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曲沃代翼”开启春秋无义战新篇章

之前我们分析过，山西境内一共有六个主要盆地，由北至南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另外加上东南角的“长治盆地”
　　之所以晋国最早的封地在临汾盆地，或者说周初的那些封国北不过临汾盆地，主要还是地缘结构的原因。
　　我们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到，渭河平原向东过黄河与山西境内的所对接的平原地区，就是位于西南角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因此在周人最初的扩张当中，这两个盆地无疑应该是最先进入的地区。
　　而分封在这两个盆地之中的姬姓封国，无疑可以拱卫渭河平原的东北方向。这并不代表周人就不会再让外扩张了，只是剩下的事就要封国们自己去做了。最终历史选择了晋国来承担这个战略任务。

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问题，总是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即人力难以胜天。或者说人无法更变大的环境，也就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感觉。
　　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
　　就以晋的例子来说，他在临汾盆地的地理位置固然是不错的，但也并非占有进攻性的地缘优势。理论上而言，每一个封闭的盆地都有机会一统江湖。更何况最初的临汾盆地也并非只有“晋”一个封国。
　　如果说周王朝所主导的“华夏”因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并且已经通过农业活动在物资及人口上取得了对边缘民族的优势。那么也仅仅能够证明，与渭河平原在地理上相邻上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诞生出最强的政治力量（山西境内）是地缘的选择。身在其中的众姬姓封国应当都有机会。
　　历史做出最终的选择，是需要考虑很多综合性的因素呢。也就是说，山西南部乃至整个山西诞生出春秋中最强的诸侯国是有地缘上的必然性的。而是否一定是晋国，亦或哪一个晋国的国君能够成为霸主则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看，谁能够抓住历史的机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山西高原的主人。

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了，晋国的国都，或者说初封地在临汾盆地东侧那个反“C”型的突出部内。而公元前745年，晋昭侯继位时，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这个“曲沃”在哪，则成了后世一个争论的问题。

曲沃是一个古地名，但也是一个现在的地名。具体的位置就在那个反“C”型的突出部缺口处。
　　问题是汉代的记载认定曲沃是在运城盆地的东北角，现在的闻喜县境内，目前也多采取这种看法。尽管这两地相隔并不算太遥远，但正好被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的分水岭隔开，也就是说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
　　
　　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很有可能都是古“曲沃”，因为在周代的时候，封国搬家是经常有的事，在下一节分析“东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几个从渭河平原搬入河洛地区的封国。

从晋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想统一山西高原诸盆地，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整合西周分封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各封国。如果将这两个盆地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晋国的位置正好处在中心，可以向三个方面进行扩张。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曲沃的小宗得以崛起的基地是在运城盆地的北部，也就是晋国向运城盆地扩张的领土。
　　在我们根据历史记载所描绘出的临汾——运城盆地的封国地图上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除了晋国处在中心位置外，其他有史可查的封国都在边缘地区。而晋国与这些封国之间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片空白。
　　如果这些土地都是山地，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对于西周初年的贵族来说，尚有足够的平原以供选择，并不需要向这些难以耕种的高地拓展空间。
　　只是这些土地性质都是冲积平原，并没有理由被放弃掉。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土地都是晋国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放在春秋中后期无疑是对的，但在西周初期诸候国的封地并不会有那些大。即使是按照史书的记载，晋国的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将汾河以东的临汾盆地都认定为晋国的初封地，仍然无法将这两个盆地填满。

对于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的史家无疑还是比较忠于历史的，但很难作到完全的记录。也就是说有部分不太重要的封国被遗漏掉了。
　　好在古人好厚葬，即使是要求“薄葬”的曹操也会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墓室，并放置一些能够表明身份的器物。这种视死如生的做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后世那些“寻宝者”。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怀着各种目的的盗墓者，而考古学家则是另一类型的“寻宝者”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典籍太过丰富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概念是在20世纪由西方传入的。而西方人在考古学上能够先走一步，恰恰是因为他们除了“传说”并没有严谨的史书来描述西方的历史。因此从古人遗物中寻找证据，并加以推断成为了西方人认定历史的主要手段。
　　尽管考古研究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并且盗墓者留给他们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但是他们仍然有机会为中国的历史提供些许补充材料。而在运河盆地的西北部，也就是和晋国隔山相望的地区，“倗国”墓地的发现，则为晋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证据。
　　这表明，晋国最初的封国领地并没有涉足运城盆地。尽管他们就处在那条分水岭的北面。
　　需要说明的是，“倗国”并非姬姓的封国，而是殷商遗民，当然，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归附了周人。周人甚至与其联姻，以加强双方的联系。对于周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政治手段。与西方的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近亲繁殖不同。周人是严禁同姓通婚的。
　　周人当初作出这种规定，可能并非出于优生优育的目的，因为理论上异姓的表兄妹结亲所承担的生育风险，并不会低于同姓的堂兄妹结亲。更有可能的是，周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迅速扩大他的影响力，并壮大自己的族群。
　　从结果来看，这种开放性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考古学家们还证明了，在倗国的南侧还有一个“董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运城盆地东北部的绛县——闻喜境内。而汉朝所认定的“曲沃”恰恰就在这一地区。
　　由此看来，似乎那个“谋反”的小宗曲沃似乎还应当是在临汾盆地。而不是在史家所认定的运城盆地北部。
　　其实这并不会是最有可能的选项。因为晋国的大小宗之争持续了60余年，如果双方的基地都在同一片平原，又相隔那么近的话，持久战是很难进行下去的。也就是说双方之间需要有一条明显的地理特征作为分界线，以达成地缘上的平衡。
　　这条平衡线就是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的那条分水岭的东段。由于山上的石头是红色的，所以这段山也被称作“绛山”，旁边的县也就被命名为“绛县”了。
　　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晋候给这个未来的对手所封之地，最初是在现在的“曲沃”，还是在绛山以南地区。如果是在前者，则可能性就是这位曲沃恒叔跨越“绛山”，向南征服倗国、董国等小封国，并随后将自己的“封地”搬至运城盆地，以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
　　如果是后者，则有可能是以晋候为主导，灭掉了倗国等小封国，将势力范围拓展至运河盆地，并封自己的叔父在此以巩固新的国土。而在“曲沃代翼”，小宗代大宗成为晋国的新国君之后，小宗将政治中心搬至现在的曲沃，以标示自己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中的共性就是“小宗”的根据地是在运城盆地，我们很容易在〈晋.地缘结构图>上看到今"曲沃"西南部有一个山口可以直通运城盆地，即使是在现在，这仍然是沟通两大盆地的主要交通路线（大运高速）。
　　根据史书的记载，晋候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赐封给曲沃的土地竟然比自己的还大，这无疑让小宗的地缘力量得以压过自己，并最终丢失了君位。
　　实际上，晋候是否真的犯了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宗有这个心，而历史又给了他这个机会。在西周时期，由于有王室的力量约束，各封国只要是经过王室正式策封的，无论大小，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精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战争的对象也更多的是那些“戎狄”“蛮夷”。
　　而曲沃恒叔上位时（公元前745年），周王室刚刚东迁不久（公元前770年）。王室已经无力约束各封国了，各大国开始兼并周边的小国，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曲沃恒叔所做的无非是抓住机会，扩张了自己的封地，并最终取得对翼城的大宗压倒性的优势。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因为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也无法证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不过那位曲沃恒叔的孙子，号称“曲沃武公”的小宗领袖，在将自己的的称号改为“晋武公”后，晋国的确开始崛起，并最终走向称霸的道路。
　　既然在晋国的这场内乱当中，晋人已经分别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建立了据点，那么他们接下来将两大盆地收入囊中也就没有大的障碍了。
　　只有当他们向西扩张到黄河，向南扩张在中条山的时候，真正的障碍才会出现。

之所以要花较大篇幅解读晋国的这场内乱，主要是因为晋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他在春秋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这场内部斗争也开创了春秋无义战的序幕。在此之前，尽管平王东迁，王室衰弱使得已经有小的封国被兼并，并且不时的的政变发生。但象曲沃代翼这样大规模，长达数十年的的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开了历史之先河的（期间光大宗的晋国国君就被杀了五个）。
　　从此西周王室所建立起来的平衡被打破，血统和出身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整个王朝的地缘政治结构面临重新洗牌。无论是当年武王开国时所建的封国（如齐国），还是平王东迁时所封的诸侯（如秦国），能够在春秋之世取得多大的成就，取决于这场乱世开始时你的地缘位置。
　　下一节我们将观察一下，在春秋初始时，各主要诸侯的卡位情况。看看谁最有可能成为春秋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