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百越”“越国”“大禹”三者之间的关系

说到“越”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要探究“越”这个概念的地理特征，那么“山”“海”是它的突出特征。或者说越人的分布范围是在整个东南沿海丘陵地带。至于越人最初人迁移路线，应该是自中南半岛向北迁移，最终止步于长江下游，随之与向南渗透的北方族群相碰撞。
　　关于越人最初所建立的国家（指能够为华夏文明所承认的，具有类似组织结构的“国家”），无疑是那个吴越春秋中在勾践时期达到顶峰的“越国”。越人开始真正融于华夏，也正是源于此。因此在后世诸多以“越”为名的政治势力一般都奉此“越”为正溯，并以它的继承人自居。

由于越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丘陵地带，因此很容易被山脉分割成相互独立的族群，时间一长，这些在族源和文化上都有共通性的族群，在文化上会形成独立的各具特色的亚文化。而我们对这种亚文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各具特色的“方言”。由于分布范围广，相互之间又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因此实在是分不清它们之间区别的中原民族，笼统的将之称之为“百越”。
　　对于百越之族来说，将自己的历史源头定位在那个曾经称霸于春秋的“越国”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在越国被灭之后向南回迁的越人，还是在北上过程中沿途定居的越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被切断，而将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或分支作为族群共同的记忆和源头，是人类正常的心理状态。
　　为自己寻找一个拿得出手的出身，并非只限于春秋战国之后的百越之族。在到达长江下游的那部分越人开始接触到黄河文明，并希望与之成为一体时，这种想法就已经存在了。受华夏族的影响，如果要让自己与其他民族处在对等的地位，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华夏族的“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尽管这样做并不能消除那些来自黄土高原，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族群的歧视，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无数的边缘民族，都依这种方法先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正统的出身，然后再从文化上与华夏族融合，最终“洗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从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国家（或者说族群）来看，吴人将自己定位于与周人同源。在吴人所陈述的历史中，周人的始祖周太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太伯”为了礼让弟弟继承君位，而南下到了吴地。这种说法让吴人自认为与周人获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楚人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时期。在楚人决心与周人决裂，并视周人所封“子爵”为侮辱时，他们向周人强调，黄帝的儿子“高阳氏”是楚人的直系祖先。从这个角度看，楚人的出身要比周人高贵的多。
　　而在楚、吴之后，也希望融入中央之国的越人很明显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黄帝级别更高的祖先了。如果将周人的始祖定位为自己共同的祖先，即使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也不可能压倒它的对手——吴人。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话，商族也是一个选择对象，不过商族那明显来自东部族群的出身并不能提升越人的身价，因此合适的对象应该再向前追溯。而开启了中央之国概念的夏人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了。因此那个以治水而闻名于世的“禹”成为了越人所祭祀的对象。

按照越人所描述的世系，夏代的第五代君王“少康”有一个庶出的儿子被封在钱塘江以南，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地区，成为了越人的祖先。在夏人为商人所灭之后，越人作为大禹的直系后代，仍然延续了大禹的香火。
　　其实楚、吴、越三国所陈述的历史即使是真实的，也最多只能证明他们的贵族阶级最初可能源自黄土高原。而基本的族群构成在当时仍然是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族群的。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黄河文明还未能与长江文明发生碰撞，并明显占据优势时，你很难想象几个来自黄河流域的贵族到了那些“蛮夷”之地，就会被当地的部族奉为首领。
　　不过这些说法在汉朝时期都被正式得到了认可。作为真正将长江、黄河两大文明统一在一起的王朝，汉朝在民族、文化融合上所做的工作是据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说从汉朝起，整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汉文化”概念，取代了狭义的，仅涵盖出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化”概念。汉人也成为了两大文明融合后的，新的民族的符号。

在我们解读汉帝国时，会涉及到汉武帝如何将浙闽丘陵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的。随着帝国疆土的南伸，怎样让浙闽丘陵归附的“越人”对中央政权产生向心力是摆在帝国决策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对于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东亚族群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双方找到共同的祖先。因此当初越人所附的出现于夏人的说法被官方正式确认了。并且为了加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帝国还需要加强那些沿海山地与帝国中心的地缘联系。具体的措施则是将无明确记载与定论的大禹下葬之地——“会稽”，考证在浙闽丘陵的最北部（也就是宁绍平原的南部），大禹大会诸侯之山也被命名为“会稽山”，被认定在越国故都（绍兴）的南面。而承担这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就是司马迁。
　　毫无疑问，这种安排是成功的，由于司马迁在中国信史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大禹”成为了连接东南沿海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纽带。而这种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让黄帝陵成为黄河流域的文明符号，和让大禹陵成为长江流域的文明符号对于华夏文明内部达成地缘平衡具有重大意义。更何况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发达，出自这一地区的海外华人要明显占有绝对优势。
　　
　　做这些分析，可能会让有些朋友感觉到不舒服。毕竟这会让我们现有的民族意识有一种被安排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感觉。中华文明的形成，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地理结构也好，人为做出的地缘结构调整也罢，都是为了让这种文化更具有凝聚力。从这个角度看，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在历史上还有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汉朝及以前的南岳衡山是在长江之滨的（安徽省安庆市天柱山），但到了隋朝，由于帝国的疆土持续向西南方向拓展，如果再将南岳放在长江边上，显然不足以让它的“神力”辐射至整个南疆，因此南岳的称号被现在的“衡山”所取代（湖南衡阳市）。
　　关于绍兴不可能成为大禹大会诸侯的所在地，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明天我们将从地缘的角度具体分析大禹治水的地点，以及大禹究竟会在哪里大会诸侯，并将他的势力延伸到江淮流域的。
　　
　　先上张《大禹治水示意图》大家先自我理解一下

关于大禹治水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在〈黄河与大禹治水〉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了。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诸多地区都有所流传，但结合当时的地缘结构来看，大禹所治之水应该是在黄淮流域无疑。而这其中淮河那些由北向南流，在地理上与黄河接近的支流是将这两大河流连接起来的纽带，也是治水的关键点。如果结合黄河在后世频繁南北改道的情况，有可能的结论是大禹切断了黄河与淮河的某条北方支流之间的联系，并将黄河之水与河北平原的某条河流连接起来，使得黄河干流的水流在山东丘陵的北部注入渤海，进而减弱了淮河流域的水患。
　　如果仅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种假设是有其合理性的。最起码它解决了工程量，以及淮河流域最终成为受益者的问题。并且黄河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让以黄河为最初载体的华夏文明成为主导文明的结果，变得符合逻辑了。

我们之前曾经多次提到，那些承载着中华文明记忆的历史“传说”并非完全是神话，更多其实是限于古人的认知能力，以及口口相传中有意无意的误读而被神话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如果希望解读出这些所谓“神话历史”的实质，关键在于提取出其中未被神话的要素。这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某个英明神武的帝王出生时的故事，其中关于他出身地点，以及母亲身份的内容一般是所有可信度的。而那些梦到与仙人交合、吃个鸟蛋之类的就怀孕了，或者说出身时有诸多祥瑞出现的记载就可以完全无视之了。不要认为这种有意无意的“误传”只会在东方才有，那被西方人视为上帝之子的YS出生时的故事和东方的这些传统桥断并无二至。如果谁有兴趣再写一部类似〈达芬奇密码〉的宗教解密小说的话，那么我建议，YS是MLY所生以及没有法律意义上父亲的内容是可以采信的，至于处女生子一节就算了。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除却我们刚才所提取的黄河、淮河、工程量（治水九年而成）这三个要素以外，还有二个重要的要素是据有可信度的：一个就是大禹所采用的是“疏”而不是“堵”的方法治理水患的；另一个则水道疏通工程的施工地点——“龙门”是现实存在的。之所以认定这两个要素是真实可信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整件事情变得具有逻辑性，也更有可能贴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大禹是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的方案来进行治水工程的话，那么他流传于后世的治水手段应该是“堵”“疏”并举。即一方面阻止黄河之水借淮河的某条支流夺淮入海；另一方面则是将黄河之水北向引入渤海。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疏”不“堵”。即通过疏导黄河北流的河道，引导部分黄河水进入河北平原，以部分减轻淮河流域的压力。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寻找“龙门”的所在了。
　　实际上在中国，如果想寻找一个上古时期的地名，并非象想象中那样难。对于以祭祀祖先为第一要事，并且具有浓厚土地情节的中国人来说。将那些曾经承载祖先光荣历史的地点传承并记录下来，是追思祖先功绩的重要前提。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强烈的祖先崇拜情节使得那些伟大先人的后人们，都希望能够在地缘上接近与祖先的关系。具体的说也就是让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某位伟大先人曾经“出生战斗生活逝世。。。过”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名人效应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今天有愈演愈烈的迹象，最新的案例就是对那位以喝酒和写诗而闻名于世的诗仙——李白的争夺。

根据口口相传的历史，大禹治水的施工地点是在一个叫作“龙门”的地方；或者说大禹在那里施工后，这个工程的所在地被命名为龙门。如果结合大禹的施工方式为疏导河道，这种命名也很好理解，河道一经疏通，奔涌而出的河水形如蛟龙出水，那么将工程地点命名为“龙门”就再合适不过了。
　　问题是现在被命名为“龙门”的地方有多处，如果百度一下“龙门”这个词条，我们会发现中国境内有近十处以“龙门”为名的地址。分布范围北至辽宁，南到广东。鉴于“龙门”这个名称的寓意颇为吉祥，真正以龙门命名的地址应该远不止十处。
　　不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龙门”并不会扩大我们的比对范围。因为根据大禹的活动范围，以及治水之后所造成的地缘影响，地处黄河、淮河流域，并且处在河道上的“龙门”才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有两处龙门有可能是我选项：一是位于黄河中游，壶口瀑布之南的“龙门”，又称禹门口；另一处则是洛阳盆地之南的“龙门”，又称伊阙。这处龙门闻名于世的是刻于两岸石壁上的“龙门石窟”。

如果按照大禹所治之水为黄河之水的思路。壶口瀑布南面的“龙门”无疑是最有可能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因为它是唯一处在黄河河道上的龙门，而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实际上是处在黄河的支流“伊河”（古称伊水）河道上的。
　　因此在古典时期乃至现在，黄河之上的这处龙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龙门的真正所在，而它也因此被授予了“禹门口”的荣誉。
　　为了行文方便，我在〈龙门位置示意图〉上将壶口瀑布南面的龙门命名为“龙门１”，而将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暂称为“龙门２”。
　　
　　附〈龙门位置示意图〉

如果从工程量上来看，龙门１的位置位于晋陕大陕谷的南端出口，宽约百米，似乎上古之人集中力量，应该有可能在九年之内疏通这段不宽的河道。问题在于，黄河在到达龙门１之前的这段南北向的河道，是在山西、陕北两大高原之间行进的（也就是所谓“晋陕大峡谷”）。这就是说，如果龙门１是人工开凿而成的，那么之前未能通过龙门１南流的黄河水又从流向哪里，为祸哪里了呢？如果观察龙门１北部的河道是穿行在华北平原之上的就很好理解了，平坦的地形以及黄河的水量很容易冲刷出不同的水道。而在晋陕大峡谷中，两侧的山地高原阻止这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更何况如果龙门１在通行之前，真的高到象三峡大坝大样阻止了大部分的河水，那么黄河之水也最多是在晋陕大峡谷中形成一个大的水库，或者说淹没龙门１以北靠近河岸的耕地。只是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土地即使在现在，也并不具备多少耕种的价值。上古之人很容易在龙门１的南部发现渭河平原和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这样大面积的种积平原，并不需要费力保护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山地。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三大平原成为了西部族群的兴盛之地。

之所以否定龙门１为大禹治水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禹治水的地缘影响是在淮河流域。也就是说大禹通过治水，让淮河流域属于东部族群系统的部族臣服于他。如果将黄河定为治水目标的话，那么真正能够危害到淮河流域的黄河只是下游一段。从这个角度看“龙门２”将有可能具备这个潜力。唯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龙门２并非黄河之上，而是在伊河之上。正如前面有朋友问到的那样，难道是黄河之水过大，通过伊河水倒灌，进而通过淮河的支流注入淮河　影响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
　　如果伊河不是西南——东北向最终注入黄河的河流，而是反方向与淮河，或其某条南向的支流相沟通的河流，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正如之后在古典时期，黄河的每次南向侵夺淮河河道，都是通过那些北——南向的河流完成的。
　　即使黄河之水大到能够逼迫伊水倒流，那么又会出现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那就是大禹所做的应该是在伊水之上筑坝，以阻止黄河之水流入淮河，而并非是用人力扩大缺口，让黄河之水能够更顺畅的进入淮河。

现在看来，让龙门２成为大禹功成名就的地点也遇到了困难。不过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会让一切都符合逻辑。事实上除非有时光穿梭机，否则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被“史料”所证明。特别是在某一个著名景观可以成为聚财之地的情况下，让其他选项就此放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地缘结构的逻辑推测，或者说分析出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逻辑。鉴于以后的内容中还将涉及到类似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声明一下，以上及以下内容，仅为推断，并不被授权引用在具体争议之中。

　１：〈大禹治水示意图〉
　　２：〈龙门位置示意图〉

在推断龙门２是否为大禹治水这地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关键点在于转换一下思路，即为害淮河流域的洪水的确是来自黄河，但这里所说的“黄河水”并非是来自黄河干流的水，而是一条本该注入黄河的支流的水。这里所说的支流，就是“伊水”。
　　如果观察现在伊水的走向，这条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著名水流，在通过龙门２那条狭窄的水道之后，越过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区，与另一条同方向的河流洛河汇集之后注入黄河。这段位于洛阳东北部的河流也因此被称之为“伊洛河”。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明也因为伊水、洛水的存在也被称之为“伊洛文明”。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伊洛文明”的开创者就是大禹。因为在它开凿龙门２之前，伊河的大部分水流并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也没有注入黄河。既然洛阳盆地没有伊河，那么“伊洛文明”也就名不符实了。不过相比于“伊洛”之名，“河洛”的用法要广泛的多。如果从水量及重要性来说，伊水与洛水对洛阳盆地的贡献并没有质的差别。而河洛（黄河、洛水）之称成为了主流的用法，本身就是在暗示在这片土地开始拥有文明的时候，伊河还没有在洛阳盆地存在，或者说它的流量还不足以提升到与洛水齐名的地步。

那么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之前，伊水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伊水在山上的上游河道，存在的时间绝对不止５０００年。只不过由于洛阳盆地南侧的几道山脉连成了一片，伊水在流到了现在龙门２的位置时受阻未能进入洛阳盆地罢了。
　　既然伊水不能按照水流的方向顺利流入黄河，那么它势必会在山谷中蓄积起来，并寻找适当的出路向其他地区漫流。而这就造成了很多朋友所不熟悉的“汝海”的出现。而伊河之水最终的流向地，正是那个等待以久的“受害者”——淮河。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地形图，会发现伊川盆地如果蓄满水的话，会依水势向东北及东南两个方向漫流。不过在东北方向伊水突围的机会不大，有嵩山、箕山两座山脉阻挡，河水至多会淹没两山之间的山谷，并成为“汝海”的一部分。即使不看地理结构，仅从郑国能够安全的在嵩、箕两山东面享国数百年，我们也能判断出，伊川盆地的水患不会影响到此。
　　既然东北方向无法突围，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东南方向有没有合适的路径。还不错，这里为伊川盆地留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而伊水之南的“汝水”正是沿着这条通道向南注入淮河的。也就是说伊河之水在注满伊川盆地后向东南方向突围，并与汝水汇合，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湖泊。由于这个湖泊的水流最终是通过汝水下游的河道注入淮河的，因此也就被命名为“汝海”了。至于汝海的南界应该在哪，或者说有哪一段的汝水扩张为“汝海”。如果考察地形的话，在发现现在的“北汝河”（也就是古汝水的北段）在郏县（春秋时的郏邑，郑国部分有过描述）南部有一条顶角朝东南方向的“V”状丘陵，而北汝河也在此沿着这个角向北拐了个弯后再继续南流。这条“V”状丘陵起到了天然大坝的作用，使得漫流至此的大部分洪水得以蓄积起来，成为汝海的一部分。

在确定了汝海的大致范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古时期，淮河的水患主要来自何方了。也就是说伊、汝之水对淮河流域所造成的水患才是大禹的治理对象。在伊、汝两河的水流还不算太大时，依托山势，这些水流汇集成了汝海，然后再沿着汝水的下游河道向南注入淮河。但到了雨季，伊、汝两河的水量暴涨的话，那么汝海之水就会向南奔涌而下，进而造成淮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汝河之水也是流入淮河的。那是不是说造成上古时期淮河水患的罪魁祸首就是“伊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其实在大禹治水之后，淮河的治理工作依旧是历代王朝的治理重点，并且作为历史上淮河流域最大的支流——汝水两岸的洪灾也还是一直不断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朝的官员甚至将汝水一截为二，将北汝之水入淮河的另一大支流“颖河”（颖水），再注入淮河；而南半部的汝水（南汝河）则与其他河流汇集成另一条独立的河流——“洪河”流入淮河。这种分流的作法固然是能够让古“汝水”的下游地区减少洪灾的危险，但同时也让颖水一跃而成为了淮河的第一大支流，并增加了洪涝的风险。
　　鉴于淮河的水患一直未断，因此大禹的治理将伊河之水北向引入黄河，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掉问题方法。大禹之所以为后人所传颂，在于他开创性的用人工治理的方法，疏导了河道，减轻了淮河流域的水患（特别是和之前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大禹为当时淮河两岸的部族所敬仰，并由此开启了中央之国的概念和扩张之路。
　　至于仅仅是一条伊水的去留，能否造成淮河水量产生质的变化，相信许多朋友都存有疑问。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河流的水患并不是存在于一年四季的。我们所考量一条河流是否存在水患的危险，是看它夏季（雨水多）的最大水量是大到足以漫过河堤。而测量流量的方法是计算每秒流过多少立方米的水量。仅仅这样描述，还不足以让大家感受到伊河水在上古时期的雨季，水量会有多少惊人。我们可以得到的数据是，近现代所测量的伊河上游的最大洪峰是发生在１９５４年８月，流量每秒1370立方米。而黄河在1958年7月17日，于黄河下游郑州北部的花园口所出现的22300立方米/秒水流，为建国以来最大洪峰量。历史上黄河的决堤改道，洪峰量也基本为这个数量级。至于４０００年前的伊水，水量究竟有多大，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幸运的是，中国最早的洪水记录就是在伊水进行的（公元２２３年），根据当时所留下的记录测算，当时的洪峰达到了２００００立方米/秒。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上古时期它的水量有多大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一条上古伊水所造成的洪灾，足以抵得上后来的黄河水灾了。在这种情况下，大禹用人工开凿的方式，在洛阳盆地与伊川盆地之间的山脉上打开一个缺口，让伊河水，或者说是汝海的水分流至黄河，足以让淮河流域的部族们的农业环境发生质的变化。

关于龙门１堵塞，造成其河水漫流入两侧渭河、运城盆地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只是这段河道的两侧其实主要还是台地，河水造成大面积漫流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大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它借治水之功，在政治上将西部族群在黄河流域的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流域。从这一点来看，如果龙门１是大禹治理地点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只能是在黄土高原内部。那样的话，大禹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格局了。
　　至于龙门２的工程量问题，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这条宽约１５０——２５０的缺口，石质的硬度在５度以上，直观的说就是用铁制工具每次也只能凿出条印子来。对仅拥有石制工具和少量青铜的上古之人看来，即使是９０年也未必能够凿得开。因此龙门２很有可能是天然形成的缺口，只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泥沙，特别是泥石流在此淤积。天长日久缺口之内的河床不断加高，终于在大禹所在的时代改变的伊河水的水流方向。而大禹所要做的就是在枯水季寻找到足够的人力，清除掉那些淤泥，重新打通伊水北流的通道。由于淮河流域是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让这些部落提供劳动力参与这项工程并不会特别困难。这也使得大禹得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东方族群，并最终凭借治水所带来的威信成为中原之主。
　　由于大禹疏通的这个V型缺口是供伊水北流而用的，因此龙门２也被称之为“伊阙”（阙有缺口的意思）

大禹的这次治水工程在地缘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黄河的地缘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而大禹本人实际上也凭借这次治理水患，树立了洛阳盆地在黄——淮之间的政治地位。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禹及其所代表的部族既然可以通过疏通龙门而减轻淮河的水患，自然也存在人为堵塞龙门，让伊水复流入淮河的可能性。对于淮河流域的部族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地缘威慑力。尽管伊水的水量在后世已经逐渐减小了，黄河对淮河的这种地缘控制力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春秋之后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能力通过人为的方式，在洛阳盆地——山东丘陵之间的任意一点，将黄河之水向南引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决堤）。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集权结构是源于“治水”文明，从黄淮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既然大禹已经通过治水显示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向分散于黄、淮流域的部落们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威了。由于淮河流域的诸多部落都在这次治水工程中出了力（当然也有坐享其成的），因此大禹需要找一个地方召集各部论功行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行为，以观察自己在淮河流域的威信究竟如何。由于评定功过实际上是一个计算过程，所以这次会盟行为被称之为“会稽”，也就是现在“会计”的意思（学财务的朋友倒是应该去“会稽”圣地拜一拜）。这种做法倒是很象姜太公在“封神台”上所做的，只是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创意封神榜时是否受到了大禹“会稽诸侯”的启示。
　　关于“会稽”之地究竟在哪里，一直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主要的说法有二：一是绍兴后面的会稽山；二是蚌埠市西面的“涂山”（行政归属怀远县）。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前者的会稽之名明显有附会的意思。而后者的位于位于淮河的中游，如果大禹希望就此确立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威信，“涂山”倒是个合适的地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是在伊川会稽诸侯的，这个“伊川”指的就是伊川盆地（现大部归属伊川县）。如果说大禹希望在自己功能名就的地方会盟诸侯，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涂山和伊川都有可能是真正的“会稽”，只不过对于希望控制淮河流域的大禹来说，“涂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图：大禹会稽诸侯地点考