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邢、卫与周边诸侯的的地缘关系

从地理的角度看，河北平原是夹在山、河之间的一块菱形的平原地带。西、北面是太行山——燕山山脉，而南、东面则是走北线入渤海的黄河。在西周时期，黄河下游走的还是当年夏禹治水时期所整治的“禹河故道”，而在进入春秋之后的公元602年，黄河下游向东玩了一次漂移，经由卫河河道再向北进入渤海湾。这也是黄河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黄河就没有变过道。实际上这两条黄河故道之前的水文状况极不稳定，黄河经常在这一区域之间游走。因此在战国以前，这个“黄泛区”更多的是作为河北平原与河南诸国之间的缓冲之地。

由于河北平原的南北长度远大于东西宽度，因此仅仅在平原的南北两端分封诸候国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南面的卫国和北面的燕国之间，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诸候国承上启下，以连通南北，这个国家在周公分封卫国和燕国之时也同时诞生了，它就是“邢国”。与燕国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之国不同，这一次周公将自己的一个儿子分封在了这个中间地带。
　　
　　附：黄河下游主要诸候国分布图（春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图，会发现黄河（禹河）在延太行山东麓向北流至邢台北部时形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湖古称“大陆泽”，由于在秦时这一地区被划归“巨鹿郡”，因此也被称之为“巨鹿泽”。在后世，项羽灭秦主力的“巨鹿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区域。
　　在大陆泽以南的黄河与太行山基本平行，而过了大陆泽之后黄河开始向东北方向漫流。也就是说大陆泽以南的河北平原是一条狭窄的条形地带，而平原的北部则要开阔的多。邢国封建之地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上（邢台及其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个封国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封堵来自北方的“戎狄”部落南侵。

实际上仅仅依靠“邢国”并不可能让周人将整个河北平原纳入势力范围。如果周人希望在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华夏文化圈的话，那么在“邢国”与“燕国”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中再分封几个姬姓的封国。问题是想到这一点并不难，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依靠一场战争就够了的。
　　对于河北平原的地缘形势来说，黄河的流向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条让生活在其周围的居民又爱又怕的大河的每一次改道，只是在不断的侵占其他河流的河道罢了。无论黄河如果变化，对华北平原构成地缘压力的永远是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以及燕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和“辽河平原”。如果不能将防线推进至山西高原和燕山之北，河北平原的地缘安全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想必后世的宋朝人是深有体会。
　　
　　我们在分析晋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在西周和春秋前期，周人或说晋国的覆盖区域还仅仅在山西高原的南部，也就是临汾、运城两个盆地。包括山西高原东南部的“长治盆地”也是被那些边缘民族所占据。这就使得整个太行山西侧都是那些好战的边缘民族的活动区。而在山西高原的北部地区，这种情况尤甚。

不可否认，晋人在山西高原的经营是成功的，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张，以期占据整个山西高原。问题是对于那些边缘民族来说，希望将他们全数围歼或者融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承受了晋国强大的压力之后，这些边缘民族如果不想被融合的化，就只能迁移了。根据一般的地缘定律，胜利者总是会选择地理条件更好的低地做为根据地，特别是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些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总是能够提供肥沃而易于开垦的土地。因此失败的民族所能够选择的往往就只能是向海拔更高的地区迁移了。
　　对于山西高原上的这些“戎狄”来说，如果他们不能承受晋人的压力的话，退入两侧的山地和蒙古高原是必然的选择。只是对于其中的部分人来说，越过太行山脉进入河北平原是一个更值得考虑的选项。
　　如果从自然渗透的角度来看，尽管太行山脉地势险峻，但先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出诸多小路以完成与河北平原的沟通。而这些渗入河北平原的“戎狄”部落主要集中在“滹沱河”的两侧，也就是邢燕之间的平原之上。
　　事实上“戎狄”们对于河北平原的渗透并非始于晋人兴盛之后，只是在晋人取得对山西高原的统治权之后，这一点显得愈发明显罢了。在周人之前，河北平原就不是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如果从族源上来看，这些来自西部的部族无疑与华夏族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只是在周人确立了自己正统的身份这后，这些不服王化的部族无论来自何方，都不可避免的被视为野蛮人了。
　　对河北平原有兴趣的并非只有来自西部的高地民族，来自东部的商人无疑在很长时间成为了这场竞争的胜利者。在商人洗白了身份，入主中原成为开下共主之后。河北平原的南部成为了商王畿，并由此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而周人又从商人手中继承了这一区域。在商人时期，邢国所在的邢台地区正是护卫王畿的外围地区，而周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邢国所承担的任务，也是抵御那些来自西北方向的边缘民族的进攻。

在整个西周、春秋，以及大部分的战国时代，华夏族实际上都无法征服整个河北平原。在滹沱河两侧，那些来自于山西高原的边缘民族总是能够获得一席之地，这种情况直到那位战国时期著名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之后才被彻底改变。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这些从山西高原北部下来的边缘民族被称之为“鲜虞”，也有将类似民族统称为“白狄”的。对于这些非华夏族的部落，先人们对他们的描述总是带有随意性的。在华夏族看来，这些人究竟应该怎么分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融入华夏体系。只是现实的“专家们”似乎对于他们的分类乐此不疲，只是古人尚且分不清，做为后人的我们，希望从史官的记载中得出准确的结论似乎更不可能。
　　好在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此，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这些非华夏体系的部落真实存在于河北平原的中部就足够了。如果从地形上来看，整体呈南北状的太行山脉在南北各有一个转折，而北边这个向东北方向的转折区域就是“鲜虞”部族的活动区域。之所以选择这个区域，滹沱河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条被称之为“小黄河”的河流，不仅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更能够成为一条现实的防线。如果按照现实的区划，现在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之间的区域就是它的大致位置。换句话说，石家庄以南地区为邢国的覆盖区域，而保定以北则被燕国所占据。
　　附上之前的〈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大家可以更清楚的观察那些“戎狄”们的活动范围。

如果根据我们之前所总结出来的结论，无论是黄河还是滹沱河实际上都不能成为可靠的防线。或者说如果那些被称之为“白狄”“鲜虞”的山地民族，如果在进入河北平原后，希望完全农耕化，并据河以自守的话，他们并无可能坚持数百年之久。对于防守者来说，那些一到冬天就会结冰的河流，远没有山地来得可靠。
　　并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来自太行山以西地区的“戎狄”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最起码有一支部族是肯定意识到了山地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在春秋后期按照华夏族的规则建立了一个国家——中山国。这个国家显著的特点就是城中必须有山，换句话说就是中山国人始终将太行山脉的边缘做为自己的核心地区。
　　这种不忘本的做法，让中山国一直生存到了公元前296年，期间虽几经反复，但都顽强的生存下来了。曾经也有一次中山国试图离开山地的边缘，向东在平原地区建都，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并回到了太行山的边缘。如果中山国能够再坚持几十年，是被秦而不是赵灭了的话，史家们甚至有可能将战国七雄改称为战国八雄。不过最终影响中山国历史地位根本原因很可能还是他们那不太正统的出身，尽管中山国已经竭力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这在后世已是一个规律），并按照华夏族的规则处理国际事务，但除非他们的后世子孙能够入主中原，否则被史家们透过有色眼镜观察几成必然。如果出身不是那么正统的秦人和楚人（刘、项皆为楚人），最终没有做的这一点的话，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地位肯定也会大打折扣的。

在抗击“戎狄”的第一线，身为周公的后代，邢国之君“邢侯”无疑是十分尽职的，因此也留下了“邢侯搏戎”的美名。问题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邢国还是卫国，都不可能依靠那些东西向的黄河支流（如漳水、淇水）长期抵御来自北方的入侵。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压力最终还是需要晋国从山西高原内部解决。只是从晋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解决东、北方向那几个盆地中的戎狄也并没有地理优势。尽管他们最终找到了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秦晋争霸时会分析到是什么办法），但在此之前，太行山两侧的地缘优势还是掌握在这些戎狄手中的。
　　
　　很不幸的是，邢、卫两国都没有坚持到晋国完成山西高原的整合之时就被迫迁移了。在北方戎狄入侵之下，两个诸候国都陆续败退至了黄河以南，济水以北的河济平原之上。这一次入侵是连续性的，前者的亡国之时是公元前661年，后者则是在公元前659年。而这时的晋国则刚刚完成内部整合不久（曲沃代翼，公元前678年），还未能尽收太行山以西的几个盆地。

对于邢、卫两国的亡国，最为紧张的无疑是济水以南的那些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如果失于戎狄，那么黄河和济水被突破也就朝夕可至了。因此我们会看到，齐国联合中原的宋、曹等国前去救援。当然，将戎狄们赶回去是非常困难的，齐国所能做的就是在河济平原上为卫国和邢国筑城，重新建国。为卫国所筑之城名为“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后卫国多次迁都，但都在河济平原）为邢国所筑之城为“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西南。
　　齐国的这一举动可谓一箭双雕。一则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为称霸打下了基础；二则让邢、位两国继续在河济平原承担缓冲的作用，为齐国稳固北方防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燕国受到燕山以北的边缘民族进攻时，齐国也同样给予了支援。所不同的是燕国顶住了压力，并最终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不为华夏族所控制了。在邢卫两国的故地之上，戎狄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双方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但现实永远是复杂的，在以后的中原争霸中，河北平原的戎狄部落们经常被作为诸侯们联合的对象或者说是雇佣军，来对抗其他的诸侯国，这其中就包括退守河济平原的邢、卫两国。在一个诸侯或者说军阀纷争的年代，现实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所谓民族大义往往并不会是第一选择，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在退守河济平原之后，邢、卫两国实际上都失去了成为一流大国的可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诸大国之间摇摆，以获得生存空间。公元前635年，在邢国联合戎狄进攻卫国之后，卫国在晋国的支持之下反过来灭掉了邢国。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河济平原上的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卫、邢两国都只是大国之间争斗的棋子。在不久以后，无论是河北平原还是河济平原，都将成为山西高原（晋国），以及山东丘陵（齐国）直接博弈的地区。

关于卫国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再交待一下。
　　在争夺河济（西部）的过程中，卫国无疑是有先发优势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室最早授予它的权力是管理朝歌周边的商族遗民，而河济之间也是商人的重要聚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卫国经营的时间较长，可以更早的控制河济平原上的小国。
　　
　　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燕”国。请注意，这个燕国并非我们所熟悉的燕山以南，位列战国七雄的那个“燕国”。而是位于河济平原，卫赵之间的南“燕”国（今延津县东北部）。在大部分时候，南燕国都是卫国坚定的同盟者。 我们经常可以在史书中看到有“燕国”随同卫国与其他诸侯国（如郑国），甚至王室作战，这个“燕”指的就是河济平原西南角的“南燕”。而北“燕”在春秋时期，只是孤立的生存在燕山以南，并未参与中原争霸战。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黄河的不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战国时期各国开始筑坝以固定黄河的流向之前，希望越过那一大片黄泛区发动进攻，始终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河北平原中部的戎狄们封堵了燕国南下的道路，这让燕国更象一个化外之国。看看中原那些国家的悲惨命运，燕国生存在这种被遗忘的角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卫国在几经存灭之后，始终还是在河济平原保留住自己的封国，尽管他们在最后仅仅剩下濮阳一地了，但始终没有灭祀，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卫国仍然没有灭祀（只是留个地方保留宗庙罢了）。对于这种结果，一般的解释是卫国独因弱小而存。只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秦始皇那种强势的政治家来说，仅仅因为突发善心就留下了卫国是不可能的。最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商鞅”，无论这个来自卫国，又被称为“卫鞅”的贵族在当时所做的改革是否得到理解，但从结果来看，后世之人都会认可是他从技术上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因此秦始皇因此而保留卫国的宗庙以示对商鞅的纪念也就情有可缘了。

南“燕”国的位置可参看这张《郑国扩张路线示意图》

网友： 您好，看了您的大作，受益匪浅啊，以前断断续续的知识 被你提纲挈领的贯穿起来，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兄台博学多思哈，呵呵。
　　　　 但本人对兄台的大作有一点不太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卖弄啥啊，有话快说，有那个快放，呵呵）
　　　　 1，兄台的文章看得出是有所指的，当然了兄台立意非常好，就是消除一些地域同胞的歧见，和谐重要吗，呵呵。感觉做到了些。但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主轴，鄙兄想过没有地缘给中国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和气质，但为什么一个领先西方1千年的华夏文明为什么近代以来会收紧欺负呢，和地缘是有关系的，说的直白点，多解决些问题，少谈理论，对现在更有益。我的看法地缘造成华夏文化闭塞于其他文明是导致宋朝之后中国落后的主因。
　　　　2，兄台受黄仁宇先生影响很多，包括地缘，但感觉黄的学说总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不才愚见，莫拍砖哈）
　　　　3，兄台的西羌和东夷说，较为关键，但认为东夷的文化较高与西羌我觉得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西羌也。而且从dna的分析也可看出，华北人群的DNA分歧很少，（其实我本人很反感用dna分析问题，这个观点也是看到一篇论文所写）。最主要的是中华文明深深的受到了西部族群的影响。或者这样说西部族群在科技（种植，武器）要强些，最终种植增加了人口，形成人口优势，武器先进形成了战争优势，最后一统中华。
　　　　
　　　　不知鄙视兄同意否？
　　　　
　　　　还有我写这篇回复的目的还是一句话：任何历史文化及论文要对当代人有意义，或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有补于时，希望鄙视兄通过地缘探讨下，1：为何华夏文化后期落后了
　　　　2，通过地缘探讨下，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说中亚(地球枢纽），海洋（称霸的资本），太空（未来争霸的目标）三者重要性及先后关注顺序，本人对中亚的感觉是排名第一的是近期目标，海洋是远期目标，太空是最终或者未来目标，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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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呵呵！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你提的问题在前面的内容以及诸位网友的讨论中都有论述，甚至可以说是一条主轴。说穿了无非是“陆”“海”之争，即获得陆地的战略纵深于发展更有益，还是把握海洋的控制权（多大比例）更为重要。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是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封闭性的大一统格局能够使陆地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而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所拥有的物流优势（包括信息沟通），使得仅仅关注于陆地的华夏文明落于欧洲的发展。如果用文明的属性来形容，那就是农业文明败给了商业文明，或者说商业文明的开放性更容易催生工业文明。
　　
　　就所谓海权、陆权、空权（太空）的发展顺序其实并不存在所谓先后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国来说，肯定会在这三个方向共同努力的。而能够带来直接利益的，自然会发展快一点。举个例子，如果现在的技术能够将月球上的矿藏运至地球，而物流和开发成本又低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话，那么太空将会是优先的发展方向。所以于我本人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一定要将什么方向探讨成中国的战略方向，务实始终是第一位的。
　　
　　好了，接下来还是回到中国部分。既然大家都非常喜欢讨论中国是从什么朝代开始落后，又希望知道其中的原因，那么还是静下心来，抛开中学历史，换个角度来审视一下中国的形成过程。只是先人们现在还是在黄河流域打转，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感兴趣。不过到了汉朝时，我们应该会将视线不时的投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了。

答网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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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on：您好，关于果敢，有一位在缅甸多年的朋友告诉我另一种看法：克钦军受美国支持，果敢军是克钦军最大盟友，中国的更大利益在于打通缅甸原油通道直连印度洋，所以缅北武装的壮大对中国弊大于利。请问您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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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的一句名言。此言一出，不仅为当年的大英帝国外交定下了基本原则，也成为了政治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这句话展开之后的理解就是：每一个国家、政治体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定是先从自身利益出发。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含有这一层面的意思。缅甸的事情同样如此，身处其中每一方，以及各种“相关第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在希望别人成为自己棋子的同时，也是对方的棋子。克钦无论选择依靠美国，还是示好中国，都是为了自身的最高利益——独立（并不一定要取得独立国家的身份）；反观缅甸政府，则是希望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谁可能影响它融合边缘地区，谁就可能是他的敌人。中国的在缅甸问题上所面临的局面，相比美国来说会更为困难些。对于试图通过缅甸连接印度洋的中国来说，缅甸政局的稳定与否，将对中国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并无法在缅甸政府和缅北地方武装中做出选择，因为对于一条线性的陆地通道来说，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都将截断整条通道。缅甸政府可以做到，地方武装也可以去做。上述问题其实也是大陆型国家在打通陆地贸易通道时，所必须面对的风险。相比之下，美国作为从大洋彼岸而来的搅局者，操作空间要更大些。只需投入很少资源，针对一个点（比如克钦）、一个问题（比如环保）进行关注，就能够让你投资数十甚至数百亿的工程，陷入困顿。当然，作为亚洲新秩序的建立者，中国的综合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最起码冲突各方都清楚，中国人能够为他们带来“钱”，与中国合作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带来的，而是自己内部的利益需要协调。由此我们也能够得出结论，对于中国来说，缅甸内部实现民族和解，制订清晰的游戏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不主动介入的客观立场（以当事各方共同意愿为前提，可提供适当帮助）。至于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谁在台上反而是最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