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党、法塔赫、哈马斯
阿拉伯人从黎巴嫩内战中学到了什么，都是后话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显然又一次的成为了焦点。缺少美、法两国强有力的干涉，想让叙利亚军队愿意和自己一起撤出以色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继续控制安全区的话，自己又被千夫所指。不仅阿拉伯世界会仇恨自己，国际舆论也只会把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定性为“侵略”行为。当然，以色列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联合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把叙利亚人赶出去，并压制住穆斯林教派。不过这也不可能成为选项。因为马龙派和基督教武装，当然愿意看到自己从以色列的“入侵”行动中获利，但却万万不敢和以色列结盟，并与整个穆斯林世界为敌的。至于当初被“请”进来叙利亚人，倒是可以冷眼旁观以色列陷入尴尬境地，并在与基督教强硬派的武装冲突中，向西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帮助穆斯林武装做大。
很明显，局势的发展已经与以色列当初的预想背道而驰了。不仅逼迫叙利亚退出黎巴嫩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给了黎巴嫩进一步内乱下去，并给了叙利亚和穆斯林武装存在的理由。问题是，让一贯强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完全退出黎巴嫩，放任叙利亚控制黎巴嫩却又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纠结和内部争论当中，以色列仍然以武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保持了军事存在，并扶植“南黎巴嫩军”，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种表面“以黎制黎”的方式，才能让占领行为看上去合法）。直到新的千年到来，以色列的政治家才终于下定决心，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
以色列人花了18年的时间，才算想明白他们应该在黎巴嫩怎么做（至于怎么做，我们后面再说），但黎巴嫩人可等不了这么久了。在以色列在黎南部山区正式建立安全区（1985年），叙利亚人又咄咄逼人的经营贝卡谷地时。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派中的温和派，也明白了，黎巴嫩其实已经成为了叙、以两国地缘博弈的战场。如果黎巴嫩各派在内部不能团结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黎巴嫩自己。而黎巴嫩各派和解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分割问题了。要是继续保持基督教派/穆斯林教派6：5的政治权力分割方案，显然穆斯林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如果完全按照现有的人口比例，逼迫基督教派交出控制权，基督教派和战略支持他们的西方国家，也不会答应。
所谓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既然谁也制服不了对方，又实在是打累了，不想再被人当枪使了。那么各让一步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了。最终在1989年，在看不下去的阿拉伯国家的居中政治调解下，两派中的主和派，签订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塔伊夫协议”，将两派的政权权力调整为对等的5：5比例。而马龙派的政治主导权，也做了一定调整，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的权力和任期都做了一定的让步（这两个职位，都归属于马龙派）。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即扩大了穆斯林教派政治权力，又让基督教派不至于成为少数派方案，是唯一可以让大多数黎巴嫩人接受，并实现和平的方案了。当然，双方武装中的强硬派，同样也有理由不满意己方作出了让步。不过在民心思安的背景下，这样不满以及引发的武装冲突，被很快平息了。1990年，大部分的民兵武装，都交出了自己的武器。黎巴嫩内战，宣告结束。
虽然黎巴嫩各派，表面上已经达成了和解，并重新组建了联合政府，但有叙、以两国军队在，黎巴嫩仍然随时处在战争的边缘。尤其是以色列军队的存在，让黎南山区的“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有正当理由发展自己的武装，并以反以斗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不服从政府的号令。而由于叙利亚是代表阿拉伯国家维和的，所以叙利亚控制区中的民兵武装，就没理由不交枪了（是不是全交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对于叙利亚人来说，他们倒是很愿意看到，以色列对黎南山区的占领，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有理由继续呆在黎巴嫩，并坐视以色列在真主党的袭扰下焦头烂额。而以色列人则发现，安全区的设立，即不能让自己得到战术上的安全——（更有群众基础的真主党取代了巴解组织，成了北部安全的威胁）；也不能得到战略上的安全（反而让叙利亚有理由呆在黎巴嫩了）。于是，在经过无数次内部讨论后，以色列在2000年第一次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让步”——单边从安全区撤军。
这个决定是如此的突然，以至于一直“帮助”以色列维持安全区治安的“南黎巴嫩军”，也仅仅在是行动开始时才被告知的，他们在跟着退入以色列境内时，甚至无法收拾和处理自己在黎巴嫩的财产。不过，这些被黎巴嫩人视为“叛徒”的南黎军，并不是唯一感到尴尬的。黎巴嫩政府和叙利亚人，更是被以色列人的这次“主动让步”，搞了个措手不及。而以退为进，完全把军队撤出黎巴嫩的以色列人，这一次倒是可以用轻松的态度，笑看黎、叙两国政府，如果处理被凸显出来的矛盾了。
如果以色列人不撤军，那么黎巴嫩政治不稳的罪名，就永远要让犹太人承担了，而如果以色列撤军了的话，这个黑锅显而易见的，就得是叙利亚人来顶了。然而在以色列突然作出撤军决定，并马上付诸实施后，黎巴嫩政府还来不及，去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和叙利亚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补以色列人撤军后，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政治空间。
这似乎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既然以色列人主动撤退了，作为一直致力于恢复主权的黎巴嫩政府，很自然的应该向黎南山区派驻军、政机构，并开始庆祝“胜利”的。只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以色列经营“安全区”的这18年期间，活跃于以色列占领区的“黎巴嫩真主党”，俨然已经壮大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了。按照真主党的话说，那就是：每都清楚，犹太人是被谁赶走的。要是黎巴嫩政府就这样“下山摘果子”的话，真主党和他们所代表的黎南山区什叶派，是肯定不会交权的。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就再所难免了。
前面有朋友说了，以色列方面应该最晚在1990年，黎巴嫩内部达成和解，重新组成联合政府时，就顺水推舟的退出黎巴嫩。那个时候，黎巴嫩政府和什叶派的力量对比，应该还能掌控局势。事实也的确如此，以色列在黎南山区的这八年时间，对黎巴嫩内部地缘格局作出的最大影响，就是让真主党武装，有机会“合理、合法”的壮大。并在他们撤出黎巴嫩之后，有实力和黎巴嫩政府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从小接受革命教育的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在华北地区八年时间的敌后根据地建设。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军事实力，是不可能在1946年壮大到可以谈判平分政治权力的地步的。
既然马上在黎南山区恢复政治权力，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那么好不容易引来和平的黎巴嫩联合政府，当然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了。因此在以色列人闪电般的撤军后，出现了政治史上非常奇特的一幕——黎巴嫩政府义愤填膺的表示，坚决不去接收安全区。理由就是不会去给以色列人做保安。
虽然黎巴嫩政府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不过却也说出了实话。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撤出来，不再坚持要和叙利亚军队，同时退出黎巴嫩，很大程度是因为真主党的游击战，让以色列有点疲于应付。无论从战术、还是战略的角度，再在黎南山区耗费人力物力，已经很不上算了。问题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以色列退了回去，就不再和黎巴嫩真主党有冲突了。相反，为了自己能“合法、合理”的生存下去。即使以色列人不去主动招惹真主党，真主党也一定会不断的和以色列战斗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巴嫩政府不管通过何总手段，在前安全区恢复中央政府的管理的话，都有义务约束真主党，不再与以色列为敌。这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麻烦。
为什么说，以色列在完全撤军后，真主党依旧要继续和以色列作对呢？要知道，2000年的阿拉伯世界，除了还有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以外，其他国家早已在国家层面和以色列达成政治和解了。而叙利亚，现在也基本不会试图和以色列，用武力的方式解决戈兰高地问题，更多的是依靠国际社会施压，以迫使以色列践行“土地换和平”的方案。不过对于真主党来说，能够把以色列军队“赶出”黎巴嫩，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战果。而失去了以色列这个敌人，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接下来的话，等待他们的命运，应该是和十年前的其他民兵武装一样，将权力和武装上交给黎巴嫩政府。
这种将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的结果，黎巴嫩真主党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最低限度，作为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政治代表，“真主党”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派别，应该在黎巴嫩政府中享有单独，且重要的政治权力。换句话说，之前那种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三派为大框架，三分政治权力，然后各大教派再依据各自内部的派系划分，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分割的方案，已经不能满足做大的真主党的胃口了。无论从地盘，还是实力的角度，真主党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和传统三强平起平坐的一级政治力量。
经过前面这些天的解读，相信大家已经对黎巴嫩地缘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外部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力，有了相当的了解。仅仅从时间和结果来看，为了把基督教派和穆斯林的政治权力比例，从6：5调整到5：5，黎巴嫩就已经付出了16年的战争代价。再想作进一步的调整，不仅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派很难接受，其他穆斯林派系也同样不愿接受。甚至可以说，穆斯林教派对此的意见还会更大。因为在和基督教派对半分享权力的大框架难以调整的情况下，真主党如果想在黎巴嫩政府扩大权力份额，就只能压缩其他派别的政治空间了。
如果把尾大不掉的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是古往今来无数政治家所要面对的。不论结果和方法如何，这都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暂时不去接收黎南山区的政权，让真主党维持一个自治的局面，也算一个明智之举。即不至于马上和真主党激化矛盾，又不需要为真主党的那些会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承担政治责任。说到底，黎巴嫩真主党能够作大，也是以色列人自己种下的果。
对于真主党来说，他们心里当然也清楚，只有不断的和以色列人战斗下去，才能让在阿拉伯世界争取舆论支持，并迫使黎巴嫩政府无法收权，并最终在黎巴嫩政权中，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应该说，真主党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还是相当成功的。在以色列周边国家都基本和其达成和解的背景下，一直在给以色列找麻烦的真主党，无疑成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穆斯林世界，反抗犹太人的旗手。以至于虽然真主党那明显的什叶派背景，让大部分阿拉伯的政治家感到不太舒服，却又必须在政治上表示支持真主党的存在。这一点，甚至在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宣布真主党为恐怖组织后，也没有大的改变。换句话说，只以真主党一直不放弃和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和黎巴嫩，就有合法的生存空间。
由于真主党的存在和做大，在以色列撤军之后，黎巴嫩的内部主要矛盾，其实已经不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如果处理尾大不掉的真主党的问题了。因为在以色列人撤走之后，叙利亚就已经没有理由再以“阿拉伯稳定部队”的名义，在黎巴嫩部署军队了，在所有人的目光，都从以色列转移到自己身上后，叙利亚人撤走是迟早的事。2005年，在各方压力之下，叙利亚军队也终于从黎巴嫩撤军。当然，由于叙、黎两国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关系，以及叙利亚这么多年在黎巴嫩政府的经营，叙利亚仍然对黎巴嫩有着相当，或者说最重要的影响力。
回到真主党的问题上来。真主党的这种生存和扩张政治空间的模式，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黎巴嫩内部的政治结构，由于他们的什叶派背景，波斯人也被卷了进来，并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伊朗的幕后支持，真主党也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而伊朗之所以要全力支持真主党，目的其实也和真主党一样，就是谋求政治空间，只不过真主党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在黎巴嫩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伊朗所图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了。
如果伊朗只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寻找什叶派结盟的话，这种拉帮结派的作法，只会让占据多数的逊尼派，对伊朗产生反感。但如果伊朗能够通过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打击（谁都知道，真主党的后台是伊朗），并依靠发展核武器来威胁以色列，以及藐视幕后的支持者——美国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意支持度，就要大的多了。就好像根据非官方的调查统计，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使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也有6成以上是认为这也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力量标志一样。
这样看来，无论是出于自身，还是后台的政治需要，真主党都会和以色列战斗下去了。而撤军后的以色列，也只能吞下自己种出来的苦果，不断的要面对真主党的恐怖袭击（时不时放几颗火箭弹，或者过去绑个人回来）。为了应对这个不稳定因素，以色列在撤军之后，仍然进行过多次越境打击，甚至动过重建安全区的念头。当然，从以色列的整体安全上来看，真主党并不为患，或者说称不上大病，但这种小打小闹，也足以影响黎、以两国的政治关系了。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挖地道俘获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的事件了。这次袭击活动，不仅引发了以色列对黎南地区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更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各种手段使尽，国际斡旋失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在去年达成协议，用1207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了这种被囚五年之久的以色列士兵。
对于以色列用1000多人换一个士兵的作法，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了真主党这个麻烦制造者在北部活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真主党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存力，除了地形复杂，难以清剿干净；黎巴嫩政府不够强势，并且对真主党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眼以外。还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幕后支持有关。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伊朗和叙利亚，都乐于见到真主党给以色列制造麻烦。不过这当中，伊朗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出于成为中东局势主导者的目的，波斯人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什叶派联盟领袖”，并仅仅把结盟和支持的目标，锁定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真主党这样有什叶派背景的政治力量上。既然已经主动挑起了，为穆斯林世界对抗犹太人这杆大旗，那么所以愿意和以色列战斗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成为伊朗积极支持的对象。而伊朗的这种做法，不仅使得黎巴嫩目前，事实上仍处在分裂状态，也影响到了巴勒斯坦内部权力统一。
伊朗如果想在中东称霸的话，如何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是关键，而始终把矛头对准以色列，就是打开阿拉伯之门的钥匙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想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作为的政治强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还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亦或那个在地缘上基础上，完全没有机会的狂人卡扎菲，都无一例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伊朗除了凭借什叶派的背景，与真主党结成紧密联盟以后，还需要在阿拉伯内部，寻找其他的反以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如果说谁和以色列有矛盾，就能成为伊朗的盟友的话，那么叙利亚肯定是跑不掉的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即使阿萨德政权没有什叶派背景的话，伊朗一定会乐于成为叙利亚的战略盟友的。不过叙、以之前虽然有戈兰高地，这个难以化解的地缘矛盾，却不是和以色列矛盾最深的。到底谁和以色列有更深的矛盾呢？答案似乎并不难猜。当然是那个至今无法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巴勒斯坦国”了。
巴勒斯坦到底能不能称“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初以色列人是接受阿、以分治方案，并正式宣布建国了的。而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根本就不承认这个方案是合理的，想的只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人当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按照分治方案建国。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在以色列的强大攻势下，失去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就根本不具备建国的条件了。一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巴勒斯坦人曾经单方面宣布过建国，并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但没有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国家”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上国家。最多只能算是，以色列统治之下的一个“政权”罢了。
既然巴勒斯坦人至今没有放弃独立建国的梦想，那么他们当然也会成为包括伊朗在内的，试图依靠挑逗以色列，而争取阿拉伯世界民意的地区大国的争取对象了。不过在有野心的地区大国们，试图和巴勒斯坦人结盟时，他们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谁才是他们的结盟对象。对于大多数正常国家来说，这本身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谁在台上执政，自然就是沟通的对象了。当然，你如果无法和合法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话，也可以选择支持反对派。不过不管怎么说，你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能够代表国家的政权，建立直接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地缘位置，战略价值才是最需要考虑的。
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那完全被以色列所控制的“未来国土”，还没有机会显示出地缘价值来。能够吸引伊朗人的，主要是他们能给以色列人制造麻烦，并由此而间接帮助伊朗，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点区别，他将直接影响到伊朗到底和谁合作。基本伊朗的诉求，谁是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亦或谁更有可能执掌巴勒斯坦的政权并不重要。谁是麻烦制造者（针对以色列）才能吸引伊朗的目光。
在我们的印象中，被以色列人逼迫的无处建国的巴勒斯坦人，应该都是伊朗或者反以势力的天然盟友，但事实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会有派系，也都会依照立场的强硬与否，分化成左、中、右阵营的。在初期，阿拉伯国家万众一心，准备把以色列人赶下海时，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无论分多少派系，绝大多数人还都是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的，不过在埃及转向，反以的阿拉伯联盟瓦解后，巴勒斯坦人当中，也终于有人意识到，再梦想通过武装斗争，从以色列手中夺回“被占领土”，已经不现实了。准备依靠外交途径，通过和以色列谈判取得巴勒斯坦合法地位的想法，逐渐占据了上风。
代表巴勒斯坦人实现这个转变的，正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曾经最坚定的主战派——阿拉法特。第五次战争后被驱逐出黎巴嫩的现实，让这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和整个巴解组织，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所需要的结果。这种认识，在已经被迫把总部迁到北非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又一次被以色列空军所轰炸后（1985年），变得更加深刻了。
在巴解组织从坚持武装斗争，到被迫面对现实，准备以谈判的方式争取“权力”的同时，犹太人当中对纯粹依靠军事打击，来压制巴勒斯坦人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现实的考虑是，以色列在经过几次中东战争之后，虽然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压缩到了西岸和加沙两部分，并且在进一步通过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蚕食这两块区域，但你很难再进一步，完全把这两块区域消化掉了。那些生活在这两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去处，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都让以色列必须思考，是不是要留块地给巴勒斯坦人“建国”了。
与由鹰派转变为鸽派的阿拉法特一样，以色列方面主导巴、以和平进程的总统“拉宾”也曾经是战争当中的英雄。正是由于双方都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才让他们明白，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伸，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绝大多数时间，战争的实际作用，只是让大家在战后的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而不是把对方完全消灭。从这点看，军事上完全占据优势的以色列，显然拥有更多的筹码。至于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早已放弃把以色列人赶下海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而把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谈判的目标了。
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作出这样的转变，也实属无奈，因为时间是站在以色列人那边。完全控制了加沙和西岸的以色列人，正在一步步的蚕食这两块巴勒斯坦人最后的土地。一旦这些渗透进来的定居点连成具备几何外形的片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国未来的空间，就只会更少了。
有鸽派就一定会有鹰派，以色列方面如此，巴勒斯坦人方面也如此。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时间似乎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并没有必要跟巴勒斯坦人践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持这种观点的犹太极端分子，甚至在1995年刺杀了两年前，刚刚与巴解组织签订和平协议的总统“拉宾”。在这份被称之为“奥斯陆协议”的标志性文件中，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则被允许在西岸及加沙地带进行有限自治。当然，从协议内容来看，这份协议并不能让双方，尤其是谋求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满意。不过谁都承认，这是一个好开始。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开始，在以色列方面的强硬派开始反弹时，巴勒斯坦人这边的强硬派也同样有抢班夺权的迹象。
一个组织内部分成不同派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巴勒斯坦的情况比较特殊，被以色列完全分割成二块的“国土”，让这种政治之争更加有机会，带上强裂的地缘分裂色彩。
比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两块巴勒斯坦“国土”，西岸显然是核心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岸的面积更大，更是因为耶路撒冷在此。因此最终获取回到巴勒斯坦开启和平进程的巴解组织，也将政治中心设立在了西岸。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巴解组织”做一个说明。这个1964年，由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人政治代表，在耶路撒冷成立的组织，基本可以视为“巴勒斯坦国”的政府。当然，它和真正的“政府”还是有区别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巴勒斯坦人，是以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全境建国，还是象现在这样退而求其次的，谋求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国，他们的国土都是在以色列的侵略之下的。也正因为如此，代表巴勒斯坦人行使政治权力的组织，名称中才会有“解放”二字。
虽然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已经是国际共识了，但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处在进行时当中的，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组织，本身就很难做到权力集中，其内部会存在许多渊源不同，政治诉求不同的派别。而最终决定谁能够执掌巴解大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谁拥有的武装力量最强。在这当中，成立于1959年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算是巴解组织的主流派别。当巴解组织将与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作为活动主线时，法塔赫和其他派系一样，带有浓烈的军事色彩。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标签时，通常都更容易感觉，它是一个军事组织。而当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启和平谈判进程以后，法塔赫也就开始显现它的政治属性，并以政党的形式，开始主导巴勒斯坦的政务了。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演化过程，在地球的各个角度都在上演。好像黎巴嫩真主党，一开始作为一个反以的武装组织的面目出现，现在也开始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试着参与黎巴嫩的政务活动了。
说到巴解组织和法塔赫，就不能不提到“阿拉法特”了，这个一直披着双色头巾的巴勒斯坦人，曾经数十年如一日的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直到2004年他去世为止。作为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拉法特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支巴解组织内，力量最强的武装力量，才能够一直以巴解组织的领袖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不过，在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启和谈之后，法塔赫在巴解组织的核心地位也开始出现动摇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原因并不复杂。既然是和谈，就意味着双方都要作出妥协。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承认巴勒斯坦人自治，并在今后拥有独立建国的可能，算是在“以土地换和平”；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即使不极端的要求把犹太人尽数赶走，按照1947年阿、犹分治方案建国，也算是于法有据的（仅此而已）。
如果巴、以的地缘关系，是那么容易切割的话，和平还是有机会降临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只不过，任何一个看过地图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巴、以之间如果照现有的格局建立两个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在和平进程开启后，双方依旧摩擦不断。以色列方面，认为对巴勒斯坦人让步过多的意见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巴勒斯坦方面，认为阿拉法特的和谈，不仅明确放弃了巴勒斯坦人可能争取的合法权力，把国土局限在两块根本无法立国的土地上。更是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上，没有实质进展。因为以色列人虽然给予了巴勒斯坦人一定自治权，但去并没有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
在政治成熟的以色列，鹰派们可以通过政治制度，挟民意组建强硬政府，并调整巴以和谈进程。而内部结构还处在磨合当中的巴解组织，内部冲突的解决方案就没那么和谐了。既然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当初能够凭借最大的反以武装的面目，执掌巴解大权，那么其他派别也同样可以通过和以色列人的战斗，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而窥伺巴解组织的主控权。
最终成为法塔赫挑战者的派别就是“哈马斯”，与法塔赫世俗化政治组织的形象不同，全称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哈马斯，带有浓郁宗教色彩。象类似哈马斯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组织，在中东可以说比比皆是。当穆斯林对于以世俗政权形式对抗西方世界的入侵，不再抱有希望时，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并试图用宗教的力量来反抗异教徒的入侵，就会成为很自然的选择。毕竟，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形式，在历史上曾经让伊斯兰世界迅速扩张，并抵御甚至反攻过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一点，在阿拉伯国家中，最后一个有机会以世俗政权之力，反抗西方入侵的政权——萨达姆政权崩溃后，显得更为明显。在此之后，活跃着的反以、反西方力量，无不带有浓郁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也包括唯一以国家形式，对抗美、以的伊朗）。
哈马斯的创立时间，正是在巴解组织被第五次中东战争，逼出黎巴嫩之后。战略上在周边再也看不到强力支撑的巴勒斯坦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发动起义了，而宗教在这时候，就成为了凝聚巴勒斯坦人的核心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7年哈马斯创立，并在幕后推动巴被占领土上的第一次大起义。这次没有外部武装力量直接介入的巴勒斯坦人的武装反抗，从战略上来看，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不过，却也足以对以色列制造压力。毕竟，这个算是生活在以色列包围之中的巴勒斯坦人乱起来，对以色列的安全影响并不亚于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而这，也对1991年正式开启的和平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尽管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始终作为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主导巴、以和平进程，并回到了约旦河西岸，但和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哈马斯也通过领导武装斗争，在巴勒斯坦人当中获得了很高的民意。这一点，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而在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认识上，哈马斯也和黎巴嫩真主党一样，清楚的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存在，并拥有支持度，是因为自己能够一直代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以及它背后的美国）一直战斗。一旦它不再战斗下去了，也就失去了价值，更不可能从合法政府中平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一样，出现了政治上的分裂。代表中央合法政府的法塔赫（以及其他愿意和谈的派别）、黎巴嫩政府，愿意和以色列和平共处，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双方的矛盾；而代表阿拉伯人当中的反抗力量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则成为了对内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对外不时对以色列发动武装挑衅的“极端组织”。由于大家在生存方式上如此的相似，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不结成战略同盟，倒会让人感到奇怪。而出于在阿拉伯世界中，树立威信的原因，伊朗当然也不会放过哈马斯这个棋子了。
任何一个想和中央政府对抗的组织，都必须有一块地缘上相对独立的根据之地。黎巴嫩真主党的根基之地，就是那块被巴解组织、以色列交替控制过的黎南山区了。相比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内部结构上，更具有分裂的潜质。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本身就是被以色列分割的，两块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以法塔赫为首的主和派，占据核心板块“约旦河西岸”后，土地面积更小，人口密度更大的加沙地带，则成为了哈马斯重点经营的根据地。
当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初步和解，并成立自治政府之后，下一步就是进行正常的政府运作了。一个合法的政府运作，除了在所辖土地上，建立各级政治机构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之前分属各派的武装力量，合并成为统一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军队。这个进程，在内战之后的黎巴嫩就已经开启过了。只是相比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战斗下的理由显得更为充分，加沙地带相比黎南山区，也要更为独立。黎巴嫩政府收不了真主党的枪，巴解组织也同样收不了哈马斯的枪。在经过一系列内部博弈，甚至武装冲突后。试图在加沙地带收权的法塔赫被赶出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的内部派系之争，正式演变成了，带有地缘分裂色彩的博弈了。
事实上，由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分裂状态，即使没有原教旨色彩浓厚的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也会有其他形态的政治力量，以此为基地不接受约旦河西岸的管束的。换句话说，除非两地地缘力量对比悬殊，否则这种地理上的分裂，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无论有没有哈马斯，客观上都不应该看好，巴勒斯坦能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为国土，建立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巴勒斯坦人舍弃掉加沙地带（比如交给埃及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巴、以双方还一个个解不开的死结——耶路撒冷，而在这个死结当中，还有一个死结当中的死结——“阿克萨清真寺”。作为中东部分的结束篇，中东问题真正的暴风眼，也即将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