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为何会成为安徽的省会？
最近的主题是江淮地区，一直也有朋友希望从地缘的角度，对这块位置非常重要，却又一直处在夹心层的地区多着些笔墨。其实我们从春秋时的地缘格局，就已经能够看出些端倪了。江淮地区（包括淮河以北的淮河流域）无大国的地缘背景就是无法形成具有封闭性的地缘结构，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少改变。
前面有朋友问到合肥为什么会成为安徽的省会，如果按照历史顺序来看的话，最起码要到清朝才会涉及到这个话题（１９４９年以前，合肥还只是个只有数万人的小县城）。不过既然我们是以解读地缘为主，有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顺序。将一些后世的行政规划提前拿出来解读，能让大家对江淮地区的地缘格局有更深的了解。
其实如果想要解读安徽，就必须将之和江苏放在一起观察。事实上这两个省份，在清康熙以前，它们是作为一个省份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的，这个省就是“江南省”。而在明朝，它的名字叫作“直隶”，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之意。在永乐皇帝将京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直隶之名也随之给了河北。但南京实际上还是有都城的性质，因此拱卫南京的这个省份仍然保留了“直隶”的称号，只是需要在前面加个“南”字，以示区别。
刚才匆忙作了张〈江苏——安徽地缘结构图〉大家参照着看一下好了。
关于江南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结构。应该说江南省的地理条件是非常好的，这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水”多，四条独流入海的“渎”有两条经过这个富庶的省份。长江、淮河不仅为江南省提供了充盈的淡水，还使得它８０％的土地都为冲积平原。这些平原大部分为肥沃的耕地，在养活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之后，更成为帝国的粮仓。
对于农民来说，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沿海的土地，由于成陆时间不久，尚不能用来耕种。不过上帝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再打开一扇窗的。早在吴越春秋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这扇窗反而比门要大的多。那些沿海的沙地固然不能用来耕种，但用来晒盐却是再好不过了。这种人类所需的最为重要的矿物质，后面所隐含的经济利益是十分惊人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政治家还在为是否应该解除他的专卖而思虑再三。尽管强烈要求保留食盐专卖制度的人，所打的幌子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加碘），但如果大家真的认为他们有这么伟大的话，那只能用阿娇的那句名言来形容了。
“水”不仅为江南省带来了粮食和食盐，还为其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在古典时期，陆地运输的能力非常有限，水路交通无论在运输量和运输的效率上都最佳的选择。这种情况即使在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的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长江、淮河以及沿海的
航道，足以让江南省尽得水利之便。不过对于古人来说，海路所面临的风险更为不可控，一场台风足以破灭你所有的希望。吴越之人所造的楼船能够在江河之中顺利穿行，但在海面去经常面临灭顶之灾。这些都促使古人在陆上寻求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以沟通南北的物流。关于江南省的那条沟通南北的重要河流——“京杭大运河”相信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最先开始这项伟大工程的却并非是隋炀帝。等于我们解读完江南省的背景之后，回到春秋的时空，就会清楚谁应该享有运河的知识产权。
长江、淮河、运河、海路，两纵两横的水上交通线，使得江南省尽得地利。这种优势在古典时期后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之后更是显露无疑。帝国有１／３的税赋出自这个省份（清初数据），而由于人民的生活相对富足，也有更多的人可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接受教育，因此也成为才子之乡，在上榜的进士中能够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这样一块“才”“财”兼备的土地，无疑是极受帝国统治者的关注的。
江南省（南直隶）的经济人才优势，最迟在明朝就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如果明朝的继任者仍然属于“正统”的华夏体系，那么它的地缘格局可能并没有必要改变。只可惜这对于清帝国来说，江南的财富和人才固然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但面对一个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的统治者，越是富庶的地区越会感觉到恐惧。更何况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排斥这种改变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改变的力量来自于非传统的力量时。因此江南地区对于满洲人的抵抗也是异常激烈。如果不是后来清帝国的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汉化的策略（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汉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作为边缘民族统治如此大的帝国，居安思危是必须的。为此满洲人做了种种努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江南省作为帝国的经济支柱，则需要作出一定调整，以变得更加稳定。如果可能的话，帝国的新主人会毫不犹豫的将经济中心迁至关外，这种情况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并不鲜见。但在古典时期，人类对于土地的依附力要远甚于现在。你可以把机器搬到你想到的地方，但却不可能把能够有丰富物产的土地移走，更何况江南地区的交通优势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行政方法成为改变地缘结构的唯一手段。作为“地缘”概念最为重要的衍生品“地缘政治”，并非只能用于外部，对内也同样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出决定的是那位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具体的手段是将江南省一分为二。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一直是政治家的最爱，即使是在一般的管理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按照地缘文化的情况来进行分割，东西向的将江南省分为二部分看似是最为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做并不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所谓的分而治之是需要将尽量多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以避免其内部形成新的合力。如果让经济地位及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南北两岸），仍处在同一省份的管理，这个新江南省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并不会明显的减少，因此最终江南省被按照南北向的中间线一分为二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每一个省份都包括了三种明显不同的地缘文化。以江苏为例，北部以徐州为代表的地区，明显属于中原文化区；而长江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则属于吴文化区；至于二者之间的江淮地区则形成了过渡性的“江淮文化”。中国的南北文化差异，尽在旧江南省故地显露无疑。而其中由于地缘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间隙至今未能弥合。
在分割江南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两个新省份选择自己的行政中心了。在古典时期，东亚的行政中心同时还要承担经济中心的任务，这一特点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就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说，防御和交通都是必须要考虑重点，因此面山背水的地点总是更容易受到青睐。就两个江南新省而言，长江和淮河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不过在古典时期的后期，长江的风头显然要盖过了淮河，能够扼守长江航道，又有丘陵可以倚靠的南京、安庆成为了新行政中心。所谓江苏省，也就是取了江宁（南京）、苏州两字之首而组成的；而安庆和徽州（黄山）也各贡献了一个字成就了“安徽”的省名。如果仔细观察这四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在帝国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要纵向分割江南省了。
虽然江南省已经被分割了，不过“江南”的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那位一般被我们认为只是去“江南”寻花问柳的乾隆皇帝，其实更为关心的还是这一地区的稳定性。而在江时，最起码江淮地区还是被包含在江南的文化概念中，特别是江淮地区的东部。在江南已经成为富庶的代名词，江淮之间的以扬州为代表的地区又凭借淮盐之利，运河之便富甲一方，因此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也就不那么重要的。只是到了近代，运河和淮盐的重要性都大不如前了，经济上的落差使得江东平原开始有意无意的强调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甚至是语言分割线），并且设定出“江北人”这个带有贬意的称谓。
理顺“江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视，有的只是经济上的差异。当一个地区能够在经济上变得发达时，它的地位自然会上升。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出努力很多，而地缘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如何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现在各地区热衷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各种规划，所考虑的基本要素就是自己的地缘结构。尽管有的时候领导们会一相情愿的放大自己的地缘特点，但基本的思路和最终的结果还是必须依据客观的地缘条件而获得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合肥的问题。
关于合肥，我个人年幼时最初的印象来自于两件事：首先是一个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谜面与“两个胖子”有关的谜语；二则是小学地理老师的一次授课。当时他在讲解中国省会的位置，其中特别提到省会城市一般都在大江大河边上，因为在古时候能够运输大量的物资，然后他顿了一下说到合肥是个例外。也许他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合肥为什么能够成为省会，因此补充到，据考证，合肥在古时候也是有大江大河经过的，至于是哪条江河就没说了。当时留下的印象极深，以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关于将城市建在江河之滨，除却得到淡水资源以外，能得交通之便的确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对于安徽省来说，长江和淮河都是可能的选项。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首次展开同一级别的竞争之时（春秋战国），楚国人就曾经将他们的都城东迁至淮河南岸（郢都，今淮南寿县）。而三国时期的袁术也曾在此称帝（寿春）。至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安庆在安徽建省之初就成为省会的所在，其扼守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战略地位也为历代皇朝所重视。
鉴于淮河在近代的地缘作用极速下降，特别是被黄河夺取了出海口之后。因此将安徽的省会设定在长江沿岸似乎是最被合理的选择。事实上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会即使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不能临江而建，也有足够宽阔的水路也长江相连。换而言之，能够多大程度利用长江之力，是能够成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筹码。而恰恰是在这点上，合肥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分数。
如果说古典时期江河能够提供给城市的是门交通之便的话，那么在工业时代，铁路的修建极大的提升了陆地交通的运输量。这使得陆地运输线的重要性有机会超越内河航道，而随之而来的地缘改变则是铁路沿线兴建了大批新兴城市。而那些能够处在两条铁路线交汇之处的城市，无疑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够成为一省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郑州和哈尔滨就是典型案例）。参照这一类案例，合肥也许是因为铁路之便而从江、淮城市的包夹之中突围，一跃成为安徽的省会。只可惜在查看了铁路网之后，我们会发现铁路并不是合肥的强项。那些地方铁路并非是促进合肥成为行政中心的源动力，反而应当是合肥成为中心城市之后而带来的经济效应。
如果交通不能成为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地理优势，那么也许它那处在安徽地理中心的位置是选择合肥的唯一理由了。这样做似乎也能够让合肥成为江淮之间的平衡者。问题是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从历史的角度看，合肥本身也并非没有战略价值。由于合肥的东南方向即为“江淮丘陵”，而合肥则是江东地区的这个外围缓冲区的第一线。不过江淮丘陵本身的密度并不足以构筑强大的防线，因此如果北方来敌突破淮河防线之后，江淮丘陵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迟滞敌人的行进速度，以为江东地区可能的反击获取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合肥的战略作用其实也不算特别重要。
合肥的防御力不足，在国共内战中也有所体现。当国军退守长江以南之后，突破了淮河防线的共军将合肥作为了南下的前进基地，并将之暂定为安徽的行政中心（皖北行署），以管理已经解放的皖北地区。先入为主的想法，被认为是合肥有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安徽行政中心的重要原因。
不过审视一下1949年以后的军事形势，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合肥被确定为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了。所谓成也长江，败也长江。长江沿岸城市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条能够沟通东海的大江。而安徽境内的沿江城市之所以退出了省会城市的竞争，也是因为长江。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共和国尽管自认为在陆地上可以无敌于天下，但在水上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换句话说，那些被历代王朝所依重的江岸城市，这时却很有可能被最先突破。由于长江沿岸各省的中心城市都与长江沟通，因此理论上东南之敌在获得足够的支持之后可以溯江而上，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一网打尽。而安徽的地理位置，则是敌方突破长江防线，向北突入中原的首选地区。因此将政治中心依惯例放置在这段南北走向的江面两侧，就好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危险。
在这种军事战略的影响之下，在江淮丘陵的西北侧，选择合肥作为政治中心，以在长江防线从东南方向失守之后，依托江淮丘陵逐级抵抗，将反攻之敌胶着在江淮丘陵，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在陆地上的优势。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将政治中心设置在淮河沿线似乎也是一种选择。只不是如果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防守者的话，在机械化的攻势面前，淮河与江淮丘陵之间的大片平原会将胜利的天平向对方倾斜。因此在江淮丘陵的边缘，或者说把宝压在江淮丘陵和丘陵之间的那些湖泽之上，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最低限度也能为中原地区争取更多的时间。
客观的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线上合肥应当没有理由竞争过长江沿岸城市。纵观安徽的地理结构，处在江东，能够更好对接长三角的芜湖应当更具有区位优势。这并非是说芜湖一定会成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据它的地缘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独秀。
经济上的发达与否很多时候并非是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军事战略往往是他们选择政治中心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造成了很多“双城”现象，即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会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加一个经济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过于强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行政中心更能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额外的地缘优势（比如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交通网）。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政治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重庆之所以要从四川分离出来，合肥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数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安徽的经济龙头，都是有着这样的地缘背景。
安徽的情况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对于安徽来说，长江是它下一步发展的地缘资本。如果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比另一个长江省份——江西更具有优势。这两个省份的沿江地区在历史上共同享有“吴头楚尾”称号，如果再要细分的话，安徽的长江两岸归为“吴头”，江西的北部归为“楚尾”似乎更为准确。这也是目前皖江经济带在大长三角地区的声势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游移不定地缘原因（如果两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话，江西与它们组团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会设定是否是一个错误，在安徽省内一直是有所议论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设定对于消除地区差有一定好处，最起码安徽的地区矛盾或者说地区的经济差不象江苏那样尖锐。只不过这种平衡在过往并没有起来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国前30年的情况很类似），也许在今后安徽出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明天继续吴楚争霸，希望江南省的这些分析能够帮助大家更为深刻的了解江淮地区的地缘结构。
最后说一下，就江苏、安徽两省的行政范围来说，南部和中部属于江南（地理上的）、江淮两个地理单元，两省北部则属于黄淮流域的。而前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南部来分析的，也就是吴楚争霸的重点区域。到了吴齐相争时，黄淮的东部区域会是重点，到时候会有一个“未来”省份——淮海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