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东战争（一）

1967年6月5日——10日，由以色列方面挑起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之为“六日战争”。在军事史上，这是一场为军事发烧友们视为为经典的战争。相信很多朋友，期待我从军事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细节。不过这些事情，军事爱好者们应该会做的比我好，而在这里，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更宏观的层面，以从地缘因素来探究一下战争的前因后果吧。
　　所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单就军事层面来说，以色列方面为了这六天的战争， 也肯定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当然，这些战术性的东西自然会有军事将领们去负责。政治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以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色列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是我们最先需要知道的。
　　从地缘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一次中东战争，解读为“独立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标注为“海权之战”；那么第三次中东战争，则可以被定性为“水资源之战”。因为纵观战争的前因后果，争夺水资源才是以色列率先发动攻击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类来说，水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相比其他版块，干旱的北非——阿拉伯半岛地区，对于淡水的渴望要更加强烈的多。单就巴勒斯坦地区分割的情况来说，以色列应该说是占据了足够的优势，北部包括加利利湖、胡拉盆地、以斯德伦谷地在内的，富含淡水资源的版块，都被划入了以色列的境内。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压缩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丧失大片法定领土之后，很显然在水资源的分配权上，也同样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虽说自犹太人决心重返迦南以来，冲突和战争就一直伴随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战争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为目标。人类之所以要进行战争，无非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很快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当中了。在所有的计划当中，如果调配水资源，无疑是一切的基础。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水资源，呈现“北高南低”的结构。北部山、谷中的最高降雨量，可以达到800毫米/年，而南部的内盖夫荒漠地区，就只有可怜的25毫米/每年了。如果以色列希望耕耘每一块，来之不易的土地的话，他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让北部相对充裕的水资源，均匀的供给自己的国土，尤其是那占据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内盖夫荒漠地区。
　　以色列人所展开的这项“北水南调”的工程，叫作“国家供水工程”。简单点说，就是从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加利利湖”，向西经过以斯德伦谷地、沿海平原，最终将淡水输至南部的内盖夫荒漠地区。当然，内盖夫荒漠地区并不是唯一从中利益的版块，干渠中途经过的每一个以色列控制区，包括通过战争抢得的半个耶路撒冷，都可以通过密布的支线，从中获益。这其中在技术上的最大要求，就是要避免浪费。一是防止由于输水线路过长，而带来的水资源损失（包括蒸发和渗漏）。在淡水贵如油的中东地区，这种浪费无异于犯罪。对此，以色列人的解决方案，是把主要管线铺设于地下，而非露天水渠。这样即除了可以防止蒸发、渗漏，导致损耗外，亦有利于通过管网控制设施，精准的分配水资源。相比犹太人的精打细算，埃及人所建设的阿斯旺大坝，就显得过于粗犷了。暴露在北非炽热阳光之下的“阿拉旺水库”（也叫“纳赛尔湖”），虽然勇夺“世界第一人工湖”的称号，却也因此把超过10%的尼罗河水，送上了天。更可惜的是，基于埃及那平坦的地形，这次水气基本不会变成降雨，回到埃及的土地上。
　　以色列人的精打细算，并非只体现在输水工程上。严格来说，想到通过地下管线输水以避免损耗，并非需要很高的智商。但以色列人，在水资源终极使用方式上，却绝对有着很高的创新，这项技术就是著名的“滴灌技术”。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把淡水，通过直接连通到农作物根系的“终端输水管线”，将水资源用在农作物生长上面。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在传统灌溉过程中，必须交给天、地的那部分损耗。当然，比之传统的浇灌方式，使用滴灌技术开展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会增加成本，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让自己的国土，重新变成“流着奶与蜜”的土地，更为重要的人。之前有朋友问，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学习什么，我想无论从意识和技术上，这种珍惜水资源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

　　这项被以色列视为命脉的“国家输水工程”，是在1953年开工，1964年主体工程峻工。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建设，目前每年已经能够为以色列60%的土地供水了。在这项事关以色列国运的工程，并不仅仅用来输送加利利湖的淡水。实际上，以色列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水资源，包括北部山区的地上水，沿海平原的地下水，在供给当地之后，都可以通过这项工程进行再分配。不过在所有的水源当中，加利利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水源地。为了让这个世界最深淡水湖，能够长久成为犹太民族的生命之源，以色列人在使用加利利湖的水源，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测算。在他们看来，一下子把加利利湖那几十亿立方米的湖水抽干，显然是不明智的。最科学的方式，是计算出加利利湖每年的集水量，然后再导出不超出这个数值的淡水，。就目前的情况看，加利利湖每年能够补入4.7亿立方米的淡水。而精打细算的犹太人，几乎没有“浪费”这些宝贵的水源。无论加利利湖能够从约旦河上游河流中补进多少淡水，95%的份额，都会被用来输入国家输水工程的网络。
　　如果以色列人，不将加利利湖的湖水导向西侧的国家输水管网，这些由上游地区汇入加利利湖的湖水，本来应该由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谷所接收的。事实上，要是犹太人不来的话，加利利湖和约旦河谷每年所能够接收的河水会更多。因为在建设国家输水工程的同时，位于加利利湖上游的“胡拉盆地”，也被由自然状态的湿地，改造成农业用地了。所以那些从黑门山及两侧高地上下来的河水，在胡拉盆地就已经被消耗掉一部分了。
　　就工程设计这个层面上来看，犹太人为以色列的国土改造所做的这一切，应该可以称的上是样板了。只是抛开行政层面，单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扼杀约旦河谷的生态环境。没有了上游来水，约旦河下游只能依靠河谷两侧高地的河流补水，以维持一个“河”的形态。按照计算，即使约旦河下游失去了上游来水，河谷两侧的高地应该还能为它补入约四成多的水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现在的约旦河已经基本无水可补，变成一条污水横流的排水渠了，而那个本应成为约旦河水终极归宿的死海，也因此快真的“死”了。至于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下一节再解读。

如果让以色列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全部“迦南之地”，相信他们是绝对不会，以牺牲“约旦河谷”的环境为代价，把约旦河上游来水，从加利利湖走的。就算不念及约旦河谷在迦南时代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个完全有条件经营好的地理单元（比内盖夫荒漠好改造多了）。悲剧的是，当年英国人，为了让新分割而出的巴勒斯坦、外约旦两版块，都有机会分配到亚喀巴湾那可怜的出海口，让本该将由一个国家管理的约旦河，成为了一条界河。从政治实践来看，并非没有两个邻国互相协调好，共同经营好一条界河，及其流域的案例，但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来看，最起码在中东战争这个阶段，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不管约旦河谷，在圣经和犹太人的历史中，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地缘政治结构逼迫以色列，只能暂时置它的死活于不顾，把河水引向盖夫沙漠了。其实就这项工程来说，早在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去之后，精明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设计了。因为以这种政治现状来看，犹太人当下只能寄希望于在分割出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地区中，寻求复国。而在这项影响以色列国运的基础工程之中，加利利湖的控制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环。
　　现在大家是不是对犹太人的“深谋远虑”，又多了一层敬佩之心？其实地缘就是这样，即使你把地缘的焦点，集中在地理结构这个大背景上，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然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地缘处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三千多年前，“上帝”选择了迦南之地，作为微缩的世界来演示人类的文明进程；同样，三千多年后，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又一次在迦南之地上，以更为精彩的方式，演示了地缘博弈中的种种战术。

　　相比犹太人的未雨绸缪，阿拉伯人就显得后知后觉的多了。最先受到触动的，是与巴勒斯坦地区，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约旦。很显然，以色列在约旦河上游所做的一切，将会直接影响到约旦的利益。我们昨天也说了，以色列把约旦河上游的水引走，并不代表约旦河下游就此会“死亡”。从一条河流水系结构来说，绝大部分情况并不会只从上游源头处得水的。那些在不同河段，汇入干流的支流，会共同织就一张“鱼骨”状水网。之说以说是“鱼骨”状，而不是树状，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这张网能够一直织到下游靠近出海口处。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的。比如尼罗河，整个水系就象一棵上面枝繁叶茂，下面“光棍”一条的大树。如果不是因为上游地区有足够的高地，涵养水源。这条大河中的异类，很可能就象大部分从沙漠中穿行的河流一样，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河了。另一个异类，就是黄河，它在流经华北平原时，也无水可补。不过这种状况，就不是天然形成的了。自从战国时期，魏国开始为这条反复无常的母亲河筑堤防洪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治理”，黄河已经被那些河堤围就成一条孤独的“悬河”了。
　　就原始状态而言，约旦河还是一个上、中、下游都有支流补水的，标准的“鱼骨”状结构。鉴于整个西亚裂谷带北高南低的地形，其北部支流所能供给的河水，也远高于南部。这其中最大的支流，就是东北侧靠近戈兰高地南缘的“耶尔穆克河”，而它汇入约旦河的河口，也正在加利利湖以南不远处。
　　在犹太人开始动工把加利利湖的水引走之前，阿拉伯人实际上对改变自然环境，并用之来影响（或为造福，或为武器）地缘结构，没什么概念的。可以说，在阿拉伯人覆盖约旦河谷时期，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去如何合理开发约旦河谷的地缘潜力，将之变成一片农业之地。更多的时候，阿拉伯人只是把这里当成一片自然放牧之地。即使是在按照常规情况，农业基础最好的下游出海口处的“三角洲”地区（成片的平原最大，且利于疏浚成灌溉农业区。就约旦河的情况来说，这个出海口，就在死海北边了），即使有前人打下的基础，阿拉伯人也没有尽心去维护。目前处在这片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镇，就是经常出现在以、巴新闻中的“杰里科”。在犹太人的祖先，出埃及重返迦南之时，这个位于死海西北部的“世界最古老城镇”（考古研究表明，有9000年人类连续居住的历史），也是他们渡河后最先攻打的城镇。在19世纪，犹太人开始以购地移民的方式，渗透巴勒斯坦地区时，尽管整个约旦河谷，暂时不属于重点经营的板块。但基于杰里科的历史、地缘位置，以及相对较好的地理条件，也成为了犹太人希望能够控制的要点。一直到2005年，准备 “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才算撤底准备放弃杰里科，将其交给巴勒斯坦人自治。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约旦河西岸地区，包括杰里科都被并入了新的“约旦哈希姆王国”（之前的约旦，叫外约旦）。从地理结构上看，加利利以南的约旦河谷，似乎已经置于一个国家控制之下了。在犹太人把约旦河上游的水，引向西部沿海平原之后，约旦人如果无力改变这个现状的话，作为约旦河最大支流的“耶尔穆克河”，相当于成为了“新约旦河”（去除掉加利利湖及其以北水系）的源头，并为之提供大部分水源了。尽管这条新约旦河的水量，比之前少了许多，但如果耶尔穆克河，及其接入与约旦河交口以南地区（包括河口）都归属于约旦，那么从地缘结构的完整性上来看，约旦并非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分割。毕竟新的约旦河谷，在结构上可以重新自成体系。可惜的是，这种看似平衡的结构，并没有出现。因为耶尔穆克河并非完全由约旦所有，它的北部干流，是叙利亚和约旦的界河（叙利亚部分，就是戈兰高地），而南部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国境线，与河道呈麻花状交叉。也就是说，以色列同样可以通过耶尔穆克河的下游河段，分享到“新约旦河”的水资源。
　　其实即使约旦能够全数得到耶尔穆克河的下游河段，也不等于以色列，不能从“新约旦河”中获益。因为约旦所控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北部并未到达耶河——约旦河河口处，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技术上仍然可能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河道中，将本应流入约旦领土的河水，截流掉部分。这样的话，约旦即使能够控制绝大河谷的大部，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荒漠化了。有鉴于此，约旦人很快就开始向它的对手学习，以自己控制的耶尔穆克河河段为起点，在约旦河的东侧，重新开挖了一条贯穿约旦河谷的水道。鉴于约旦人叫约旦河谷东侧的这片低地为“果尔地区”，因此它被称之为“果尔运河”（1958——1966年，为了表示对国王地尊重，正式名称为“阿卜杜拉国王运河”）。
　　在残酷的地缘政治面前，约旦河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为了不让对手从约旦河受益，以色列和约旦两国相当于各自为政，相当于将约旦河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条新的河流。只是这样水资源之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对这种和敌人分享水资源的现状，都不满意的双方，很快又被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相信对于水的重要性，在沙漠地带生存了几千年的阿拉伯人，应该比谁的清楚。可是说到以水利工程，来改善地理环境，犹太人就显得有计划的多了。在犹太人的复国、建国计划中，水资源的争夺绝对是事关国之命脉的大事。因此犹太人并不会放过，任何一处他们能够得到淡水的机会。包括象耶尔穆克河这样一条，按照公平和平衡原则，看似应该交给约旦人使用的河流。在以色列已经截流了约旦河上游水源的情况下，犹太人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霸道。不过在中东这个水贵如油的地区，水资源永远没有够的时候，特别是犹太人还准备把内盖夫荒漠，改造成犹太人的生存之地时。所以，即使是在以色列，通过五次中东战争，在水资源的使用上占尽了优势的今天，以色列仍然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水源。和沙特一样，以色列也把增加淡水资源的希望寄托在海水淡化技术上。就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从海水中获取的淡水资源，已经基本追平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淡水量了。（准确说应该是“咸水淡化”，因为淡化的不仅是海水，也有含盐量较高的地上、地下水）。

　　依以色列和约旦的地理关系来看，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分属两个做对的民族，都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矛盾。按照地缘规律来看，约旦河所哺育的这个国家，无论是叫“迦南”、巴基斯坦，还是以色列，其西部边界都应该在约旦河谷西侧的高地上。实际上在圣经时代，犹太人也的确控制了死海以北，约旦河谷以东的制高点。现在这种结构，使得以色列和约旦双方，永远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当双方都明白，保持敌对状态对大家都没好处时，合作也就成为必然了。从“水”的层面上来看，双方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从自己引走的约旦河水中，分配出一些来，以挽救濒死的约旦河下游。说实话，要做到这点真的很难，毕竟大家在水资源上都不宽裕。
　　不过相比约旦河下游的补水问题，另一个受双方分流影响，而面临生态灾难的重要板块——死海，似乎会更有希望起死回声。鉴于约旦河已无水补入死海，仅仅依靠两侧高地上，那几条季节河补进那一点点水，死海是无法维持正常水位的。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海的含盐量也越来越高了。有人可能会说，反正这也是个海边不长草，海里不养鱼的咸水湖，含盐量再高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们把过死海的价值，锁定在第一产业上，这样想当然没错。不过相信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应该没人想过在死海时养出点东西来。作为世界上最神奇的湖泊，死海的名声是建立在人可以在其中浮而不沉的“奇迹”之上。由此，死海每年也为周边地区，带来了不菲的旅游收入。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不仅可以在死海体验“不死传说”，还可以因死海中的矿物质，而治疗一些皮肤上的疾病。这对于那些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欧罗巴人种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要是死海这种入不敷出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相信除了想把自己腌成咸鱼，保证肉身不腐的人，不会再有人想去死海游泳了。这种情况，无论是以色列、约旦，还是希望建国的巴勒斯坦人，应该都是不愿看到的。
　　如果说约旦河缺的是淡水，那么死海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的方案，就是从死海南部，铺设一条纵穿阿拉伯谷地的输水管，从亚喀巴湾抽取红海水以补入死海。这个方案的“环保”之处还在于，由于死海顶着“世界海拔最低咸水湖的称号”，这些引过来的红海水，在输入死海时，会有上百米的落差，而利用这个落差所得到的水电，亦可循环利用到红海水的输送工程上。当然，也有环保主义者，认为引红海水进死海，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不过我个人看来，这个方案并没有不妥之处。整个方案中牺牲最大的，应该是那些被无端带入死海的，来自红海的生物了。可以预见的是，它们一旦被送入死海，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对于这点，那些被河流带入死海中的鱼虾，相信最有感受。

　　红海水应该怎么被送到死海，约旦河下游又如何起死回生，是需要以色列和约旦两国互相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个人相信，在以、约关系已经趋于和平的今天，这些问题是会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的。只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心希望置以色列以死地的阿拉伯人，是绝对不愿意和犹太人合作的。如果说约旦人修建“果尔运河”，是对以色列截流约旦河上游水源，并意图染指下游剩余水资源的被动反应。那些随后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就算得上去主动出击了。
　　犹太人所构筑的国家供水体系，不仅让约旦感受到了直接威胁，也让阿拉伯人意识了一个置以色列于死地的好办法。要知道，以色列所控制的加利利湖、胡拉盆地，其实只是两个低地蓄水区。真正的为它们提供淡水的，是来自北部和东西两侧的高地。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虽然他们通过战争，将原先划给巴勒斯坦的南“加利利山脉”抢到了手中，但上游更多的高地，包括北“加利利山脉”、黑门山、戈兰高地等，早在法英划分势力范围时，就被划入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境内。
　　以色列的“不幸”，就是阿拉伯人的“大幸”。即使以色列可以把水从加利利湖引走，那么掌握了上游水源的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可以在那些河流上面筑坝，以让以色列打造的这个“天然水库”陷入无水可补的境地。为了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阿拉伯国家内部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即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求尽快掐断犹太人的淡水供给链。

　　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在1964年全面完工时，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约旦河上游地区修建的那些水坝，也初见规模了。除非犹太人愿意坐视自己辛苦打造的供水系统成为一个摆设，否则的话，这次主动出击的就是以色列了。很快，以色列的空军就空袭了这些水坝。从技术角度看，破坏总是要比建设来的容易，时间、成本也要低的多。阿拉伯人辛苦半天修筑的水坝，在以色列空军的一次突袭之下，就付诸东流了。由此，阿拉伯人也意识到了，如果不在军事上对以色列形成压倒性优势。想靠断流的方式来削弱以色列，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说，阿拉伯人放弃约旦河上游的截流工程，以色列的空中打击是直接的战术原因，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战略上。因为阿拉伯人始终无法在军事上，特别是空中打击力量上，对以色列形成优势。前面也有朋友问了，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不去打击以色列的水利设施，以消弱以色列的战争能力，这就是直接原因。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对抗当中，军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政治才是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这里说的政治因素，即包括外部势力的干涉，也包括双方内部，是否能力形成合力。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凝聚力无疑是强过阿拉伯人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合作中产生的摩擦。更在于，基于拥有“祖国”的渴望，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从外部补给以色列。而阿拉伯方面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说起来，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一大特点就是以“国家”为政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这种“国家”，有着明确的技术标准。比如，你必须在联合国拥有一个席位，并以此为法律基础，遵守或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而在古典时期，所谓“国家”的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宗教、文化、人种、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紧密政治体形成基础。就阿拉伯人的历史来说，宗教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是要强过“国家”概念的。而在20世纪中叶，边界、主权分明的现代意义国家，开始分割整个地球时，那些之前国家观念不强的地区，在观念上也就存在一个转变过程了。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宗教和民族认同感，向来都是最重要的地缘因素。当他们内部诸板块，不得不依照西方人的标准，包裹上现代意义的国家标签之时，并不能很快习惯这种分割。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应该是置于所谓“国家利益”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甚至非阿拉伯系的穆斯林国家），会愿意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即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不过既然“国家”这种政治板块划分方式，已经成为了国际标准，那么阿拉伯的政治家们，也必须开始面对这个现实，即你的国家利益，是否应该高过阿拉伯的整体利益。
　　当大家都开始过渡到以国家为基础考虑问题时，合作之间的消耗也就开始变大了。当然，通过国家同盟的方式，解决权力集中使用的问题，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比如各项资源，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调配，同盟的力量始终是无法达到1+1=2的理想状态的。对于这一点，想必当年誓夺武林至尊的左冷禅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说金庸心里清楚）。否则他也不会在稳做五岳剑派盟主之位时，还是冒险将联盟升级为“五岳派”。若不如此，他如何有机会斗得过，令出一门，结构严密的“日月神教”。（相信力保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家，也十分清楚这点）。

　　单从争夺阿拉伯国家“盟主”的角度来看，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无论是沙特家族，掌控圣地的优势，还是哈希姆家族的神圣血统，都无法支撑他们窥伺盟主之位。整体的地缘实力，才是亘古不变的后盾。就这点来看，坐拥尼罗河三角洲、苏伊运河，集生存环境、区位两大优势于一身的埃及，无疑是盟主之位最有利的竞争者。而通过第二次中东战争，“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更加使得埃及，真正坐实了阿拉伯盟主之位。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埃及应该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之中的赢家，但埃及人心里很清楚，在军事上他们其实是失败的。如果埃及人想坐稳盟主之位，并在今后的日子里，带领阿拉伯兄弟们消灭以色列，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自身实力。当一个联盟中的带头大哥，能够和对方的实力对等时，那些小弟们的实力即使再不济，也可以在平衡的天平上，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当然，这种计算的前提是，小弟们不能跑到对方阵营中去。好在虽然从个体的角度看，的确有阿拉伯人为了利益，在为犹太人工作（比如内盖夫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阿拉伯国家中产决不会有敢于站到以色列一边的国家（最多观望了）。
　　埃及人做大自己的方式，除了挖掘内部潜力，比如建造阿斯旺大坝，增加有效国土以外，开疆扩土也是一个办法。具体的办法就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下，由埃及——叙利亚组成的，并准备吸收伊拉克加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1958年成立了。

埃及人所主导建立的这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在埃及部分也曾经提到了。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新国家的建立，仅仅是为了对付以色列。事实上，这是泛阿拉伯主义者们，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步。而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中，扭转劣势。只不过，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来看，以色列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阻碍泛阿拉伯主义者们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最大障碍。对于新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说，它甚至无法将形成一个整体。
　　一个一分为二，两块国土之间的地缘实力，又不存在质的差异的国家，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谁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无论你把政治中心放在那一边（或者说由哪一边来主导），并由此来掌握政治、经济的主导权，都势必会引起另一边的不满，持续一段时间后，分裂也就成了必然的选项了。这和处在二者之间的，是否是敌对国家无关。就像很多观点认为，印度的介入，是导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无论中间是哪个国家，象东、西两巴这样的国土结构，都必将走向分裂。反之，如果二者之间的地缘实力，存在质的差异，这种风险就会小的多。就象目前看来，阿拉斯加并无从美国分裂出去的风险一样。

　　对于上述风险，埃及人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唯一的解决办法，还是拔除掉以色列这颗钉子，真正将埃及、叙利亚，以及其他准备吸收的阿拉伯国家联通起来。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一方面埃及需要消除以色列的存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在地理结构上，具有完整性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构成向心力；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国家，不能通过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达到1+1大于2的效果。那么他们又很难在实力上压倒以色列。甚至有可能因为内部整合，而消弱本来的力量。
　　上面所说的问题，很快就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运作当中显现出来了。在埃及人取得了共和国领导权的情况下，叙利亚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憧憬的阿拉伯民族复兴事业，在为自己取得预期收益之前，就已经被迫丧失了原有的权力（叙利亚的政治、经济权力，都由埃及人控制了）。也许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你可以责怪这些叙利亚人不顾全大局，但叙利亚人也同样可以想。既然大家现在是一家人了，那为什么不是叙利亚人到埃及去主政呢？对于这种因明显的地缘分割，而无法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紧随叙利亚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北也门”，就看的比较清楚。与叙利亚完全将自己的主权，交给埃及人不同的是，也门人认为先以联邦的形式加入，会更符合这种支离破碎的现状。
　　说起来，以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地缘结构，将之整合为一个国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其困难之处，不仅在于以色列的存在。更在于阿拉伯内部，本身存在诸多类型的地缘矛盾。比如什叶派就对于这种泛阿拉伯主义，不感兴趣。在整体人数上处于劣势的他们。更愿意在自己处在相对多数的板块，建立一个自己能有更多话语权的国家。另外，以埃及现有的政治结构而言，他那实践泛阿拉伯主义的共和国，所能够吸引的只能是那些同样革命化的国家。对于那些君主国来说，除非他们的君主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王位。否则在技术上是没有办法和埃及“共和”的。显然，让君主们主动放弃权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君主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并不代表埃及和它的革命战友们，就会放弃他们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想法。而因地理位置原因，约旦、伊拉克很自然的成为了下一步目标。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统治这两个国家的哈希姆家族，也紧急沟通，准备成立新的泛阿拉伯国家——“哈希姆阿拉伯联邦”。
　　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统一的进程中，等于存在了两个体系。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处在第一线的哈希姆家族顶不住了的话。占据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沙特家族，一定会和其他非嫡系的海湾君主国们抱团，组建第三个泛阿拉伯国家政治体系（现实中他们也通过“海合会”抱团了），以避免被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者夺权。
　　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看，“君主制”与“共和制”相比是不占据优势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承诺“民主”的共和国，明显更有吸引力。因此在哈希姆家族的成员，准备组建君主制的阿拉伯联邦时。地缘上与叙利亚关系紧密的伊拉克，首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而主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和叙利亚执政者同出一门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对于一直试图控制中东局势的西方来说，哈希姆家族的崩盘，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地区以外的干预者来说，存在相互平衡的几个政治体系是件好事。任何一股势力独大，都会最终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锄强扶弱”，永远是这个输出民主者，所愿意做的。之前在哈希姆家族，执掌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时，扶植沙特家族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不能看着哈希姆家族，被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者所湮没，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伊拉克爆发革命之后，作为前宗主的英国，便“义不容辞”的驻军约旦，以防止新的变故。
　　革命之后的伊拉克，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符合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合国”的条件。但现实的地缘分割，使得伊拉克人对于接受埃及人的领导，心存疑虑。从叙利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认为伊拉克不应该受埃及人领导。毕竟伊拉克的革命，是在叙利亚的推动下进行的，叙利亚人应该在伊拉克的权力分配当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问题是，以伊拉克的地缘实力、历史来说，他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如果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伊拉克人当然愿意加入了。反之，他们不如再观望一下，等待自己上位的机会。
　　其实不管革命之后的伊拉克，有没有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地缘结构上不据有稳定性的共和国，都很难维系下去。特别是以共和国的核心板块——埃及，被以色列阻隔在另一片大陆时。因此到了1961年，叙利亚终于宣布退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本来就是进来试试水的北也门，也跟着退了）。而埃及人，为了保留住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梦想，继续将这个国名保留到了1972年。
　　说起来，无论是埃及试图建立“共和制”的阿拉伯统一国家，还是哈希姆家族，一直梦想恢复的“帝国”体系。客观上都是为了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提高运行效率。但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做法反而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让各国在联合对抗外敌之前，不得不对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们，提高警惕。
　　曾经有人总结过，两个人之所以要结婚（也包括同居），客观上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节约生活成本，对经济上更有利。假如两个人结婚后，反而要消耗更多的成本，那么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了。不管这个关于婚姻的总结是否正确，对于目前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强行整合到一个政治体中运行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埃及所主导的这次整合失败之后，阿拉伯世界也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改变阿拉伯内部国家关系的时候。

　　虽然尝试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实践失败了，但并不妨碍这些拥有共同宗教、民族属性的国家，以结盟的方式重新达成一致。从技术角度看，有了以色列这个共同的敌人存在，大家更容易先放开彼此之间的矛盾，协调一致。其实早在1945年，埃及就开始操作阿拉伯国家结盟的事。在埃及的倡议之下，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也门、黎巴嫩七国，就已经正式搭建起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就是“阿盟”的组织平台。只不过1964年之前，阿盟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协调机制，以同一的面目体现自己的政治观点。
　　当埃及人无法通过国家合并的形式，做大自己实力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退而求其次的在现在国际框架下，做稳“盟主”这个位置。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阿盟“首脑会议”，便是埃及这种新动向的尝试。显然，这种相互尊重主权，不谋求改变合作方政治体制的做法，更符合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是不是有点象，现在的“主权”、“人权”之争？）。因此第一次阿盟会议取得了空前成功，并由此建立了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首脑级理事会”，定期召开，商讨地区性重大问题。而埃及的“盟主”地位，则体现在阿盟的总部被常设在了开罗。

　　就地缘视角下的中东战争而言，我们的解读重点并非是在战术层面。阿拉伯国家如何在内部，挖掘自己的地缘潜力；以及以色列，如何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舞台上，凸显自己的地缘价值，并以此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是我们解读的重心所在。从阿拉伯国家所能挖掘使用的“地缘牌”来说，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联盟，也是手段之一。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困难。相信很多人心目中都曾经感叹过，以阿拉伯国家上亿的人口数量，如果能紧密联合起来，怎么可能灭不了以色列呢？不过很多事情都是知易行难，一个由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联盟，其效率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弹性。如果组织不好的话，在对抗当中所能使用的力量，甚至可能不如一个国家放手一博；而即使组织好了，也只能接近1+1=2的理想值。而要想等于或者大于这个值的话，将联盟内部诸国，组合为一个国家，并采用中央集权的手段可以说是技术上唯一可行的。只可惜，以阿拉伯世界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只能在“联盟”的框架下，来寻求这种合力了。
　　面对阿拉伯国家在“阿盟”的框架下空前团结，最为担忧的无疑是以色列。从战术层面来看，合力切断约旦河上游的水源的决议，也正是这次阿盟首脑会议所做出的。面对这种战略压力，以色列所能选择的，就是在阿拉伯联盟的军事准备完成之前，先发制人。在以色列相对阿拉伯国家，战略上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下，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可以说一直是以色列的国策。其实象以色列这种，以战术的主动，来对冲战略被动的做法，也是红色中国所一直在做的。如果我们回顾1949年以后的历次战争，就会发现，无论宣传机器如何在传达，中国是被迫出手的信息。就战争本身来说，中国其实都是主动发起的一方。也正是这种战略上被动，战术上主动的差异。造成了一种误解，即国内很多愤怒青年长期认为，中国是一只人畜无害，甚至有些懦弱的“小白兔”（这种战略上的无奈，无疑也被宣传机器刻意放大了）；而在国外很多国家看来，这却是一只长着钢牙的，好战的兔子。

　　以色列给人的这种“好战”印象，和中国当初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战略对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不在战术上掌握主动权的话，估计我们现在在地图上，也就看不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了。至于我们正在解读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正是这种战术的完美体现。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有明确的战术目的，你不能因为仅仅看对方不顺眼，或者觉得对方是自己潜在的敌人，就去发动一场战争。好像网络有非常多的人，仅仅因为中、美目前在战略上存在利益冲突时，就随时认定中、美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想法，就过于空泛了。从战术目的来看，夺取约旦河上游的水资源控制权，无疑是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而在这场“水资源战争”当中，最为关键的地理单元就是“戈兰高地”。 而“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也算得上是现在中东问题三大死结之一了。

戈兰高地之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了。关于这块高地的位置，估计大家已经能够从前面所附地图，特别是《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上看到了。从地理结构上看，戈兰高地是“西亚裂谷带”东侧高地的一部分，北面紧挨着它的，就是西亚裂谷带，与北延山地的分水岭——黑门山。而从地缘板块划分来看，这戈兰高地则是属于巴勒斯坦板块，与叙利亚板块交界处。至于它到底应该算哪个板块，或者说在行政上归属哪个国家，更符合地缘规律，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曾经解读过。在约旦河北段，有两处低地承接了上游来水，一处是北面海拔接近海平面的“胡拉盆地”，另一处就是低过海平面210米（最低点）的加利利湖。在阿、犹分治方案中，这两个汇集了约旦河上游来水的低地，都被划入了以色列的国土之内。虽然这种划法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当我们把历史在向前延伸一点，去看看这两个低地是如何划入“英属巴勒斯坦”时，可能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我们所说的包括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另一个标签，叫作“英属巴勒斯坦”。而与这个地缘标签相对应的，就是北边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法属叙利亚”。这两个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地缘标签，产生于一战时期（1916年）。当时预感到自己即将取得胜利的英、法两国，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地图上，分割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遗产了。从地缘分割以及公平角度来看，法国人得到叙利亚，英国人得到巴勒斯坦也算得上是一个平衡的方案了。只是这两个地理板块，虽然因为地理结构的原因，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为二个独立的行下单元。但相比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海岛的天然陆地边界，为陆地上两个紧密相连的地理单元划分边界就要困难的多。
　　单纯从地理分割上来看，我个人认为黑门山的分水岭，应该成为法属叙利亚与英属叙利亚的分割线。如果英法两国能够确定这个黑门山分水岭坐标的话，他们大可以划以这个坐标为基础，划出一条直线来，完成整条西亚裂谷地带的划分（至于东面的沙漠地带，怎么划倒不重要）。如果这样的话，加利利山脉、黑门山南麓、戈兰高地，以及整包括上约旦河（加利利湖以北）在内的约旦河谷，都应该归属于英属巴勒斯坦。不过对于当时的英、法两国来说，他们之所以要费心心力渗透阿拉伯半岛，并非是因为这片干旱之地有什么过人的物产，而是它的海洋价值。无论是将地中海，视作重点经营的后院的法国，还是意在苏伊士运河安全的英国，视线都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上。
　　当我们以沿海地区的划分为基础，划分整条西亚裂谷带时，就会发现这个方案和以黑门山为基点的划分方法存在偏差。这主要是因为被视为大叙利亚地区一部分的“腓尼基平原”，并非完全由黑门山以北的“黎巴嫩山脉”西流之水冲积而成的。与黎巴嫩山脉相连的“加利利山脉”北段，同样也为这条沿海平原的形成（南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地缘属性上来看，覆盖黎巴嫩沿海地区的“腓尼基平原”，和南边的巴勒斯坦地区沿海平原相比，具有更多的海洋属性。山、海之间过近的距离，虽然压缩了平原带的东、西纵深，却为天然良港的形成创造了基础。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腓尼基平原以后它身后的黎巴嫩山脉地区，形成了与南部沿海平原不同的地缘文化。在圣经时代，这里也是为著名的海洋民族“腓尼基人”所占据。

　　既然从地缘角度看，整条腓尼基平原应该归属于北部的“法属叙利亚”，那么按照腓尼基平原，与南部“亚柯平原”的分割点——“加利利山脉”西侧临海的那个突出部为基点，来划分英、法两国殖民地的话，就会发现，西亚裂谷带本身的地理完整性，就被打破了。加利利山脉北段、黑门山、胡拉盆地，以及戈兰高地北部，就将被划入法属叙利亚了。而实际上，在英、法两国最初确认的分割方案中，法属叙利亚甚至还拥有2/3的加利利湖。至于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加利利湖的特殊构造，使得它与戈兰高地之间的地缘关系有些纠结。

　　按照标准的地理结构，加利利湖与两侧高地，整体应该呈一个盆状结构。两侧高地面向湖区的一面，应该缓缓的向下伸入湖底。这样的话，湖区四周应均匀的分布着环状低地带。最终在行政分割时，湖区应该与周边直至高地分水岭的陆地，被划分在一个地理单元之内。如果按照这种理想的结构，加利利湖应该与东侧的戈兰高地地缘关系紧密，而包括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在内的整个湖区，同样也应该与约旦河下游地区，关系更为紧密。由此，在英、法两国切割西亚裂谷带时，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都应该被划入英属巴勒斯坦的版图之内。
　　假如戈兰高地与加利利湖的地缘关系，真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呈理想状态，今天的中东局势也许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不幸的是，加利利湖是属于世界独一无二的，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他的很多地理特征，并非如其他湖泊那样。这一点，亦直接影响了它与戈兰高地的地缘关系。
　　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戈兰高地面向加利利湖的一面，并非是缓缓伸入湖区，而是在加利利湖的东侧，形成了300多米的高差。也许再经过N年的冲刷，来自戈兰高地上的河水，会把戈兰高地冲刷成一个西高东低，角度较小的斜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之前人类就灭亡了）。不过现在，居住在加利利湖西、南两侧的居民，如果希望登上戈兰高地的话，就得想办法攀登上那落差达300多米的高山（道路必须回折成“之”字形）。这种交通上的不便，直接影响到了戈兰高地与巴勒斯坦地缘融合。

　　相比之下，戈兰高地与东面阿拉伯高原之间的高差，就小的多了。这其实也是整条西亚裂谷带东侧的特点，由于裂谷形成而在东侧隆起的狭长高地带，基本上可以和阿拉伯高原无缝对接，在一般的地形图上，我们甚至只能通过河流的走向，才能察觉出二块高地之间的分水岭在哪里（河流向西流的区域，属于裂谷带；反之则算是阿拉伯高原的一部分）。有鉴于此，如果你想从戈兰高地东侧进入高地，要比从加利利湖方向登上高地容易的多。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叙利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并非是在沿海平原，而是在裂谷带东侧山地——前黎巴嫩山脉东侧的“大马士革”。而从戈兰高地的地缘中心——库奈特拉，到大马士革仅仅只有60公里。
　　海拔和距离上的优势，固然是戈兰高地与东侧阿拉伯高原地缘联系更为紧密的重要原因。但它如果它和叙利亚板块内的其它人口密集区之间存在大片沙漠地带（这在中东是很常见的），那戈兰高地也未必会更容易，被由东、北两面渗透。只不过，无论是圣经时代，试图将戈兰高地归入“迦南”犹太人，还是在和法国人商讨划界事宜的英国人，都会发现，由于可以受到从西侧山地（黑门山、前黎巴嫩山脉）上流下来的雪水滋养。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包括前黎巴嫩山——戈兰高地东侧的狭长地带，算得上是阿拉伯高原上难得一见的绿洲。正因为如此，从伊朗高原、两河中下游地区南下的商人，并不一定要走沿海平原，才能打通到达约旦河谷，直至非洲的商道。而那些由地中海，经腓尼基平原登陆的货物，也可以在横穿裂谷带后，在大马士革中转，与阿拉伯高原腹地的阿拉伯部落交易。有了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加上本身靠山临河（拜拉达河）的优越条件。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大马士革就奠定了它在叙利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
　　既然大马士革本身就是据有强大辐射能力的地缘中心，而它与戈兰高地之间那短短的60公里路程中间，即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又有大连接成片的，淡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相连。戈兰高地上的定居者，很自然的就成为叙利亚人了。

　　即使不考虑水源被截断的问题，单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在戈兰高地被划入叙利亚的情况下，叙利亚人对加利利湖区也拥有了相当大的地缘优势。相信那些定居于加利利湖沿岸地区的犹太人，每次抬头仰望东岸那片高地上的阿拉伯人，都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一点，印度人在不时仰望占据喜马拉雅山脉之巅的中国人时，应该会更加理解。而实际上，法国人为叙利亚留下的“遗产”，还不仅仅是戈兰高地。甚至在已经明确归属于以色列的加利利湖上，叙利亚人同样在主张权力。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再分析。

附:戈兰高地及其周边地区地理结构图

最后解决下，为什么说“战略被动”其实是主观认知问题，指的是看你在哪个层级理解这个问题了。比如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关系为例。单纯比例二者之间的地缘关系，以色列无疑应该是处在战略被动状态的。但如果放大到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阿拉伯人同样认为，自己是处在被西方入侵的战略格局之下，阿拉伯人是被迫反击。在这个层级上，以色列的存在，只是整个布局中的一个战术棋子罢了。

在上一节我们分析过了，由于加利利湖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因此它与戈兰高地相邻的一面，落差很大，想等到戈兰高地面向加利利湖的一面，完全被河水冲蚀成一个缓坡，可能就不是人类所能等得起的了。不过这也并是说，当你从划船横渡加利利湖，在东侧登岸之后，都必须马上爬山。因为从技术上看，从高地西流而下的河流，虽然很难把整个高地冲刷成一个缓坡，但将高地上的泥沙，带到河口处，并在湖边淤积成一块临湖平原，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流速锐减，泥沙就容易沉淀）。这种位于河口处的平原，外轮廓通常成三角形，所以也被称之为“三角洲平原”。
　　在加利利湖的四周，最有可能形成大块三角洲平原的，无疑是北部约旦河上游（上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的河口。而事实上，上约旦河三角洲平原，并非位于加利利湖的正北方向，而是东北方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戈兰高地遵循着西亚裂谷带（黑门山以南的核心部分），降水量北高南低的走势，高地之上流入加利利湖的河流，大半是经由加利利湖的东北角，将河水注入加利利湖的。在约旦河和这些河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加利利湖的东北岸，更快速的被填充出了一片介于山、湖之间的平原——贝特扎耶达平原。
　　在任何时候，淡水湖周边的平原带，都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人们只需对河流加以疏浚，就能够获得平整而又肥沃的农田。而在湖水当中的渔业资源补充下，这类沿湖平原，经常也能得到“渔米之乡”的美誉（早在圣经时代，湖里的鱼就已经多到让耶稣惊叹不已了）。鉴于“贝特扎耶达平原”的地理位置，来自戈兰高地之上的居民，显然比来自加利利湖西、南侧的居民，更容易迁入、开发这片平原。也就是说，当英、法两国，试图分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时，法国人和“贝特耶达平原”上的村庄（当时的数字是7个），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片平原应当和戈兰高地一样，属于叙利亚的一部分。
　　由于戈兰高地几乎拥有了加利利湖的东侧的全部岸线，加之“贝特耶达平原”上的叙利亚居民，与加利利湖的地缘关系紧密。因此在最初的英、法分割方案中，法国人得到了2/3的加利利湖区（后来经过协商，变成1/3）。甚至由于贝特耶达平原的西边缘，是加利利湖与胡拉盆地之间那段约旦河，这段约旦河本身，也被划入了法属叙利亚。不过这一点，显然无法让犹太人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加利利湖和胡拉盆地，都是他们以后建国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两个集水之地，被迫与叙利亚分享，天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以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当然是不可能直接去和法国人谈判的，不过他们却可以通过英国人，向法国人要求全部胡拉盆地以及加利利湖的主权（包括连接两块低地之间的那段约旦河）。
　　犹太人之所以可以象英国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那些犹太移民，在英国人准备接管巴勒斯坦地区之前，就已经对他们所购买的土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无论是那些英国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在参观过那些犹太人所建立的农场之后，相信都会由衷的觉得，将巴勒斯坦地区交给犹太人经营，会比阿拉伯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也正是英国人在政治上，愿意给予犹太人移民、自治权的根本原因。谁不愿意自己的领地，被经营得更好呢？
　　让英国人理解，犹太人只有得到更多的水源，才有可能帮助英国人把巴勒斯坦地区经营的更好，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当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在帮英国人，而是在帮他们自己。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1916年，英法双方确定初步分割方案后，双方对边境问题的划分问题，又进行的多轮的磋商。最终1923年的方案中，英国人得到了全部的胡拉盆地（当时还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沼泽）、加利利湖，以及连接两块低地的约旦河。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英国人为了完全得到这些低地也付出了相应的对价，而这个对价，就是英国之前所分得的戈兰高地西南部的土地。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方向，把界划到戈兰高地之上，是因为和叙利亚人在加利利湖东北岸，更具地缘优势一样，巴勒斯坦人在加利利湖南部的约旦河谷也同样更具地缘优势。巴勒斯坦人在经营约旦河谷之时，不可避免的将活动范围，向戈兰高地的西南角渗透了一些。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初的分割方案中，英国可以在耶尔穆克河以北的戈兰高地西南部拥有立足点。现在既然英国人那么想得到低地的湖水，那么法国人相应的，也就希望得到全部的高地优势了。

　　其实如果加利利湖与戈兰高地的连接面，都是落差很大的断面。英、法两个一个得水，一个占山，在不考虑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也算得上是达成了地缘平衡。因为种山、湖之间的高差，使得戈兰高地之上的居民，本身并不会和加利利湖有太多的地缘关系。或者说，他们的生产生活，并不会和山下的加利利湖发生太多联系。可现在的问题是，加利利湖的东北岸，存在了这样一块依赖湖岸经济的平原。即使英法两国，已经在技术上尽最大可能，保证这一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但把湖全部划给英国的做法，还是等于断了生活在“贝特扎耶达平原”上叙利亚人的生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贝特扎耶达平原”一并划给英国。只是划分一片大量居民居住的板块，远比图上分割一片无人居住的水面或者沙漠要麻烦的多（现在也是这样）。既然“贝特扎耶达平原”上的居民，从地缘关系和心理认同上，都是属于叙利亚一部分，英国人也没有强求法国人“让出”这块平原（要的话，还得交换）。反正就这次交换而言，英国人目标是在淡水资源上。
　　最终胡拉盆地以南的约旦河，以及加利利湖的，英属巴勒斯坦的边界，被划在了距河（湖）岸仅十米的地方。这种妥协，即让英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水资源。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叙利亚人所居住的“贝特扎耶达平原”在结构上的完整性。问题是这样的划法，依然无法解决叙利亚人入湖打渔的问题。

　　在英法两国为加利利湖东北岸，划出这样一条离岸十米线的国境线后，东北岸叙利亚居民的“出湖权”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解决的话，英属巴勒斯坦与法属叙利亚之间，将时刻处在矛盾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又一轮的妥协。在确定叙利亚方面的需求点之后，英国人同意开放东北岸的“出湖口”，给平原之上的叙利亚村庄。如果双方能够一直和平相处，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案。因为这些生活在湖边的叙利亚人，要求的是捕鱼权。而英国人和犹太人，看中的则是湖水的所有权。
　　不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力分割法，能够相安无事，前提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能够和平共处。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的话，相信这一点还是很好解决的。不幸的是，随后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了，犹太人成为了整个加利利湖区的所有者。由此，戈兰高地东北岸的模糊划界问题，也成为了以、叙双方无法达成和解的焦点问题。

有朋友问我，如果让我划的话，以色列的国界应该在哪里，才能和阿拉伯人达成平衡，我的答案是无解。因为在技术上，包括以、埃，以、约之间的关系，都有机会达成和解，在双方各取所需的情况下，维持平衡（现在也的确做到了）。但有三个问题，始终在技术上难以解决。这三个问题包括：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巴勒斯坦的国土结构问题。以及我们正在分析的“戈兰高地”归属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中东问题的三大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