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郑国的战略失误

对于王室来说，事情本来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当郑人在中原坐大时，秦、晋、卫三国应当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
　　问题是刚刚加入诸侯行列的秦人还正在渭河平原上征伐，在他们扫平丰镐之地的犬戎之前，并没有可能介入这场争斗之中。而晋国则一直是王室所依重的重臣，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替王室出头。只是当时的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小宗之争。对于王室来说，所有正统地位的大宗当然是被支持对象。只是以运城盆地为基地的小宗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大宗的晋侯有心驰援王室，也无法绕过小宗。

现在看来只有卫国能够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了，而最终为王室出头的也的确是卫国。
　　在周郑交质之前，郑人可以凭借自己“卿士”的位置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他大国虽然对于郑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但碍于王室与郑国的关系，并不好指责卫国。不过现在看来，郑国与王室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修复的地位了。因此周边的大国终于有机会可以对这个新来的“暴发户”群起而攻之了。
　　最先挑头的当然是那个同样倍受王室器重的卫国了。卫国人之所以收留了段，也是为将来在郑国扶植起一个受自己控制国君作准备。这种作法和现代政治家们的做法无异。今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发生。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灭掉一个国家并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扶植一个对自己没有威协的国家作为缓冲，是大国们所惯用的控制手段。

从郑国的角度来看，能够让要挟王室当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从单纯防御的角度看，郑国所在的中原之地其实是个四战之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西面嵩——箕两座体量不大的小山脉，以及北面的黄——济两河。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在中原诸国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让郑国在诸侯国中独大。
　　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实力以一敌众的时候，就抛弃了王室这杆大旗有些早了。尽管王室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了，但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只会让郑国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样做的具体后果就是，郑国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四方的地缘压力。特别是王室所在的洛阳盆地与河北平原的卫国。
　　对于郑国所表现出的扩张欲，同为勤王四国的卫国当然不会感到舒服，只不过碍于有王室为郑人撑腰，因此只能静观其变罢了。而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即使王室的力量暂不能为卫人所用，但也不会为郑人所用了。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庄公克段之后，“段”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有一种说法是“段”并没有脱身，跑过去的是他的儿子“公子滑”。不过到底是谁跑过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卫国收留了庄公的政敌。
　　这种收留他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法对政治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对于收容国来说，如果被收留者有机会回国执政，那么所能取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最低限度可以降低该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
　　
　　不过这种买卖也不是谁都能做的，最起码你要有力量抗衡对方的压力。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达L不是跑到印度，而是尼泊尔；西哈努克不是到了中国，而是去了老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金刚钻的国家是不会揽这瓷器活的。

从卫国收容在郑国失势的“段”也可以看出，卫郑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是不可调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同为中原强国，并且相邻，地缘矛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家都是勤王四国的成员，卫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与郑人同等的地位。
　　而“段”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舍近求远，从南边的“鄢”地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也许南阳盆地的申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因为那个深爱他的母亲——武姜就是出于申国。但问题是庄公也是武姜所生，尽管他那么不讨母亲喜欢，但这仍然能够保证申国之于郑国的“舅国”的地位。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现实存在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为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的个人好恶而平生事端。可以肯定的是，郑庄公当然也不会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而疏远与申国的关系。
　　如果庄公不是武姜所生，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当日申族人为了保证同样母出申族的太子能够继承王位（也就是平王，申后所生），不惜引犬戎入侵镐京，并直接造成了西周的覆灭。
　　我们并不能就此责怪申国人不识大体，这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罢了。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再次出头了。而卫国既然接受了这次机会，那么卫郑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卫郑之间的战争并非始于周郑交质（公元前724年）之后，在庄公克段（公元前722年），“段”的儿子公子“滑”逃至卫国之后，双方就已经注定要爆发冲突了。
　　战事可以说是由卫人挑起的，只不过是由公子“滑”出面，越过黄河夺取了一个叫“廪延”的地方。这个廪延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因此后世也被命名为“延津”（在现在河南省延津县的北部），之前在郑国的扩张当中已经并入了郑国。
　　在段叔占据京城的时候，作为郑国北方门户的廪延已经被他强行兼管了。这一次公子滑的由北而来，廪延是首先需要收伏的。
　　
　　问题是郑庄公的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廪延被迅速夺回了。而接下来，郑国开始对卫国兴师问罪了。值得关注的是，郑人为了处理这件由家事引发的争斗，动用了“王师”和“虢师”，也就是王室和虢国的军队。作为王室的卿士，郑国似乎有权力这样做，但这种做法明有“假公济私”之嫌，由此而引发王室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郑庄公平定段叔之乱的同一年。而在周郑交质之后，卫国正式开始了反击，这一次卫人不仅自己出兵，还联合了郑国东面“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周围），南面的“蔡国”（今河南省上蔡）、陈国（今河南省淮阳附近）。这无异于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郑国进攻。而郑人这次已经很难从西面的王室获得支援了。
　　卫国的这次联合进攻也开创了一个历史，即在诸侯间的争斗中首次采取了联盟的方式。在随后的东周乱世之间，各诸候国之前也进行过无数次的组合，以期在地缘格局和地缘实力上压倒对手。当然，这些同盟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唯一不变的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总是那些大国，而小国们更多的只能如墙头草一般左右逢圆。
　　
　　对于郑卫两国来说，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对方吞并，因此这卫国的这次进攻后的第二年，郑国又开始主动进攻卫国。从此双方陷入了无何止的争斗当中。也许在他们看来，谁能够将对方斗败，就能够成为中原的霸主，进而成为春秋乱世中的强者。在初期的争斗当中，郑、卫两国也的确是主角，能够领导一些小国加入自己的同盟。不过用不了多久，双方就会发现，在春秋这场大戏当中，自己其实也只是一个配角，尽管他们在剧本开始时的戏份比较多。

在郑卫两国的争斗当中，有一个地理单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河济之间”，也就是黄河和济水之。我们知道，黄河在春秋的时候仍然是走的北线，也就是禹贡黄河的路线入渤海（黄河古称“河水”）。而现在的黄河下游，在当时则叫作“济水”，发源于太行山南部的“济源”。而它的周边则有一系列被以济为名的城市，如济阳、济南。
　　河济之间的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河济平原”，由于它位于河北平原与中原、山东丘陵之间，也注定成为了一块夹心地，或者说成为黄河以北、济水以南的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
　　就河济平原而言，并非没有可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地缘力量，毕竟黄河和济水的切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在天下九州的划分当中，它的确也被单独划为“兖州”（关于九州的具体划分，会在三国时详解）。不过在春秋乱世中，它注定不能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
　　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济平原的地势过于平坦，没有高度优势。黄河和济河当然是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尽管理论上河岸的每一部分都有可能成为渡河攻击的对象。但实际上，成为渡口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水流、水深，以及上岸后有没有合适的道路都会成为渡口形成需要考虑的对象。因此渡河的地点还是有数或者可控的。
　　单纯以河为城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控制住渡口，而在于河流在冬天是否会结冰。如果河流会在冬天结冰，而过河之后又是可以四面出击的平原地区的话，那么对于防御方来说，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这也是在古典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在华北平原如入无人之境，但在进入江淮流域之后却举步为艰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影响河济平原地缘地位的原因是因为黄河的不稳定性，在战国各国开始筑坝以控制黄河走向之前，黄河在华北平原实际上是呈漫流状态的。它甚至在济水之北形成了数条支流，并造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这些漫流的支流也被称之为“九河”，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九条，按照古人计数的习惯，和我们现在用“N”来做数量词的意思类似。
　　
　　在这种地理结构影响下，河济平原只在靠近济水的部分存在一些小的封国，而它靠近西面的部分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卫郑两国的缓冲地和争夺的对象了。

就郑国来说，并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相反郑氏三公的先知先觉已经让郑国抢得了先机。只是当年所选择的东迁地点，固然能够让他们在中原争霸当中拥有一定优势，但仍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如果按照太史伯为郑国规划的南进方案，应当是一个阻力较小的选择，但这这也无异于拉长了自己的防线。整个国家的东面没有任何可供防守的山脉，使得郑国即使能够在南线开疆扩土，也无法稳定的持有。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郑国在南线取得了对胡国、许国、陈国、息国等小国的一系列胜利。但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这些小国大多仍能保持独立。
　　
　　郑国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郑庄公在位时，向东他们已经扩张到现在的开封附近；向南则将国土延伸到许昌周边；而在河间平原，他们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顶峰的时候，郑庄公甚至召集了齐、卫、宋三国在延津附近会盟（公元前701年，古称恶曹会盟）。这表明郑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最强者。
　　之所以要将齐国拉入，是与郑庄的战略眼光分不开的。如果仅凭自身的力量，郑国很难在中原地区独大，特别是在西面的王室已经不能为其提供支撑之后，郑国其他地区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同盟，以牵制其他中原强国的力量。
　　在南面，通过联姻，南阳盆地的申国至少已经在郑国南扩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了。而在东面，郑国的选择则是与泰山以东的齐国结成稳定的同盟。而在北面，郑国甚至参与了晋国的小宗代大宗的战争。而与王室最初的态度不同的是，郑国人务实的选择了站在小宗的一面。
　　如果边缘强国本身并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并且能够稳写的与郑国保持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布局无疑能够让郑国成为中原的霸主。问题是霸主之梦你做得，旁人也做得到，尤其是那些拥有更广阔战略纵深的边缘强国。郑人之所以能够抢先出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边缘国家需要时间来整合自己所在的地理单元。而这些被整合的对象，有那些非华夏系的边缘国家，也有同样受王室封建的亲缘小国。而对于后者，在王室的权威尚存时，大国们至多只能使其依附于自己，而不能直接吞并。
　　
　　如此看来，郑国最终的没落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了。在恶曹会盟的同一年，郑庄公病逝，郑国亦由盛转衰。传统的史家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郑庄公没有安排好接班人的人选，以至于郑国内乱。这种看法倒是很符合“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过郑庄公的继位难道就是一帆风顺了吗？如果再横向对比一下其他大国，没有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过君位之争，即使是在郑庄公病逝之时，晋国的大小宗之战仍在继续。因此决定郑国命运的，仍然是他的地缘位置，即使郑庄公能够选择一位强势的继承人，也至多是将郑国的辉煌再持续一代。因为中原很快就要成为那些边缘强国的战场了。
　　
　　对于郑国来说，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假设历史永远不能得出标准答案，但也不妨站在东迁之前的郑人的角度，看看郑国人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留在渭河平原，出于与王室的关系，郑国人应当很容易取得对渭河平原的管理权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郑国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并不会是犬戎，而是秦国。尽管在初期双方可能会合力将犬戎逐出渭河平原，但在此之后双方的竞争再所难免。
　　判断这种竞争的胜利者会是谁是很困难的，不过相比于在中原四面受敌的地缘位置。郑人在渭河平原所要面临的形势要简单的多。而位于汾河谷地的晋国与洛阳盆地的王室，为其提供地缘支持的可能性很大。抛开亲缘关系，郑人在渭河平原的扩张，要比直接进入中原争霸要更少触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毕竟将一块已经为犬戎占据的土地夺回来，与从其他封国手中吞食土地性质有所不同。
　　很不幸，郑人的先知先觉让他们希望成为第一个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的国家，因此上面的战略构想最终被秦人所实现了。而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如果能够选择另一块边缘地区作为根据地，也同样存在做大的可能性。
　　应该说郑桓公当年希望进入江汉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想法并没有错。这两个地理单元最终都成为了楚人争霸中原的基地。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所提供的保护，能够让身处其中的国家有机会摆脱其他中原国家的干扰，完成内部整合。
　　
　　而太史伯为郑人所选择的更为稳妥的方案也不能算错，毕竟对于一个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直接面对已经兴盛的楚国并不是明智的举动。
　　
　　问题并没有出在郑人最初的选择上，这能让郑国迅速的恢复国力，并直接获得王室的支持。只是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就进入中原争霸的行列是否明智，亦或有其他的选择能让郑国的国运更加长久些。

毋庸置疑，与王室的关系恶化，是造成郑国形势急转之下的直接原因。在周平王的继任者周桓王试图恢复王室的权威时，郑国甚至对王室宣战，并且进入洛阳盆地收割王室的庄稼。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以北王室亦直接控制有土地，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温县附近，当时被称做温地。这表明王室将与河北平原的通道两端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和在陕县的虢国地跨黄河两岸的原因是一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洛阳盆地的安全。如果郑国不与王室反目成仇，洛阳盆地的安全应该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只可惜本应该替王室把守东大门的郑国，这一次不仅直接入侵洛阳盆地，甚至还越过黄河，将王室在温地的庄稼也一并收走。这种作法有其战术上的目的，即向王室表明，洛阳盆地对于郑人来说，已无险可守了。
　　
　　我们很容易认为，如果郑国能够保持与王室的关系，它仍然能够借天子之威，横行于中原。即使在后来，王室已经不能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了，但希望称霸的诸侯们仍然会选择尊王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不过问题在于，在王室的权威被郑国戳破之前，王室并不当然的认为他们会失去权威。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郑国使得王室威信无存，才使得后世的霸主们仅仅是对王室表达一些尊重，就可以让王室感激不以，并获得“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利。当然，能够成为霸主的根本原因，还是拥有足够的实力。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让事情变得事半功倍。
　　
　　对于郑国来说，如果不愿意做那条出头的椽子，而恪守人臣之道，也并不代表它不会失去王室的信任。除非它不在中原进行扩张，否则与王室的关系破裂是迟早的事。这是因为，中原诸国都是受过王室册封的诸侯国。郑人借王室的力量进行扩张只会让王室失去对其他诸侯的影响力，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死结，无论是郑人，还是王室，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无法解开。
　　

如果重新让郑国选择一次的话，借助王室的力量与残存的影响力，挑起对楚国的战争是险中求生的方案之一，也许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对于周人来说，楚国是一个异类。将江汉平原作为扩张的方向能够最大程度获得王室以及诸侯们的支持。尽管周人在大洪山周围布置了诸多姬姓的封国（汉阳诸姬），并在南阳盆地迁入了申国以为后应。但这种以防御为目的的安排，最终仍然让整合好江汉平原的楚国各各击破。如果郑国能够奉天子之令，领导这些国家对江汉平原发起主动的进攻，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即使在这个过程中，郑国对楚国周边的诸侯国进行整合，甚至吞并，亦不至于引起中原诸国的反弹。
　　我们经常喜欢将春秋乱世与现有的国际格局作对比，也因此能够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那么我们现在不妨也来做一下类似的对比，只不过参照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国际格局，而是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