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东战争
将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五个阿拉伯国家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他们“恰好”都是位于中东的，“大新月沃地”国家（包括尼罗河下游）。如果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以“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而言，它所直接影响的，也正是位置这条中东地区心脏地带的完整性。面对这种结构性矛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如果能够和平相处，那倒是奇迹。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并不仅仅给犹太人带来了希望，阿拉伯人也同样看到了民族崛起的希望。鉴于稳定中东局势的需要，大国们在允许犹太人复国的同时，也同样不愿意站在人口基数更大，覆盖地区更广的阿拉伯人。
对于犹太人这颗钉子，首先感到不满的，是目前控制了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作为最有资格成为阿拉伯世界新领袖的哈希姆家族，之前虽然被来自内志的“沙特”家族从背后捅了一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重新获取阿拉伯世界最高影响力的想法。更何况，从版块的完整性上来说，外约旦本来就应该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不把理想定的那么远大，约旦国王也是最有权力成为包括巴勒斯坦——外约旦地区在内的，新王国的统治者。
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基于“大叙利亚”的地缘概念，这两个刚刚从法国的控制下独立出来的国家（1946年），也同样有理由认为，犹太人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如果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新生的以色列就此夭折的话，相信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和叙利亚的本土政治家们，一定还会就大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进行一番内斗。不过现在最紧迫的事情，还是将以色列这个诞生不到一天的国家，扼杀在摇篮当中。
如果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参战国家，因为犹太人直接从他们的土地上“割肉”，所以必欲置以色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埃及人参战的直接理由，就是以色列完全切断了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联系。之前我们也分析了，经过复杂的外交斡旋之后，犹太人说服了大国们，同意把南部的内盖夫地区，划分给“犹太国”。对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他们不爽的当然是，这么大块土地，归属了自己的对手。而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和整个阿拉伯半岛腹地的交通通道，基本就被切断的。之所以说是“基本”，而不是完全。是因为巴勒斯坦所分得的菲利士平原，还和同样归属于巴勒斯坦的中央高原之间，有一个点相连。只是这个点，也是以色列连通沿海平原和内盖夫地区的交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想连通自己的国土，还埃及人想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交流，都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有鉴于此，在埃及的人作战计划中，即使不能够一鼓作气拿下以色列，也要迫使犹太人放弃内盖夫荒漠地区。、
其实在分割之时，巴勒斯坦也并非在内盖夫沙漠地区一无所获。为了让巴勒斯坦与埃及这两对阿拉伯兄弟，有足够的接触面。制定分割方案的政治家们，“大方”的在两国边境地区，为巴勒斯坦切割出一条沙漠走廊来。这也使得巴勒斯坦最南边，以菲利士平原为核心的这块领土，整体呈现为一个折角形。问题是，这种看似照顾了埃、巴关系的方案。并没有解决以色列事实分割了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特别是这条划分给巴勒斯坦的沙漠通道，其实是个“死胡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向南一直延伸到亚喀巴湾，与约旦的国土相连。如果来自埃及的朝圣者，希望由这条传统路线去圣地朝圣的话，仍然不得不经由以色列的国土（受影响的，当然不仅仅是朝圣者了）。
本来在犹太人获得大部分内盖夫地区的情况下，让阿拉伯人打通一条沙漠走廊，连接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也不是问题。特别是犹太人本身，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分割阿拉伯世界。但问题是，如果犹太人允许阿拉伯人，打通了菲利士平原——亚喀巴湾的沙漠通道，就意味着自己丧失了直接进入红海的出海口。而对于战略纵深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以色列来说，失去了面向红海的出海口。其对以色列地缘结构的影响力，不亚于丧失一块沿海平原。基于这个原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谁能面对亚喀巴湾的问题上，又面临了结构性矛盾。
实际上，早在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矛盾就已经爆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望依靠英国人取得独立地位的汉志王国，在哈希姆家族的带领之下，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亚喀巴湾的控制权，从而打通了与埃及的战略通道（1917后）。只是在1925年，哈希姆家族被沙特家族所击败，而不得不仰英国人之鼻息生存之后，以“亚喀巴”为核心的亚喀巴地区，被割让给了英国人。当然，能够让哈希姆家族，聊以自慰的是，亚喀巴这座城市是归属于外约旦。而外约旦，现在算是由哈希姆家庭统治了（虽然是英国人“委托”管理的）。
现在的情况是，英国人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情况，已经无能为力了。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外约旦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红海出海口，就是阿拉伯河谷中间以西，至埃及边境的那一点点海岸线了。在犹太人看来，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王国时期的犹太人，就已经把“迦南之地”的范围，延伸到亚喀巴湾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现实的，地缘结构的需要。犹太人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宗教理由，一定要在站在亚喀巴湾的海岸线上。
说起来，当年英国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去，从法律上造就出个“约旦”国，对阿拉伯人来说，也是好事。否则现在的以色列，即使对控制整个约旦地区没有兴趣。但最起码，不会放过包括约旦河谷、死海、阿拉伯河谷在内的裂谷地带，并在裂谷东侧的高地上，谋求制高点。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红海那可怜的海岸线，也就成倍的增加了。其实不仅以色列，会感觉红海的海岸线有点短，约旦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只不过在现在的格局下，犹太人已经基本没有机会扩张自己的海岸线了。而约旦人就不同了，理论上如果他们的邻居“沙特”，愿意“帮”一把的话，还是有机会拓展一下自己的海岸线的。相比以色列在地中海，还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仅仅拥有这一个出海口的约旦，对于扩张海岸线，更有紧迫感。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把亚喀巴湾放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现在约旦在红海的海岸线要比以色列大概长一倍。这其实已经是约旦和沙特“友好协商”之后的结果了。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相应的，约旦也在东部交割给了沙特几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区。让哈希姆家族感到悲催的是，包括两大圣地在内的沙特领土，本来都是哈希姆家族的祖地的，现在却要向自己之前的对手，来交换那么一点点海岸线。也许有一天，哈希姆家族，会重新燃起对沙特家族的仇恨，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犹太人这个共同的敌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只有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甚至大叙利亚地区，都置于哈希姆家族的掌控之下，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回到圣裔家族手中。
从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刻起，这个新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的沐浴在战火中。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只能算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双方分别在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又分别进行的四次战争，合计为五次中东战争。至于今后还有没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没有人能够有准确答案。最起码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叙、以两国之间，无论从地缘矛盾，还是从政治需要来看，如果引发新一次的中东战争，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大背景上来看，以色列之于阿拉伯世界的地缘位置，是这一系列战争的根源。不过具体到引发每一次战争的导火索来说，却还是有差别的。相信大家手头，一定能够收集到很多，从军事、政治、外交等角度，分析中东战争的文章。而我们这次的着眼点，依然是“地缘”。即相关国家发动这些战争，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地缘目的，而战争之后，新的地缘格局又是怎样。只有清楚了这些之后，那些才有可能对整个中东局势今后的走势，有个清醒的认识。
假如我们要为第一次中东战争，取一个带有地缘色彩的名字的话，那么它可以被叫作“独立之战”。无论对于谋求“复国”的犹太人来说，还是认为自己的民族，从此之后可以摆脱西方附庸地位的阿拉伯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独立战争。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犹太人的着眼点，主要在“国家”之上。即使是在战争进行之时，这些精明而又执着的复国主义者们，就已经从地理、人口结构上做准备了。而对于大部分阿拉伯人来说，暂时还不会想那么远。对于他们来说，先把这些异教徒从阿拉伯的土地上赶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基于这个共同的目标，不仅那几个与巴勒斯坦地区，地缘关系紧密的国家，直接参战。像沙特、也门这些并没有直接地缘利益的阿拉伯国家，也有数量不等的志愿军，参与了战争。
虽然说，阿拉伯人凭借突袭，占据了先发优势，并且在实力上明显占优。但从战略准备上来看，犹太人却要充分的多。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犹太人已经可以确信，英国人不会真心支持他们的复国梦想时，他们就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了。那些在和阿拉伯人、英国人的冲突中，所建立起来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军事组织，也成为了迅速组建起来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相比犹太人的未雨绸缪，阿拉伯人的战术准备则要落后的多。一直视自己为这片土地当然主人的他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和前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博弈上。尽管阿拉伯人，最终通过政治博弈，也同样获得了独立地位。但在国家独立层面上，他们和犹太人其实是处在同一时间段（即使是象埃及这种，名义上1922年独立的国家，其实国防方面，之前也主要是由英国人负责的）。因此在战争开始之时，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也只是4.3万人，相比以色列所迅速组织起的3.4万兵力，并没有绝对优势（不能一战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去）。谁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取决于谁有更好的补给和更高的效率。
如果仅仅观察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格局，阿拉伯人无疑是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我们不要忘了，犹太人历经千年的离散史，已经让他们的族人遍布全世界，尤其在美国这个世界的新霸主那里，犹太人无论是在财富，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就是说，阿拉伯人固然可以凭借民族、宗教感情，联合北非——阿拉伯半岛的地缘力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犹太人也同样可以凭更强的凝聚力，从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吸取力量，以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并非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险恶。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术层面上，犹太人也正是凭借他们能够从世界范围内补给的背景，顶住了阿拉伯联军的第一波攻击，最终反败为胜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仅在武器、金钱上向以色列输血。更以每月万人的速度，向以色列移民。这些冒着战火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毫无疑问的都是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的生力军。仅仅在开战后二个月，这些包含了很多二战老兵的新移民，就为以色列新增了六个旅的兵力（事实上，以色列在宣布建国之前，就已经加紧采购武器、组建军队，进行战争准备了）。
为阿、犹两族爆发战争感到紧张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对手。那些刚刚在政治上催生了以色列的联合国成员们，同样感到头痛。不过只要是一个正常人，看到那张阿、犹分治的地图，都不应该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罢了）。正是看到了这个方案的不合理性，主持调解工作的联合国代表，提出了一个看似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方案：将原来划给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山脉”板块，与划给以色列的“内盖夫”地区交换。这样的话，两个国家就不再被各自分割成三块，以色列等于分得了巴基斯坦地区的北部，而巴基斯坦地区则占据了南部。
如果在最初的分治方案中，按照这个格局来分割的话，也许战争不会来临那么快。特别是埃及人，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被隔离感了。不过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再想让双方坐下来，重新分割已经没有可能了。在阿拉伯人看来，既然我有机会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去，为什么还要保留这颗钉子；而在犹太人看来，仅仅是得到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并无法让以色列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更何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夺回全部的“迦南之地”。所以无论方案是否“合理”，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相比后来的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所历时的时间是最长的。从1948年5月15日，阿拉伯联军突袭以色列，到1949年3月，以色列取得最终胜利，并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80%以上的土地为止，历时十个月（停战协议到7月才签订）。对于两个刚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来说，这场战争的来临都显得十分仓促，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对于战争的进程，都没有详细的计划。因此，时间拉长也就在所难免了。而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效率。在战争进行当中，由联合国协调的两次停火期间，他们比阿拉伯人获得了更多的武器、人员补给。以至于在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方面在兵力上，已经对阿拉伯联军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军约11万，阿军约6万）。当然，以色列能够如此快速的扩充兵力，除了加速移民之功外。全民动员的体制，也是重要因素。这种全民皆兵的体制，在依旧处于战争准备状态的朝鲜半岛，以及台湾岛，也同样存在。
如果你对军事细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寻找相关文章，以供参考。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格局。而这也是我们明天的分析方向。
附第一次中东战争进程表：
第一阶段：阿军发起进攻至第一次停火（1948年5月15日—7月8日）
第一次停火：1948年6月11日－1948年7月8日
第二阶段：以军的第一次进攻至第二次停火（1948年7月9日—10月14日）
第二次停火：1948年7月18日－1948年10月15日
第三阶段：以军的第二次进攻至战争结束（1948年10月15日—1949年3月）
战争结束：1949年2月，以、叙签订停战协定；3月，以、约签订停战协定；7月，以叙签订停战协定。注：伊拉克拒绝和谈，但表示尊重其他国家的决定，并从巴勒斯坦撤军。
尽管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对付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对付一个有严密组织性的团队时，数量上的优势，却往往会转化为劣势。因为在技术上，你很难协调联盟内每一个成员的行为，亦有可能让你的对手，找个突破口。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曹操每每听到对手有新盟友加入，反而大笑不止的原因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联盟一开始的共同目标，一定是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这个国家，但虽然战事的进展。每一个参与者，渐渐的把关注点，放在与自己关系最为紧密的地缘利益上了。而在所有参战国家中，埃及和约旦两国，是与以色列地缘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因此在随后的日子中，介入巴勒斯坦事务最多。
从地缘格局来看，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那个理想化的阿、犹分治方案就被彻底的改变了。首先巴勒斯坦彻底失去了北部的“加利利山脉”版块。为了北部两块最有价值的低地，能够连成一片，犹太人并不想让阿拉伯人，对此存有任何幻想。当然，即使是得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北部所有土地，犹太人在地缘上依然没有安全感。当年法、英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时，将“加利利山脉”北部，以及戈兰高地划给了黎巴嫩和叙利亚，成为了犹太人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这种地理结构上的劣势，最终也通过不同的形式转化为对以色列实实在在的威胁，并最终引发了两次中东战争。
虽然北部的边境划分，注定会成为引发新战争的导火索，但对于战端初启的双方来说，现在还只来的及把注意力，放在巴勒斯坦地区内部的行政结构上。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他们在战争中所丧失的，并不仅仅是全部的“加利利山脉”板块。中部的“中央高原”板块，和南部的“菲利士平原”板块，也同样遭到了以色列的压缩。
在“中央高原”板块，犹太人的地缘诉求非常明确，那就是即使不能占据全部板块，也务必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战略通道来。最终的停战线，也的确如此。犹太人在中央高原的西南部，撕开了一个喇叭形的突破口，并由此将控制区延伸到了耶路撒冷。至于原来划给巴勒斯坦的那部分“菲利士平原”，犹太人也没有手软。不仅当初“额外”搭给巴勒斯坦的，南部边境那条“内盖夫荒漠”走廊，被以色列尽数“收回”，巴勒斯坦的北部控制线也南收缩了不少。由于上述两个板块都被大幅度的压缩了，因此战后的巴勒斯坦事实上就被分割为两块完全不相连的独立板块了。当然，以色列倒是再也不用担心，自己需要和巴勒斯坦，去共享什么X、Y点了。
根据各自的地缘特点，仍然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这两个板块，被分别打上了新的地缘标签。包含半个耶路撒冷的中央高原地区，因为整体位于约旦河的西侧，被称之为“约旦河西岸”；而被压缩的，仅剩下“加沙”一个重要城镇的沿海平原，则被叫作“加沙地带”。这两个板块，也成为了时下“巴勒斯坦国”建国，所要求的领土。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尽管仅仅是在几个月之前，他们还踌躇满志的希望借助阿拉伯兄弟们的帮助，建立一个覆盖全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但现在，巴基斯坦人甚至没有机会，喊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主张来。因为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其实关心的并不是要不要建立“巴勒斯坦国”，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在随后的和谈过程中，各参战国也是以维护自己的地缘利益为出发点。至于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最后还是要靠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努力。其实这也不能怪阿拉伯兄弟们现实，事实上也正是埃及、约旦两国，出于维护自身地缘利益的需要，才为巴勒斯坦保住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两个板块。如果没有这种“自私”的考虑，相信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就已经能够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全境了。
即使不看战争过程，仅凭地缘关系分析，相信大家也能够判断出，巴勒斯坦能够保住“加沙地带”，主要利益于埃及的军事存在。对于埃及来说，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东面的邻居，是一个由异教徒控制的国家。特别是犹太人，与西方盘根错节的渊源，让正在试图崛起中东的埃及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这和当年英国人，试图在巴勒斯坦地区扶植犹太人，以缓冲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地缘威胁，道理是一样的。基于这个地缘诉求，即使埃、以双方达成协议，将加沙地带并入埃及，也无益于解决埃及人的担心。相反，埃及却要为这样一个深入对手腹地的“突出部”，耗费更多的国防力量。
正因为从地缘安全上来看，在自己的东部扶植一个阿拉伯化的缓冲国，会更符合埃及的地缘利益。所以埃及在控制加沙地带之时，并没有试图将“加沙地带”并入埃及。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约旦了，因为很快，“约旦河西岸”就和东岸一样，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了。
相信在所有参战的阿拉伯人中，最为关心巴勒斯坦命运的就是“哈希姆家族”了，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地盘，仅仅依靠“圣裔”的身份，哈希姆家族并无法获得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而巴勒斯坦地区，正是哈希姆家族最为现实的扩张方向，最起码那个从巴勒斯坦地区当中分裂出来的“外约旦”地区，已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了。更为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还是除了麦加、麦地那之外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在哈希姆家族暂时看不到重回汉志的希望之下，能够成为耶路撒冷的主人，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唯一方向。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把沙特作为主要对手，重新夺回汉志地区，不过英国和他的盟友们可不希望看到这点。要知道，让一个不那么名正言顺的家族，成为圣城的统治者，比让根正苗绿的哈希姆家族回到圣城，控制上的风险要小的多。
不过英国人在当初设计这种平衡关系时，固然在地缘关系方面，足够巧妙，但在宗教层面上，却没有做更多的考虑（暂时想不到那么远了）。因为沙特家族所信奉的教派是18世纪，兴起于内志地区的“瓦哈比派”。简单点说，这是一个归纳为逊尼派中的次派，属于逊尼派中的“原教旨主义”。目标是完全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正统信仰，并在生活中要求严格履行教规教法。不过对于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派“鸠占鹊巢”的行为，穆斯林内部一直异议，甚至有认为它是属于逊尼派之外的教派。当然，沙特家族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归类的，非常现实的是，他们更愿意让瓦哈比派的原教旨信仰，成为整个逊尼派教众的共同信仰，而不愿意象波斯人那样，以异类的身份，被排除在穆斯林主流信仰之外。
正因为沙特家族在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原教旨倾向，以及他们所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宗教还是石油方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这也正是，虽然出现地缘政治的考虑，沙特目前成为了西方最可靠的盟友，但基地组织的许多核心成员（包括拉登），却同样也出自沙特。
沙特家族这种一方面在宗教上坚持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却在地缘政治上，奉行务实主义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平衡（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离，也正是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做法）。相信凭借这种政、教分离的方式，沙特会比另一个用“政教合一”方式，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伊朗，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试图“小宗代大宗”的沙特家族身上移开，回到哈希姆家族身上。不管他们心中还有多大的抱负，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在所有参战国中，约旦方面也可以说是最尽心尽力的。而最终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包括半个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被约旦军队所控制。当阿、犹两方，都无法彻底将对方赶出巴勒斯坦地区之时，将耶路撒冷作为分割点，是双方暂时能够接受的共同底线。1950年四月，哈希姆家族正式宣布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地区合并，正式更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简称约旦。
对于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并无所谓自己归类于哪个国家。事实上整个阿拉伯文化中，民族意识要高于国家意识。不过对于那些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失去了独立建国的身份，无异也剥夺了他们进入最高权力圈的机会。因此，尽管哈希姆家族似乎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向他们统一“大巴勒斯坦”地区的目标（包括外约旦地区在内），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在不久之后，那些被犹太人驱逐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那些渴望了高权力的巴勒斯坦精英们，将会使约旦河西岸，成为哈希姆家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现在的情况看，仅仅能够统治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无疑已经放弃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想法了。在放下了这个沉重包袱之后，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考虑，约旦王室反而成为了缓和阿、以关系的积极斡旋者。当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约旦方面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最起码在他们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站到了耶路撒冷之时，是肯定还有更多想法的。
从最高权力的争夺来看，竞争者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而这些竞争者所依托的资本，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哈希姆家族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他们虚幻的家族身份上，那么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高领导权的另一个竞争者——埃及来说，它所能够依托的东西，就要务实的多了。为埃及支撑了5000年文明史的，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地区；以及苏伊士运河所带来的，世界级的地缘影响力，是埃及人自认为能够领导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地缘资本。不过，想让这些地缘资本，成为埃及及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助推剂，埃及人首先要取得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要知道，尽管在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埃及虽然算是完全取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作为埃及地缘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苏伊士运河”，却仍然处在英、法两国的支配之下。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不可能令埃及人满意。为了争夺这条世界级的地缘枢纽，埃及人和英、法两国之间暴发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按时间顺序，被称之为“第二次中东战争”。鉴于以色列的地缘位置，犹太人也不可避免的被卷了进来（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以配角身份出现在中东战争中）。
附：第一次中东战争过程示意图；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果示意图
应该说，在近代最先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是“哈希姆家族”。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阿拉伯世界，最终由这个世居麦加的圣裔家族做精神领袖，逊尼派和什叶派应该都可以接受。不过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君主制显然已经走向了末路。民众更热衷于，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成为政治游戏参与者的“革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仍然控制约旦、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还是占据了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苦心经营“海湾君主国”体系的沙特家族，都显得有些落伍了。而那些能够以“革命”的形式，更换政权体系的国家，在制度和民众基础上无异更有优势。
最先在阿拉伯世界中掀起社会革命浪潮的是埃及，而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真正能够称上领袖级人物的“萨达特”。1952年7月22日夜，一批埃及军官在萨达特的带领下，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宣布废除埃及的君主体系，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英国人在埃及所扶植的，仍然是他们至今仍然热衷的君主国，史称“法鲁克王朝”。即使不讨论制度层面上的优劣，一个新时代、新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代表着更多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这次革命，本身就是由军官组织所发起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为埃及今后的外交风格，再入强硬的风格。
我们昨天也说了，无论埃及是着眼于国内建设，还是急于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都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地缘资本。对于挖掘尼罗河潜力这点来说，埃及人似乎能做的并不多。因为5000年来，尼罗河的自然规律早已为世人所知。每年6～10月河水定期泛滥所留下大量肥沃的河泥，会很自然的为农作物补充肥料。无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先民，还是埃及现在的主人——阿拉伯人，都只需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可以了。不过，既然埃及人希望自己的地缘潜力，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只沿着前人固定下来的道路走了。为此，他们必须为尼罗河动一个大手术。
萨达特准备为尼罗河动的大手术，我们在埃及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尼罗河谷修建一道大坝——阿斯旺大坝。对于身处沙漠地带的埃及看来，让这些河水留在埃及境内，将沙漠变成良田，远比让他们白白流入大海要有用的多。在1971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1960年动工），结果也的确如埃及人所愿，埃及的农业产值从此番了一翻。这意味着，埃及能够自给自足，养活的人口也成倍成长。从这个角度看，阿斯旺大坝相当于为埃及再造了一条尼罗河。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阿斯旺大坝的建造，也改变了尼罗河两岸几千年来的农业规律。那些原本依靠尼罗河泛滥，就可以靠天吃饭的下游地区，就再也得不到那些饱含肥料的淤泥了（再想保证产量，就只能用化肥了）。而这些被截流在大坝北部的淤泥，也并没有为上游地区带来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应该在下游入海口处形成的“三角洲”，转而在大坝的入口入成型了。这样的话，其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所能带来的效率也就逐年递减了。
尽管阿斯旺水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极大的改变了尼罗河下游的生态环境，乃至地缘结构，但如果让埃及人再选择一次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建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阿拉伯地区更为接近真理。就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来说，资金来源是最为重要的。同样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修建地下管网，汲取地下水资源的利比亚；还是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的沙特，都是在最终从石油上，获得额外利润之后，才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
尽管现在石油工业，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比起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邻居，埃及那点油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埃及人有一个看起来，比石油更可靠的，巨大的财富之源——苏伊士运河。没有一件事情，比收取过路费来得更舒服的了。从古至今，无论是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强人；还是现在打着“收费还贷”旗号，垄断路权的收费公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一本万利的从物流渠道上获利。
如果19世纪中叶，法国人没有和阿拉伯人的前宗主土耳其人达成交易，挖通苏伊士运河的话，埃及人肯定还要头痛，怎么先弄到挖运河的钱。其实说起来，最初做为地主的“埃及”，也并非不能从苏伊士运河中获益。在最初的合作方案中，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所占据的是52%的股权，而埃及方面则分得了44%的股权。当然，这个股权，其实和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由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所获得。当英国人试图控制这条东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埃及“政府”所掌握的这部分股权上。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作，英国人终于在1875年低价收购了埃及名下的那部分股权。由于法国人在最初的开挖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民间资本参与，而英国则是以政府的名义收购埃及方面的股权。因此，在实际动作中，作为最大单一股东的英国人，实际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控权。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问题就要“简单”的多了。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开挖一条运河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是无法因为主观意识减少的，而从政治角度解决所有权问题，很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对于1952年的那批革命者来说，他们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项政治决定，即从英、法两国收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让这条交通大动脉所产生的利益，真正为它的所在地“埃及”服务。
从战术角度看，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可以直接为计划中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也有人认为，是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导致了埃及要收回苏伊士运河。也有人认为，是西方国家因为埃及的“革命”倾向，中断了提供给阿斯旺大坝贷款计划（7000万美元），导致了埃及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以支撑大坝的修建。其实从战略上看，有没有大坝和革命，埃及人都肯定要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让自己最大的财富之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本身就是一个引发政治动乱的定时炸弹，任何一个窥伺政权者，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在之方面无所作为的政府。而“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遵守之前的，在所谓“不平等”状态下所订立的商业条约，无补偿的以国家的名义，收回那些在外国政府及个人名下的资产。
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名义，剥夺前“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上世纪中叶，民族独立者们通行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在做出这些政治决定时，都不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你的体量足够大，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当然可以更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正面的例子就是1949年以后，同样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的红色中国。事实上，即使当初不是出于保留一个对接西方窗口的考虑。即使立刻收回香港的主权，英国人也断然不会试图在军事上有所反应；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一条“海上交通大动脉”地主巴拿马，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当巴拿马的政治家，试图用收归国有的强硬手段，取得巴拿马运河主权时，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至次年2月）。尽管在1999年，巴拿马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努力，貌似完全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但它那强大的邻居，仍然保留有“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优先通过和采取行动的权力。
注：战争结束之后，时任巴拿马总统的诺列加，一直被美国以贩毒的罪名，关押至2007年。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前巴拿马强人，在被美国释放之后，现在又被法国人以“洗钱”的罪名收押了。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正义”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真正的战略目的的。假如这些理由，只是针对个人，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话，当然是问题不大。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政治家本人的命运，最终都不是由个人操守来决定的。单从利益的角度看，埃及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在战略上可以提升国家的地缘实力，更可以直接为另一项国家工程“阿斯旺大坝”提供战术支持。而对于英、法两国来说，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更标志着，这两个仍然拥有诸多海外利益（特别是英国）前世界强国，将很快失去它们的世界影响力。
假如埃及有中国的体量，那么英、法两国未必敢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之争；而假如埃及只有巴拿马的实力，他的政治家也未必敢在刚取得完全独立地位后，那么快的作出强硬反应。正是因为埃及和英、法两国，都觉得自己的获胜的机会。苏伊士运河之争，才如此之快的以战争的形式，浮出水面。至于那个同所有阿拉伯人，有些结构性矛盾的以色列，也同样不会入过这样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世人，犹太人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敌人。反过来，当埃及人成为英、法两国敌人之时，犹太人也就很自然的成为两个前“大国”的潜在盟友了。当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并不一定成为他们直接参战的理由。作为一项军性行动来说，他还是必须有很具体的战术目的的。这就好像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是战略对手了，但却并不表示，美国军事打击他的某个对手之时，中国就一定要介入一样（更别说军事介入了）。至于以色列为什么参战，他的战术目的是否实现，我们下一节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