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也不是意识认同的全部。在上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独立以及“主义”盛行的时候，阿拉伯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作为“第三世界”的成员卷了进去。在这种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宗教”这种在古典时期划分阵营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后，阿拉伯社会大致分裂为了两块。一块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的维护君主制的国家；另一派则是寄希望于，用符合潮流的国家制度，以及用政党制度包装起来的“民族主义”，实现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国家。虽然在具体的政体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认为，“阿拉伯”这个民族属性的认同感，要比宗教派系来的更为重要。特别是后者，更不愿意自己的革命事业，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试图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国家，恰好都在阿拉伯世界那条肥沃的，由尼罗河下游+新月沃地所组成的n字型地带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都是其中的主力。事实上，这些国家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复兴阿拉伯文明，并非出于偶然。纵观历史，这条n字型的肥沃地带，一直都是诸文明争夺的焦点，直到西方殖民者出现时依然如此。相比之下，以沙特为核心的阿拉伯腹地，受到外来文明直接渗透的机会就少得多了。
　　由于尼罗河流域和新月沃地并非完美对接，而是被地理分割在非、亚两洲。并且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新月沃地的东端，插入了以色列这个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国家。因此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下，一度想结合在一起的埃、叙、伊三国，不可避免的回到了现实之中，接受了现有的国家格局。其中叙、伊两国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在“革命”事业上也走得更近些。
　　叙、伊两国紧密的地缘关系，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别在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夺权成功（1963年）。大多数人听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个名字，估计都是因为萨达姆。事实上最初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非只是一个国家政党，而是一个带有“国际”性质的政党（类型于早期试图解放全人类的GCD）。当然，它所试图解放的范围，是限定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在于，象其他带有无国界性质的政党一样，当它们能够进入一国的政治体系，并夺取政权之后，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了。
　　我们今天说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并非去探讨意识形态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帖子关注的重点。之所以简单分析它的背景，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长达四十余年的阿萨尔家族，正是在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借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崛起，而获得叙利亚最高权力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对于阿萨尔家族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淡化掉他们什叶派的宗教背景，转而只需要“阿拉伯人”这个身份，就有机会进入核心权力圈了（想想竭力淡化掉民族主义的苏联，是如何“允许”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执掌政权的）。
　　当然，毕竟阿拉伯世界还是有着很深的宗教情节。即使宗教问题，暂时不能成为左右政治走向的力量，但作为身份标识，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于社会认知当中。如果阿萨德家族的周边，没有形成一个以其所属宗教派别为基础的核心集团，要想在叙利亚执政那么多年，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还要“感谢”法国人。在当年西方殖民者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象叙利亚这样重要的地缘位置，自然也是无法幸免的。和亚丁湾、波斯湾地区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包括势力范围）不同的是，叙利亚是被法国人控制的。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英法这对欢喜冤家，长久以来如影随行的竞争状态；二是作为地中海国家的法国，在与英国竞争地中海国家，多少还是有些地缘优势的。这些地缘优势，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双方的海洋实力差距，并让法国得到阿拉伯半岛大部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部分，则被英国控制）。
　　法国的殖民历史，为叙利亚带来了两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基于法国人自己一向认为，法国才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引领者。在他们自己把君主制丢入历史的垃圾堆后，也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中传导了同样的理念（英国人的控制区，就不会反对君主制了）。所以叙利亚在成为独立国家后，并没有经历君主制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政党政治阶段。也正因为如此，叙利亚人率先举起了阿拉伯复兴的大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是这种“先进”思想的产物）。这也对后来的叙利亚、伊拉克两国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笔历史遗产，就是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基于地缘平衡的“少数派原则”，法国人当初选择了在什叶派中寻找军事代理人。也就是说，叙利亚本身的军事力量，最初是被什叶派所掌握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什叶派”只是一个大分类，象所有宗教一样，它的下面还分有很多支派。在叙利亚什叶派中占大多数，并掌握军事力量的，叫做“阿拉维派”。如果说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是属于少数派地位，那么“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又是属于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以后的叙、伊（朗）关系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局外人的法国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关注“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个长期受到逊尼派阿拉伯人压迫，又有一定人口数量的少数派（现在的比例，约占叙人口的12%），是最适合掌握叙利亚军队的。这样的话，通过垄断军事力量而放大实力的“阿拉维派”，就能够和人口占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达成平衡了。
　　尽管独立之后的叙利亚，以民族复兴为名淡化了宗教派系的差别，但“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却延续了下来。由于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军事博弈，军队对于维护叙利亚“领土与主权完整”中的作用也愈发明显。这一切，最终都在叙利亚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