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暴风眼 — 以色列(四)
总得来说,在犹太人拥有强烈复国愿望和实际行动的前提下,英国人的确没有理由,一定要去扭转这个趋势,更何况犹太人愿意为此而甘心情愿的为女王陛下服务。满足他们,远比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简单的多(阿拉伯人想要恢复的,可是帝国雄风)。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基于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地区的存在,英国人必须小心翼翼的避免,因为犹太人的存在,而将阿拉伯人整个推到对立面去。即使这种影响,仅仅是在阿拉伯半岛,其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在给犹太人作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承诺之时,也不忘为附上一个线束条件:“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这种法律文字游戏让人看着有些晕,实际就是在说犹太人不管建国也好,自治也罢,都需要在不影响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真有本事,利用商业规则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回”全部迦南之地,英国人也是乐见其成。否则的话,英国人并不愿意见到治下的两个民族,成水火不容之势,因为那样的话,英国人作为宗主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了(更有可能被其他试图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所利用)。
为了避免犹太、阿拉伯两族,最终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对立局面。英国人除了在对犹太人作出承诺时,拟定了制约条款,对阿拉伯人方面也做了工作。作为英国操控阿拉伯半岛政治走向的另一张,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哈希姆家族来说,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犹太人并非不知道,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希望的是统一阿拉伯半岛。因此,在确定英国人态度的同时,犹太人更需要明确阿拉伯人的态度。在英国人看来,如果犹太人能够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共同为帝国的利益服务,也是在好不过的事情了。
基于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共同努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19年,哈希姆家族最杰出的成员,也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达成了协议。在那次谈判当中,犹太人让哈希姆家族充分相信,犹太人可以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影响力,帮助阿拉伯人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并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存在,只会为为犹太人带来更多的财富。
也许在双方会晤之时,的确提到了建立“犹太国”的说法,但从费萨尔后来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只是说到“将以最热烈的态度,欢迎他们返回家园”“叙利亚拥有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这里的叙利亚,指的是包括整个西亚裂谷带的“大叙利亚地区”)。换句话说,这个“共同的空间”,是以什么样的形势存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包括贝尔福宣言在内的,对犹、阿关系所作出的模棱两可的定义,为1947年确定阿、犹分治方案时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可以认定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国际法地位的国家;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阿拉伯国家属性的巴勒斯坦国中,给予犹太人高度自治权,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最终方案。
假如犹太人没有那么强烈的复国愿望,阿、犹两族并非没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和平共处。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阿、犹关系,势同水火,而穆斯林给人的印象,也似乎总和极端主义挂钩。但在历史上,穆斯林帝国对于教义的扩张,和对异教徒的态度,并非想象中那么强势(印度最后的王朝“莫卧尔王朝”,也是穆斯林建立的)。穆斯林信仰的统治者,更多的是采取实用主义,来统治被征服地区。即你可以保持你的信仰,前提是你要交比穆斯林更多的税。依靠经济杠杆的自然调解,伊斯兰教得在绝大部分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民族中迅速铺开(这种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在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中也在运用。只不过让很多多数民族感到郁闷的是,其导向是逆向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身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的民族,都会受到这种诱惑。自认为拥有更强大意识形态的犹太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能说所有犹太人的后代,都避免了这种转换。但即使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世居于此犹太社团依然能够保有他们在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允许这样一个有经商才能,又愿意多缴税以维持自身文化特点的民族存在,并没有什么威胁,反而能够在经济上为君主们创造更大的收益(事实上,在欧洲的犹太人,也同样在用他们的经济能力向统治者们换取生存空间)
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英国的政治家,还是哈希姆家族,他们在桌面上所达成的那些模糊协议,并无法从技术上为巴勒斯坦地区带来稳定。显而易见的是,基于犹太民族的封闭性和强烈的复国愿望,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排他的,独立的“犹太国”;而已经完全覆盖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阿拉伯人,是不可能接受在自己的心脏位置,建立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那样的话,北非及阿拉伯半岛的陆地通道,势必被割断,一个统一“阿拉伯帝国”梦想,也会变得遥不可及。
阿拉伯人这种基于地缘政治角度的担心,是他们后来必将置以色列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可叹的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能够将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的特殊地理位置,恰恰又是以色列得以生存下去的根本原因。
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当大家还面临共同的敌人时,彼此之间的潜在的利益冲突,只会被掩藏,而不会消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这样的,当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这座压在两个民族头上的大山消失之后,矛盾自然也就爆发了。
最先对犹、阿共存的局面产生不满的,是阿拉伯人。其实在犹太人移民之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整体是欢迎态度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购地、移民行为,不仅为当地的上层阶级直接带来了财富,也为下层阿拉伯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总督,对此也是持欢迎态度,毕竟这些善于经营的犹太人,能够比阿拉伯人创造更多的税收(反过来也减轻了阿拉伯人的税收负担)。
回想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各地从上至下对“外商投资”的那种狂热态度。我们就不会对于阿、犹两族,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蜜月期感到惊讶了。不过这二件相隔百年的事件本身,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中国与外来投资者的合作,说穿了只是单纯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这些外来投资者,绝大多数并没有移民的目的;另一方面以中国的实力,也随时有力量,在 外来投资者的行为,将要影响自己根本利益时,对相关政策做出调整的。相比之下,犹太人的目标就没有这么单纯了。在一战结束之后,因为“站队成功”和贝尔福宣言的原因,犹太人很自然的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公开表露他们独立建国的政治主张了。在这种心态指引之下,从1919年起,犹太人前后掀起了三次移民高峰。
面对犹太人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度,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可能不感到忧虑。在此背景下,1920年初,耶路撒冷爆发了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而紧接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迅速组织起来,并开始准军事化的进程。由此,巴勒斯坦地区延绵至今暴力之火被点燃了。
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新宗主的英国人,也是十分头大的。一方面从实际效果来看,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有肋于大英帝国经营这块战略要地,并避免以“土著”自恬的阿拉伯人尾大不掉。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可以由此而向遍布全球,拥有庞大财力的犹太社团示恩。以此来获得犹太财团对英国的战略支持;另一方面,犹太人过于强烈的追逐他们的复国之梦,又势必会影响到阿拉伯人的利益。如果英国人完全站在犹太人一边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将整个阿拉伯版块,推到对立面了。有鉴于此,如何平衡阿、犹两族的关系,成为了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既然英国人并无非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做出完全偏向一方的选择,那么在这种平衡当中,那些不愿意接受对方存在的激进主义者,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最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哈希姆家族。这个立志要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家族,虽然为协约国在亚洲战场上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试图统一阿拉伯半岛,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志向实在太大,大到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在这种思维导向下,哈希姆家族其实是不可能真的容忍犹太人,在一个可以将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的重要地区,建立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这了实现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战后的哈希姆家族甚至不愿意承认,英国和它的盟友,拥有对大叙利亚地区的宗主权(而在战时的协议当中,英国人特意把叙利亚从未来的阿拉伯王国中切割出来)。为了英法两国,能够稳定的保有最有战略价值的“西亚裂谷地带”,英国人在承认哈希姆家族拥有伊拉克地的区统治权之外,还把约旦河谷以东的“外约旦”地区分割出来,交给哈希姆家族管理。问题是,这些做法并不能真正满足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胃口。和英国人一样,他们也十分清楚,对于中东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据有地缘枢纽作用的“大叙利亚”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如果继续被外族统治,对阿拉伯民族意味着什么。
相比于踌躇满志的哈希姆家庭,那个兴起于内志高原,出身不那么正宗的沙特家族,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从哈希姆家族夺得圣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想法,将来也许会有,但最起码从现状看来,扶植沙特家族,会比继续让哈希姆家族做大,要更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
更希望以裁判官身份,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内部博弈之中的英国人,并不会很明显的,发表声明成为哪一方的盟友,但作为实际宗主的他们,绝对有能力让事态朝着有利于地区平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平衡理念的指导之下,沙特家族得以战胜哈希姆家族,从后者手中夺得包含两大圣地的汉志地区。而失去了圣地的哈希姆家族,尽管十分清楚英国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但面对强大竞争者的存在,也只能接受继续依附大英帝国,管理约旦、伊拉克两地区的现状。
有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的互相牵制,阿拉伯人被整合到同一杆大旗之下,并强大到足以对抗英国在中东利益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面对巴勒斯坦的局势,英国人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承认犹太人有建立“犹太国”的权力,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如果英国人真敢这样做,已经被分化、平衡的阿拉伯世界,就有可能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而重新统一起来。就象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以色列建国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很快就联合起来,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在犹太人那边了。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就是犹太人不要再坚持一定要建立“犹太国”的想法。问题是面对一个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一个民族的梦想,英国人所能作出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日,英国人为了完成战胜同盟国的目标,已经正式承认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存在。也许英国人可以对犹太人玩文字游戏,认为所谓的“犹太人之家”,并非指的是独立的“犹太国”,但你无法阻止犹太人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贝尔福宣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限拖延犹太人复国的时间表。换句话说,英国人不愿意看到,双方矛盾总爆发,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于英国人这种左右逢源,大玩平衡之术的做法,精明的犹太人很快便洞察于胸了,为此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制定新的战略。首先,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巴勒斯坦局势时,犹太人需要继续增强自己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实力。除了继续移民,加紧向那些无法抗拒金钱诱惑,而愿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们,收购土地以外。另一方面,激进分子们的准军事化组织,也日益完善,并投入到暴力冲突当中去。相比于缺乏组织性的阿拉伯人来说,犹太人在军事化的进程上,效率要明显高出许多。这些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经受阿、犹暴力冲突洗礼的准军事组织,其成员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也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主要有三个:哈加纳、伊尔贡和施特恩邦)。因此我们并不需要为犹太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受到阿拉伯国家突袭之后所作出的反应,感到惊奇。对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了二十多年的犹太战士而言,他们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了(以色列建国以后,有不少政府首脑,都是出身于这些当时带恐怖主义色彩的准军事组织。比如曾任总理的贝京、拉宾)。
一手拿钱,一手拿枪,是1920年之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生存空间的战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运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但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他们当中总是有合适的成员,出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去分饰不同角色的。只不过在大历史的视角之下,这些个人的行为,在经过内部平衡之后,最终者会显示为一个族群的行为方式。对于试图复国的犹太人来说,除了那些在巴勒斯坦地区,或柔或硬的拓展生存空间的成员以外,在国际上寻找新的支持者,是另一些具备政治、外交才能的成员,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只想在巴勒斯坦地区保持平衡的英国人,并无法给到犹太人想要的东西。在暴力冲突的后期,英国人为了对付日渐强大的犹太准军事组织,已经开始直接派遣军队,对其展开搜捕、镇压行动。而失去耐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也将暴力恐怖行动,指向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英国人身上了。
犹太人对英国人的绝望,还需要一定时间发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国际上,寻找新的支持者来帮助他们,实现复国之梦。对于那些有志完成这项使命的犹太精英来说,每一个可能帮到他们的大国,都是可以接触的对象。甚至象德国这样一个,后来成为犹太人恶梦的国家,也成为考虑的对象。寻找德国做外援的想法,并非是因为德国对巴勒斯坦有兴趣,而恰恰是德国人在三十年代,逐渐表露出来的反犹情绪。基于商人的计算,有犹太精英认为,既然德国人那么讨厌犹太人,那么不妨和希特勒达成一项协议:德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而犹太人则自觉自愿的,离开这个越来越讨厌他们存在的国家。作为这项交换的附加条件,犹太人还可以帮助德国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就象他们当年帮助英国人,抵抗土耳其人那样。
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商人所计算出来的双赢合作,并非总是适用于政治家的想法。德国人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所做出的种族灭绝行为,很快也让对与德国抱有幻想的犹太精英放弃了幻想。其实我们并不能责怪有犹太人当中,有成员会有这样幼稚的想法。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能够洞察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一切能够让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想法,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为此,远东的犹太人当中,甚至社团和轴心国的另一个成员——日本合作,以期待在日本取得最终胜利后,能在中国东北,或者俄国远东得到一块土地,完成他们建立犹太国的梦想。即使是单从利用反犹情绪,来加速犹太人“返回”迦南之地的设想当中,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最起码在犹太人开始对希特勒抱有幻想时,同样讨厌犹太人的波兰政府,就很愿意和那些犹太准军事组织进行合作,以帮助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获得更宽松的生存空间。因为那样的话,波兰人就有机会把更多的犹太人,“送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了。所以说,我们并不能说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过于幼稚,而是希特勒的想法过于疯狂,超出了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思维范畴。
应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犹太人第一次有机会,从大国那里获得“复国”的承诺。尽管这个承诺,显得有些模糊,但只要犹太人足够努力,让对方觉得支持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张支票还是有机会兑现的。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太人希望从英国人那里兑现支票的可能性,反而变小了。至于原因嘛,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英国和他的盟友们,又一次面对一个,几乎与上一次阵营相同的利益联盟。只不过这一次英国所处的联盟,被称之为“同盟国”了;而那个一战时期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现在重新组合过,变身为“轴心国”了。既然世界又一次被分裂为二大阵营,那么在“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中占据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属于必须争取的阵营了。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英国人上次可以极力拉拢阿拉伯人,以将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所代表的“同盟国”势力中分割出来,这次也同样不会冒险,把阿拉伯人推向敌方阵营的。
与上次的博弈格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土耳其人,而是对方阵营的主力——德国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站队错误而几乎丧失了所有殖民地的土耳其人,这次变得非常谨慎。上一次的教训,足以让土耳其人对选择搭上德国人的客船,心存阴影。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要是土耳其人依旧选择站在德国人那边,那么1942年之后,在战略上由守转攻的俄国人,一定会抢在英国人之前,在君士坦丁堡开辟第二战场。要知道,为了能够获得黑海——地中海的自由通行权,俄国人可是绞尽了脑汁。而和俄国人有“东正教”渊源的希腊人,也会很愿意和俄国人联手,将土耳其人赶回亚洲老家的。当然,在同盟国一方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时,选择站在英国人一方,风险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德国人凭借闪电战,在欧洲战场上势如破竹时。
当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而无法判定车流方向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静止不动。因此在即使同盟国方面,非常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但谨慎的土耳其人,仍然直到1945年初,整个欧洲战场行将结束时,才加入同盟国,并最终取得“战胜国”的身份。单从国家立场来看,土耳其人这种骑墙骑到最后一刻,再成功站队摘果子的做法,其务实度仅次于那个先加入“轴心国”,后转为“同盟国”的意大利了。
土耳其人选择的这种观望态度,并不代表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就没有对手了。相比上一次,德国人这次的准备要充分的多,在战略战术上也更为成功。即使没有土耳其人的协助,德国也同样可以在地中海的对面,开辟战场。不过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重心始终是在欧洲战场上的,在地中海沿线开辟新战场的重任,本来是交给另一个同样在地中海拥有地缘优势的盟友——意大利来承担的。相比土耳其与阿拉伯半岛的紧密地缘关系,亚平宁半岛的地缘优势在于北非。因此意大利为轴心国在阿拉伯世界所开辟的战场,也是由北非而起的。至于结果嘛,相信多少对二战史有些了解的朋友,都已经十分清楚了。英国人对付这支更愿意享受地中海阳光的军队,根本没有任何困难而言。而轴心国在北非战场的颓势,直到德国人决定亲自介入北非战场之后,才得以扭转。
虽然北非战场,算不上是二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场,但非常明显的是,身为“土著”的阿拉伯人倒向哪一方,都能够为之增添胜利的砝码。而貌似仅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发挥一定影响力的犹太人,是没有那么大的战略价值的。换句话说,指望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公开支持犹太人的建国主张,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战后也没多少机会,因为战争时期,英国人会给阿拉伯人更多的承诺)。英国人靠不住,德国人又是犹太人的大克星,看起来犹太人是没有办法,象一战时那样,从战后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中获利了。不过结果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二战爆发,才真正让犹太人完成他们的复国梦想,而这一切的发生,直接得益于一个新的海洋帝国——美国的崛起。
从地缘视野来看,二战以前的世界和二战以后的世界,有着明显区别。二战以前的“世界”,很明显的被限定在“欧洲”范畴之内,在那些欧洲国家看来,作为一战当中的参与者,无论是那些打酱油的亚洲国家,还是为帮协约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美国,都只是作为这个“世界”的边缘力量参与其中的(甚至那些介于欧亚之间的,努力想成为欧洲一员的“俄国”也是)。世界的中心和核心利益所在,还是在于欧洲大陆的争夺。而在二战结束之后,“世界”的范围明显回复到了它的本来面目。欧洲以外诸版块的崛起,使得欧洲只能以一个配角身份,参与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苏联”和海洋联盟的主导者“美国”,则将整个地球一切为二,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
单从博弈的主角来看,二个时代的差别在于,前者的真正主角可以说是英国和德国;冷战时代的主角,则是美国和苏联。只不过从地缘博弈的特点来看,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仍然是海权与陆权的争夺。或者说美、苏两国所各自倚重的地缘优势,而以欧洲为主战场的英、德两国并没有区别。在这场种世界格局大转变的前提下,犹太人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换句话说,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乃至象法国这种欧洲国家)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态度,将决定犹太人是否能够完成他们的复国之梦。
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德国人那在现代政治理念下,显得惊世骇俗的做法,为犹太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分。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些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再次向世界阐述他们那渴望拥有一片立身之地的理想时,即使是阿拉伯人也很难提出反对意见。不过阿拉伯人的看法是,既然错误是德国人犯下的,为什么不能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犹太国”,而要让阿拉伯人来为这个错误买单?只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即使没有这样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放弃回到这片“上帝应许之地”的想法的。更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几个重要地理单元中,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按照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在二战之后得到全面推广的“民族自决”原则,犹太人也有机会在巴勒斯坦地区,独立出一个“犹太国”来。
不过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立来说,国际舆论也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渗透程度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要主导世界规则的大国们意见达成一致。这一点,一战时期的犹太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一次他们把宝压在了在帝国范围内,还能全天二十四小时看到太阳的“大英帝国”身上。其结果就是,犹太国得以“合法”的在巴勒斯坦地区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力。虽然这种“政治权力”并未能被明确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力,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虽然英国人出于稳定中东形势的原因,不愿意进一步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对于一直力图从“大国”那得得到政治支持的犹太人来说,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一战只是欧洲内部地缘博弈的放大版,那么二战就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了。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最大后果就是,美、苏两国凭借各自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超级大国。而能不能获得这两个世界主宰者的支持,才是犹太人是否能够复国的关键。
对于犹太人来说,美国的崛起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在英国因反对旧有政治、文化体系(包括王权和教权)而被迫移民的“清教徒”,在开拓这片新大陆,并建立明显有别于“旧大陆”的美国体系时,不仅给予了自己机会,也给予了同样受到欧洲旧体系排斥的犹太人以机会。在欧洲一次又一次反犹太浪潮中,基于新大陆的容量以及开放性,美国成为了犹太移民最大的目的地。
关于所谓的美国精神和价值观,我想经由美国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的宣传,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了。总的来说,如果这些价值观不成为服务于“国家主义”的手段的话,本身还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的。最起码,清教徒们抛弃那些造就祭祀阶层,服务于贵族阶层的宗教体系,转而务实的肯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搭建社会架构的做法,极大的刺激了“新大陆”的经济潜力。并最终在经由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将这种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实力,从而全面体现出了北美大陆腹地的地缘潜力。单纯的对比北美腹地的地理条件,这片土地本身也的确拥有在某一阶段,成为世界中心的潜力。不过建立美国的那些移民,也的确用他们那种开放的态度,加速了这一进程。(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发现新大陆并成功移民的,是中国人。有没有机会让华夏化的“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所建立的那套包括精神和制度的体系,是否真如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具有“普世价值”,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没有政治约束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才能,并且有机会将这种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对于犹太人在美国所积累的财富,以及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在网络和书店里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数据和阴谋论。基于这个帖子对于证据的态度,不能去采集那些无法证实的所谓“证据”,因此不会去试图论证,犹太社团对美国的政治态度有多大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力是真实存在,在犹太人渗透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以及日后建国、立国的过程中,美国的犹太财团无论是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象美国这样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让一个国家的重大政治决定,仅仅服务于一小部分利益是做不到的。对于试图借助国家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人和社团来说,他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是让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并最终在这个国家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获得相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而这,也是犹太社团在游说美国政治集团所柄持的原则。简单点说,犹太人需要让美国政治家明白,扶植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它们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过程中,中东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板块。即使不考虑它那显而易见的,连接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枢纽位置,仅仅是苏伊士运河和已经开始展现决定性影响力的,波斯湾的石油,也足以让两个超级大国侧目。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应该更能在美国施加影响力。不过从实际结果来看,苏联人反而不用犹太复国主义们重点游说,也愿意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
俄国人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俄国人一直想向中东渗透,但苦于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高原国家的阻拦,俄国人一直无法从陆地渗透至阿拉伯板块。当然,如果俄国人有海洋优势的话,这些陆地的障碍都不是问题。就象之前控制海权的大英帝国那样,它可以通过海路,将女王的影响力,投送到世界各主要板块。相比于英国的海上影响力,俄国离中东最近的黑海舰队,甚至没有办法突破土耳其海峡,自由的进出地中海。也正因为如此,在经由二战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俄国人即使想在中东的核心区有所作为,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英国人在此做大了。现在的话,最起码从实力和话语权来看,俄国人已经可以放眼全球,开始它世界霸主的战略布局了,而撞上枪口的“犹太国”的独立问题,正好可以作为俄国布局中东的第一步。鉴于英国人的中东战略,是建立是扶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英国人认为已经控制了阿拉伯板块,不愿多生枝节),俄国人可以期待的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新生的犹太国可以成为红色帝国,插入中东地区的一颗钉子,并由此而破坏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版图。
不过光是在政治上支持犹太国建立,并不足以让俄国人有信心,将犹太国拉入自己的阵营。因为可以预见的是,将会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可能支持犹太国的建立。要想保证新生的犹太国倒向自己,俄国人还需要观察犹太人内部的政治取向。而观察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俄国人愿意积极推动犹太国诞生的另一个原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于历史原因,寄居于东欧和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占了世界犹太人总量的大多数。这也使得苏联和东欧地区,成为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最大输出地。鉴于俄国早在1919年就转型成了红色政权,以及东欧地区正在开始的制度转型。俄国人可以期待,在新生的犹太国中,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犹太人,会占据大多数。能够给予俄国人信心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前,那些来自苏联地区的犹太移民,已经为犹太移民的集体农场,带来了深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这种将集体主义运用到极致的意识形态,也正好切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希望快速开发巴勒斯坦地区的想法。为此,那些来自苏联地区的,犹太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了中东唯一一个,合法的共产党组织(这个唯一,当然指的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了)。有了这些基础,俄国人有理由认为,新生的犹太国,很可能成为中东第一个红色政权。
与俄国的主动支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说服美国政治家方面,要多费些周折。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英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在面临可能搅乱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风险时,美国人所要考虑的,肯定要比之前在中东毫无利益可言的苏联要多。不过从海洋联盟内部的权力争夺来看,美国确实也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划分利益版图。换句话说,就是美国需要在那些地缘关键点上,直接插手扶植盟友,建立利益区。只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竞争,要想让对手主动交出权力都是非常困难的。假如犹太国建立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的话,美国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会和英国人多协商一下,以避免因内部协调不一致,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但现在看来,由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造成国际舆论很明显的倒向犹太人一面(对于大多数无直接利益的中间国家来说,这点很重要)。加上俄国人看起来,已经急于谋划扶植赤色“犹太国”了。美国人在权衡在三之后,还是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游说,准备全力支持犹太国的建立了(这也让英国人感到非常不爽)。
有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时间,看来是指日可待了。至于那些打着“联合国大会”招牌的法律问题,只能算是走程序罢了。对于这个结果,最为不满的当然是阿拉伯人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并在这个国家内部,给予犹太区以自治权,是能够接受的最高底限了。即使是曾经由印度等中立国家提出的“少数派方案”:建立一个由阿拉伯区、犹太区组成的“联邦国家”的提议,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方案。
不管阿拉伯国家愿不愿意,在最终决定巴勒斯坦地区命运的联合国大会中(1947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分治方案,获得了通过(赞成票为33票,超过了2/3的绝对多数线)。除了十个穆斯林国家之外,只有印度、希腊以及古巴这三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至于那个悲情的“大英帝国”,即不能投赞成票,开罪那些对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阿拉伯人;又不愿意投反对票,去完全割裂和犹太人的联系(更何况这样做等于和美国唱反调)。最终只能以弃权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在联大的“民主权力”。
虽然从政治和程序上来看,犹太人无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复国之梦,但就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犹太人和那些支持分治方案的国家来说,他们还来不及考虑这两个新生国家将来该如何相处。最现实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该如何划分国土。
关于犹太人渗透巴勒斯坦地区的策略和方向,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到1947年为止,犹太人所购买的土地,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北部那些水量相对充沛的低地,占据优势了。这些板块包括:沿海的“沙仑——亚柯”平原;加利利山脉和中央高原之间的“以斯德仑谷地”;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湖”沿岸地区,以及胡拉盆地。而阿拉伯人仍然占据优势的也有四个板块,即加利利山脉和中央高原两块高地,以及南部沿海的“非利士平原”以及加利利湖以南的半条“约旦河谷”(另外半条属于约旦)。
最终的分治方案,也正是依照上述结构划分,即犹太国得到了他们努力渗透,并占据优势了四个板块;而阿拉伯国则保住了,犹太人基本还没有渗透进来的那三个半板块(约旦河谷只能算半个了)。需要说明的是,犹太人在上述四个板块中的优势,其实只是相对优势,从人口上来看,在这些板块的阿拉伯人并不比犹太人少多少(分治之时,犹太国土地上犹、阿两族分别为49.8万和40.7万)。而阿拉伯人占据优势的土地上,阿拉伯人所占据的就是绝对优势了(阿、犹太两族人口分别为72.5万和1万)。也就是说,按照公平原则,阿拉伯人其实是吃了大亏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本来并无所谓,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除了少数有政治野心的人)。如果没有犹太人横插一脚的话,整个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外约旦地区的民意,并不介意共同接受哈希姆家族的领导成为一个国家。说穿了,这次分治方案,就是各国出于不同目的(有的是为了利益,有的纯粹就是想补偿犹太人),共同扶植出一个犹太国来。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在那些板块的微弱相对优势,也就变成他们获得整个板块的绝对优势了。
假如不考虑那几十万被划在犹太国境内的阿拉伯人,单纯视阿、犹两族为两个分家的兄弟的话,目前这种分配方案也算差强人意了。犹太人在土地质量上占优,阿拉伯国则在土地面积上多过犹太国。不过从后来的舆论风向来看,一般都认为犹太人在分治当中占了便宜,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以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犹太人分得了更多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占据了巴勒斯坦地区56%的比例。
刚才我们也说了,以上述板块的面积来说,阿拉伯人所分得的土地,明显是多过犹太人的。那为什么最终结果,会是以色列占优了呢?假如我们把刚才所列的那七个半板块拿到地图上去做拼图游戏的话,就很快能够得到答案了。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板块:占据巴勒斯坦地区40%强的南部“内盖夫荒漠”地区没有归属。仅这一块沙漠地区的面积,就基本相当于阿拉伯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积了。
如果说北部和沿海那些板块,还能够用人口及双方所控土地比例,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归属,这片荒漠化的土地,就很难用这个原则来划分了。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鉴于这片土地的荒漠化程度,能够活动于上面的,也只是少数“贝都因人”。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对“贝都因”这个概念做个解读了。很多人可能是从与卡扎菲相关的新闻中,听闻这个名称的。那位在几个月前殒命的阿拉伯枭雄,总是喜欢自诩为“最后一个贝都因人”。他口中所说的贝都因人,其实指的就是那些还保持原始阿拉伯人游牧生活方式的,游走于沙漠当中的部落。卡扎菲的这种说法,是在向阿拉伯世界表明,他才是最正宗,最能坚守阿拉伯原始文化的领导者(本人也的确是牧民之后)。为了证明这点,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总是带了一顶帐篷,并住在里面(虽然听说他那顶帐篷里面的设施十分豪华)。
不过在现在的阿拉伯文化中,这些坚持在荒漠中游牧,并且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贝都因人”,很多时候已经是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了。尤其是在那些可以借助石油美元,舒舒服服的住在城市里,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阿拉伯兄弟看来,这些人就是一群“乡下人”。所以说,虽然很多时候,有人喜欢用“贝都因”来代指正宗的阿拉伯文化,但如果你遇到阿拉伯人,千万不要认为他们都会喜欢别人称之为“贝都因人”的。
对于阿拉伯文化来说,沙漠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标签。并不是说这些骑着单峰驼游走于沙漠之中的牧民,就不喜欢水草丰美的绿洲了,而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他们比其他民族(包括同样其他游牧民族)更适应干旱环境罢了。鉴于荒漠化的土地,并没有足够的产出来支撑阿拉伯人,成为一个强势民族。阿拉伯人很自然的发现,凭借他们所处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相比其他民族,更适应在干旱之地游走的生活方式,“商业”成为了生产方式的重要补充。也正是因为有控制商道的力量,古典时期的阿拉伯人,才有可能从一个沙漠之中的“边缘民族”,进而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西北非之所以无法成为阿拉伯帝国和文化中心,也和区位不如板块东部有关)。
尽管随着文明的进程,阿拉伯民族中的统治阶级,也不可避免的和其他民族一样,最终选择了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定居,并建立城市。甚至这些定居绿洲,在文明状态上似乎有了进步的城市居民,已经很有些瞧不起“贝都因人”这种,仍然固执保持原始生存状态的同族兄弟了。但这也并不代表,阿拉伯人就会轻易的放弃,象内盖夫荒漠这样的“不毛之地”,尤其是这片土地,占了巴勒斯坦地区40%以上的份额时。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这片荒漠和环境类似的西奈半岛一样,都是亚非大陆交通枢纽的一部分。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如果失去了内盖夫沙漠,他们即使能够得到“非利士平原”这条沿海通道,那些从北非而来的阿拉伯兄弟们,在非利士平原稍做休整后,也无法就此转向,穿越内盖夫地区,进入赛拉特山脉中的两大圣地朝圣。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在穿越后来在地缘政治上,被称之为“加沙走廊”的巴占“非利士平原”,东北方向登上耶路撒冷所在的“中央高原”,然后再穿越约旦河谷进入阿拉伯高原——赛拉特山脉。单从交通和商业角度来看,这显然不能让阿拉伯人感到满意。更为重要的是,在犹太人得到加沙走廊以北“沿海平原”,以及内盖夫沙漠的情况下,“非利士平原”(加沙地带)和“中央高原”(约旦河西岸)之间,就只存在战术层面上的接触点了。而这种脆弱的连接,显然无法承担起整个阿拉伯文化区中,北非——阿拉伯板块之间交流的需求。
如果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本身就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在阿拉伯板块的心脏中,钉下了一颗钉子。那么失去了内盖夫地区阿拉伯人,就足以从战术层面上,真实的感受这种割裂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犹太人在思考“以色列”的立国方案时,并不是出于分割阿拉伯的想法来做的(这其实是大国们在考虑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只是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利益罢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内盖夫乃至西奈荒漠地区,对犹太人来说也同样有着特殊意义。当年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带领从埃及逃出的犹太族人返回迦南时,就在这两片荒漠之地,兜兜转转的盘亘了四十年。也就是在这期间,犹太教得以完善成型。在犹太人再次回到迦南之地,并站稳脚跟之后,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包括了内盖夫荒漠的北部。犹太人所以从感情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地理环境相对更好的“非利士平原”,其实反而算不上是“迦南之地”的范畴,反倒是内盖夫这片不毛之地,是上帝许诺给他们的土地。所以犹太人在最初布局北部低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不畏艰险的成员,开始在内盖夫北部,有地下水资源供给的点上(也就是有几口出水的深井罢了),进行开拓活动了。
尽管在荒漠地区进行农业开拓,相比北部平原要面临成倍的困难,能够移民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同样的,那些只会适应,而不会改造环境的阿拉伯人,在这一地区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犹太人试图说服的那些据有投票权的国家看来,犹太人在内盖夫荒漠地区所建立的“基布兹”(非常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拓荒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如果不考虑政治和自身的利益,仅仅从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将一块大家看起来没有生产价值的土地,交给一个努力改造,并取得实际效果的民族,总是好过让他继续荒下去。也许时间推移到现在,有了石油美元做底气的阿拉伯人,也有了足够的范例,来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有改造沙漠的想法和能力,但在60多年前,阿拉伯人甚至在约旦河谷这样水量充沛,只需挖掘沟渠就能改造出大片可耕作用地的地区,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们更多的是,满足于在河水水量充沛的季节游牧于此;而在牲畜得不到足够食物时,就转移到其他地区去。
虽然在争夺内盖夫地区的政治博弈中,犹太人有信心向联合国成员们,证明他们绝对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让内盖夫地区变得更有价值。就象他们当年,也同样用这点让英国人眼前一亮,接受犹太人帮助“管理”巴勒斯坦地区一样。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这样做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巨大风险,那就是势必会严重分割整个阿拉伯板块。而这,又将会使得阿、以两族陷入无休止的摩擦当中。正是基于这点考虑,作为犹太人建国,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在这点上也犹豫了。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他们注定要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中东的利益,那么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地缘格局的不合理,而随时存在战争的风险,并不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即使是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定局的50年代,依然有美国政治家建议以色列,将内盖夫沙漠地区交给阿拉伯人,以换取和阿拉伯人的永久和平。
当然,最终的结果,美国还是接受了内盖夫地区成为犹太国一部分的方案。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游说,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决定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一方面,犹太人已经说服了大多数的的国家,接受他的方案。美国人如果一定坚持反对的话,势必会影响这个新生国家和自己的战略关系(尤其是在俄国人,也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内盖夫地区的矛盾,新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也注定不能在现有格局下和平相处。并非是出于“事后诸葛亮”思考,我们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你的视线在巴、以分治的地图上面停上几秒钟,相信很快就能感觉到问题的所在。不知道大家在看过之后,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反正我当年第一次看到时,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怎样的智商,才能划出这样神一般的地图来啊!
在1947年11月29日,那个可以称得上是,经过全世界主要政治家集体讨论,并结合各种因素而决定出来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中,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了六个区,双方各占三区。前面有朋友说了,这神一般的划分方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犬牙交错”。而我个人脑海中最初闪过的成语是“梅花间竹”。我承认,用“犬牙交错”来形容巴勒斯坦地区,阿犹两国的地缘关系,应该是最为贴切的。这充分反映出了两国那种紧张状态,相比之下“梅花间竹”就显得太过诗情画意了。因为自从犹太国获得这张出生证后,巴勒斯坦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跟诗、画无关,等待双方的,将是血与火的考验。
在今后的解读中,我们应当可以正式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概念,来表述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格局了。需要说明的是,不出意外,阿拉伯人继承了“巴勒斯坦”这个,已经明显被打上穆斯林标志的国名(“斯坦”二字的来源及意义,尚有争议。但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穆斯林国家的专用后缀)。而犹太人在确立国名时,却并没有象大家之前所表述的那样,定名为“犹太国”,而是“以色列”。说起来这也和犹太人的历史有关,在历史上,犹太人真正在迦南之地建立起来的统一王国,就叫“以色列”。而在经历大卫、所罗门这两个知名度颇高的王之后,统一的“以色列”王国,被分裂成“以色列”和“犹太”这个王国了。对于立志“取回”迦南之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然更希望用“以色列”这个名称来讨个好彩头了。至于“以色列”、和“犹太”两词的含义以及来历,那就属于神学领域的范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阿、犹两族用什么样的国名,都不会对双方的地缘关系有影响。不过相信经过我们之前那么多内容的解读,大家应该和我一样,不再认为这是一个近乎儿戏的分治方案了。从划分国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割方案中,遵循了地理单元完整、少数服从多数等诸多政治原则。从巴勒斯坦地区内部结构来看,似乎也很难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了。但这种从局部来看没有问题的划分方案,整体看来却无法保持平衡。这就好像你将衣柜里最好的外套,最好的鞋子,最好的帽子。。。穿戴在身上,最终却很有可能以一个怪异的形象出身在众人面前一样。整体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分治之后的巴、以两国,不平衡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隶属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的板块,都被对方的国土所包围。当然,你不能说它们各自的国土,就处在完全分离状态,因为每个国家被分割开的三块国土,又都以点状接触的方式串连在一起。不要以为这六块土地,需要很多的连接点,事实上那些“天才”的政治家(他们当中一定有对几何学特别精通的数学家)。仅仅设计出了两个点,就让巴以两国看似处在分割状态的国土,串连了起来。只是这两个被命名为“X”和“Y”点的连接点,是在为双方共同承担连接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方不愿意和平相处,对方都不可能通过这两个点,连通自己的国土。
以政治家们的才能,当然十分清楚这样的设计是多么的不稳定。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方案,只能说是一种妥协,一种在分割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帮助犹太人建国所做出的妥协。问题是,建立这样两个怪异格局的国家,需要妥协的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虽然得到了菲利士平原这条沿海地带。但就这一板块的地理结构,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那些尼罗河入海时,还冲积过来的泥沙,使得它的海岸线并没有可堪大用的港口。其实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港口条件都不算好,能够矮子里拔高子,称得算是“大港”的,特拉维夫——雅法算一个。这也是离菲利士平原最近的港口城市了。
关于特拉维夫和雅法的地缘关系,我们之前也解读过了。相比有二千多年历史的雅法古城,特拉维夫的历史要短的多,是犹太移民在雅法边上全新建立的一座新城。而建造这座新城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法从阿拉伯人所控制的雅法购买到足够的土地,并控制港口。精明的阿拉伯商人,更愿意把房子高价出租给犹太人,以细水长流的方式,笑看那些源源不断由雅法登陆的犹太移民,为他们创造新的财富(现在肯定笑不起来了)。
不管现在阿拉伯人,有多么后悔没有在犹太人最初开始移民时,就主动采取措施阻止,但在巴以分治之时,犹太人转而建造新城的举动,还是让雅法老城的阿拉伯人在数量上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其实只要看看以色列建立以后,国内犹太人所占的比例之高,就知道象雅法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只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再想细分犹太人所占据相对优势的板块是不现实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力保雅法这个出海口,能够以飞地的形式留在巴勒斯坦的版图内。当然,在随后的中东战争中,整个巴勒斯坦都丧失了独立地位。象雅法这种飞地,肯定是第一个被解决掉的目标了。不过最起码在当时,阿拉伯人的这个要求,还是被接受了。那些决定两国命运的政治家们,应该也觉得,出于平衡的原因,基本可以被归类为高地国家的巴勒斯坦,有个出海口也并不过份。
相比雅法的归属问题,更让所有人头痛的,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参照雅法的解决方案,以及阿、犹两族都不可能放弃这座圣城的态度。这座被巴勒斯坦领土所包围的圣城,同样也应该可以划出一半来(怎么划,又是个技术问题了),以飞地的形式置于以色列的管辖之下。如果犹太人希望采用这种方式分割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倒也是有足够的话语权。因为在这延绵半个多世纪的渗透过程中,尽管整个中央高原并不属于优先突破的板块,但就耶路撒冷这个点来说却是例外。在犹太人终于可以拿到以色列的出生证时,他们渗透至耶路撒冷的人口,已经可以占据耶路撒冷总人口的半壁江山了。
不过耶路撒冷问题从来就不是阿、犹两族的问题。在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中,由欧洲基督徒所组成的“十字军”,也同样以夺回这座浸透了耶稣鲜血的圣城为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东征。当基督教世界有机会又一次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时候,将之完全交给两个异教徒国家分割的方法,并不是最佳方案。唯一能够让基督徒们觉得没有浪费历史机会,又看似兼顾了阿、犹两族矛盾的方案,就将耶路撒冷归属为由联合国托管的“国际共管城市”。
如果说耶路撒冷的国际共管问题,基督徒们还可以用避免激化双方矛盾,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来。那么将耶路撒冷南部的“伯利恒”,从巴勒斯坦分割出来,也划入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际共管区”,就明白无误的显露出这种私心了。这座被认定为是耶稣出生地的城镇,对于基督徒来说,和耶路撒冷一样具有圣城的地位(耶路撒冷是受难、复活地)。
6块被分割的国土,两座处于国际共管的城市,加上一块飞地,这就是巴、以分治之后的地理格局。相信任何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从地图上看到这种结构,都不会认为这种结构能够和谐的存续下去。只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战争来临的这么快。在英国在方案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时,提前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之后(1948年5月14日,最后期限为8月),犹太人没有浪费一天时间就紧接宣布了“以色列国”的建立(在此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是“犹太国”)。而同样连一天时间也没有浪费的,还有阿拉伯人。如果不是考虑到凌晨更适合发动一场突袭,他们也应该会在同一天,就向这个新生的国家发起攻击,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而这种战术上的考虑,也仅仅为新生的以色列争取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1945年5月15日凌晨,由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所组成的阿拉伯联军,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