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个极端务实主义的政治家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离世一事，成为了最近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如何对这位将新加坡带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治家盖棺定论，也成为了热门话题。不管你怎么评价他，对于李光耀的政治舞台绝不仅仅在新加坡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人会否认的。据说英国人曾经评价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即使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这一评价其实是看低了他的价值。准确确的评价应该是：最懂得以西方思维，驾驭华人群体的政治家。
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最近一个提及这个观点的，是那位新上位台北市长的柯医生。单纯以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四个华人文化圈为样本看，似乎这种联想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把当下公认的发达地区名单做一番分析，并与当年的殖民名单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了。
联合国、经合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依据自己的标准，列出过发达国家名录。在这些略有差异的名录中，有两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特征，颇为引人注目。一是隶属欧美地缘圈的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大多数；二是欧美地缘圈之外有机会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无一例外的都带有强烈的东亚文化属性。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自大航海时代以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民族都经历过所谓的“被殖民”阶段。如果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的话，那么东亚文化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显然并不占据优势。
真正让东亚文化圈国家，有机会凭借在后发状态下，率先跟上西方发达国家脚步的源动力，并不是所谓的殖民史，而是东亚文明本身的地缘属性（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东亚文明很大程度就是指向华夏文明了）。这其中有两个属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集体主义；二是对教育的重视度。在集体主义思维，要求每一个个体，在行事时需要考虑对群体中其他对象的影响，并自觉出让部分权力，集中起来使用。这种文化氛围下，虽然难免会一定程度扼杀个体的创新性，但在竞争当中的优势却会非常明显。比如即使再将民主、自由挂在嘴边。西方国家也断然不会将军队变成一个议会式的组织。事实上，一旦进入全面战争阶段，最为有效的组织方式，只能是全社会转入高度集权的战时体系。
权力集中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容易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最终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影响整个群体的利益。有鉴于此，必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拔方式，保证让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占据权力顶层。这也就是所谓“精英治国“的理念了。从技术上来看，古代中国所创立的“科举制“，正是打通上升通道的，实现精英治国理念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而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不断将精英输送至权力体系，更在于让整个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观念。
当西方殖民者，凭借技术和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地时。作为被殖民的后发地区，如果想追上前者的步伐，除了拥有更高的效率以外，还必须主动、努力学习西方的优点。而这两点，正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优势所在。至于说中国今天还没有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实更多是因为体量的问题。所谓“船小好调头“，船太大了，调起头来自然要慢些。所滞后的几十年时间，在大历史的范畴里，只能算是很短的时段了。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能够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回到李光耀个人成就问题上来。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几个华人文化区中，大陆、台湾长期受困于两岸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之争；香港人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主权，紧邻大陆的地缘位置，也限制了他们在地缘政治作用上的想象空间。对比下来，位置优越的新加坡是唯一能够在内、外政治上，有自由发挥空间的地区。李光耀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基于这个平台的有利位置。试想一下，如果香港那些同样学贯东西，却又不得没有政治发挥平台的顶级商人（比如李嘉诚），要是能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是不是也有机会把新加坡带入发达国家行列呢？
当然，能够顺势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从这一点来说，身为极端务实主义者的李光耀，不失为一个政治家的典范。深谙东、西方文化精髓的他，成功让自己成为了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对于西方人来说，李光耀在他们认可的轨道上，治理华人群体的经验，是他们必须学习的；而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来说，新加坡模式在协调东西方文明、政经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也使之被认为是唯一可供直接参考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个放大版的新加坡）。
你可以不喜欢他，不崇拜他，但却必须对他的意见有足够的重视。身为一个人，一个政治家，一生能够做到这点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