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周公在河济平原的再布局

在处理完“商王畿”的问题之后，其他地区的调整也再所难免了。武王所进行的第一次分封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这一次周公则希望掌握更多的边缘地区，除了将已有的封国向东迁移以外，新建的封国也尽管向边缘扩散。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将中原地区包围其中，已防止新的动乱产生，首先要要做调整的是齐国，就齐国来说。他的封地本来就已经在泰山以东了（初封地在现在的山东省昌乐县），这个位置并没有做大调整的必要。对于那些不臣服的东方部族来说，让“武功”最盛的姜太公去处理是最能保证中原地区安全的。鉴于这次黄淮、江淮流域的“夷”人部族也跟着一起造反。因此齐国获得了在东部地区的征伐权，也就此从东方施诸国中脱颖而出。
　　
　　将召公分封在燕山以南，河北平原的北部，也是这一次调整的结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与河北平原南部的卫国遥相呼应，防止商族遗民向北迁移，成立新的国家以威胁周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燕山以北的边缘民族越过燕山进入河北平原，进而入侵中原核心地区。当然，召公本人是没有办法分身去燕国受封的，代替他去的是他的长子。相比于其他诸侯国，燕国可以说是孤独的，因为在他和南方其他封国之间，还有大片为戎、狄所占据的土地。不过这也让它在后来的春秋乱世中可以远离地缘博弈的中心，独立发展，并最终在战国时期跻身七雄之列。

在稳定山东丘陵与河北平原之后，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地理单元是山西高原。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在山西高原诸多盆地当中，能够与渭河平原直接对接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是周人最为关注的地区，也是最先覆盖的地区。对于这样一个与渭河平原地缘关系紧密，对王室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需要一个可信的诸侯国来担当重任。
　　在山西高原南部的诸多姬姓封国当中，霍国本来是被寄予厚望的，将霍叔封建在临汾盆地的北端，以控太原盆地的戎、狄，足以显示霍国的重要性。问题是三监之乱使得王室对霍国失去了信任，尽管霍叔在这样动乱当中，更有可能持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骑墙态度，但在政治斗争中，骑墙派的结局往往是两面不落好。因此霍国自然也就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了。
　　就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来说，地理位置是一方面，政治也是一方面。如果你在政治上不能取得相邻地区的支持，那么再好的地理位置也是枉然。尤其是你所面临的地理单元，是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将地缘力量放大的“王畿”时，这种地缘影响更为明显。
　　
　　对于王室来说，当然不可能放弃对山西高原的控制，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对渭河平原的镐京具有屏障作用，对于洛阳盆地的洛邑也同样具有战略防御的作用。在我们将视线重新转回到晋国，去解读秦晋争霸时，大家就会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不管怎么样，周人需要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封国，来担当此重任。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封建一个，于是那个被封建在两大盆地交界处的“晋国”就此诞生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带有颇为经典的故事，也就是“桐叶封弟”。大意就是年纪尚幼的周平王在和一个弟弟（叔虞）玩耍时，随手将一片桐叶剪了“圭”形，并对弟弟说我要封你为诸侯。故事的结局是周公知道了这件事，并认为君无戏言，于是便真的将叔虞封建至了汾河谷地，也就成就了“晋国”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信息来。首先“圭”是个好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材质的都代表着权力。曹操墓之所以能被确认，墓中发现了石制的“圭”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当然，这并不代表你自己在家里参照网上的图片做一个“圭”就能够一步登天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你本身有没有实力。
　　对于叔虞来说，他的实力就是他是成王的弟弟，这也是这个故事所反应出的第二个信息，血缘关系的远近又一次成为了政治决定的关键因素。其实对于周公来说，将一个与自己或成王关系更为紧密的宗室封建至山西高原是必然的，而这个小孩过家家式的游戏之作只是一个契机罢了。政治上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成王的威信，并且让晋国更加感谢自己以及王室。
　　关于晋国的位置，我们在之前的部分已经分析过了，的确算的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有了王室的支持，晋国无可置疑的成为了山西高原的老大，在王室东迁之后，勤王四国的身份又加强了他的政治优势。即使是在晋国内部出现大小宗之争时，也并没有动摇晋国的整体实力，在曲活代翼之后，晋国凭借正盛的武力统一了两大盆地并开始向四面扩张。而王室所做的，无非是在大小宗之间做一个选择罢了。尽管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王室首先支持的是大宗的晋侯，不过在小宗取得完胜之后，王室也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确立了山东丘陵、河北平原、山西高原这三个重要边缘地区的地缘格局之后，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如何整合成为了问题关键，而这其中又牵扯到了对那些商族遗民的处理。卫国的封建对于控制普通的商族百姓来说，周人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对于他们，周公甚至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既商人百姓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生活，而不必完全按照周礼的约束。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人可以喝聚众喝酒作乐（商人很喜欢杯中之物，甚至每个人的墓中都会有酒杯陪葬，这似乎和他们来自于寒冷的北方不无关系），而周人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类似于优待少数民族的做法，如果放在现在，一定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在当时，他的确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也许在周人看来，这才是消除商人威胁的最好办法。
　　
　　不过，任何一个族群中都会有精英阶层的，对于那些在贵族来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最多，也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周人决定将这些“顽民”迁到洛阳盆地，也就是洛邑的边上，让他们接受最为严厉的管理。这种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的方案，加上洛邑和卫国的地缘部局，最终为周人的东进道路奠定的基础。
　　关键是看你怎么用了，对于人更是如此。我在第一部分，曾经作过一个推断，“商人”这个名词现在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代名词，可能是源自“商族”。无论这个推断是否正确，商族在经商和手工业方面的技巧是很突出的，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企图时，这两方面的优势反而能够得到体现。这种情况与东南亚华人在饱受政治压迫，最终却在商业领域建树颇多的情况有些类似。被大面积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商族遗民们，将精力放在“商贾”这个自古以来就广受轻视的职业，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证明自己的机会。
　　商族遗民的这些能力，最终还是被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利用了。在郑国东迁至洛阳盆地的东侧之后，郑人给予这这些商族遗民更为宽松的政策。而这些之前属于社会底层，现在重又回到主流社会的“商人”所带来的财富与能力，也成为了新“郑”的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商人”们甚至在春秋争霸的政治博弈中亦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后来我们将到分析到的 “崤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个叫弦高的商人机智的劝退了秦国的远征军。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位弦高是否就是郑人所收容的商族后裔。但由此可以看出，郑人当时的政策，的确让治下的民众产生了足够的向心力。
　　
　　做上述分析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在国际政治和地缘博弈当中，将“非我族类”的人全部消灭或迁走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就象国产凌凌柒曾经的领导说过的一句名言：“就是一张卫生纸，一条内裤都有它的用处”，问题是在你怎么用。

让我们重新回到周公的时代，在处理完河北平原的商人之后，如果稳定中原的局势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地区封建更多的姬姓封国，当然是必须的。但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经过商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后，黄河以南同样分布着大量的商族遗民。对于这部分商人的处理方法，还是要看他们在这些叛乱中的具体态度。就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一族群并不一定会持同样的政治立场。就象贵为宗室的三监可以和那位“殷侯”合力以反叛周王室一样，黄河以南的“商人”们也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他们在商王朝时与王室的地缘关系亲疏，显然与距离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复国这件事，黄河以南的“商人”们，并不象河北平原那些“天子”脚下的遗老遗少们热心。
　　如果“三监之乱”成功了，中原的这些“商族”们应该会遭到清算，最起码其中的贵族是没有权力分享胜利果实的。放在现代社会，汪精卫似的下场是他们所能期待的。只不过史书是由取得胜利的王室来书写的，因此这部分“商族”被受到了优待，并被立为典型。而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一个新的以诸侯国诞生了。而纣王的一位庶出的哥哥——“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主，祭祀商族先人的重任也随之转移。为了表彰他们对角度转换的适应程度，这个被称之为“宋”的商族国家甚至被授予了最高的爵位——“公”，要知道燕、齐、晋最初被封的爵位也只是第二等的“侯”。可以想见，即使是商朝未亡，“微子启”庶出的身份也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因此宋国就此真心融入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当中，成为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也就不奇怪了。
　　
　　宋国的核心地区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据信这里也曾经是商人旧都之一。从这一点来看，让商人在此建国似乎是一个合理合理的安排。不过当你全景似的观察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这是一块无险可守的土地。相比于在河北平原可以面河背山的位置来说，商人的这个新国家，注定会成为四面受敌之地。只是宋国人在当时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能够在中原腹地占据一席之地，并位列公国的结果，让他们在春秋乱世中也做起了霸主的美梦。我们经常用“春秋大梦”来形容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宋国无疑是最早做“春秋大梦”的国家。

在了解周公又做了哪些安排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四条在中国古代具有神圣地位的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之前的分析中都有所涉及，也就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上古时期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能够独流入海，并且拥有各自的支流，能够形成独立的水系。所不同的是，长江、黄河由于发源于青藏高原，水量足够大，因此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两条河流。而淮河和济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命运被那条反复无常的黄河所左右，目前的情况是，济水已经不复存在，他的河道被黄河征用了。而之前黄河在北线的河道，形成了以海河为主的河流系统。淮河也正是在黄河的反复入侵之下，被折磨的成了一条没有独立出海口的“内流河”。

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黄河下游地区仍然不算安定，存在改道的现象，但尚未开始南侵。也就是说这四条河流还是各自独立的。在古人看来，高山大河都是有神性的，特别是在它们能够影响人类生活，而我们又暂时无法对其施加有效影响的时候。古人希望通过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来祈求那些山水之神来保佑依附于它们的人。理论上每一个人或族群都可以将自己附近，对自己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山川用来当作崇拜的对象。不过对于一个拥有天下的“国家”来说，并不可能面面俱到，王室（或者皇室）需要选择出几个代表来作为国家级祭祀活动的对象。按照五方论，五座高大且具有灵性的山峰被选出来成为“五岳”，并享受香火。
　　而成线性排列的河流，并不具备形成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条件，如果是湖泊，倒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因此也有“五湖”之说。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四”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于是江、河、淮、济这四条东西向的大河被赋予了神的属性，被称之为“四渎”。这个“渎”字从字面上看，亦有河流的意思，但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这四条河流的专属后缀，并因此也具有的神性。也就是说在提到这四条河流的时候，需要在后面加上这个“渎”字，比如长江被称之为“江渎”。“四渎”能够成为众河之首并享受香火，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对周边的人类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以改变所覆盖地区的地缘结构。
　　对于周人来说，黄河中游地区是他们东出崤函通道之前所熟悉的，在成为天下共主之后，黄河下游地区与济水成为了周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周人的东进后的核心区域也正在于此。而之前被“夷”人所占据的淮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则是周人在占据中原之后主要的渗透方向，特别是在更靠近高地的西部。至于长江，周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两个曾经受到王室封建，但最终仍决定自成系统的楚、吴两国分别占据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地区。

济水能够成为四渎中最受称道的河流，还源于它是四条河流中唯一清流入海的河流。在中国人看来，清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水质，更可以象征人的品质。既然四渎都具有神性，那么能够在其他三渎皆浊的情况下独清的济河，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管理它的神在品德上更为高尚。如果仅仅是清流入海，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尚不会达到那么高，因为要想在古人活动范围内找到一条清水河，并非难事（比如泾水）。问题的关键在于济水从太行山上下来后，居然能够向东穿越黄河而仍然保持河水清澈，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神奇了。在古人看来，这已经不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层次的，更可以提升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了。这样一条位置又重要，水质又神奇的河流，很自然的会在华夏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关于济水为什么能够穿越黄河而不浊，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因为济水的河道已经被黄河所占据了，黄河最后一次夺济入海是在1855年，如果能够再晚100年改道，也许我们今天就能够实地见证这一奇迹的诞生了。有一种说法是济水在穿越黄河时变成了一条地下河，也就是从黄河的河床之下穿越过去再成为地上河。并且在除了黄河之外，济水还用同样的方法穿越了两条河流，因此也被“三伏三见”。这种说法太过神奇，在这个帖子里无法对其作出判断，如果有地质专业的朋友希望能够提供些参考意见。

在周公重新规划同王朝的地缘格局之时，血缘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非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罢了，因此经常会有“家天下”的说法。基于这个原则，周公也当然的将自己一脉的子嗣分封在王朝的各个地区。你并不能认定这是出于私心，在“家天下”的观念影响下，这是让王朝稳定的最佳途径。
　　周公一共有七个儿子受封，封国分别是鲁、邢、凡、胙、茅、祭、蒋。其中邢、凡两国在河北平原（邢国在卫国的北部，凡国在卫国的南部）；祭、胙两国在河济平原的西部；鲁、茅两国在济水的南部；而蒋国则向南封建至淮河之阴了。从这七个封国分部的方位上来看，与整个周王朝在“陕”地以东的影响力分布状况相吻合，即河、济是王朝初期经营的重点地区，而淮河则是扩张方向，至于长江，周人尚没有能力去实施实质的控制。
　　这些上古的封国名称可能会让你感到头晕，如果你的姓氏恰好与其中某一个封国的名称相吻合，不防多去找些参考资料看看，基本上它们都会是你的姓氏的最初来源。不过在我们随后的分析当中，只有邢、鲁两国是重点。其他五个国家除了蒋国以外，过于靠近中原核心区的位置，让他们在春秋乱世中很快成为了牺牲品。而蒋国的位置，注定它会成为楚国吞并的对象。

在将卫国封建的大背景写完之后，我们终于又可以回到河北平原了。在片平原之上，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诸侯国，分别是南部的卫国，北部的燕国，以及位于其中的邢国。鉴于邢国的的初封者是周公的儿子，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邢国的封建是为了分割以及监视这两个国家，而实际情况并非是这样的，山西高原甚至蒙古高原的地缘影响力才是邢国封建的根本原因。而这三个国家的命运，也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来自西、北方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